柳萌：轻舟能载几多忧.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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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舟能载几多忧
下篇

© 柳萌／文

柳萌

三

　　我记忆中的北京市，50年代的市区面积，好像没有这么大。那会儿的和平里，就类似现在的新区了，只是没有这么叫。离开交通部机关，被调去做编辑工作，我供职的报社，就在和平里办公。和平里这个地名不错，有种祥和平安的意思，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个有着好名字的地方，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和平。相反在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我遭遇到了更大的灭顶之灾，几天之内就沦为最底层的贱民。
　　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就在现在民族出版社的楼里，前几年因事到民族出版社，刚进入大门心头就开始发紧，40年前的痛苦往事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刮着我的神经。看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真正忘记的，所谓的原谅和宽恕，那也只是虚伪的承诺。记住，不见得报复；记住，只为了认识。人没有鲜明的爱憎那还叫什么人。
　　如今的和平里已经是个繁华地区，高楼林立，车来人往，大都市的喧哗完全掩饰了历史。就是我有时走到那里，如果不被什么景物触动，常常地也是不会再记起。然而它又毕竟是我的罹难之地，每逢想到1957年就会想到和平里，想到和平里就会想到“反右运动”，以及在此之前的“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不，正确地说，是对我的审查停止后，我就开始因病休养了。这一晃就过去了三个多月，稍有好转就让半休半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这时真不想走进那座大楼。上班如何跟整我的人相处，在养病时就一直地想，这会儿真地面对了，我打心眼里发憷。可是总不能不上班呵，只好无精打采地去应付。
　　大概领导也考虑到了这点，或者考虑到了我的志趣，对我的工作早有了新安排。我病休之后刚一上班，劳资司的秘书就来通知，说领导上要找我谈话。起初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又出了什么大事，尤其见到谈话的人是，张清华副司长和温士一处长，这两位女领导一起跟我谈，这架势让我着实出了身冷汗，怕又要生出什么差池来。经历了这次运动，被莫名其妙地整了一顿，对于组织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了信任感，更感觉不出有什么神圣。她们谈话以后才明白，在她们二位的建议下，经过部政治部批准，决定调我去报社工作。
　　张司长很动感情地说：“按你的情况，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心里明白，不巧碰上了这场运动，把你给耽误了。我们共事一场，觉得很对不起你。”温处长也说：“考虑你做过编辑工作，又喜欢文学，经张司长提出，大家同意，想让你去报社工作。”我听了以后立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倒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是为这两位老大姐的理解和体贴，使我这个刚刚挨过整的人感到温暖。在那种境况下，能有人理解、关怀，如同夏风冬阳，实在太不容易啦。今天想起来，依然感到欣慰。可惜这俩位大好人，她们自己的命运，后来也并不很好。再次见到温处长时，她已经被下放到中学当校长；后来听说张司长爱人、监察部副部长王瀚，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当然，在政治比较清明以后，这位老革命干部，同样被平反恢复名誉，只是不知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当时交通部有两张机关报，一张是《人民航运报》，一张是《人民公路报》，都是学习苏联办的产业报。前者是给海员读的报纸，后者的读者是公路系统职工，都是对开大张四版的周三报。出于对江河湖海的钟情与热爱，我到了《人民航运报》，在文化生活部编“浪花”副刊。从此我的“生活画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那画页越来越暗淡，“出版”不久就被无情地践踏。
　　我们这个副刊部，只有四个人，负责人叫房仲甫，很有点旧学根底儿，新派作家中他喜欢蒋光慈，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背诵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作家林斤澜、高晓声先生的同学。另一位叫谢德忠，一位文工团演员出身的小说家。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苏铭。这三位年纪都比我大，我也就成了小弟弟，他们各方面都很照顾我。在报社还有俩位写诗的朋友，一位是四川人胡荣谦（胡牧），他是诗人沙鸥的同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另一位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赵惠民（赵越，他在报社撤销后调到山西省歌舞团，现在是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歌词。
　　应该说，这个小环境还是不错的，工作时心情也比较舒畅，“反胡风运动”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我也就渐渐地不在意啦。而且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在工作上也就格外地卖力气。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那时又学习写诗，副刊的诗歌作品，老房就让我来编，我就想办法约稿组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像蔡其矫、邵燕祥、公刘、沙鸥、巴波、海默、雷加、考诚、马丁等，我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有的还给我寄来诗文发表。这时是我真正进入文学圈儿的开始，既然没有能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就想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干点事。
　　这张报纸的副刊跟其它报纸副刊一样，每天都有大量的自由来稿，其中最多的就是诗歌稿件。这些诗歌稿件大都出自海员之手，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又有远洋航行的浪漫生活，许多人愿意写诗抒发感情。有一天开会研究业务工作时，我提出是不是请一位著名诗人，给这些稿件写一篇指导性的文章，编辑部表示同意后，我就决定请诗人邵燕祥来写。我之所以想到邵燕祥，一是我比较喜欢他的诗，二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工业报道，当然是位合适的人选。
　　20年后我与燕祥成了朋友，有次曾跟他开玩笑说：“燕祥，我上过你的当。”他当时听后一愣，不解其意。后来我告诉他说，在抗美援朝时他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当时在天津的中学生中，很有鼓动作用，几乎大小会都有人朗诵，我们学校还编成了集体朗诵诗。我就是在他的这首诗，以及那支《走进军干校》的歌鼓动下，离开温暖的家投笔从戎的。这算是后话了。
　　我找邵燕祥约稿时，记不得是通电话，还是写的信，反正当时很快，我就跟邵燕祥联系上了。我拿着这些作者诗稿，如约到中央台大楼，当面交给了邵燕祥。见面之后我才知道，这位我敬仰的诗人，原来只比我大两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说起话来当然也就投机。他文静的举止，诚恳的待人，没有一点年轻得志的架子，是当时的诗人邵燕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那时他好像正准备出国访问，希望我能宽容他几天，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写这篇文章。
　　可是没有过多久，“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我接到邵燕祥的来信，以及退回的全部诗稿。他在信上说，事情比较多，挤不出时间，实在写不成这篇文章，向我表示歉意。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受审查，再后来知道他被划成了右派。他做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和聪慧，他做为一位同代人的正直和善良，我始终都在深深地记忆着。所以在后来政治环境允许之后，我们的友谊又重新接续。我从内蒙到北京时曾看望过他。他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以及回到北京以后的工作安排上，都曾给予过不少的关怀和帮助。这会儿同在全国作协工作，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来往也就比过去更多些。

　　号召大鸣大放那会儿，我的肺结核病并未痊愈，医生常开假条让我半休。报社领导让我参加整风运动，说是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还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何况我的确也有些意见想提。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后，我错误地以为政治环境有所宽松，提点意见总不至于怎么样。但是“反胡风运动”对我的伤害，使我对这类事有点心灰意懒，本不想再管这些弄不懂的事，后来看见许多人都在诚心提意见，我也就真的相信是要改进作风。认真地准备了几条意见。
　　报社开第一次鸣放会时，我去医院看病没有参加。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经过中央戏剧学院，顺便看望一位同学，见这所大学的校园里，贴有批评田汉先生的大字报，说田汉先生是个官僚主义者，等等。我当时非常惊愕。田汉先生是位老革命，大戏剧家，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人物，居然连他也敢批评，我感到既疑惑又兴奋，觉得党是真心要听意见了，不然谁敢在他的头上动土。因此在第二次鸣放会上，我毫不客气地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共产党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像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中都整错了一些人，就应该向当事人公开赔礼道歉，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党的威信，反而会增加受害人对党的信任；二、报社有的党员负责干部，例如，编辑部主任姜××，党的生活组组长周××，他们的作风实在不够正派，搞拉拉扯扯小圈子，特别是周××不学无术，只会溜溜拍拍，根本不像个正经文化人；三、报社的年轻人不少，应该大胆启用青年人，青年人有锐气、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要等着他们把棱角都磨圆了，觉得顺手了再使用，那样无益于工作和个人成长，等等。
　　当然，由于我在“反胡风运动”中挨过整，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情绪，在发言中有些言语也就激烈些，这就让人难以听得悦耳，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就是这样几句话，总共不过10分钟的发言，就成了我当右派的最初资格，后来宣布这是一场“阳谋”时，我就成了被“引出洞”的“蛇”。这之后的许多年，凡是以组织名义征求意见，我都格外地小心，揣摸是不是又在搞“阳谋”，“引蛇出洞”。
　　报社驻上海记者赵琪，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算是一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这次他回到报社参加鸣放，为了改进报纸提了个办报方案，他拿给我看，说：“你年轻，能接受新事物，对这个方案，提点意见。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方案不错，体现了内行办报，就在上边签字表示赞成。这个方案后来被定性为同仁办报，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签字表示赞成，也就理所当然地是反党。就这样一点区区小事，也不管其有无合理成分，就轻易地被定性处理，在中外古今怕是少见，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再平常不过了。
　　赵琪当时被划为“极右份子”，先于我们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其“罪过”我以为就是这个办报方案，最近读了朱正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其中引用了赵琪在全国记协会上的发言，赵琪在列举了机关报的六大特点之后说“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说话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可能是他被加重处理的主要原因。有了对他这样的处理，我又赞同他的方案，当然也就不会放过我。从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里，我才知道赵琪也在北大荒农场劳改，并在饥饿和郁闷中在那里丧生。不知为什么在北大荒时我未见到他。前不久听一位老同志讲，赵琪还健在，并未死在北大荒。他劳改回来，被安排到上海一所学校教书，几年前离休。不知到底谁说得对。但愿他能健康地生活着。
　　按照我当时的年龄、经历，说实在的，要是说点软话、顺耳话，求饶的话，当权者放我一把也有可能，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样做，更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想整我的人见我不给台阶，那就更有理由打我于地狱之中，此时被我提过意见的姜××等人，正在领导着“反右派”运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跟这些人顶了牛：当权者说，“共产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你说党员溜溜拍拍、拉拉扯扯，这就是攻击共产党组织”。我说，“如果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攻击共产党，那这个党员的不正之风算谁的，要是说算共产党的，我就承认是攻击共产党”。他们在逻辑上讲不通，完全是强词夺理，但是又怕丢面子，就以污蔑共产党为由，又给我加了一条“罪状”。
　　《人民航运报》社属于交通部政治部，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是章（章伯钧）罗（罗隆基）联盟的头号人物，交通部也就成了反右重点单位。凡是部里召开的反右大会，不管是批判章伯钧的，还是批判别的右派的，都要通知我去参加；因为我在报社工作，首都新闻界的反右批判会，也得让我去陪听陪批，说是从中受些教育，光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会，我就去了两三次，那时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活。有次在团中央大礼堂开会，批判青年作家刘绍棠，还特意指定俩个人陪我去听，理由是我也写东西，这样受些教育更直接，回来还要谈体会谈教训，一时价弄得我精神负担很重。我当时又没有成家，每次开完会回到宿舍，同室的人也不敢搭讪，自己确实感到是被孤立了，就干脆在外边到处走动，直到深夜再回宿舍睡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独自到公园里坐着，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有一次我正往北管公园的方向走，不经意地发现有人跟着我，想甩也甩不掉，就干脆来个猛回头，然后迎着他走过去，他想躲又一时躲不开，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我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保卫处的干部，尽管说不出他的名字，却还熟悉他的模样。我很不客气地质问他：“是谁指派你的，我又不是特务，怎么还来盯梢呵？”被我突如其来的这么一弄，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讷讷地解释说：“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看这个人比较老实，那副为难的模样，也着实可怜、可笑，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啦。
　　次日保卫处的一位副处长，特意找到我解释说：“有人汇报说，你每天都是三更半夜回来，领导上怕你想不开，万一出点事不好交代。我们就派了个人‘保护’你。”是真是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反正他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说话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才不会不明不白的死哩。既然我已经被拖进苦难中，再大的苦难我也准备去接受，再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连我这样的意见都难容，所谓的鸣放、提意见、整风，统统都是假的胡弄人的，今后再有这样的事谁还相信呢？正是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我才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对待，最多不过像“反胡风运动”那样，把我批判一番了事。这么一想，心路也就宽了，别人说什么，怎样对待我，我根本不去过多地理会。随着运动渐渐接近尾声，我就更不去多想它了。
　　恰好这时我祖母病重，我就请假回天津探望，借此机会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在我就要请假回天津时，报社接到中宣部的通知，中央各部委的报纸要撤销，人员由中宣部统一分配。整风、鸣放、反右，这些不断翻新的花样，本来已经把人搞得心乱如麻了，突然又传来报纸停办的消息，人们自然越发不安起来。比之关心政治运动，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去向，人人都在想办法探听消息。不久就听说，交通部政治部与中宣部初步决定，我们报社的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和我，《人民公路报》的王舜华（原《体育报》总编辑）和许岱（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等去《中国青年报》，李牧生去《光明日报》，这两家报社的其他人，除少数人留在交通部机关，大都分配到各省市新闻单位。听了这样一个小道消息，我自然比谁都高兴，自以为这场灾难躲过去了，不然是不会这么优待我的。
　　鸣放的事没有人过问了，分配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想总不至于再有变化，一天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离开北京，回天津探望病中的祖母。在我们家我是长孙，自幼祖母就很疼爱我，这会儿祖母病了，我想应该多陪伴她几天，再说报社正处于动荡时期，大家都无心思干别的事，索性在家里多呆了多两天。
　　谁知等我从天津探亲回来，情况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一顶可怕的右派帽子，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
　　交通部政治部运动领导小组的人，见我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传达这样两点决定：一、根据我在运动当中的表现，决定补划我为“右派分子”，给予行政上降级团内开除团籍的处理；二、原定去《中国青年报》的方案撤销，考虑我正患肺病可以不下放劳动，分配到《青海日报》社工作。我当时一听就愣住了，僵持好久说不出话来，直到谈话的人让我签字时，我才清醒过来。幸亏经历过“反胡风运动”，对于这套早有领教，不然说不定会晕过去。这时我就问了问，去《青海日报》的还有谁。对方说，还有编辑部主任姜××和编辑邓宾雄，我想，在运动中我给姜××提了意见，他肯定记恨着我，到了青海还在他手下，他能放过我吗？他能给我说好话吗？说不定处境会更糟。跟他一起去《青海日报》工作，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可是，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说别的什么也不会有用，我当即表示了两层意思：一、我不认为自己是右派，你们怎么定是你们的事，我不想签字；二、非常感谢关照，让我去青海，但是我不需要照顾，我愿意去农村劳动。
　　谈话的人看了看我，不知是同情，抑或是无奈，同意研究后答复我。我的后半生的命运，在这次轻率的谈话中，就不由分说的决定了，简直连回旋余地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本来考虑我年轻，言论又不系统，而且话出有因，是想放过我去的，因为划右派的比例数未完成，又有人提到我，我也就成了后补的右派。
　　22年后给右派改正时，我拿到那个打印的改正决定，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简直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22年前的一张纸，让我成了“罪人”；22年后的一张纸，让我成了“好人”，好像每个人的好与坏，并不是由他的天性决定，而是要由某些人的口封，这种事恐怕只会发生在当时的中国。
　　然而不管怎么说，荒唐年代总算结束了，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但愿今后能够警示后人，对待宝贵的人的生命，不要再这么轻率、无理。更不要为了权力、名誉，随便地践踏、污辱人，即使别人不疼爱我们，我们的父母还爱着我们。我们是父亲身上的肉呵，假如整人者的子女也遭遇此恶运，难道你们就真的不疼爱吗？我不相信。

四

　　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建筑，几年前就已经改成俱乐部，供今天的人们消闲玩耍。由于这座建筑并不美观且名气不大，早被一批又一批的新建筑淹没，真正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它永远是个标志型的建筑，许多人被发配到外地劳改，都是从这里乘火车远行的。现在有时去前门一带办事，看见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哪怕只是不经意地瞟上一眼，我的心海立刻就会怒浪翻腾。当年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情景，依然是那么清晰地呈现出来，仿佛40年的岁月没有前行，还停留在当时的时光指针上。

　　我的右派资格被确定，离开北京也就必然成定局。《中国青年报》是去不成了，《青海日报》我又不愿意去，至于最后确定去哪里，还得等待上级领导的通知。我就边等待边收拾东西，顺便向在北京的亲友告别，好在我是个光棍汉，两条腿一抬说走就走，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拖累。惟让我感到有点为难的是，如何跟我的父母说，他们一听说我离开北京，一定会朝坏处胡思乱想。那年我参加军干校，就是背着母亲走的，全家人为此担心多时。这会儿她知道了离开北京，尽管不懂得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相信自己儿子是坏人，但是她也一定会犯嘀咕。
　　万幸的是“反右运动”以后，全国都有干部下放，左派与右派，正常下放与下放劳改，局外人谁也分不清楚。何况那会儿的人，有头脑不敢思考，上边说什么都相信，根本没有人去分，我就说是正常下放，家里人绝不会在意，更不会找我来追问。但是必须得“提防组织”，由不正派的人掌权的组织，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例如，有的人被划成右派后，他们就通知了所在派出所，家属也就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还有的动员右派妻子离婚。干这种丧天害理的坏事，还不都是以组织名义干的。所以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不让他们下暗绊儿，最后经过研究得到同意，我的右派问题，暂不通知我家里人。一年以后家人才知道我是右派。
　　等待了一些时候，正式通知下来了，同意我随大拨儿右派，去北大荒农场劳改。我生活、工作了将近十年的北京，我得意、落难没多久的北京，就要渐渐地离我远去，从此，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留在记忆中。今生今世还会不会回来，我没有一点儿把握，也不想过多地想这些，倒是未来的前途，让我有点惴惴不安。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要付出高昂的人生代价，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光明磊落，如果为了一时的利益，就要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价值。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就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果连点自信心都没有，那活得还有什么滋味呢？在后来漫长的逆境中，以至到迈入老年的现在，我之所以会不改性情，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就是希望仍然活得像个人。

　　1958年的4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春日，我们这批右派，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前门火车站。准备乘坐当日的火车，到流放地北大荒去。这也是我头次听说北大荒，假如没有这次发配，谁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此时知道了，对于它的真实情况，谁又能说了解多少呢？单从它的名字上看，就令人感到很畏惧。一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会想起当年俄罗斯人流放地西伯利亚，一些听过中国评书的人，会想起古时那些罪官贬至的边塞，总之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那会儿的前门火车站，来往的车辆不多，出行的旅客也很少，我们走的那天，又是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们这批特殊的远行者，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少数猜测出我们身份的人，都投来同情的眼光，无可奈何的摇头唏嘘几声，然后就匆匆地走开。沉闷的空气，痛苦的惜别，使这四月的雨天，显得格外忧伤。
　　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就等于脸上烙了钤印，有的连家人都划清界线了，朋友和同事就更退避三舍，因此来送行的人都是至亲。从他们互相的称谓上看，最远的关系也都是姨姑血缘，更多则是夫妻、父子、兄弟，别的人很少冒风险来送行。
　　我当时是光棍一人，家在外地，无牵无挂，自然没有送行人。不过这样也好，感情上没有折磨，心灵上没有负担，再大的罪也是自己承受。这正是光棍儿的优势。
　　这天从早晨起就下起了雨，飘飘洒洒，湿湿漉漉，整个都城笼罩在阴郁之中。好像是心里明白的老天爷，有意怜惜这些无辜者，却又无力帮助他们，只好用泪水表示同情。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到车站乘火车，上机场坐飞机，不是家里人用自行车载，就是搭公共电车汽车，或者是找辆三轮车，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一天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用公家小汽车送的，是极个别的一些人，大都是划右之前，就享受高干待遇的，这次机关仍是出车送站。那天的前门火车站，显得非常热闹，却没有喧啸声，气氛异常沉闷压抑。连我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儿，心里都像塞了麻团乱糟糟的。
　　在细雨霏霏的车站前，有的打着雨伞在交谈；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有的在一旁轻声呜咽，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为啥哭泣，尽管没有谁真的能知道，但是谁都会猜测得出来。本来是朝夕恩爱相处的夫妻，却因为一方罹罪发配而分离，从此天各一方两牵挂；本来是父慈子孝和美的一家人，却因儿子一句话招祸去远方，从此老父不得不孤苦盼子归，这种从天而降的人为灾祸，谁能想得通谁敢说得出呢？只能用泪水冲淡心头重负，只能用虚语安慰破碎的心。人说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倘若是天灾尚有情可原，我们的分离却是人为造成的，因此，这次的离别就越发痛苦。至于何时再相见，这一去可否归来，就更是难卜的未来事情。
　　在这些一起被发配的罪人中，有我认识的一个俄文翻译，因为一句瞧不起苏联专家的话，被说成是恶毒的反苏言论，就轻易地成了“右派分子”。所幸的是她的未婚妻，并未因他的遭遇离开他，决定让他去北大荒劳改后，她毅然决然地跟他成婚，今天也特意来为他送行。这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手拉着手相对而视，既想亲热又不便亲热，既想劝慰又不好劝慰，那种皱皱巴巴的神态，连旁观者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大家谁都清楚，假如没有这场灾难临头，这新婚不久的小俩口儿，应该正在一起度着蜜月，享受人间的美好情爱。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被分开，一个留下，一个远行，生死茫茫的岁月掀着两颗心。这是何等可怕的人间悲剧。
　　时间在沉闷的气氛里，一秒一秒地过去；离情在依恋的人群中，一点一点地流逝。
　　最后，开车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车站上立刻引出一阵骚动，远行的人在说：“照顾好孩子，别惦记我”，送行的人说：“别惦记着家，照顾好自己”；年长者说：“说话做事稳当点，别再出事”，年轻人说：“您注意身体，我到了来信”，如此等等。这些听起来极其平常的话，在此刻此地说出来，每一句都如同闷雷，击在乌云密布的心头，顿时催落积蓄多时的泪雨，顺着许多人的眼角流出。有的赶紧扭过头去，有的止不住地抽泣，是为不幸的命运悲伤，还是为未卜的前途担忧，谁也无法分得十分清楚。
　　开车的时间到了。在《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一列长长的墨绿色火车，喘着粗气徐徐地启动。就要离开北京向北大荒驶去。一些跟右字沾边的旅客，以及送他们远行的人，都没有丝毫的轻松神情，每一张脸都像板结的土地。这时车上车下都可以看见，有的在哭泣着不停地招手，有的在长嘘短叹地注目，仿佛是哪个不怀好心的人，故意把这么多的痛苦告别，都集中在今天一起展示，让善良的人经受沉重折磨。此时的雨下得更密了，此时的风刮得更欢了。就在这凄风苦雨的春天，我们走上了漫长的驿路……

　　为运送这些中央机关的右派，开往牡丹江的特快列车，加挂了好几节硬卧车厢，这也算是对我们的照顾了。当列车渐渐离开前门火车站，把亲人送别的身影甩在后边，把思念和惦记留在不安的心中，一个个美满团圆的家庭，就这样从此远隔两地，过着梦牵魂绕的日子，谁知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呢？我这个当时的光棍汉，实在想像不出更不理解，后来我成家与妻儿两地分居，这时才对其思念和惦记，有着刻骨铭心的真实体会。即使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虽然没有更多的家累，比有家室的人要简单，但是心中仍然有说不出的苦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感情表现在恋群上，就是依靠群体快乐生存，一旦被孤立群体之外，也就完全没有了活跃的生机。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制造者，很懂得人的这一心理状态，所以在运动中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划清界线”为由，把挨整的人孤立起来，让你有嘴不敢说话，有腿不敢串门儿，活活地闷死在忧郁的氛围中。
　　我们这些被定为右派的人，经过一段很少有人理睬的时间，许多人的精神都险些崩溃，这会儿以同样的身份相聚在列车上，大家反而轻松起来活跃起来，又多少恢复了人的应有的常态。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光棍汉，还不像在北京有家室的人，在运动中一天挨批挨整下来，回到家里总还有个亲人安慰，我则是在单位在公寓都一样，没有人敢搭理，没有人肯安慰，只能在艰难中独吞这份孤苦。因此上了这北去的列车，同伴都是一水儿的右派，再没有人冷落和歧视，反而显得比别人更兴奋更快乐，来来回回地在车厢里走动，以便感受失去多时的欢乐。
　　列车行驶了两个小时，车到天津东站时，正好是在下午，我急匆匆地走下车厢，站在车站的出站口，两眼直直地往市区张望。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走进军干校的绿色军营，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现在我竟然成了“罪人”，在发配途中驻足在这里，真是百感交集却又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我的家人，想起了我读书的学校，也想起了那年离开天津的情景，可是此时，我不仅回不了家，甚至于连让家人来看上一眼，都不可能，不由得泪水湿润了眼睛。痴痴地望了许久许久，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车上的人呼喊时，我才依依惜别地走进车厢。
　　跟我邻座的一位年长者，是个心细的人，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待我坐定以后，若无其事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人呵？”我说：“老家是河北，父母这会儿，都在天津住。”他听后“呵”了一声，似有所悟，就再未说什么。过了片刻他又问我：“北京的家，还有什么人？”我说：“我还未结婚，我出来，就人走家搬了。”他笑笑说：“那倒也好，利索，不像我们，两边互相惦记着。”接着我们就聊起天儿。
　　说到刚才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右派一家一家送行的情景，他告诉我说，他全家的人都来送了，这使他还多少感到点温暖。他问我有没有人来车站送行，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除了家里人，别人想来也不敢来呵，你不必在意。”我立刻告诉他说：“单位有俩位同事，请我去家里吃过饭，就算是对我的送别了。”他说：“非亲非故的人，这会儿能做到这样，那就很不容易啦。”
　　其实他哪里知道后来，比这更不容易的是，这俩位同事王文祥、孙惠青（原《中国煤炭报》社副总编辑），在《人民航运报》一起工作时，跟我并无太多过密的来往，可是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这长长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在关怀着我。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有的家里人都无情无义了，他们二位都不曾慢怠我。我每次到北京，他们都热接热待，没有半点歧视。这也是我一直引为自豪的真诚友谊。
　　跟我同一节车厢的人，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有的来自各群众团体，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大家很快就渐渐熟悉了。为解除这漫长旅途中的寂寞，人们就用聊天儿来消磨时光。开始的时候彼此有些戒备，谁也不敢往深里聊什么，只能说些诸如，“谁送你上的火车呵”，“你知道北大荒这地方吗”，如此而已。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封闭的，经过这场反右运动之后，个个惊魂未定，就更要把自己的心扉紧闭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可怕的年代里，正直正派人能够选择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处世方法。能做到这样独善其身的人，在我看来就相当可敬了，要是跟那些卑鄙小人比较，在当时可以说是圣人啦。
　　经过短暂的火车上的接触，后来彼此稍微有些了解了，说话时也就不再那么谨慎，连自己的“罪过”也敢讲了。这时人们仿佛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有着共同命运，从此再也无法彼此分开，只有互相地帮助和照应，才好一起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
　　右派改正后我们回到北京，这些当年北大荒的难友，跟外人介绍时，总是愿意说：“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北大（荒）农垦系，57届的学生。”言语间有着说不尽的苦涩，同时又满含无限的患难情谊。这是后话了。
　　原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时，我们许多人出差来过东北，这条北京至哈尔滨铁路线，对于我们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列车隆隆北上的此时，人人都好像是头次踏上这条路，列车一过山海关，就有不少人倚在窗前，凝望这茫茫的松辽平原。神情是那么严肃。谁在想些什么，无法准确判断。
　　坐在我对铺的一位难友，约有40左右岁的年纪，白净的脸上架着宽边眼镜，显得非常文静和沉稳，给人的初步印
　　象是，属于那种很难接近的人。他在窗前凝望的时间最久，谁也不好破坏他的情致，大家就从侧面看着他的神情。不料他忽然扭过头来，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们说：“听我爷爷说，他当年闯关东，就是走的这条路。”啊，原来他想的是这样久远的往事。那时的穷苦人闯关东，是为了活命讨生活；我们这会儿闯关东，是为了什么呢？谁的心中都有答案，只是谁也不便说出，任凭滚滚车轮无情地把它碾碎，扬弃在这漫漫的铁路上。

　　从离开父母热情投身革命，到因“胡风事件”遭难，再到“反右派”戴帽子，这前后不过六、七年光景。我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却饱尝了人间最大的不幸——用无限信任换取无端怀疑，用无限热情换取无情伤害。这就是革命给与我的最高“犒赏”。
　　人世间也许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是还有什么比思想矛盾，给人的撞击更难以承受呢？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进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判断的是非，过去许多视为崇高的东西，再也不看得那么神圣了。我甚至于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随潮流参军，如果不轻信那鸣放，我的命运也许不会如此，起码不会刚进入社会就落难。
　　以上种种真实想法，如同车轮的滚动声，不停地响在我的耳畔。
　　当列车运行到冀东平原，经过生我养我的宁河县，立刻勾起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是多么天真呵，凭着一个孩子的渴望，总想快一点儿长大成人，走出落后封闭的县城，看看这世界到底怎样。后来终于离开家乡，跟随父母到了天津；再后来终于长大成人，眼界渐渐开阔起来，正踌躇满志想干点事情，青春的翅膀被活活折断，老天爷对我竟会如此不公。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去庙里还愿的情形：那年我四岁，得了场大病。由于我是长孙，祖母格外地疼爱，她特意找人给我算命。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命不好，得给老天当会儿牛马，不然一生都有灾病。于是，花钱买了一个纸马鞍，背在我的身上，象征做牛做马，在我生日那天，祖母带着我，来到村里的娘娘庙，跟娘娘奶奶烧香求饶。长辈们自以为从此我就平安了。
　　可是不曾想这不吉的命运，并没有从我的身上走开，先是患结核病，后是“反胡风运动”挨整，这最后又是右派流放边疆。生活刚刚开始，就这么不幸，难道一生都要这样吗？我不禁感叹起生存的艰难。
　　想到这里，我真心佩服起那位先生，他给我算的命还真准，只是他给我支的招，看来并不真的灵验，或者说是老天不肯饶恕。我暗暗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起来，害怕起来，不，确切地说，是怀有一种莫测的恐惧。谁知前边还有什么等待着我呢。
　　列车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人们时而平静时而兴奋，但是不管情绪怎样变化，永远摆脱不掉的是忧伤。我想许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说不定也想起了久远的往事，或者想起了进入社会的历程，乘在这无事可做的旅途上，捋一捋自己的生活丝绺，不仅可以消除难耐的寂寞，而且也会给未来定个坐标，岂不是更为实际更为有用。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人们实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成了“罪人”的我们，今后更要格外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然再出现什么差错，那就要遭受更大的苦难。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从哈尔滨下车后，停留几个小时，等候换乘去牡丹江的火车。那时坐火车的人不太多，为了多装载些旅客，换乘车相隔的时间，常常是拉得很长，旅客便可抽空走走。跟我一起到北大荒的人，有的是第一次来哈尔滨，立刻被它的异样的情调吸引住了。暂时忘记了从北京带来的那些烦恼。
　　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在此之前，我曾来过一次这座北方名城。只是那时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待单位自然也就非常热情；这回以右派的身份来到这座城市，我觉得处处都是冷冰冰的气氛。这期间仅仅相隔不过两三年，心灵的反差竟如此之大，我不禁想起孟浩然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不过我还是抓紧等候换车的时间，急匆匆地去了一趟松花江，想再一次领略这条大江的风姿。站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望着那滔滔不息的江水，我的思绪随水流渐渐远去。我在想，这条大江是这么从容、平静，不管世事怎样变化无常，它都会不舍昼夜地前行，大概是因为前方对它有诱惑。可是我们的前方，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形成诱惑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想，我只能学做一名水手，不仅要有在风浪中游泳的本领，而且还得有掌握天气变化的知识，不然在这莫测的政治河流里，很难驾驭这叶生命之舟。今后万一不小心政治上再出事，那恐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环境里，讲真话说实话是吃不到甜果子的，隐瞒、虚伪有时反而会得大便宜。这是我工作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经过两次磨难以后，自己从中悟出的一点道理。经过文革运动，又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试想在过去极左路线横行时，有多少隐瞒出身、历史的人，尤其是隐瞒海外关系的人，不是都生活得很自在吗，有的人还心安理得地当大官；相反那些老实交代的人，反倒被无休止地审查批斗，一来政治运动就得提心吊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类事不成问题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反倒吃香了，这些人这时道出真实情况，又成了时代的心肝宝贝，这简直是天大的历史嘲弄。当然这有其政治原因，说说还是有必要的，起码能引起人们反思。
　　载着我们这些右派的列车，离开繁华美丽的哈尔滨，向牡丹江、密山一带进发，渐渐进入荒凉的亘古莽原。这种天高野阔的气氛，立刻引人陷入无限沉思。跟这悠远的大自然相比，人也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想整人的人如果真有本事，来这里一展身手才是英雄，只会跟人斗即使“其乐无穷”，那也不过是在罐里逞能，没多大出息。
　　想到这个带点哲学意味的问题，我的思想仿佛顿时成熟了许多。尽管这时我只20岁出头，属于右派中的少壮派，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生活的青年人，这会儿却过早地负载着沉重一个人为造成的苦难的政治包袱。
　　这个沉重的苦难的政治包袱，原以为经过北大荒的劳改，会从我们的肩上卸下来，却不料一压竟然是长长的22年。直到成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可以认真做点事了，却早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和能力。唉！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22年呵，何况正是青春焕发着的22年，这就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被一只无情的手揉搓完了，又毫无顾忌地丢弃在一旁。罪孽呵，真是罪孽。

　　本文选自《中国作家人生档案》下册，金蔷薇／编，中国工商出版社，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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