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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淼清:往事的回忆

唐淼清 私人史 2021-11-04

Personal History

往事的回忆

© 唐淼清/文

  父亲是祖父的独生子,八岁丧母,由曾祖母一手带大。祖父是个半文盲农民,有些家底,以积德行善名闻当地。祖父吃了没文化的亏,故而“望子成龙”:一面拜武术师傅练武;一面拜“大成至圣孔夫子”门下读《四书五经》、赋词作对。后来,那些“之乎也者”类学问不能适应形势,便变卖田土山林,借本族一女性“唐百丽”的小学文凭,亲送我父来衡阳船山中学应考,以高分被录取,名字由唐甲第变成唐佰丽。念到高中毕业,祖父只能靠四亩薄田维持家计了。父亲的大学学业是靠唐氏宗祠用族房公款才完成的。
  1941年大学毕业的父亲,不参加任何党团活动,更不接受从政当官的引诱,而以当一名教书匠为荣,直到1950年上半年从教于现祁东县归阳镇唐氏宗祠的魁寿小学。
  父亲老实本份,不善社交,执信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对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更是外行,人称“书道人”。他藏书颇丰,集“经史子集”于一屋,只要有空,便钻进屋里废寝忘食。可惜这些藏书在土改时被几个民兵搬到空坪里付之一炬,火焰三天后才灭。
  1938年父亲与目不识丁的表妹(没有血缘关系)结婚。母亲虽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通情达理,长于农事,一生劳作,直至1996年11月寿终正寝。
  1950年6月,父亲受祁阳县文教科之聘,到白水中心小学校任语文、历史、地理教师。语文教学由于私塾功底,游刃有余;历史与地理之教学方法更是一绝。如教中国地理,先在黑板上挂一全国分省地图,假定从祁阳某地出发,经由何路线到某省某地,其地山脉、河流、湖海等地貌情况、风土人情和特产,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仿佛亲临其境,听得如醉如痴。

  1951年,土改开始,由几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驻村展开。工作队指定唐贻前当村长。其人本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无赖,解放前参加“红帮”并任老五,攀权附势、翻云覆雨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人畏而远之。
  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将我家成份定为“小土地出租”。不料,1952年冬,搞“土改复查”,唐贻前纠集唐合明(当过保队副)等人将我家改成地主成份,从此噩梦就挥之不去了。当时,父亲在祁阳县花筵乡搞土改工作队,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三次向有关领导申诉,都是泥牛海无消息,这就埋下了殃及子孙的祸根。

  1956年6月,父亲从祁阳县白水中心小学调回家乡景耀完小从教。当年我家有三大喜事:一是父亲涨了工资;二是我考上湖南省衡阳医士学校;三是我小弟唐森清降生父亲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祸从天降,我们家状况便江河日下。
  首先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春祁阳县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重华中学,名曰“整风学习”。父亲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更不“鸣放”,可是党组织硬把这个“书道人”打成“右派分子”,其“罪”有三:
  一是说父亲“对土改划为地主成份不满,多次申诉,妄图反攻倒算”。
  二是父亲“英文书籍不离手,常与人用英语对话,1945年6月曾给美国鬼子当过翻译,有里通外国之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侵华日军的飞机对归阳一带狂轰滥炸,一天一架美军战斗机被日军飞机击落在归阳背后的山坡上,飞行员跳伞被救。当时的乡政府急于找一个懂英语的人,就请父亲当了三天的翻译。后美军飞行员回国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这就是“里通外国之罪”了。
  三是“满身地主少爷作风,瞧不起工农出身的教师。”父亲有“禁忌”:不吃肥肉、泥鳅、黄鳝,吃鸡要去皮。有些教师故意捉弄他,饭前在他的碗里塞几块肥肉、鳅鱼或鸡皮翅脚,父亲很是反感,便利用星期日回家要我母亲备些泡菜、煎蛋之类带来学校,每当就餐时用碗盛些饭菜回宿舍吃。这就成了“地主少爷作风的罪证”。
  当时我正随医士学校在祁阳县搞“除病灭害”工作,闻知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便去探望。只见重华中学两旁门口各有二名戴“执勤”袖章的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向他们要求见父一面。一会儿,由两人挟持着父亲走到大门口。他面容憔悴,眉毛被拔得精光,右腿被打瘸了,右脸青一块紫一块的,其凄楚之状令我大吃一惊,顿时泪如泉涌。我询问了情况,父亲默然不语。最后用低沉的声音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被人押走。谁知这次短暂会见竟成了与父亲的永别。
  下面的故事是我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
  父亲1959年还能领到生活费,第二年便没有了,被押送回到生产队。重活、脏活离不了他,公共食堂粮食定量为每天九两(16两为一市斤)。父亲一天天干枯,剩下皮包骨,犹如毒药包装上的骷髅标记。继而全身水肿,脚踝部稍按一下就有一个不能复原的洞,已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但他为了那九两米的口粮,硬撑着下地干活,不愿吃所谓“病号饭”。病号饭是什么?就是一勺“倒在地上狗追不到”的米汤。
  1962年春,一天有学区老教师赵守琼悄悄地告诉父亲:“学区领导决定你重返学校教书”。当时父亲与全家露出一丝笑容。过了两天,学区领导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礼生的家通报学区决定时,陈礼生一锤定音:“他还没改造好,绝不能教书!”
  1964年春节,父亲拖着病体下床,拿起久违的毛笔,用苍劲有力的颜体字冠对一副春联:“百业唯有耕种好,丽容何需妆扮多。”贴在自己的家门,时人不解其意。直到今时,我方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领会。
  一直熬到1964年春,老病未愈,又添新疾,下腹部疼痛异常(病因不明),有好心人告诉母亲:“你男人如不医治,恐怕离死不远了。”母亲催大弟去大队支书陈礼生请求支一些钱,替父治病。可这位支书咬牙切齿地说:“你作梦,像你父这样的右派分子,死二个是一双,死十个是五双!莫说队里没钱,就是有钱也不会支钱为他治病!”
  1964年6月11日父亲结束了痛苦凄楚的一生,终年才46岁。

  庚辰年(1940年)秋末冬初,19岁的母亲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我。父亲尚未大学毕业。祖父对我疼爱有加。1945年8月,48岁的祖父患尿毒症死亡,家财消耗殆尽,只能靠借高利贷度日。继祖母李娭毑极力维持这个家,为我看“八字”算命。瞎子算命先生说:“此儿乃金龙之命,五行缺水,取名要选与大水有关的字,方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父亲遂将祖父取名水源为字,另择淼清二字为名。
  我生性乐观好动,不修边幅,从小随父到他任教的学校做一名不跟班的学生。识字,写字,跟着学生念《左传》《幼学》,接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儒家思想。故而,总是相信人间是和谐美好的,不存在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等丑恶现象。1952年“土改复查”唐贻前串通同伙改变我家成份,将我家划入“另册”,摧毁了我幼时的幻想。
  1956年我初中毕业,考入衡阳医士学校。校长张彦勋,仁厚而不擅权;业务副校长徐云鹏,留美医学博士,学者风度,督导教学。总务副校长廖立夫与办公室秘书邓克顺则是不学无术专吃空头政治饭的人物。廖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邓则成天围着他转,专打小报告。
  1957年下半年一天,谢天明、何寒威二位语文教师在教研组(二楼)的阳台上喝茶,无意中见到对面办公楼二楼邓克顺在办公室(兼卧室)与石姓女生行巫山云雨,便写了题为《中国的好莱坞》和《古今哼哈二将评论》的大字报贴在办公楼一楼走廊上。衡阳医士学校反右的第一刀就是他们了。外科老师张宗洵和总务科马超群也接着遭殃。谢、马被押送常宁县西岭大义山锡矿劳动教养;何、张则遣回原籍。
  1958年春开学不久,衡阳行署组织我校师生下到所辖12个县(包括现在的永州市所辖县区)“除病灭害”。所谓灭害即毛泽东发动的消灭苍蝇、蚊虫、老鼠、麻雀“四害”。我被安排到祁阳县,除了宣传发动群众除“四害”,后来还兼管农业生产的事。这里有两则故事:
  一、四月上旬,工作队进驻观音滩区,正是春耕积肥时期。我一人蹲点在沿沽农业合作社。区乡政府号召打好积肥仗,说既搞好了环境卫生,又堵塞蚊蝇孽生源头,一举两得开展大评比活动,规定每户积肥五百担。于是农民上山下田房前屋后清除杂草,
  将猪牛栏挖地三尺。有些农户可勉强过关,可多数户想方设法也完不成这么高的指标。为不拉评比后腿,社干部用扮桶倒扑坪里,上面铺些树枝,然后从水田里挑些稀泥覆盖,于是“大功告成”。区乡政府检查团进社检查,看到整齐划一的“堆肥”,确实风光,个个叫好,沿沽社获得全区积肥冠军。中午,社里设宴招待,我也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
  二、四月中旬,我转到八七湾社,这是个约200户1000余人的大社,有一座颇有气派的青砖墙、琉璃瓦的大院落。区政府发出号召,要妇女自愿报名犁田以树立典型。有一青年女干部报名,区乡干部和群众站在田塍围观,周围彩旗飘飘。社干部为她牵来一头性温的母黄牛,套上犁,一切准备就绪。那女青年下田左手执犁,右手扬鞭,孰料那牛不听其唤,时而狂奔,时而站着一动不动,任其鞭打。区乡干部用土喇叭为之打气加油,也无济于事。忽一少年用祁阳方言高唱:“戊戌年间,妇女犁田。牛屄向后,人屄向前。区乡干部,围观满园。喇叭高喊,何不下田?”其母一听,急用棍追打,那少年跑得无影无踪了。区干部狠狠批评一顿了事。
  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首先是农村,接着是城市,农民和城镇居民都成为公社社员。又提出“超英赶美”,全民炼钢。到处“放卫星”,什么土豆亩产120万斤、小麦亩产12万斤,水稻亩产36900斤,花生亩产1万多斤,一棵白菜500斤,牲猪日长膘19斤……从《人民日报》到各级党报天天报导“奇迹”,有地点和发明创造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为响应号召,学校亦停课炼钢了。首先派我与同学陈咏生去市团结社采办木柴,再在校解剖室旁建两座“高炉”。校木工做了两座各用八人拉扯的大风箱。令学生到廖家湾山上开挖抗日战争时的战壕,收捡诸如:炮弹壳、子弹壳等金属。准备就绪,于9月10日在锣鼓声中点火开炉炼钢加料的、搬运木柴的、拉风箱的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座高炉被一声爆炸巨响掀得只剩下半截,所幸无人伤亡。9月15日,高炉终于出“钢”了。邓克顺找人扎了一顶大红花轿,前后安排两组中西乐队,将“钢用红绸覆盖置于轿中央,八人抬起,亲领向衡阳炼钢指挥部报喜请功去了。
  有些同学私下议论:“那黑乎乎的东西哪是什么钢?是坨铁水夹炉渣的混合物!”我随即说:“那岂不是得不偿失?”有人密报邓克顺去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饭钵的“双蒸饭”(又称伤心饭)凹下许多,曾出现偷饭吃的事情。本班同学欧道宪(原国民党衡阳警备司令部司令欧冠之侄)发牢骚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报纸登载到处亩产几万斤,这样的大丰收还是饿着肚子干活?”我接了话说:“天天喊鼓足干劲,这样饿下去鼓足干劲,肚皮都会鼓炸了!”话未说完,又有“情报员”向邓克顺告密去了。十天后,欧道宪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宁远老家。
  10月上旬一天,我去校图书室借《诗经》阅读,看到《齐一之八》中的《东方之日二章》时,觉得有趣,便抄了下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衣裳。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翟翟。不能辰夜,不夙其莫。”恰逢颜××同学看到,欲借抄录,被“情报员”胡铁光所截。胡将其抄于黑板上,张冠李戴写上“作者唐淼清”。翌日,胡在校宣传栏内画了一幅漫画:戴黑眼镜身着黑衣的我,面对东方红彤彤的太阳说:“怎么太阳还没出来?”给我戴了一顶“反毛主席”的帽子
  1958年11月21日,邓克顺主持各年级召开辩论会。会前培训一批诸如苏联首、潘才桃、胡铁光、陈喜开等有“雄辩”之才的人轮流发言。翌日晚,邓克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对我、姚达夫和段良修三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处分决定。首先开刀的是我。除了上述罪名外,还加二条:一是“其父是地主和右派分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二是其祖父系恶霸,1950被镇压”。不等念完,我反驳说:“那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纯属诬陷之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我父是右派分子,但绝不是地主分子;我祖父于1945年8月病逝,不存在因恶霸1950年被镇压事实!”邓令“积极分子”封我的嘴,并接着念道:“该生思想反动,情节恶劣。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
  在反右中,学校党委可谓业绩辉煌!1957年反出谢天明、何寒威、马超群、张宗洵等四名教师;1958年九月后陆续将20多名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头号打手邓克顺从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1958年11月23日,我与姚达夫、段良修被押送到位于常宁西岭的衡阳地区大义山锡矿劳动教养队。首先出来接纳的是管教股长郑精华,满脸横肉,红鼻子,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伙食监管符麻子一脸疙瘩麻子、鹰咀鼻、腰粗背宽,手执一茶树棒,俨然一“日本武士”,遇有不顺眼的,轻则呵斥辱骂,重则举棒便打。更可怕的是无事生非、添油加醋捏造“罪名”。若惊动郑精华,那人不死也得剥层皮。白天难友们被驱赶到离监房三里路矿坑里挑矿砂到洗矿槽,来回一公里,必须完成定额二立方米任务,否则为消极怠工,晚上进行批斗。那两座东西并列的监房发出的殴打和惨叫声不绝于耳,令人毛骨悚然。
  郑精华虽属愚氓,但有策略,遇动手用棕绳五花大绑、戴脚镣手铐之事不会亲自操劳,使个眼色便有如狼似虎的“积极分子”代劳。队里成立“顽固组”,将“消极怠工”、“顶撞干部”的难友集中于此,命“坏分子”王××充当组长。其人力气大且心狠手辣,深得郑精华信赖。他是劳教人员,却不参加劳动,专门监视组员,人称“二干部”。
  1959年8月1日,骄阳似火。早六时排队点名出工时,“顽固组”的刘俊武穿戴整齐的军装,左胸前挂满军功章和勋章,站着一动不动。王××问:“出工了,你怎么站着不动?刘说:“今天是建军节,也是我的节日,不出工,要休息!”顿时,郑精华凑上来:“你又讨不自在了!皮肉发胀了吗!”刘拍了拍左胸前的勋章说:“我是林彪元帅授过勋的,今日我就要休息!”郑精华恼羞成怒地上前抢摘勋章。刘怒斥说:“你无资格抢夺勋章,只有林彪元帅才有资格摘取!”郑精华使了个眼色给王××,王早已准备棕绳,叫上两个大力士按倒刘在地,剥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五花大绑抬进了禁闭室。下午七时,我们收工回监房,只见王××领着那两个大力士从禁闭室抬着一具硬梆梆的尸体出来,原封不动的五花大绑,咀脸变形有血迹,遍体伤痕,眼睛瞪得像死鱼眼样,惨不忍睹。这个屡立战功的刘俊武就无声无息地惨死于劳教队了。
  郑精华在大会上轻描淡写地说:“刘俊武一贯思想反动,消极怠工,抗拒改造而自杀,自绝于人民。顽固不化就是这种下场!”
  繁重的劳动,思想的压抑,加上符麻子克扣粮食和菜金,难友们都不同程度地患上干瘦水肿(严重的营养缺乏),时有偷吃鸭食(用谷米煮成的幼鸭饲料)、猪潲事情发生。地里的南瓜、冬瓜、丝瓜等也被生吃。难友们心照不,“各显身手”。

  从刘俊武不明不白地死去,总感到这种法西斯恐怖之灾会随时降临我身。有难友议论:“劳教不如劳改;劳改有期,劳教遥遥无期,没有尽头。”于是创造条件,争取被判刑劳改。装病不出工,或消极怠工,故意顶撞郑精华,这些只能受皮肉之苦,不构成判刑条件。1959年8月在工地拾到一块“英纳格”手表,故意不交还失主,满以为难逃法网,可仍没有如愿。1960年4月的一天早上,太阳高照,便着单衣,一到工地,雷雨交作,气温骤降,难友都在工棚席地而坐。我顺手在墙上取下一件棉背心穿在身上,翌日早即送还莫尚全(惯偷劳教)。莫向郑精华报告说:“他哪是偷棉背心,实际是故意偷我放在背心袋中的钱(其实没有钱)。”郑精华用捆、铐、打等刑罚逼我承认盗窃行为,我顺水推舟地承认了。6月底,郑精华以“盗窃罪”向常宁县公安局报案,8月22日宣布“判处唐淼清有期徒刑七年”,押解到常宁沙洲湖新生煤矿劳动改造。“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到了煤矿,9月底,该矿由于矿难停办,囚犯们分别转移,我被押送到衡阳保合圩农场。不久,再次转移。11月中旬一天,400余名衣衫褴的囚犯被武装押解到木船上,划到衡阳市白沙洲码头,经大桥步行到火车站,上了一列装牲畜的“闷罐车”。上车前每人发一小袋炒米,车内只有一木桶生水,大小便拉在车箱内,顿时臭气熏天。有一囚犯突然昏死,难友们一边施救,一边急呼干警,无人应答,未到株州,那犯人咽气身亡,永远闭上那苦涩的双眼。我们与死尸相伴天黑才到岳阳火车站。
  我们被押进岳阳一中的大礼堂内。在昏暗的电灯下,礼堂内黑压压一片约1000余人。满以为能有三两米饭果腹,可等到午夜后仍不见动静。饥寒交迫的囚犯们背靠背挤坐一团,熬过这不眠之夜。
  翌日晨,我们被押解到岳阳楼左侧的码头上了轮船,每人发了一小包红茹渣饼干,片刻就囫囵吞入腹中。在建新农场的荆江门码头停靠,经点名编队,分散进入各大队。
  我编入4大队。进入监房后,才吃上一点热饭热菜。接着监内犯人医师王××(因右派判刑,原为湘潭人民医院院长)给我们发放药物、检查身体。一见到我,便问“你是哪里人,以前干什么?”我如实回答。他说:“现在场医院正缺人手,明日我去报告,是否能调到医院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两天后,建新农场医院管教干部屈德增来大队调出档案,将我带到医院。
  医院不设武装岗哨,行动较自由。在三栋茅房、二栋砖瓦平房里设有内科、外科、中医科、药剂科、检验室,集劳改、劳教与期满留场就业的名医于一院。唐敬原是祁阳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因右派判刑)主持外科;原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周志励(因右派判刑)及祖传中医吕立人在当时的广兴洲地区名望很高,不少当地或外地人员通过关系前来就诊。人才济济,论技术水平可与当时的县级医院媲美。
  院长徐毓麟先生以宽厚仁慈姿态接纳了我。见我衣衫褴褛,令陈护士长从库房里拿出一整套内衣、棉衣裤及鞋帽;见我体弱水肿,令厨房为我加餐。可说是“丰衣足食”了。
  我在有50张病床的血吸虫病房任医生。一批外地转押过来的犯人,频繁接触疫水,患上急性血吸虫病,经常出现一张病床睡两个病人的现象,忙得我团团转。
  五月一天晚上,来一外科急诊。四大队一犯人收割蚕豆,偷偷用火烧豆杆从火中捡食蚕豆,一顿狼吞虎咽,回监又大量饮水,蚕豆在胃肠道急速膨胀,爬上铺时又摔了下来,造成肠断裂。外科医师唐敬令我为助手作手术。忙了5个小时转入病房作特别护理,翌日八时终不治身亡。
  1961年秋末,医院将干瘦水肿病人集中于董家台老堤“疗养”,发放豆粉之类“营养品”。夜半气温骤降,便有病犯死亡。一个北风呼嚎的夜半,我紧张地巡看病房时,竟有11人死在床上,急忙向管教干部赵××报告,受到严厉责骂:“你是什么医生?这个病都治不好,要你干什么?”我辩解说:“无药可治,怪我不得。”赵说:“你需要什么药?开个清单来!”我说:“药物清单很简单:每人每天1.5斤米,二两油、二两水糖(即糖厂剩下的甘蔗渣水)。”赵听后,沉默苦笑。闲时,胡诌一阕《沁园春·洞庭秋》:
  “云梦秋光,晚照夕阳,拂晓雾飘。忆春浓时节,香郁草莽,踏花芒履,岂余步蹈。古道华容,曹公遇险,念及云长义气高。思往昔,笑楚魂屈子,梦赋离骚! 江南杨柳娇娆,争五斗红米竞折腰。贬唐宗宋祖,张扬文彩;诗章词韵,卖弄风骚。一代枭雄,政客党阀,头顶红冠舞大刀。红旗下,看饿殍遍地,白骨江郊。”
  “劳教”创造条件“劳改”,至今我不后悔,因为我活下来了,在增长见识中活下来了。

  1966年7月,建新农场收到常宁县人民法院1962年1月7日(62)法刑字第002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我为有期徒刑四年时,已经逾期二年,就是说我可以回老家了。
  谁知刚出樊笼,又陷火坑。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遍大地九州。唐贻前的长女(红卫兵小头目)8月31日赴北京朝圣“载誉归来”,便召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子弟于大堂屋里,振振有词地警告说:“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你们这些五类分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接受红卫兵监督才是唯一出路。”因为家庭成分被错定地主,又是父子两代右派,这次文革肯定没我的好果子吃。如果株连母亲及弟妹,后果不堪设想!考虑再三,决定返回建新农场当“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自己光棍一条,无妻小之累,建新农场才是避风港。连夜收拾行李,告别家人(对外谎称已在外就业,回家探亲)步行60余里乘火车到衡阳火车站,沿着当年被押解路程第二天就到了建新农场就业科。就业科干部说:“你已释放回家,一切手续都全部转回原籍,无法安排就业!”多次请求,死皮赖脸地磨到天黑,也无济于事。有一干部干脆将行李甩出外面,威胁地吼道:“再不走开,就用铐子铐你回去!”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场回家。
  在回家的火车里,见到一群佩着“北京市十一中”校徽的学生,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押着十多名剃阴阳头、戴手铐的中老年人。他们用皮带抽打、用烟头烫脸折磨那些人,狞笑着、狂喊着……
  离乡八年回到老家,每天是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凡队上的脏活、重活都派上了我,可工分却与小孩女人一样年。终结算,还倒欠口粮钱。附近的社员常慕名来我家看病,白天要出工,只得黄昏收工后摸黑去病家,赚一顿晚饭吃。路远的就留宿病家,第二天早饭也有着落了,有些病家还给点“小费”。名声外扬,常常夜不归宿。
  1969年7月一天,大妹夫驾着三吨小木船从黄泥塘运送石灰到我生产队,满脸神秘地对我说:“今天早起运不到二里路,在石滩上发现一堆东西,划过去看,吓我半死,来是三男(一老一青一少)二女(一老一青)的尸体。尸体用铁丝贯穿锁骨和脚后筋。我不忍,将尸体拖在沙滩上掩埋了。”我猜测可能是道县大屠杀的受害者,尸体漂到双牌水库,开闸泄洪被冲到下游。顿时,惊恐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1969年9月,厄运临身。一日“湘江风雷”头目唐晓阳纠集红卫兵驱赶“五类分子”及子弟在村办小学内,严刑拷打,“坐飞机”、“吊半边猪”、“过奈何桥”等酷刑都用尽了,目的是要我们交待“反革命组织”。我与唐加福被折磨最惨,皮带木棍都打断几根。有一女性用木棍故意打我下身阴部,顿时昏死过去。后由唐晓阳的亲叔唐裕文(土改时曾任乡长)讲了一句救命的话:“你们这样搞不合法,如他们确有罪,送政府或公安部门依法惩处,何用你们这样动刑呢?”这才放了我们。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接踵而至的是戴高帽、颈挂黑板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二天后,唐增福的妻弟被杀死在九洲河滩上,医师唐曙被唐合府用梭标穿胸而亡于唐家岭公社的码头侧旁滩上。我幸免于难,算是“前世烧了高香”了。

  1969年正月初一早,唐晓阳组织全队男女老少集中到“早请示、晚汇报”的正堂屋吃忆苦思甜餐(五类分子去“接受改造”)。事前采一些野菜、红茹叶和米糠做成团子置于桌上。餐前,请苦大仇深的周娭毑诉苦。周娭毑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万恶的旧社会,受尽地主恶霸压迫,逼得叫化讨米,才养活我五个崽女。有一天地主唐××摆寿酒,我去讨饭,一粒饭也没讨着,只讨来几碗‘东坡肉’,害我崽女个个都泻肚子。解放后,我们翻身作主人。可惜1960年饿死了我的一个……,一个……。”不等她说完,唐晓阳哭笑不得,急忙将其拉开,说:“周娭毑讲累了!赶快休息!”草草收场。

  1970年初夏,我血吸虫病发作,当地医疗部门束手无策,由祁阳县卫生防疫站出具疾病诊断书到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该办开出“请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协助治疗治疗费由我办统付”的介绍信,才住进医院。经过五十多天治疗,中秋节前回到家乡。家乡的人如见“麻疯病”一样避而远之,正合我的心思。
  住院期间,我产生了逃生的欲望。
  1971年7月,祁东县归阳有一团级军官申××回乡探亲,招人去云南当兵。经人介绍找到了我说:“你在家担惊受怕,在针尖上过日子,倒不如到云南当兵。”我说:“哪个部队会要被专政对象当兵?”他又说:“只要你愿意,我保证你当上不拿枪的卫生兵。”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莫不是红卫兵造反派故意试探?不敢贸然答应。后来他亮出证件,我才默许。他亲自领我乘火车去昆明,住进军人招待所,换上不戴领章帽徽的全套军装,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二天后的清晨,同来的200人乘军车经历三天的颠簸才到与缅甸国相望的芒海军营。这支神秘的所谓部队,到底干些什么,无人知晓,每天暮出朝归。我守在军营每日清晨为之看病疗伤,清创包扎。不到一个月,只剩下100余人,那些熟悉面孔不见了许多。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缅甸共产党雇佣去打游击的,“革命对象”是奈温政府军。晚上,这支部队由缅甸共产党游击队指挥作战,天亮时才回来。战死了,中国军方不负任何责任:一不留名通知家属,二不享受为国牺牲的烈士待遇。我感到懊悔,唯恐客死他国,就以“药品奇缺”为由请求到昆明采购,得到批准,用军车送到昆明,我便逃之夭夭,结束了71天的军营生活。
  这70多天的奇特经历使我有家不能归。如果当地生产队、大队及公社追查,我说出来,他们不会相信,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横下一条心:亡命天涯、四海为家。
  在衡阳火车站,巧遇一批外出“抓副业”的年青农民,请求头目接纳我,得到应允,结伴到宜章莽山开荒种树。1972年清明后,转到郴县林业局所辖的两江口采育场从事木材采伐。虽是深山老林,生活还有滋有味,吃、穿和零花钱不用愁。但临近春节,便担心了。如不回家,恐被当地干部怀疑我是潜逃人员;如回家,哪里是我的家呢?反复思考,只能在除夕前一天,悄悄溜到三个妹夫家去过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还是受到本生产队民兵的骚扰。1973年正月初一,本队唐桂生领着十多个手执梭标的民兵,杀气腾腾来到我过年的大妹所在村,表面给他岳父拜年,却被他岳父母痛斥:“你这是干什么?叫化子也有个年,他犯了那一条国法,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出去!别打坏我的彩头。”大妹夫的二伯父李仁甫急叫我去他的楼上,见唐桂生来,就大叫起来:“唐淼清在我楼上!有种的就上楼,如敢踏进我的家门,小心你们的狗腿!”民兵们就灰溜溜地走了。1971~1975年的春节轮流在三个妹夫家过。
  1975年元宵一过,结伴去南县武圣公社砖瓦厂打工。厂长郑玉章集外地打工人员于一厂,生意红红火火,产品供不应求。郑厂长于中秋节前一天接到上面的全国戒严逐个单位清查的通知,急中生智,准备几副“民兵执勤”的红袖章分发给我们,嘱我们中秋之夜也外出“巡查”,平安无事躲过一劫。从此,我在南县、安乡、沅江一带以烧砖瓦为业,日子也还惬意。1976年12月粉碎“四人帮”的标语布满岳阳时,觉得大难已经过去,便回了家乡。

  本文选自《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事》,应山红/主编。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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