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静安别墅.下篇

┃Personal History

静安别墅
下篇

© 柳青／文

四．父亲

　　被我从全家照中剪掉的父亲，有两则小故事是二姑姑讲给我听的：“六哥（她管我爸爸叫六哥）回家的时候，要六嫂出来迎接他。你妈妈从屋子里走出来了，你爸爸说，这样不行，不够热情，再来一遍。”，当时的我听了觉得好好笑啊。另一则是：“柳瑞英画扇面，想拿出去卖，换点钱贴补家用。六哥说，他拿出去帮着卖，过两天拿着钱给瑞英说，啊呀，全卖掉了，人家给了不少钱。瑞英高兴的不行。又接着画，六哥又给拿走了。瑞英以为真卖掉了，后来我在六哥那里看到一卷卷的扇子面，原来六哥是哄她高兴的。”爸爸有心要帮大姑，又顾及她的面子，才有了这“跑单帮”的故事。
　　他1939年2月到1941年3月在日本大阪郊区西宫镇和《华文大阪每日》的同僚们——一些由满洲国去的国人，过着在今天时髦起来的Co-Housing（共同居住，互相帮助）式的生活，那时他也不过28岁。大阪每日的这份工作是他在报纸上看到招聘广告，自己报名考上的。他在《华文大阪每日》的同事李景新在交待材料中提起过这段生活：“40年4、5月时我到长春看梅娘（孙嘉瑞），到沈阳接我爱人，一起到大阪，就住在一起，共餐伙食共同操作家务。我记得当时给中国文艺投稿，翻译纪得作品小说，因为我的文章和日文程度都不如他们，柳和梅娘都给我修改过。家里每月开支较大，又因为柳收入比我多将近一倍，所以伙食费每月结账时，他比我出的贵一些。”
　　那时正值《华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创刊不久，是在日本出版的唯一的中文杂志。由于华人作家、编辑们的努力，发行量曾逾百万。柳龙光还挑头给他刚刚离开的满洲国的《大同报》办《海外文学专页》，向沦陷区的读者介绍国际文学界动态，致力于用文学启蒙的活动。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作家如田琅、张蕾、鲁风、雪萤、吕风等都为该版撰稿。他们翻译西方文学，柳龙光自己也操笔翻译，比如莱蒙托夫的诗“恶魔”，著文“诗人海赛底灵魂”，梅娘也写文介绍“拜伦的一生”等等，柳龙光将日本长与善郎的“回想鲁迅”译出供华文读者作参考，我想他们那时的生活和工作一定是快乐、忙碌的。

1944年 柳龙光、梅娘

　　父亲在1938年1月，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应当时常提起这个故事：一队蚂蚁渡河，渺小的躯体并不望洋兴叹，它们要用自己底躯体堆筑一条跨越河流的坦途。当前的一个一个跳下去，希望终究有一天，后来的能从这条坦途达到彼岸。”他努力要“开拓这一片新境界，打破愚昧，扫除欺骗，是蚂蚁的众力。”
　　1941年春，柳龙光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武德报社工作。一位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者蒋蕾这样写他：“柳龙光在每份报刊社中的时间都不长——分别只有2年多，但他的文坛地位却阶梯式地跳跃上升，几乎可说是‘三级跳’。从《盛京时报》时期的无名小辈，到《大同报》时期的‘大同报《文艺专页》作家’核心人物、《华文大阪每日》时期‘文丛派’重要成员，到《武德报》时期成为华北沦陷后期官方文学界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成为‘满洲系’作家首领。……仅用10年时间，他迅速地成为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坛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在柳龙光进入该报的前后，日方决定把报纸和杂志分开，分出去的杂志改作民营，柳龙光的位置是编辑部长，他得到机会将杂志这部分发展成为拥有《国民杂志》、《妇女杂志》、《时事画报》、《新少年》、《儿童世界》、《中国文学》、《中华漫画》的综合出版平台，成为沦陷区百姓喜爱的、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1年到45年间，柳龙光又倡导和组织了“华北作家协会”，该会团结吸纳了北京的作家和大批从东北来的文化人。当时也很活跃的文人张铁笙在收入母亲档案的揭发材料中说：“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会举行于北京饭店。会长是钱稻孙（北大校长）仅是名义，实际权力操于当时武德报编辑部长柳龙光之手。柳某的名义是干事长，具体执行该会的一切工作，办理出版、召集会议。他能弄经费，当然就能全权支配该会，又有武德报社全个班底可以支使，所以就成了当时很有势力的一大名流。”

沦陷区的华北作家协会同仁 左一 柳龙光

　　李克异（又名袁犀，郝庆松）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家，在文革造成的新文化沙漠中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归心似箭》脱颖而出，赢得了大批文艺青年的心，斯琴高娃成为大众最喜爱的女主角，主题曲“雁南飞”也成了口口相传的流行歌曲。在档案中我看到他和我父亲有过一段交往，就是在武德报工作期间。青年袁犀参加了共产国际领导下的秘密团体，1939～41年间多次在北京、沈阳实施爆破日伪重点目标的任务。他是41年11月到武德报的，他的小说《贝壳》获得了第一届大东亚文学奖。42年1月袁犀被知情人告密，被捕入狱，遭严刑拷打。我父亲将他保释出来了。袁犀是这样向共产党组织交待这个事情的：“柳龙光是我的保人，他对我说，我出来之后应该表示一下态度。怎么表示法呢？是现金。他借我一百元，说我以后有钱再还他。花一百元买一个安全。有什么不好呢？并说只这一次。这样做，对他保人也好。我当时是恐惧，懦怯，只顾事后能安全，我也愿意这样做。当下他就领我到日本军报导部去，交了那一百元。”以后李克异和作家梁山丁从沦陷区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武德报社编辑部的文化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从沦陷区去解放区的还有王介人（李民），申弼、谭毅等。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幺洵1948年9月在去解放区前，我的父母亲在北京参加了秘密给他送行的聚会。曾在中共保定市委文教部门工作过的顾承运在狱中交待：“请过客，在裕振民家。当时是李民要请我去的，说老朋友在一块联欢联欢，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请客，是为了他们要到解放区去。”以上这些文化人都曾先后挨整，不论是去解放区的人，还是给他们送行的人，无一幸免。甚至被说成：”××承认到解放区去是柳龙光派去“，这话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柳龙光自己都没有什么组织，派谁去？做什么？
　　我第一次听到“柳龙光投奔共产党”这个话，是日本资深作家中蔺英助在他的书中《在北京饭店旧馆》中的一段回忆，他说到在日本投降时，日本记者中本有过对柳龙光夫妇的记述：“战后不久，我遇到柳，柳用十分得体的日本话向我说：我向你揭密，我们现在去投奔八路军。听着柳的话，真如晴天响了个闷雷，我不得不想，这柳龙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为了躲避重庆政府大抓汉奸而去落草的呢，还是他原本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有研究者对此感到新奇，拿来《在北京饭店旧馆》的日文原著给我妈妈看。
　　事情源于柳龙光去过解放区，那时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的刘仁（他49年后做了北京市委书记）驻扎在北京北郊西北旺镇的大觉寺。我父母亲是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的。联系的线人就是俄共（布）党员幺洵。他翻译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几乎人人都读过。
　　这位研究者对此事找过旁证，那时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张道梁告诉他：“我去大觉寺见刘仁同志，时间为1945年9月13日，我去时，在北郊西北旺附近与柳相遇。有关柳参加工作的其他情况我一无所知，即间接也未听到过。其时是日降后我正搞光华日报，不久白色恐怖袭来，他（指刘仁）调离，我也随之中断了联系。”
　　那么，这件事，是真的？！妈妈去世后，我才有机会在她的档案材料中看到当事人幺洵的交待（时间是1956年6月24日）：“我第一次看见孙嘉瑞是在1945年9月，那时她随着柳龙光带着两个小孩随我投到北郊大觉寺中共晋察冀边区城工部。柳龙光去城工部是由于害怕国民党捕他。到城工部不久他们就返回北京了。”在妈妈档案中另一份材料——1955年9月17日她向农业电影社写的交待中说了这件事，时间、地点都对得上：“1945年10月间，我和柳龙光带着小孩和幺洵一块儿到的西郊大觉寺，见到了刘仁同志。在大觉寺住了几天，柳龙光和刘仁同志谈过两次。据他告诉我，刘仁同志跟他谈的是革命发展的情况，等等。后来刘仁同志通知柳龙光，说部队要到张家口去，叫我们一块儿走，我一听说要拖着孩子走山路，（那时柳青两岁，柳荫一岁）就不想走，我叫柳龙光一个人走，我先回城里，然后想办法回东北。柳龙光从大觉寺回城里一打听，说火车只通到山海关，再往前不能走。柳龙光不放心我一个人带孩子回东北，就决定把我们送到东北后再说，他和刘仁同志谈了之后，我们就一块儿回城里，在裕振民家住了两夜，就搭火车往东北去。”
　　看来是我和妹妹拖了他们的后腿，我当时两岁半，还没有记忆，妹妹只有一岁半，走路都不利落呢。在同一份交待材料中，妈妈写了回东北老家一路上的周折：先只能坐火车到唐山，住一晚，第二天坐火车到山海关，雇货运民船到营口，被驻防的民主联军盘问了一番，那地方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掌控，说要了解清楚情况，不让我们一家人前行。妈妈带我们两个孩子借了间房子暂住下来，过了十多天，我父亲才被放回来，说民主联军允许他走了，他先回长春探探路，再来营口接我们。又过了十几天，父亲和我的舅舅孙嘉琦一起回到营口，我们从营口到大石桥，由大石桥到四平街，四平街孙家的德昌福烧锅已经由抗日民主联军占据了，我们一家在那里住到旧历年，时下国民党先遣队进了四平，我们是在45年3月才回到长春的。母亲的这一番交待，其中描述出的是：在时代大变迁中，小人物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颠簸流离。但是他们与革命失之交臂是肯定的事实。
　　父亲柳龙光处在几种势力的倾轧之中，44年的11月日方下令撤销他的总编辑职务，把杂志交给社长管翼贤。12月作为华北作协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学》奉命停刊。日方不许柳离开北京，也不让他搬家。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威胁他说，国民党一到北京，先拿你这个不大不小的汉奸开刀。这或许就是45年秋他去大觉寺，46年去上海的背景？48年他再次遇到老朋友乌古挺，他们1939年在日本大阪相识，随后在他回国写长篇报道时在厚和市受到乌氏的热情招待，乌古挺对他说：国民党靠不住，共产党不能靠，你和我一起到台湾去做生意吧。可能这是我们全家短暂的台湾之行的缘由？当初的一切动机、结果都沉没在台湾海峡底下了，留给后人的是永远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我最初读到他的《和平与祖国》，有句话曾触动了我。他写道：“中国的民众假如不能挺起胸来，不能自以为毫无愧色地去正视日本人的面孔，不能自以为毫无愧色地去和日本人比肩握手的话，‘和平建国运动’不是成了悲剧么？我在目击了一路上祖国的民众和日本人交接时的种种形态之后，在迈进了国都南京的第一天把这些话记在这里，我是痛苦的。”他的这种态度不为他的日本老板所容，他放弃了《华文大阪每日》优渥的收入，41年初就辞工回北京了。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张泉这样说：“柳龙光是一位异常复杂的非常人物：满洲国、《华文大阪每日》、华北沦陷区主要报刊的编辑或编辑长；日据区大区域的新闻、作家社团的负责人；官方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发声人；作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善待东北流亡人员；尽可能庇护涉嫌反日的文人；协助反日人员离开满洲国、甚至离开沦陷区。”又说：“他在日本的体制中产生，受到当局的奖励，然而作品的主题却是与既存制度对立的。”
　　父亲的生命到1949年1月27日止，他没有活到像我母亲那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过日子。母亲的后半生是一切都要画一条线的：你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一条线决定了你的生存，你的荣辱。我家从上海回到北京，我开始上小学了。脑子里被灌输的概念是毛泽东的教导：“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从来没有往深里想过，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不是生命的首要问题呢？在1949年之前，众生有着迥异的价值观，没有谁能握有独一无二的话语权。那时写历史的人还没有换成49年之后写历史的人。面对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很彷徨。当时我还不可能思考自己是不“革命”的，我只有一条路要走，理所当然是要革命的，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学习非常努力，几乎每门课程都考100分，到中学改成五分制，我就以全5分的好成绩一直持续到初三。初中毕业时，我没有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才明白，光是功课好不行，还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具体到要和自己出身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长时间无法把我亲爱的妈妈和一直心头默默崇拜的爸爸放到反动界线的那边去，我也就一直被“革命”的同学们排斥在外。到文化革命，在大学毕业前，那“排山倒海”的气势，真是“势不可挡”，一切旧账再次被翻出来，被强制的非黑即白的话语权掌握在不知何为“历史”的极端狂热的领导或群众的手中，死去的父亲又被提了出来，他被指为“汉奸”，母亲被定性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我陷在“革命”与人性的撕裂中。不敢质疑“革命”，只有强制让自己相信他们被给予的定论。我把爸爸的影像从全家的照片中剪掉了，与家庭维系着的脆弱的感情线断开了，他沉没在舟山群岛的海礁下，我的绝情伤害不到他，被伤害的最惨的是妈妈。我和弟弟小胖不与妈妈来往了，她曾为了我们的前途，选择了回来，回北京，二十年的含辛茹苦啊，被我的一封绝情的信给切断了！
　　无法想象那两年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人性的泯灭竟然在我的身上发生，这是一个不能轻轻放过的事情。虽是长时间“受教育”、受压力而抵御不住的溃败，但那时我已经成人，要对自己的全部行为负起责任，这是我的余生都不能原谅的一次恶行。良心的时时谴责使我无法安然，我从来没有害过人，难道我可以对自己的妈妈施害？没能坚持多久，我选择了回归，我和小胖都回家了，妈妈宽容地接受了我。不久，小胖在妈妈家的小床上去世。一家人最后只剩了我和母亲两个人。她保留着我写给她的那封信，我知道，每每想到我批判她的话语躺在她的抽屉底下，我心里就会被再割一刀，羞愧难当。

1962年梅娘保外就医后全家照 左起 小胖 梅娘 柳青

　　终于等来了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时段，1972年母亲在街道上被通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被农影厂平反恢复了工作，社会生活归于正常。在父亲死去的六十年之际，我和母亲在北京西郊景仰园墓地给他建了衣冠冢，暗含着我们的夙愿，望他的游魂回归故里。没有管话语权威者怎样判定他，给他刻了墓碑：“先父柳瑞辰生于北京逊清皇室贵胄之家，年少留学日本，习经济，后事从记者、编辑，成为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众贤归服之首要。他以赤诚的民族主义之心，团结、保护了一批有良知的作家，在殖民时期艰难地延续了中华民族文化。先父敏锐、热忱、博学，其真诚、负责、慷慨、助人为乐之精神长存人间。惜英年殁于1949年太平轮海殇，六十年后方得安枕於斯。祈合，辰龙福祉，日历千秋。”

北京昌平景仰园 柳龙光的墓地，2013年梅娘去世后合葬

　　慢慢地，从九十年代起，社会上也出现了对父亲比较客观的研究和论证，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并不如蝼蚁般，历史并没有抹掉他。我想，同时期帮助过他的人，如王渭熊伯伯，白庆方叔叔，我的大姑父，他们正直的、善良的生命也应是如爸爸讲的蚂蚁渡河的故事，遵循着人性的指引：“渺小的躯体并不望洋兴叹，它们要用自己底躯体堆筑一条跨越河流的坦途。当前的一个一个跳下去，希望终究有一天，后来的能从这条坦途达到彼岸。”

五．母亲

　　我母亲在1935年底发表了她的处女作，被取名为《小姐集》，在长春益智书店出版。编辑成书时她还在吉林女中高三，她的老师何霭仁将她在高中部一年半的作文和当年创作的四篇小说汇集在一起，另一位老师孙小野给设计了封面。他们给这个集子取名，并将书稿推荐给益智书店的老板。在没有多少女生能出书的年代，母亲孙嘉瑞以孙敏子为笔名的书一经出版，就在东北文坛弄出了不小的动静，使从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没有感受过亲娘的温暖的她，在不幸的家境中，找到了可以申诉小女生心声的出口，同时也使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大同报》做校对——因为她不肯嫁给娘（父亲的正房）为她选中的男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自己找工作挣钱。提到她八十年不辍笔的写作生涯，免不了要提到《小姐集》，有了这本书，她的全集才算完整。

梅娘 1942年

　　2013年我在妈妈去世后，致力于要把她生前的笔耕汇集起来，把那些散落在日本、满洲国、沦陷区北京、50～6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的杂志上发表过的散文、小说连载，少量曾经印成了书的和相当多未曾付印成书的作品，那些饱蘸着她的心血、她的留踪的文字编辑起来。但是这第一本书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她自己的迁徙生活，加上战乱，不可能带着书籍流浪，及因“政治问题”被抄家，她的手边鲜有自己的作品。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梅娘在内的东北沦陷区女作家的代表作集《长夜萤火》，里面收入了母亲四部短篇小说《侏儒》、《黄昏之献》、《春到人间》、《行路难》和一部中篇小说《蚌》，她的旧日之作被重新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母亲才试图找找过去的作品，但是无果，她问到的是，益智书店的仓库在战乱中起火，早前的出版物已尽数飞灰烟灭。
　　我们曾找遍国内的图书馆：北京、上海、长春、吉林、大连；甚至远到日本求援，那里一直有学者们在致力于满洲国文学和作家的研究。没有《小姐集》，没有！倒是梅娘当年响应教育部督办周作人的号召，为儿童写作的十本儿童读物：《聪明的南亥》、《白鸟》、《风神与花精》、《青姑娘的梦》等源源从岛国送来。这些小书，妈妈自己都记不清了，当然也是要收入梅娘全集的。
　　我曾寄希望于她的老师，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孙小野老先生，他一直喜爱梅娘，又一直待在长春，可能存有他的学生的作品？1977年我去拜访了他在长春的家。孙老师是金石专家，致力研究甲骨文，著有研究屈原《九歌》的专著。我在他逼仄的住所，看到的是满眼的书籍，落着满目的灰尘。书架里，书桌上，地面上，楼梯的阶梯上全部堆满了图书。可以想见，他在妻子去世后，老年生活的孤苦和狼狈。他全神贯注在他的研究上，没有余裕的时间打扫他的空间。我想问他要四十年前的一本对他并不重要的小书，怎么找啊？真是无法开口啊。寻觅这本书没了线索。
　　我也曾寻找过东北的个人书籍收藏家，并和其中一位收藏书籍最多的先生联系上了，他没有看到过《小姐集》，他的收藏爱好是六十年代开始的，难怪。1935年的地方出版物，找不到是大概率。
　　就在《梅娘全集》编辑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朋友转来的微信，有人（匿名）愿意提供《小姐集》书的照片，每页5000元，总共116页。开价时要的是13000元一页，据这位介绍人说，经过了半个月与藏家磨嘴皮子，才把价钱压下来。不过对方要求现金，只能通过这位朋友为中间人交易。这太意外了！我原来以为这本书真的找不到了，没想到它还在，是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了，心里压抑不住一阵喜悦。想一想，他要价58万！还不是实体书。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妈妈在九泉之下一定会骂我是冤大头。她写作一生都没赚到这么多的稿费，我这样做，她会很生气。她从来没觉得她的作品有多好，我在她生前要帮她出全集，她都认为没必要、不值得。我太了解我妈妈的脾气了，不是付得起付不起的问题。我得想想，是不是要接受这次的敲竹杠？妈妈的义子，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坚决阻止我不要上当，要我再等等，再想想办法。或许是他的正气感动了上天？不久又一本《小姐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出现了，实体书，价钱合理，他果断买下。

1935年12月出版《小姐集》封面

　　阅读着书中一页页文字，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活脱脱的高中生：

　　过去的生命（《小姐集》第八篇）

　　呀！又是半年！
　　　真的！这半年又去了。
　　　　我亲自看着它走的。
　　　　　在教室里，
　　　　　在宿舍中，
　　　　　　在操场上，
　　　我都听见那索索的，轻轻的，悄悄的步调。
　　我去抓它。
　　　它从指缝间溜去。
　　我去追它，
　　　它又在脚步中逃去。
　　　　我惘然了。
　　于是，拿起笔来，
　　　我企图留它在纸上。
　　　　然而从笔尖留下来的却只是：
　　　朦胧，凄寂。
　　真的，它真的去了。
　　　　在教室里，
　　　　在宿舍中，
　　　　在操场上，
　　　我都听见那索索的，轻轻的，悄悄的步调。

　　再看她的小说，笔触又是那么沉稳、成熟，出手不凡。比如《秋》的开头两行：“认识光，纹是在做梦。待伊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光已经离开伊去了，而且永远的。”凝练，没有缀笔，是写家庭男教师光，和消费青春的阔小姐纹的故事。另一篇《暮》，写在冰雪中，灰色的行列——没有了男人的老少三代：四个讨饭人的故事，很有些果戈理的风格。《陶娘》写了家里的老保姆的不幸遭遇；《天枰》则是写偷汉子的婆姨在相好的和自家爷们之间找平衡的故事。涉入的世事很广、很深，不像是刚刚入世的女孩子写的。

2001年梅娘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厅她的展柜前

　　一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了解作家的一把钥匙。我看了妈妈的第一部书，认定她生来就是当作家的。我走进母亲的世界，是在她撒手人寰，离我而去，在无时无刻不能忘怀她的那些深夜、那些早晨、慢慢地进入的。
　　母亲对我讲的最多的一个人，是她的父亲孙志远。《小姐集》出版之际，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孙志远并不知道日后这个庶出的女儿会成为一个作家。在母亲九十五岁高龄时，和我商量，要回她的老家看看：长春市郊的范家屯，她想去给她父亲扫墓。回想起来，那恰是她自己离世的前一年，难道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呼唤？我们雇了司机，从北京一路开车去东北，带着妈妈的轮椅，她自己行走已经困难，我们得完成门到门的旅行才行。
　　寒冬肆虐刚过、春风还没吹来，出了高速路，笔直的一条路通向一片矮房聚集的土村落，我们看到的大地依旧荒凉，现代化的基础建设还没有伸展到这个地方，与我七十年代对东北农村的印象并无二致。因为地名的变化，我们通过长春的朋友找到了祖父孙志远的埋葬之地：范家屯镇的凤响村，当地老百姓还是按旧名“孙家店”称呼它。
　　中国的东北原是一片蛮荒的、寒冷而严峻的土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生存空间狭小的关内农民，因为灾荒，或寻求发展，连续几十年间“闯”向生存环境恶劣的关外东北大地，带去的是不肯低头、不肯绝望的勇气和顽强。那里冰冻三尺，还有横行的“胡子”（土匪），自己不强，是绝无立足生存的可能的。那种生存状态更接近于“物衍天择”的自然法则，人性也更加不被犬儒文化所斧凿。我姥爷的这一支，就是山东的移民。
　　87岁的孙维福在村委会见到我妈妈就说：“你是姐姐”。老汉在解放时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现在仍然受着拥戴。听说孙志远家来人了，这一支的亲戚都聚到村委会来。

2012年梅娘回长春范家屯凤响村 后排柳青 凤响村支书 老书记孙维福 亲戚孙永琪

　　回溯旧年，孙维福说，“老祖宗从山东白纸窝到河北丰润，再到四平北，再到这里。老头一房五个儿子，一房八个儿子，叫东五门，西八门。”寥寥数语，孙家的老祖宗人丁兴旺，火暴暴的那气势就带出来了。我才明白中国农民为什么重生儿子，十三个儿子的茁壮，对一个家族意味着什么！他们得以挑着担子，逃离灾荒，垦荒种地，没被轻易的掩埋在茫茫路途中。“从四平北来到这儿的一支，是个半拉伙子，和这儿的老杨家栓车，一匹马，一个人。从一个车到这个屯变为八辆车，后来买了五百垧地，就叫了孙家店。”这是讲到孙志远的父亲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顶一匹马用，能吃苦受累，短短几年，发展了家业，还繁衍了自己的一脉。“这一支分了三股，孙志远是老二。”母亲都不曾了解过她父亲前辈们这样的经历。她只熟知她父亲脱离了这块土地后的那一段段故事。
　　孙志远的父亲种菜供给长春，母亲给人家缝缝补补，供儿子上了几年私塾。又送他去罗圈铺学徒，徒未满，就到华俄道胜银行干杂活，这个道胜银行为沙俄贵族乌多木斯基联合法国金融资本所办，1896年清政府也入了股本，成为中东铁路的大东家，在东北势力很大。孙志远在这里学会了俄国话，以他的聪明机智，慢慢摸清了和俄国人打交道的门路。那时长春还叫宽城子，1889年到1901年俄国人在二道沟一带修建了宽城子火车站，以站场为中心，建起了清一色的俄式公共建筑。包括铁路员工住宅群和部分工业性建筑，还修建了通体黄色的二层楼房，叫宽城子火车站俱乐部。欧式建筑的浮雕和铁艺楼梯，给孙志远这一代人带来了新的生活元素。东北人开眼界是先从俄国人那里开始的。这条铁路使处于原始农耕和小手工业的长春县发生了向商业枢纽的近代城市的转化。
　　孙志远考上了中东路，开始和俄国人一起勘察原木，后来也做沿线的木材生意，转运，开始发财了。孙志远知道俄国人喜欢烧酒，那时日俄战争，日本人胜了，俄国人打败了，就跑。东北人叫做跑毛子。那些兵啊官啊，就是要酒。孙志远装一壶白酒给他们，就能换来子弹什么的，还有杂七杂八的军用物资。另外，还有一些随着沙俄军队到东北来的沙俄贵族也要跑。孙志远从他们手里买马，买能到手的一切物资。他在宁安县买了一大片山，雇当地的农民在林子边上种鸦片。虽说当局禁烟，但是只能对着大片种植的，地边子上的，管不了。把鸦片浆熬成“原土”，像大酱膏子似的，这是当时社会上的“硬通货”。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取代了俄国人的位置，中东铁路长春以南都归了日本。东三省包括长春在内的16个地方开埠通商。孙志远与日本的正金银行打起了交道。他帮助日本人找基地盖房子，开商铺，日本金泰洋行就是他帮着买地盖楼的，金泰洋行的老板成了他的座上客。他自己就在最繁华的二道沟开办了德昌公司，全面经营木材、制酒、制油、碾米的生意，还开了当铺，交给他大哥经营。从此超越了他的同辈，更超越了他的前辈，创造了他们不曾想见的大产业。

梅娘的父亲 孙志远

　　孙志远因病去世回乡入葬曾经是村里的大事，圈了一垧地。问起关于墓地的具体位置，村里人异口同声的说，早给平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时把棺材给挖出来了。孙维福老汉说：“那棺材老大呀！铁包木，外面是钢板，全用铆钉卯上，一尺二的顶，七寸梆，都是好木材。用铁锯锯了两天才弄开”。这次挖坟又成了村中的大事，只是人心沸腾的群体换了一批，不知孙志远为何人的小一辈的孩子们都跑来看热闹，从大人的胳肢窝底下看看能起出什么好东西来。和我排在一辈的孙永山告诉我们：“刚开盖子时，人还穿戴得好好的，见风，那绸袍子就成灰儿了。扒出一套书，佛珠，笔墨砚台，没啥玩意儿。棺材板拿去给垫马圏了。我拿了一块玉的玩意儿，后来让收破烂的收走了，给了两块钱。”一个开创孙家辉煌产业的能人，就以这种方式与世间彻底了结了。孙永山说，坟地那块儿还有点土包包，他带我们去看看。我们去了，只能在玉米地边上给姥爷烧了纸钱，点了香，向着没有的坟墓，向着萧瑟的大地。
　　母亲上次来这里，是1935年底，她在吉林上高中，都快毕业了，被叫回家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她在这个家里的后台垮了，她的原本金玉其外的生活坍塌了。但是她并没有过度悲伤。从她的早期作品中，不断记录和透露着她与老孙家复杂的关系，恩、爱、情、仇。
　　被梅娘称为“娘”的孙志远的大房，已无多少线索可考。老一辈人里仅活着的近亲三舅妈董伯文告诉我：“你姥爷的大老婆，她父亲在长春当大官，什么官说不来。（我妈妈说是民国前长春的镇守使）那个人长得不好，找不着婆家，他父亲硬给你姥爷。她什么事也干不好，人缘也不好。你姥爷外出不能带她。”董伯文的丈夫，我的三舅孙嘉琳是我妈称为“姨”的霍英光所生，霍英光是太姥爷在范家屯给孙志远娶下的二房，是当地的美人。母亲是在两岁时被父亲从他公司所在地海参崴抱回长春来的，认这“娘”为亲妈。生性敏感的她，早早就觉察出了什么。她在散文中透露她的心境：“我抱着小的纯贞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爱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这是她继孙敏子的笔名后改用“梅娘”（没娘的谐音）作为笔名的原因。
　　对她的娘，母亲对我讲过：“只要家里没有牌局，娘便把我叫了去，让我给她念书解闷。她躺在烟榻上，点着烧鸦片的小油灯，她的心腹张妈用银钎子给她烧着烟泡。鸦片有一种奇妙的香，那些坊间的书有很多字我认不得，我借着香气顺口编故事，讲得热热闹闹，只为的是能逃脱一场责骂。娘骂起人来是很阴很阴的，骂得你噎着气儿呼不出来，憋得心坎儿痛。这一次，她又开骂，骂的仍然是我那早已离去的生母。父亲那时不在家，没有人能来给我解围。正念到《红梅阁》中屈死的李慧娘深夜闹贾宅的事，娘问我，‘她自己找死，为什么还要闹？’我说书上说她是老爷逼死的，她死得冤。‘有冤的都要闹吗？’我没看书本，自己编了一句：书上就是这样说的，有冤就要申。娘猛地变了脸色，把烟枪推开，惶惶地坐起来，‘是有冤就要申吗？’我被她那出乎寻常的姿态吓着了，但不愿改口，说：书上是这么说的，好几本书都是这样说的！娘变颜厉色地喝令我去睡觉了。我当时只为逃脱了责骂而暗暗高兴。后来才知道，娘用见不得人的手段逼走我的生母，又知生母已自戕，一直心神不安，怕真的有冤魂来向她索债。”
　　“没娘”这一痛苦的缘由和事实的真相，梅娘一生都没搞清。在追溯她的出生，她的家世时，梅娘确有些无能为力。作为后代的我，只能以她在1955年写的自传式的交待文字为凭据了。说她生在1916年的农历11月13日，其实这个日期也是综合考量后的选择，当时母亲写的是11月14日，她在履历上总得交待出一个生日吧？悲催的历史无从责问，想确认梅娘的生辰恐怕只能进入迷津。
　　梅娘小时候保留着一种自由自在的野性。父亲带她去宁远那无边的山林子，她记得：幼小的她被伐木人背着，踏着脚下盈尺的落叶，从这个窝棚到那个窝棚，吃着用榛柴篝火烤熟的玉米，从山间小溪捉来的哈什蚂，打到的榛鸡。如果碰到风倒的椴树，就能采下成麻袋的椴树蘑，用锅吊在篝火架上煮汤，只要加一把盐，这鲜蘑汤就像把森林的香气都溶解在水里一样。山林，窝棚，小溪，椴树蘑菇汤的飘香，是她的天地。
　　爸爸带她去看她喜爱的菊花青马生仔。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母马叫着，养马人于二用毯子包上一坨肉呼呼的东西，一转眼，那小东西站立起来，趔趄了两下，跪下去，又站起来，伶俐的甩了甩耳朵。母亲当时兴奋的眼泪鼻涕一起流。家里的人说，这种事是不该叫女孩儿家看的！可她父亲不在乎这些说法。
　　妈妈对我说，“六岁之前，我满街疯去。我爸爸随便我疯。野丫头。”梅娘交了一帮子小朋友，她在《第二代》的小说里，真真切切地描绘了这些孩子的生活，他们的音容笑貌，她和他们之间真诚的、凄凉的、难忘的友情。梅娘不能算作“大家闺秀”，她生长在一个上升的家庭，父辈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变地主，从帮工的到做老爷，从做小生意到大资本家，这家里一切规矩都是学来的，是取之为用，不是传下来的。
　　孙志远和另一个有名的实业家裕昌源的王荆山联手给长春市换电灯。王荆山是以代管和销售俄国人苏伯金的“亚乔新火磨”生产的面粉起家的，后来又从俄国人手里将这个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面粉加工厂买下，更名裕昌源火磨，号称亚洲第一火磨。孙志远买了日本电机，制备了功率大的舂米机，打出了白高粱米。因为马力大，能把东北人的主粮红高粱米外面的一层涩皮都脱干净，打出来的是淡粉的圆圆的米粒，焖出的饭很顺口、有嚼头，白花花、香喷喷的，吃得人人开心。孙志远让梅娘把这种新米送给她就读的长春县立第一小学的老师、校长吃。校长说，“这是文化啊，你就叫它文化米吧。”孙志远采用了小学校长的建议，这个白高粱米就被叫成了“文化米”。从此文化米打开了东北市场。孙志远出面和日本人协商拉电灯。当时政府拿不出钱来，需要商家出钱。孙志远为筹钱的事很费周折，但这是善举，为此孙志远当上了吉林省参议员，人称孙参议。想起爸爸致富的传说，小学生梅娘把藏在脑子里许久的疑惑问出来：“胡三奶奶（指东北民间传说中的狐仙）是怎么告诉你金子藏在哪儿的？”孙志远指指自己的脑袋说：“胡三奶奶说，金子藏在这儿，动脑筋，金子自己就来了。”梅娘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十分光彩。但正是这个被她敬爱的父亲，是造成她的生母自杀的责任人，这个秘密一直在她心底藏到晚年。
　　出入梅娘家里的有军队的，当警察的，市面上的混混，各色人等，鸦片也是她父亲交际的手段。孙志远不回避带着这个女儿去声色场所，梅娘细心的观察，她回忆说：“常常有兴趣的观看他们‘叫条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叫条子，那‘条子’都是些姑娘们，而且都有来玩的男人的熟客。被叫的姑娘们来了，便坐在‘叫’的人身边，替猜拳，代饮酒，打情骂俏，梅娘看到的是性买卖的世俗相。
　　梅娘从小学生时起就远比一般的孩子见多识广，她眼见的上至达官贵人，军阀买办，下至土匪地痞，劳苦大众，而她偏偏是特别敏锐的，胆大张扬的，不肯就范的。她如果不聪明机智，又是个连偏房都不算的女人生的女孩子，可能会被甩在一边，无人理睬。她却偏偏能以自己强烈的个性挣得了父亲的重视，甚至对她喜爱有加。但她又并不以此为满足，也不可能以此为满足，因为她内心有着愤懑，不可泯灭的愤懑。她那么小就意识到了：女人们痛苦的根源在于像她父亲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男人们把玩着她们的命运。
　　1983年，梅娘曾经动笔写她的自传。在一张草稿纸的前头，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绝非‘无言’之士所能领略其万一！”后来我查到，这段话是出自同是沦陷区的作家季疯之口，梅娘一定是对此深有同感，抄录了下来。梅娘自己在后面写道：“据梅娘自传，父亲在中东路货运主任任上，住在海参崴，与梅娘的生母结识并相爱，父亲已有高官之女的正妻，老家中还有老父为他迎娶的侧室，在当时公认的一夫多妻的中国社会里，笔者认为，梅娘的生母没有进入小妾系列。父亲为张作霖筹划的铁路奔走，辞去中东路职务，将梅娘母女带回到长春正妻宅门之内，在父亲出差的间隙，生母被正妻逼走而自杀。……”
　　或许她的生母在家里呆了很长时间，直到梅娘上了中学，但是她在孙家完全没有地位，这也许就是梅娘在一个纸片上写下的：“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各种线索联系在一起，可以朦胧的看到历史阴影下的世相。让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学生自愿地在心里埋下这样的秘密，那是多么大的心灵压力，多么大的心灵扭曲！因为事实太不同寻常了！她的亲生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有点文化的，因为她能读书，能写信，但是她为什么连偏房都没有被算上？孙志远为什么不喜欢她了？她是怎么死的？这件事情不能说，说不清。梅娘生母的事，是谈论的禁区，梅娘宁愿相信父亲和她的生母是有着爱情的这种比较浪漫比较温情的故事。
　　可是母亲没有办法完全掩盖她心灵深处的思考。并非幸福的生活历练给她打下了底色。她借着作家的笔，写出她的心曲：“孩子！孩子！你所有的不会再有，生命之河不能倒流，年老的人永远不会再年轻了。妇人不会再是一个姑娘，重复获得她，从前所有的美丽与光泽，一个女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她能改换它，将不幸的丢开，但是她总不能将时代拉回去。男人也有着他‘生命之花’的时期，那时候快乐与满足都是他的，可是当黄昏开始的时候，青春的年华过去了。”
　　“整个的世界原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上场，有下场。一个人走到人生的末一段时，变成了一个老朽，腰弯到地上，预示着他从地上来，还得再回地下去。耳朵聋了，眼睛花了，牙齿落了，宏亮的声音，又变为儿童的细嗓。”
　　这些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不一般的，超出年龄的成熟。也能看出在梅娘心中什么悲苦都包不住的热诚和情感。母亲凭直觉知道，生母的不幸正是她崇拜的父亲造成的。父亲在风风火火地的发展他的事业，他没有心思去顾及女人们的感受，他要的是感官和肉体的满足。他周旋在俄国人、日本人、军阀之间，他有他烦心的事，女人的事自然退居第二，或许他根本没把她们当一回事。这是当时的社会相。当父亲能把目光驻留在梅娘身上一点点，她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她不能去批判她的父亲，亲生的妈死了或失踪了之后，她采取了缄默，更加贴近了她的父亲。可是隐忍在心中的痛和不平，灼烧了她一生。八十六岁的母亲还在日记中写：“早七点，恶梦又来了，堵死，气噎难忍，是和爸爸的恩怨。真的是病了，无缘由。”
　　了解母亲的家事，是了解她性格特征的钥匙，也才能参透她作品的内涵。她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36～1944这八年中完成的。看过她的小说、散文的人会发现她的文字是饱蘸着浓烈的感情，热情奔放，甚至是恣意妄为的。她为女性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呐喊。她说自己的话，不用看舆论的眼色，所以一直保留着独特。即便是出生和成长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她仍然有着自由的心灵、可以自由的运用她的笔，写出她观察的社会、人生、女人的命运。梅娘心理的复杂性，构成了她作品的耐读。
　　她的创作高峰：1941～1944三年时间内，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鱼》（新民印书馆，1943.6.25出版），该书仅在半年时间内就再版了八次；中短篇小说集《蟹》（武德报社出版，华北作家协会编辑，1944.11.1出版）；她同时在《中国文学》杂志连载长篇小说《小妇人》；在《中华周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夜合花开》；还为少年文库中国故事篇写了10篇故事，都是单行本；同时在《民众报》上连载翻译日本作家丹羽文雄的中篇小说《母之青春》；在《妇女杂志》上连载翻译作品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母系家族》；数着她丰厚的作品，想着她同时在养我和妹妹两个婴儿，感慨她真是没有做过一天养尊处优的太太，她的勤奋让人吃惊。

1944年10月在南京 二排中 梅娘

　　母亲的后半生，1950年之后，虽然又拿起了笔，她不得不变了。若对比她解放前后的作品，可以看到共产党改造人的无可抗拒的力量。她是真心的走入“工农兵”，追求进步，努力改造自我。她所在的农业电影制片厂，是农业部下属的宣传机构，她有机会到农村去，从52年到56年，她和中国农民一起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从私有制到剥夺私有制、全面的社会主义大改造。她想不落后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极力去表现农民、表现知识分子的革新洗面，她的大量作品：小说连载，随笔，散文，如《东北农村旅行记》、《太行山区看丰收》、《李顺达在西沟村》、《吕鸿宾讲故事》等等，她同时创作了五部中篇小说，均为报刊连载。阅读她的作品，把我带到了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变迁。但是她的努力没有被工农兵接受，到了1955年整风时期则遭到了挖骨剔筋的批判。

1953年梅娘在农业部农业电影社

　　农影的革命群众对她有这样一段总结性的批判，我在她的档案中看到了，是1955年9月3日整理的名为“孙嘉瑞的现行活动及其破坏行为的综合材料“：
　　“孙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假公济私，利用下乡机会私人写稿，并向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社投寄。自1952年到1955年共写稿18件，约22万字，得稿费856元。其所写的全部作品均系反动作品。
　　1，“万绿从中一点红”，这篇文章是污蔑我们的红色政权是一种“魅力”，和只是万绿丛中的一点，并污蔑我们的党和党员连起码的艺术修养都没有。
　　2，“一株茉莉”，这篇文章是反对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思想，仇视和破坏作家的思想改造。正和胡风反社会主义纲领是不约而合的。
　　3，“冶金工人和他的眷属”，这篇文章是污蔑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没文化没知识，就连自己的小孩都不会抚养。污蔑我们火车上的儿童车不得吃，不得睡。
　　4，”上海弄堂舞女“，这篇是污蔑我们的政府和干部政策。歪曲我们的政府和工厂的干部大都是妓女出身。
　　5，”为了明天“，这篇文章贬低我们党在学校中的作用，宣传崇美思想，破坏抗美援朝运动。
　　从她的作品中集中的暴露了孙一贯的反党，仇视革命和工人阶级，并竭力站在反动立场，宣传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散布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
　　作家观察生活，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写作，是作家的本性，是她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被指责为“假公济私利用下乡机会私人写稿”，不被允许。透过这份综合材料，能想见那样的集体批判、轮番上阵，母亲完全没有申辩的机会，她只能全面的、认真的、深入地做自我检讨和批判，仅举其中之一份检讨：
　　“我在大公报写的小品文‘主妇手记’有一篇题名为‘万绿丛中一点红’，原意是想说明自己这个长期受奴化教育的人，连对颜色的喜爱也染上了偏见。想说明自己中了洋人的毒，连做新娘子的时候，也是按照洋人的习俗，穿了白色的衣服，也想说明，解放前都市中无树无花，只是灰色的建筑物，使自己失去了对颜色的感觉。
　　经同志们批判之后，我认识到，在红五月，发表这种述说红色与白色的文字，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副作用，可以解释成污蔑革命，污蔑红色政权。
　　最恶毒的是，我说在解放后，自己参加了万人空巷的大游行。被卷在海一样的红色旗帜之中的时候，感到无比的壮丽，在红旗之下，意识到生活的希望与幸福，红旗火一样的燃烧着我，这是放烟幕弹。说在这时候，无数次地想到昭君墓前的红衣姑娘，这是诬蔑革命是昭君显圣，说自己认识到红色的魅力，这是把红色比喻成魔力，说解放后幸福的农民在竹林中的家门上贴上红色的对联，说碧绿的竹林中红色的对联像美人的眼睛，集中表现了竹林的美丽，更是胡说八道，对红色政权进行了十足的污蔑。”
　　我无语，不知后辈看到这些话语会有什么感受？这还不是文革，比文革早了11年，新中国的话语权，她的生存空气中有着这样的令人窒息的东西，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权力，无可争辩的权力。这样怎么能进行文学创作呢？反过来，这些看守着人们的精神的“狱卒们”，难道自己不也是囚徒？
　　有一位作家说过：“人生有三种绝望，知道有自我而绝望，不愿意有自我而绝望，不能够有自我而绝望。”我母亲在一生中，这三种绝望都曾经经历过。她在少年时，知道娘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生母被她们赶出了家门，她是“知道有自我而绝望”；她在1949年后，感到自己的前半生不被新的政权接受，是“不愿意有自我而绝望”；她从1955年被整肃，以致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是“不能够有自我而绝望”。

1980年64岁的梅娘（左三）到内蒙古采访

　　几经大起大落，还是没能挫掉她的锐气。1978年恢复工作后，她创作了科教片文学本《红松林的故事》、《蓝色血液》；翻译日本著名影星、热播电视剧《阿信》的主演乙羽信子的自传体小说《泥泞半生记》；翻译讲述日本茶道的《茶室漫话》；创作长篇小说《依依芦苇》；翻译日本学者釜屋修的《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还写了不少颇有内涵和韵味的散文，如：“草原记行”，“正定怀古”，等等，她的书简散文大都编入了《梅娘近作与书简》一书。她的写作，也是她一生的留痕。
　　如今母亲去世七年了，她最后一次来新加坡，是2013年3月，她说：我是来完成一个任务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那个月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我们全家，两个女儿，三个外孙，和我们共同的好友在新加坡欢聚一堂。

2013年3月梅娘在新加坡参加女儿庆70岁生日活动 图为全家 前排左起：梅娘 重外孙 童乐 柳青 重外孙苏醒尘 外孙女婿苏华 后排左起：外孙女婿童保渊 重外孙童桐 外孙女胡雁 外孙女柳如眉

　　这之后她在我陪伴下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后就与世长辞了。她是说完成了生我、养我、育我的任务吗？我哪里对的起妈妈七十年的哺育？我不合格啊！但我又是多么幸运，和妈妈一起生活了七十年。妈妈是那种知道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这种人，应该说是最坚强的人。

梅娘在加拿大

　　我一腔心愿，盼望母亲的全集能够顺利出版，让读者能阅读她的生命和生命承载的历史，她的作品会在和读者的一次次交流中获得一次次新的意义。精神和文化是人生存的基石。有思想，人类就存在，如果没有思想，也没有记忆，人就不存在了，或者说就没有一种方法、途径、证实这样的人生存在过。母亲离开后，我无日无夜不在和母亲对话，和我爸爸，我的亲人，我曾经都记不清了的王渭熊伯伯，白庆方叔叔们窃窃私语着，想记录下来每一个生活过又离去了的好人们！他们听得见吧？如果精神不死……

　　本文由柳青女士授权推送，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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