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一粒浮尘

┃Personal History

一粒浮尘

© 茆家升／文

　　我当了四十多年临床医生，二十一岁即被错划右派，在一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度过了大饥馑的最困难时期，可以说见过无数次死亡。所有死亡无外乎两种：该死的和不该死的。就医院而言，大多数应属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有少部分被医疗上的失误枉死的。而大饥馑时的死亡，都应算是非正常死亡了。不过就是这些非正常死亡者之间，情况也是有别的：除了挨饿受迫害致死之外，也还有一些自取其咎自我毁灭的死亡（不包括在种种压力下的自杀）。面对各种死亡我悲伤过、愤恨过、难以忘怀过，也无可奈何过、无动于衷过，甚至也庆幸过，如听说一个恶人的弃世。但也有时面对个别人的死亡，说不准自己是怎样的心情。
　　比如普通右派程秋帆之死，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说不准我该如何面对他的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程秋帆只是五十多万右派里的一粒浮尘，受尽磨难，早已随风飘逝。有多少比他更有才华更富青春活力的人，都在那个非常年代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人们在对他们惋惜之后也渐渐地忘记了，为何还要重提这么一个小右派之死呢？熟悉他的人都还记得，他的死有一定因素是自取其咎的，但他毕竟是受迫害在先，即使以后有什么过错，人早已经死了，难道四十多年后还要翻老账追究他的不成吗？不！不！不是这个用意，作为门口塘农场同时受难的难友，我对每一位难友的伤逝，都无限哀伤无比悲痛，所谓物伤其类吧。我怎会做出伤害难友们的事呢。但是为了正视历史，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还是要把这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

　　1959年底1960年初，大饥馑像一只无所不在的大恶魔，正向全国人首先是我们这批受难者凶猛地扑来。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多弄到一些能果腹的东西，免得饿死。仅仅在几个月前，即国庆十周年前一段时期，风闻十年大庆时要大赦，许多人还梦想到那时可以去掉处分回原机关工作。未想到所谓大赦农场里也就摘掉几个右派的帽子，摘帽后还是以摘帽右派身份留场继续劳动。而且场里生产的粮食正一大批一大批往外调，口粮标准越来越少，大跃进号角越吹越响，劳动负荷越来越重。所有难友们在政治上完全失望之后，体力上也正一天天衰弱下去，有的难友已经饿死了，四周农民每天都有一批批人在饥饿中死去。这时难友们还能有什么值得思考的？不问你戴帽子之前是什么身份，有什么样成就与贡献，曾经是哪一方面的人才，现在都成了只顾活命的低等生物，每天所想的所做的就一件事，怎样想尽办法弄吃的不致饿死，挨饿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没有挨过饿的人，决体会不到的。饥饿可以摧垮人的一切。为了不挨饿或少挨一点饿也可以不顾一切。很多潜意识里自私贪婪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甚至恶性膨胀，做出正常情况下做不出的事，在另一种意义上把自己毁了。
　　程秋帆之死可以说是个典型。
　　程秋帆本是徽州某县税务系统一位普通干部，对他反右之前的情况知之甚少，也只知道他是和本单位某领导关系不好，就被按比例划入另类，发配到这家农场来了。按说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本来并不相识，又都是受了冤屈的，本该相互同情，相互关怀，共同渡过难关才是。可是程秋帆这个人总是和难友们格格不入，在这个作业区里已经换过几个生产队了，都不是别的难友为难他，而是他到处树敌混不下去主动要求转队的。本来他转到五队之后情况理应有个根本性变化的，因为这个队里许多难友诸如陈兄、夏兄、赵兄、许兄、彭兄都是我终身好友，他们都是品质优秀心地善良的好心人，而且在那种大限临头似的最困难时期，是真正相濡以沫的。更难得的是这个队的队长也还算个好人。程秋帆如果脑子清楚一点或是坏秉性收敛一点，他是可以和难友们一起渡过难关的。怎能想到他本性难移，依然打着自以为聪明的小算盘，继续和全体难友作对要把大家往绝路上推，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或是境况好一点，不惜伤害他人，甚至干出诬陷别人打小报告的蠢事。结果是众怒难犯毁了自己。
　　我们那家农场虽说主要任务是收容改造右派的，但对外还是打着干部劳动锻炼的牌子。送到这儿来的右派也还有干部身份。除右派外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情况也很复杂：有机关精简下来的冗员，有犯了其他错误送来改造的，也有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这批人良莠不齐，好人不多。大部分人在农场有点小职务，差一些的也能混个生产队长当当。我们这些难友的处境与这些人关系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比如这个五队队长就不算坏人。不然的话，队里的难友们遭的罪还要深些。
　　那个生产队长和许多机关精简下来的冗员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长级别很低又生活困难的基层勤杂人员，是拖儿带女全家到农场来的。平日只为一家人生计发愁，只要那些改造的右派，活干得还能说的过去，是很少找他们麻烦的。那时我们这些来改造的右派都正年轻，还抱有种种幻想，真的想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所谓非无产阶级意识，大家劳动都还认真，所以和生产队长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只是面临大饥荒，幻想破灭了，才不得不想方设法度命。比如在自己劳动的土地里捡一些碎山芋小萝卜头青菜叶子，或是避免体力消耗太多多休息一会等等，都是一个人要生存下去的本能，是无可指责的。其实早在这之前，那些非右派的队长们早在捞了，都是为了活命，彼此心照不宣。
　　倏忽之间，大家发现队长变了，看管得严了一些，平日收工时都是队长先走的，这就给大家留下了一点“办事”空间，现在不了，队长总是走在最后，再四下里看一看，不过还不算太顶真，就这大家也心惶惶的。队长有时还找难友们个别谈话，谈的几乎都是他刚刚干过的事，好在也未深究。最叫大家担心的是场里开大会时，场领导公开点名批评这个队里的事，而且不仅是吃了地里一点山芋的小事，还有所谓上纲上线的大问题。这是怎么啦？凭他们刚挨过整的特有敏感，判定他们之中出了告密者，说得难听些是出了“叛徒”。
　　他会是谁呢？一时人人都在猜测警惕别人也被别人猜测和防范之中。那局面是很尴尬的：平日一些似乎是声息相通患难与共的人，忽然间相互戒备起来，人人肚里都有一股火，又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无根据地去怀疑一个你曾经很信赖的人，是很难受的；同样道理，被一个甚至一群曾经信任过、尊敬同情过你的人们怀疑是更痛苦的。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我们那时的感情了，别说交友就是找对象也可以像换衣服一样朝三暮四。我们年轻时莫名其妙地头上戴个大铁帽离开机关丢了工作离开亲人，到这荒山野洼来劳动改造，又赶上大限临头似的大饥荒，身心交瘁，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乃至摧残可以漠然了，但对来自难友之间的理解同情直至相互关怀相互支撑看的是很重的，有时曾是生命所依。忽然间你发现或是别人发现你原来只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命运能好一点，不惜出卖患难与共的难友，可以想见那会是怎样的感受。当时大家曾不约而同地想到过是程秋帆，因为他有劣迹在前，但是这种关系到一个人的品质荣誉的大事，没有事实是不能轻易下论断的。
　　好在这样的尴尬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件事的主角不久就浮出了水面。说来也是一次偶然的发现。难友之中有位姓汪的，就是附近一个银行营业所主任，本来是作为下放干部全家来农场落户的，未想到来农场后又被原机关一纸加封，戴上了右派帽子，工资一降再降，家庭生活日益艰难，前主任夫人只得降尊纡贵当洗衣妇勉强度日。一天她在给程秋帆洗衣时发现了程的衣袋里有张小纸条，她一看吓坏了，原来上面详详细细地写着：某某哪一天“偷”了几个山芋放在什么地方，某某“偷”了什么什么放在哪里哪里；某某趁队长不在时磨洋工；某某和某某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粮食定量太少劳动又这么累没法过了；某某说自己划右派是受了冤枉，是对伟大的反右派运动不满，思想反动！程秋帆可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看不出这个平日也和大家说说笑笑，也发点小牢骚，也从地里捞一点能吃的，和大家没什么两样的“难友”，背后竟能干出这种勾当？大家愤慨痛恨之余，明知放着这种告密小人在身边，危害极大不说，心里都十分厌恶，可是你又能拿他怎样呢？他干的事虽丑，可放到台面上也还冠冕堂皇：可以美其名曰向组织靠拢，是在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是劳动改造的成绩。这些都是农场头儿求之不得的，你能把程秋帆怎样？以牙还牙也去回报程秋帆吧，那你还不是一样的告密小人！就这样听之任之？当然也不行！怎么办？办法总会有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想方设法去获得基本生存权，就只能坐以待毙。
　　境况大致相同的人群里，一个人和群体作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相反，群体要报复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是这个队的难友并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大家还念着他说到底总还是个蒙冤的难友。一位德高望重的徐兄曾苦口婆心地和他谈过，要他不要再干这种缺德事。这么干对自己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和大家这么对立你自己日子又咋过呢？
　　可惜程秋帆连这样的良言也听不进去，依然一意孤行，大概他认为向生产队长、作业区主任乃至场领导揭发了“坏人坏事”，一定会得到领导赏识会有好处的。这么一来，程秋帆就彻底的孤立了，当然是他自己先从这个人群中孤立出去才被大家孤立的。可以想见难友们对就在身边这个蓄意要伤害自己的人是如何的厌恶。他应该想到做这种事的后果。后果可能有两种：一是告密的目的达到了，被告密的人受到了严惩，甚至被劳教劳改。自己因告密有功得到了好处，就算能提前摘掉了帽子，那又怎样呢？你不还是个摘帽右派吗？而因为你的告密，农场可能管理防范得更严，那就断了大家的生路，就可能有更多的人饿死，真的出现那种情况，你会心安理得吗？好在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出现的是另一种，即生产队长接到告密信，并未看成什么大事，此也不是全因为队长是个好心人，而是这种情况到处一样，队长们还捞的更多些，他要声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即使是总场领导，也不能只听程秋帆一面之辞，对一个抗日的老干部怎么样，也不过大会上批评几句就不了了之。程秋帆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告倒大伙儿，你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
　　事情真相暴露后，程秋帆过的也真是非人的日子。被孤立了不说，所看见的都是冷漠的、防范的、警惕的眼光。更现实的问题是饥饿难熬，众人防一人容易，一人防众人就难了，程秋帆再也没有可能从地里捞一点吃的东西了。一天实在是饿极了，他居然偷一个农村来卖桃子小贩的几个小毛桃，被同队的人当场抓住。又有一天他偷山芋又被当场抓住，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大家狠狠地斗了他一顿，还把他手脚捆住吊起来。这一次他可能是真的后悔了，老李老王一个个叫着名字请求宽恕他。大家虽然再次饶恕了他，但再也没人搭理他了。在这之前，他虽蒙冤发配到此，成了二等公民，但起码和难友们身份还是平等的。现在由于自己的过失遭到了难友们的唾弃，他这才是坠落到社会最底层了。从此程秋帆ㄔ亍独行孤立无助，身体精神都在一天天垮下去，一天他稀里糊涂在农场边上一个小镇上，把别人自行车骑走了，被当场抓住，定了个盗窃罪，新老账一齐算，被送去劳教。不久就听说在那里因为偷吃别的劳教人员的食物，被人活活打死了。从此程秋帆这一粒浮尘永远消失了，而且生的卑污死的屈辱。

　　四十多年后我和当时与程秋帆同一生产队的难友谈起此事，心情依然十分复杂，还说不清该如何面对它。这当然是一起冤假错案，他也一定早改正了，劳教身份也该早平反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的，程秋帆是个小人物，是真正的一粒浮尘，他的死有一些是自取其咎，似乎不值一谈。但是，他毕竟是冤死在那个非常时期。他为什么有这个悲惨结局呢？完全是那场运动的后果吗？与他本人的品格和所受的教育和道德的熏陶有没有关系？可惜他反右前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反右时只是个普通税务干部，未听说他有过什么劣迹。那他后来为什么会那样呢？只因为在运动中被扭曲了灵魂吗？恐怕问题没那么简单，这里是否牵涉到性本善抑或性本恶的讨论，也关系到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人本质的探讨。余学也浅，不妨就程秋帆之死一事略说一二：
　　还是从人性与环境问题谈起吧：十九世纪沙俄时代俄国作家契诃夫曾到萨哈林（库页）岛上调查那里的劳改营的生活状况。他在报告里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契诃夫这段精辟的言论多次被人引用。俄罗斯当代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引用这段话后，紧接着写道：“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并说：“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
　　两位大作家的论断乍看起来似乎看法并不一致：契诃夫像是看重环境对人的影响；而索尔仁尼琴更看重一个人的本质。其实从我切身经历和接触到的人分析，两人的论点都很精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我所在的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因为我还在当医生，因此和场里的右派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发现：一是原来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受社会尊敬职业的人，到农场后尽管处境有了重大改变，绝大部分人都还能恪守做人的基本道德品质，违法乱纪干出什么不可告人勾当的极少；反之原先品格上有缺陷的人，到农场后常常又会有恶性的发展。其二：哪一个部门环境更恶劣些，那里出的问题也多些，许多人们灵魂深处丑恶的东西暴露的也更明显些。
　　联系到现实中程秋帆之死一事，给了我们什么样教训呢？尽管我们对程秋帆反右之前的情况知之不多，也不妨碍我们作两种推测：一是他虽然税务工作本身没有什么大失误，但在为人方面按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未受过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所以到农场后败坏了；一是他本来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人，只是他以后到了如契诃夫所描述的不自由、奴役、恐惧和经常挨饿的恶劣环境，才产生了种种邪恶。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我们反思，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有顺境也可有逆境，特殊情况下栽到契诃夫所描述的恶劣环境里，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如果你是以身试法，受到法律的惩治，那另当别论。我指的是万一你是陷入冤情之中，或是罪不当罚吧，你在那种本来不该由你进入的恶劣环境中，怎样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守住做人的底线，才是最重要的，弄得不好像程秋帆那样把自己毁了，是大有可能的。
　　其实契诃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论述不只对身处逆境中的人有警诫意义，对身处“顺境”的人同样也有警示作用。试看今日之社会那些贪官和腐败的丑事，哪一件不是人在“顺境”中发生的！境太“顺”了、没有约束了、可以胡作非为了、老子天下第一了，犯罪机会远远大于身处逆境时。不是有人说嘛，“富贵不能淫”比“贫贱不能移”更难。这个“淫”字是广义的，有骄奢淫逸之义。
　　由此我想到中国古代的什么“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还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依德关于人性的本质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本我是人生存的本能，本质是贪婪的，但人作为社会的人也就是成了自我时，他要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接受社会各种约束，那属于本能的贪婪本性只能退缩到潜意识中。而本我的贪婪一旦由潜意识成为显意识乃至成为行动时，那他就可能成为逆境中的败坏者和“顺境”中的贪污腐败分子。至于超我那是指少数为事业为革命而献身的人，也非平常人，不在此讨论。
　　闲话说的太多了，就此打住。
　　最后还想就程秋帆之死说一点难友之间互相伤害的事。只是这话题太沉重，不易把握，再说程秋帆之事还不算典型，他毕竟是自作孽在前。我还亲身经历过一个作业区的难友狠狠批斗一个偷山芋的周姓难友的事，甚至拳脚交加，当然作恶最凶残的是作业区那个没人性的赵主任，人都被斗死了还说是装死。但那次批斗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难友为他说一句话，尽管我未打他骂他，但多少年来一想到此事，想到那时我客观上还是帮凶之一，总是怵惕不安。再想想历次运动中尤其是大揭发、大批判或是相互横扫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扫倒的难友，有几个当时能站稳脚跟，不为当时声势浩大的运动威力所动，不为保全自己而做伤害别人的事呢？大多数难友还不都是在大混战中落水的！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宽恕造成这种种悲剧的祸首——“运动”的用意。不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怎么可能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家庭之间没来由的斗个你死我活。所以胡耀邦同志当政期间宣布永远不再搞运动了，才是中国人的最大福音。今天重提四十多年前往事，也并非要求人们万一遇到新的运动或不称作运动的运动，人人都能站稳脚跟，不为形势所动，不做伤害他人的事，那只能是美好的愿望。真要有那一天，很多人还是会随大流的。如果那一天还有人能记住几十年前的教训，脑子还能冷静一点，还能前前后后想的多一些，那历次运动被伤害的人就算没有白伤害了。但愿我这些空议论只是杞人忧天。

2001年6月15日 广州二稿

　　本文选自《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茆家升／著，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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