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Personal History

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 王得后／文

王得后

　　人至今是一个谜。不要说了解别人，就是反省自己，检点一生的心思和作为，自己对自己说，排除不愿意别人知道的故意隐瞒，莫“明”其妙的地方，恐怕谁也不能说没有。而且，似乎知识愈多，心智发达的人，愈说不清道不明，古人今人，凡人伟人，都感慨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谈何容易。
　　人生也一样，从头说起，生来就是一个谜。乱世人，太平犬；春风得意，九死一生；寿满天年，短命死矣；回首往事，不会不留下几个谜的。

　　何况历史？此所以许多历史家，思想家，哲学家谈人生，写历史，常常喜欢“假设”。“假设”谁还活着，“假设”某年某月某日他死了，“假设”这样，“假设”那样，自然，历史也就不这样了。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怀着“历史是人民写的”心愿，固然是自信，却更是含冤的悲怆，愤恨，无奈。其实，恐怕还免不了有许多天真。还是充满人生智慧的祖先看得分明，或留下“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的诗句，或者唱“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是了”的歌词。鲁迅不但有感于古人的“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竟冷峻到指出：“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为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沾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可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几个人能够这样？虽然说人人都“两手空空见阎王”，可身后似乎都有什么东西遗留似的，到底还是一个谜不是？
　　我终于活到退休了。什么叫“退休”呢？退出人生舞台？退出社会？现在是普天之下都在嚷嚷“老人社会”，惊呼那负担的沉重，可怕，简直到了不堪重荷的地步了。这使我猛醒到，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劳动一生之所值，是的，是“所值”，所创造的价值，比如农民一生收获的稻麦，瓦匠生盖起的房屋，原来只够他劳作的岁月的活命之资；成年以前，“在家靠父母”，老了之后，“出门靠朋友”了。两头都是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循名责实，“休者休矣”也。
　　现在是休矣了，命运也就终结，划上了一个句号。怎样走到这休矣呢？我不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老话。所以在不惑的年龄大惑，在知天命的年龄回顾茫然。我也不信来生，轮回，只是有时想到火化，有一点紧张：不知道痛不痛？总之，我不相信命运。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闪念，蓦然回首，却发现从未成年前记事起到这休矣，原来是五个偶然在改变着我的命运。

　　第一是父亲的胆怯。
　　现在是有了黄埔同学会了。“假设”父亲不死，当然也是这会的一个会员，我儿时在故乡老屋的昏暗阁楼上，翻出过一本大概叫同学录一类的东西吧，上面有许多小照，一律戎装，其中有他。也见过现在电影里有时露一下的他们每个同学都有一把的那种短剑，仿佛记得那是也用来“杀身成仁”的玩意，像旧时大官身上的什么珠子是带着剧毒一样。我的确记得，偶尔高兴他哼哼过“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曲，说是“校歌”。如果记忆不算数，那么，日前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史料》的书，我好奇地检阅，还真看到了他的姓名，果真如此。
　　我从记事就不喜欢他。因为什么？跟着感觉走。一解放懂事就憎恶他。这回，不言而喻，因为他反动。
　　他的反动，不仅在辗转北伐中没有认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而且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竟忘了“兵败如山倒”的格言，竟不知国民党气数已尽，竟重新穿上军装，组织一群乌合之众，从有名的拿山口退入井冈山区。的确是乌合之众，一天清早起来，几声炮响，加儿声“叭唢”，他们就一哄而散了，于是只有一两个外人，几个亲戚而当兵的跟着他。夜行昼伏，在崇山峻岭中东躲西藏。我是独子，十五岁，传家宝，被带在身边。
　　我也紧张，不记得有恐惧。除了枪声突作，喊声四起，全部活捉的那个夜晚的那一个短暂的时刻，深山大壑，茂林修竹，清泉流水，溪中的小鱼，蟛蜞，这是一个有趣的世界。一天，父亲决定带我一个人逃出去：出江西、过湖南，下广州，走香港。于是化装，于是苦等天黑。
　　天黑以后转移住地，这本是隔三差五的常事。这一夜的印象却特别，朦胧的树影，迷恍的山路，高远而小的月亮，人在阒寂中潜行，浑身冷凛。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走在山冲的小道上，走在两边都是稻田的大路上，突然想起书上读过的晨曦，鱼肚白，朝霞。又见炊烟，又见人影，不知不觉心情也暖和起来。
　　不记得走了多久，不记得打尖，不记得投宿，只记得没有人盘查，没有人阻拦，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说是要出永新县界了，父亲犹豫起来。就在要和护送他的卫士，一个土生土长跟随他多年的亲兵分手，他独自领着我赶路的时刻，他决定返回。他知道藏在山里是没有出路的，也不可能长久，他曾念叨躲过冬至就好，他常计划怎样化装走什么路出逃，这都是我记得很清晰的，特别是那个“冬至”，为什么走到界边又返回了呢？一定是胆怯，不敢冒险吧？
　　这是我“长在红旗下”的关键。“假设”父亲在途中被发现，被逮捕，我会怎样呢，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被株连？被收容？被遣返？还是任我逍遥，也即流浪？“飘泊如转蓬”了。“假设”漏网，像他的上司，同僚，部属，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四十年后既往不咎，竟然衣锦还乡，我又会怎样呢？我是谁？

　　中国的圣人，是差一点就相信“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至于个人的命运、至少对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性，也就是人口中的一半，圣人更其铁定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一言定终身”的礼教。而这“一”，有时候甚至于可以是“戏言”人的终身，人的命运，真是飘忽不定，何谈把握，而且自己把握？
　　解放军终于在1949年那个寒冷漆黑的冬至前一刻的夜里，将在深山大沟东躲西藏的父亲一行六七个人搜捕归案，不几天解到县城，分两拨关押，父亲、母亲、我，算是一家，关在一幢民居的小红楼里，房门外就有荷枪的战士看守，没有起居规定，也不禁止交谈；来访是没有的，一日三餐照送，方便由战士押着如厕。但我才十五岁，又病疮，行动不便，比较自由，也就是看守得不那么寸步不离。
　　这样过了儿大，一次我方便回来，在房门口，那位看守的年轻战士，直是年轻，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比我略高，少年脸庞，瘦小的身上穿着鼓鼓的棉衣，背着步枪，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年纪小，还可以去读书，不要怕，不要跟他们走。这又决定我的命运了。
　　又过了几天，将母亲和我转交给了地方，坐了几天班房，放出来了。
　　在县城住了些日子，为的等父亲的消息。当将他解往省城的时候，母亲带我回到老家，原先分散的两个妹妹也回来了。
　　这时我念念不忘那位解放军的话：我可以去读书。我向母亲提出来。
　　也许我从初中一年级就只身离家在三四百里外的地方读过书吧，自然，也因为喜欢我的老舅——我母亲的亲舅舅，还有我的舅舅在省城，旧历年也不在家里过，我就只身回到了南昌。原先学校发给我的“应变”证明书丢失了，南昌一中不让复学。我只好报考。考上了南昌二中，因为没有学历证明不让报到。那时还没有取缔私立学校，那是只要钱不要学历证明的，我于是进了私立赣省中学，那时又没有毕业即失业以及择业的问题，一个学生也就是按部就班准备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成了干部。“假设”解放军战士没有对我说那句话，“假设”我不信或将信将疑，疑惧参半，迟疑不决，一过年就是春耕，就是减租减息的斗争，我在家庭里是惟一的男子，长子，想走也走不掉的。我将是另一个我，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子承父业”，“父债子还”的传统，不要说我这一代，就是再有两二代也不能淡化，消解吧？
　　鲁迅批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的话，“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固然精警。但革命何等庄严，干部何等光荣，我不正是“无意得之”么？就这一点而言，人间以无意得之的事，还少么？有些事，人们常说“可遇而不可求”，其实也多少是“以无意得之”吧？

　　凡是五十年代走过来的学生，开大会拉过歌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喜悦，革命的无上权威，人应作忘我贡献的激情，大概总不会忘怀的。1953年高中毕业，考试即将结束，报名已经开始，说不懂事自然不对，说真懂事似乎也不对，大家沉浸在紧张兴奋的情绪里.计划着未来。那时候大学生源不足，动员大家参加高考，而且只要考试，十有八九都会录取，只是取第几志愿的问题。而且据说北方中学毕业生少，不许报考南方的大学，南方中学毕业生多，鼓励报考北方的大学。我们正是可以全国满天飞的一群。何况又是百废待兴，百业将举，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高潮。考理工，干实业，是潮流，也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心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新民谚，虽被批判为落后、错误，但在大家的心里，依然生机勃勃。
　　谁也没有想到师范。
　　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校长，一位不久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中年男子汉，一接任校长就推广苏联生活方式，在上午四节课中间给我们加一顿稀饭油条之类的小餐给大家增添了格外的乐趣的校长，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了。
　　训话很简单，说全校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是无知；连一个学生干部也没有报考师范的，是没有觉悟，落后。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师范是培养干部的摇篮、“母鸡”，没有师范就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没有干部，没有干部就没有一切，还有什么建设，要大家重新考虑报名，号召学生干部带头报考师范。
　　石破天惊，当头棒喝，说什么都对，没有考虑的余地。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副主席，专管学习的，我不带头谁带头！只是苦思苦想学师范学什么专业呢？在中学教数理化，觉得没劲，虽然喜欢外语，教中学外语又有什么呢？于是想到，要学好外语，先是学好祖国语言，这才心安理得。
　　9月开学。当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到之后，胸前戴上“新伙伴”的彩带，实在是喜气洋洋，自豪得很，骄傲得很。不错，师范很重要。不错，师范是重点。光我们一个班，这一届就招了二百五十多呵！大会小会都说前所未有，而且和平门外的校舍太小了，加上辅仁大学的校舍也不够；在新街口豁口外盖新校啦！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呢，还是也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当我们1957年毕业以后就前途光明了：恰巧是一首著名的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用不着等到“史无前例”的时候，真的“史无前例”一来，更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然而，我似乎迄今并未后悔过，我学了这中国语言文学系。

　　1957年毕业，穿过狂风暴雨，带着浑身硝烟，祖国统一分配，把我分配到青海。我至今不懂，青海分明在祖国大地的中部，腹地。全国的中心点，不是在甘肃的兰州么？青海，充其量不过偏西一点罢了，去青海，为什么叫“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呢？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祖国，过去是以孝治国，后来似乎像是以口号治国。一个时期一个口号。一个口号一场运动，一个运动一阵轰轰烈烈。轰轰烈烈过后，如暴风雨洗尘，大地干干净净，而口号永远漂亮。
　　我到青海的时候，正大办学校。每个厅一所中专。我在交通厅的公路学校，大跃进没完遇到大灾荒。各个厅的学校大合并，先是十几个合并为两个，不久又合二而一，成为一个。在“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来，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去”的口号下，把学生都欢送回了老家，江苏或者浙江。教员改行的改行，守业的守业，走的走，留的留。留下来的吃野菜，喝糊糊，无所事事，打牌跳舞。精神会餐，南北佳肴，有时开个神仙会，过的倒是神仙日子。
　　古人说得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倏忽之间，到了1962年秋天，天津市派来工作组调干部，赋闲的教员们人心振奋，满怀希望，不但将有工作，而且将离开青海。而且将回到内地。
　　学文的人又倒霉了，天津市不要，只要学理工的，人事科长穿梭于学校与宾馆之间，有时还抱着一摞一摞档案；传开一个一个消息：谁已经定了，谁还要研究，学校里的空气也流动起来。
　　9月25日下午，突然有电话找我，我却偏偏不在，记不得干什么去了。晚上传开了一个奇闻，说是当天下午调干的公事已经办完了，人事科长在宾馆和天津工作组的组长抽烟，喝茶，谈天，准备告辞了，他忽然看见茶几上放着当天的《青海日报》，上面登着我纪念鲁迅先生诞辰的文章，指着对组长说，这作者就是我向您推荐过的语文教员。组长心一动，表示可以见见面，电话就是为此打来的。后来是科长又急急忙忙回校取档案，到晚上，终于敲定破例捎带上要我这个学文的。
　　其实，惭愧得很，那文章幼稚极了，题目可能都不通，叫什么《〈呐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出集子照理应该找出来收下的，终于没有。是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少作”，但有什么可悔的呢？没有它，我还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哩。1962年报考北京大学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省教育厅就没有通过，我大学毕业以后心怀的梦想，刚刚被打碎了的。人的一生，也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待到1976年，竟同王瑶先生朝夕相处，着实享受着“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的欢乐。

　　中国产生过伟大的教师孔夫子，中国至少两千多年前就有从启蒙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假如历史确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以今例古，真不知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怎样踯躅蹒跚走过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乱哄哄地大联合了，我所在的第一轻工业局机械工业学校像青海省公路学校一样，又完结了。这回不是学校和学校合并，而是学校和工厂的一个车间合并，不是合并成一个学校，而是合并成一个工厂，叫第一轻工业局第二机械修配厂。教员，那时有一个蔑称叫“臭老九”，完全合乎革命的逻辑，统统到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实质就是改造。我分配在热处理车间，从安装炉子，控制箱，打地脚螺丝开始，学习一门新的劳动技能，自已养活自心，不再靠工人、贫下中农养活了，重新做人。
　　三年下来，俨然一个老师傅了。可见“人过三十不学艺”到底是俗人的俗见。一天，为了一个什么技术问题或协作问题，头头想起了旧财经学校，想起我和他们的语文组在革命前有过交流交际，派我去联系。大难不死，故人重逢，拘谨中透着亲热。正事没有办成，临别，对方给我一本李何林先生新近的报告《鲁迅的生平及杂文》。这也是俗人的脾气：“三句不离本行”。
　　我的藏书，——的确可以称为藏书。作为一个中专的语文教员，至今每每想起，仍然禁不住沾沾自喜，我几乎以每月近一半的工资连续不断购藏，在青海时买书乂难又慢，就在北京中国书店邮购部立了户头。——早已由红卫兵勒令收缴，焚毁了。当时斗胆请求保留《鲁迅全集》获准了，再请求保留《郭沫若文集》遭到斥责：郭沫若自已都说要烧掉，你还反动！那时是下了决心不再买书的，读书是奢望。作文已不可能。不过，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然也俗，却似乎近真。就在我的藏书烧掉不久，在天津劝业场楼上的旧书店，蓦然遇见一套“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初版”的红布脊红书面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我惊讶了。说旧病复发也好，说积习难改也好，这是我长久的梦啊！谢谢那位老店员，允许我回学校取钱来拿书。入夜，我在第一卷的扉页写上：“纪念先生，学习先生，改造灵魂，好好做人。汉元，六六，十一，一，为纪念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购置此全集”；在末一页写下：“汉元六六，十一，一，L高飞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之中，我作结论之前，时在天津”。这就是我的命运，此时此刻回想当年以待罪之身还买下这套《全集》的心情，人生毕竟各人有自得的况味。生命难得，生命有令人自我陶醉的魅力。
　　当我读完李何林先生的《鲁迅的生平及杂文》，我为他担心了。一些“批倒批臭”的观点，他依然故我。他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忍心他重蹈覆辙，我给他写了一封提出具体意见的长信。
　　我的目的不在讨论问题，更没有以此认识李先生的意思。我没有写出通信地址，不想李先生回信。
　　然而李先生的回信来了，说：“来信奉悉。承您花去不少时间提了宝贵的意见，甚感！将来修改这份讲稿时，当参酌修改。”又说：“鲁迅杂文、有些篇确实难懂（有些篇的某几句难懂}，我对解决那三种困难的想法，是对一般读者说的，希望他们不要有畏难情绪，是可以逐渐解决的。叫一般读者怎样办呢？只能就他们能做到的提一提。您提的这条意见很好。”还说：“信封上的地址（丁字沽、一轻二机修）太简单了，我怕此信寄不到，望告详细地址，以便《鲁迅杂文选注解》下月出版时寄上请提意见。”信写于1972年12月26日。
　　一个月后，过春节的日子，李先生回信提出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不敢想的问题：“来信收到多日，迟复为歉！从你的文学修养看，是可以从事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在机修厂是搞技术劳动，还是搞政宣或其他文字工作？为什么分配到机修厂？能写个履历给我吗？愿不愿意教文学理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发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专长；津市大中学校都缺大量教师，因为我不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和过去情况，根据来信，想起这些问题。”
　　这真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人们常常误解老子这一伟大的思想和胸怀，以为“善人”即“好人”。虽《老庄词典》也未能免。其实《老子》第六十二章说得明明白白：“人之不善、何弃之有。”这才是“道”，这才是“道者，万物之奥。”“常与善人”者，如第八章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之谓也。从此，李先生为我四处介绍工作。他不相信我说的，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没有人要的。他甚至亲自带我去见他的学生，单位的头头。
　　这样过了三年，他终于决心以七十二岁高龄奉召就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新创建的鲁迅研究室主任，并把我带到身边，为我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
　　1976年3月8日，我收到李先生的来信，全文如下：

德厚同志：
　　读鲁迅诗札记已收到。挂号邮件须派人到西口局取，以后可不挂号。
　　已决定调你来。你父亲虽有那个问题，但你一向能划清界限，还是很好的。可能最近即发调令。先作来的准备，不必外传，也不必问，静候通知。接调令后，可以准备几天即来，买得火车票后，即将车次、车厢、到京时间，打一电报来，以便派车往接。如届时无人去接，可雇出租汽车拉人和行李，拉到西皇城根北街二号东楼（即最后一座四层楼）三层。11路电车从火车站过平安里，就是这条街的北口，行李和书总有五六件吧？坐人的小汽车不拉，须另雇板车。
　　　　　　3月7日
　　你是现在调成的第一个，可能不会再变动？

　　今天抄写这封信，我才发现，李先生没有署名，很奇怪，为什么呢？
　　3月17日傍晚，我去一位同事——朋友家辞行。他们根本不信，我拿出调令来，才说：怎么打了一个闷雷？一起开怀大笑，又说：送行的饺子生日的面，正好吃饺子，坐吧！师傅和我喝了一晚啤酒。
　　第二天中午过后，我肩扛手提着铺盖卷旅行包，走进了鲁迅研究室。饭后正在休息的室秘书王昆同志等三个人又吃惊又欢笑的情景，依然鲜活地闪现在眼前，的确就像昨天的事一样。
　　这个日期，我是有意选的，“不思量，自难忘”呀。

　　本文选自《垂死挣扎集》，王得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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