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士：文革风月

┃Personal History

文革风月

© 张礼士／文

一

　　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学校革委会“抓”去“隔离审查”的，理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出言不逊。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在教室内用三夹板拦成若干小间，一个人关一间，可“享用”一张草席、一个课桌和一只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写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开睡觉，小间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员常常在教室巡视，主要是防止我们讲话。因为虽说“隔离”，只有一板之隔的我们仍可以交谈，但只要一听到声音，看守便厉声训斥，甚至会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静得像坟地。
　　其实，所谓看守都是学校同事，有教师有职工，有几个还是熟人。不过他们此时表现出和我素不相识的样子，一个个革命义愤溢于言表。管理看守的领导是工人学员，他们平时在办公室，没有大事见不到。
　　我的右邻是老梅，他很自觉，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声；左邻是老陈，他和我经常轻轻嘀咕，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有回老陈妻子来送衣物，当然是不能见老陈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给了老陈。然而老陈认为他仿佛听见了老婆的声音，伤感了半天之后从板缝里塞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上是一首他写的词“摸鱼儿”，对妻子的思念和愧疚尽在词中——老陈婚后几年和老婆没少吵架拌嘴。我告诉老陈，想不到他作为一个机械工程教师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诗词造诣。于是我们的悄悄话愈加多了。
　　老陈对看守们一一评价。
　　最坏是和老陈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现极其革命，他对革委会破格派他当看守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特别卖力、特别凶！有次为了一点小事打了难友老高一记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只耳朵聋了。平时有机会就骂我们，但他不要说对领导哪怕对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别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个看守小马特点是“阴”。他常常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突然把反锁的小间门打开，看你在干什么。倘若你不在写交代或是没在读毛选，必定被他训斥。其他看守还算马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陈说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对小胡的评语4个字：“温柔敦厚”，我完全赞同。
　　小胡是青年教师，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人长得秀气，说话声音轻轻的，举止文雅。他对我们十分温和，对我们的要求（比如上厕所或者出小间找水喝之类）从无二话，即使听见我们违规交谈也不干涉，至多提醒我们声音小点，所以大家都盼着他值班的时光。小胡从来不训人。
　　这天和往常一样，寂静，死气沉沉，几个看守在我的小间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马不在）。聊的是老电影有个人在讲苏联电影“白夜”，只听见小胡说：“白夜”呒啥大意思，还是“白痴”好看。看守们说话对我们一点也不避讳啊！过了一会，小胡开门给我送晚饭（我等隔离审查对象的“牢饭”由看守送来），我瞥见小胡的眼里有笑意。
　　转眼间到了1970年，我已经在奉贤“五七干校”了。学校开始搞“一打三反”，由于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倒过霉，对新运动而言自然是死老虎，只须当观众而已。不久，在众多揪出来的人之中，听到了小胡的名字。据说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恋！虽说小胡结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怀孕生女，但小胡对妻女漠不关心，只是在妻子坐月子时买过一只鸡送去。此前此后却和一个交大的教师“同居”，像老婆一样替人做饭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们一道逮住了，小胡就发落到学校当上了“一打三反”对象。
　　过了一阵子，干校开“宽严大会”（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大会），小胡作为从宽对象在大会上作检查。具体内容一点没有（据说属于“防扩散”），只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改造，不好好“斗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错误。还举了一个我当时觉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说自己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尼亚的恋爱情节，中毒很深。
　　小胡没事了，人们说小胡的“老公”就没那样幸运了，可能要进大牢。
　　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一点：同性恋群体中坏人很少（不敢说绝对没有），他们对群体外的芸芸众生没有敌意。

二

　　当年第一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徐新老师曾经给全校美女教师排过名（前文有述），随着每年有女大学毕业生进校排名会变化，但高居榜首的始终是王人丽，一位机械教研室的力学教师。
　　1973年夏天，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了学校教材组，从事油印教材讲义工作。教材组设在陕西北路总校新址，地方比原来九江路外滩两层楼面大多了。有两幢洋房和花园，还有零星建筑。比如我们油印部门就在两间大平房里，这两间平房过去是花园旧主人（外国人）养马的场所。想不到总校的勤杂清洁工竟然是王人丽。
　　总校门房间（传达室）边角落里有时会见到王人丽在休息，她低头安静地坐在那里，宛如一座雕像。奇怪！王人丽的劳动服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她扫过的地面当然也干干净净的。
　　油印部门大多数人是从市郊农场上调的知青。有一次我和他们走出平房，迎面碰上正在打扫落叶的王人丽，她委婉地“命令”他们不要乱扔废纸和其他垃圾。小陶他们笑嘻嘻地向她保证：今后一定注意！小陶还把刚才扔掉的烟头捡起来。我不禁感慨：美人尽管落了难，美人的魅力依旧！
　　我从教材组的女知青那里知道了不少王人丽的事。她们对她颇为同情，会主动和她聊聊，而过去的旧同事（指女同事）见了王人丽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因为王人丽属监督劳动的管制对象，再说王人丽没出事之前就招女同事们恨，谁让她这么漂亮呢？听说王人丽和自己2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上班必须把儿子反锁在家里，免得孩子闯祸，中午赶回去把食堂的饭菜给小孩吃，再匆匆赶回学校继续劳动，晚上下班也得赶紧回家，儿子还锁在房里呢。王人丽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加上她算“管制分子”，孩子上不了托儿所。娘家人又不肯帮忙，只能苦了她母子俩。不过王人丽说她儿子非常乖，一点也不费手脚。
　　孩子的父亲徐妙新此时也在南市分校监督劳动，也是“管制分子”。上头规定：“管制”期间两人不许见面，若私自会面罪加一等，徐妙新就住在南市分校。
　　我到教材组（文革前称教材科）不久就听说王徐两人的管制期快满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快熬出头了，解除管制后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过三口之家的小日子了。我见到王人丽的脸上有了笑容。
　　天有不测风云！王人丽的孩子得了急病，有人说是坏血症。你想嘛：小孩成天关在小房间里晒不到太阳，怎么能不生病？病来得又凶又急，医院抢救无效，死了。
　　据说孩子刚发病时，六神无主的王人丽曾打公用电话到南市分校找徐妙新商量，徐妙新考虑到没有多少日子就熬出头了，现在两人碰头便前功尽弃，所以就没有去看孩子。这也是王人丽绝望的原因之一。此说法一直未向妙新兄证实——不敢触人伤心之处。
　　王人丽脸色惨白，但平静地对死去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不要怕，妈妈不会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她从医院回到家里，就服毒自尽了。
　　据学校去参加火化仪式的人说（不是追悼会，只是在火化前让王人丽的亲属见一见），大家都哭“太作孽了！一个大人一个小人睡在一道！”
　　徐妙新仍然不能去参加最后的告别，虽然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情人。

三

　　徐妙新聪敏绝顶，毕业于北大数学力学系，应该算才子；王人丽在同济大学就读时即为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称佳人更是实至名归。妙新兄从力学研究所调到了我校机械教研室力学组，王人丽是力学教师，才子佳人会了面。不过只能是相见恨晚：佳人早已“名花有主”，才子也已“使君有妇”。他们的爱情从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
　　王人丽一进大学就被一个姓卓的同班男生追上了手，说明“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古话颇有道理（据说王人丽中学读的是女中，否则也轮不到卓同学了）。于是她糊里糊涂地怀了孕结了婚，大学毕业时已是青年母亲，所以就被分配在我们学校。同济对王人丽还是很不错的，照理怀孕生子要留级，破例让她换一个4年制的本科专业（原来的专业5年）和老公同时毕业。不知道是否美女的丈夫易招人嫉恨，卓同学却被同济分配在外地。这不明摆着要让他们夫妻分离吗？所以卓同学坚决不去，留在上海陪老婆孩子。
　　老高和王人丽同在力学教研组，而王人丽婆家在四川北路永乐坊，离我家和老高家很近，有几回3人在电车上相遇，她会和老高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有次还提到她的妹妹就是全国跳水冠军王人智：“练跳水老苦格！阿拉妹妹眼睛也跳伤了！”
　　老高告诉我：他们力学组的男同事们曾去拜访过王人丽，为了什么工作上的事吧。王人丽的老公摆出一副相当不欢迎的样子，气量太小！不过老高表示可以理解：“如果我有这样漂亮的老婆，肯定也不放心。”他对卓先生有点同情，那个年代不服从分配便意味着不可能有工作，连当临时工也难。
　　大概没有文化革命，王人丽就这样安分守己过一生了，即使碰到徐妙新，也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学校不实行坐班制，哪怕同一个教研组的人每周也只见到两次（开两次会），彼此很难发展感情。再说当时谁敢“婚外恋”？连“婚外恋”的名词都未发明呢。叫什么？叫“搞腐化”，即腐化堕落道德败坏阿飞流氓剥削阶级行为，绝对是“大逆不道”。不过，后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两年，发现此类事不少，“劳动人民”并不当回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天开会写大字报搞干革命，同一班组的同事天天碰头，后来又下厂下乡下干校，才子佳人朝夕相处，徐王两位就日久生情了。当然前提是他们的婚姻已经亮了红灯。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自然把徐王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化堕落的典型来抓，也不会批准他们各自的离婚请求（可能他们的配偶也不肯离），只是会上“帮助”、会后谈话；还把他们调到不同班组。毕竟是“生活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们“回头是岸”就算了。
　　徐王两人是铁了心要在一起。此时我们已经在奉贤海滨“五七干校”战天斗地了，干校每月有3天休假可以回上海市区，王人丽却回娘家从来不去四川北路永乐坊（她父母反对也无可奈何）；徐妙新也不回家探望老婆而是住在别处。在休假期间他们天天幽会。初人兄曾在市区见到才子和佳人在雨天漫步，徐妙新替王人丽打着伞，自己却淋着雨，十分绅士。汪初人悄悄告诉了我，当然我们不会声张。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汪初人、老高、老袁和“革命群众”不同，对徐王两位颇为同情。
　　干校出了大事！徐王两人“私奔”了。那个年代干校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场所，休假结束晚半天回干校都得写检查，他们两个居然从干校跑了，这就和犯人越狱一样。学校工宣队领导大发雷霆，派人派车到处寻找，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把他们抓了回来。于是对他们开了批斗会，“革命群众”个个怒不可遏对他们进行“声讨”，不料这两位拒不认罪，尤其徐妙新“气焰十分嚣张”（其实就是表示非要和王人丽在一起），加上传出了爆炸性新闻：王人丽怀孕了，孩子是徐妙新的。所以领导认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矛盾的性质转化了！”
　　学校把徐妙新送进了拘留所，王人丽因怀孕得以幸免，然而公安局认为定流氓罪定坏分子还够不上，所以关了半个月只得放了。工宣队领导当然不可能放过他们，就代表徐王双方配偶把两人以“破坏婚姻法”的罪名告上法庭，公检法军管会判下来，徐王被“管制”2年，留在学校监督劳动。宣判之后，双方的配偶终于同意和他们离婚。
　　他们本来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发生不幸的话。然而造化弄人，有情人终究成不了眷属。
　　据和徐妙新同住南市分校的老袁讲，当得知噩耗之后，妙新兄就此再也不说话了，终日沉默，仿佛成了哑子。

四

　　我们业余工大的学生是企业职工，成年人。文革时期大学中学都有红卫兵，所以我校学员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起初是红革会，后来发生了上海市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了和“犯错误”的红革会划清界线，学校红革会更名为“新工大红卫兵师”。“师长”是个络腮胡子，某电器厂工人。听他在大会上讲话大家忍不住要笑：“我们红卫兵小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卫兵小将？一脸胡子啊。
　　1967年春天，多数学员都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了，一来是学校早已停课，二来学校“走资派”也打倒了，权也夺了，待在学校无事可干。但还是有少数学员留在学校继续革命，“誓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在离人民广场不远的南市区分校搞了一个“红卫兵师治安组”，专门抓“流氓阿飞”。
　　所谓流氓阿飞就是晚上在街上游荡的青年男女。男青年会跟在姑娘后头走一些路，接下来上前搭话“马路求爱”，如果姑娘看他顺眼或者他说话俏皮（行话叫“会得翻肮桃”），两人则会搭上，到一个路灯照不到的角落去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了。于是黄雀在后的治安组红卫兵突然出现，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把两个“犯罪分子”押回“治安组”本部进行“教育”。按惯例，“教育”的第一阶段是把男的打一顿“练练拳脚”，然后命令他滚蛋；二阶段命令女的彻底交代：和几个人发生过关系？发生关系的细节，等等，交待彻底后教育几句也放人。治安组成员都是男性，怜香惜玉之心还是有的，所以不打女人。
　　此时我还是革命群众，又有一个学生在治安组，因此从他嘴里知道不少治安组的“辉煌战绩”。他承认有出错行为。一次抓了一对真正谈恋爱的小青年：在同一单位工作（都有工作证），又叫得出对方姓名，显然并非街上搭上的。但打也打过了骂也骂过了，怎么办？道歉、认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得“教育”，“晚上出来轧啥闹猛（凑什么热闹）！现在什么形势？正是文化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不好好在家学习毛选或者两个人共同学学社论，在马路上学资产阶级一套。小姑娘不要哭了，和你男朋友一道走吧。”
　　还有一件事，属“家丑不可外扬”之类。治安组有一个成员看上了抓来的“坏姑娘”（不久以后这类女孩被称作“拉三”），他单独约定姑娘必须每周来南市分校报到一次——时间很晚且他一个人值班之际。结果当然是搞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就被发现。大胡子“师长”大发雷霆，一帮人把这个治安组红卫兵痛打一顿。他灰溜溜地回了厂。
　　据治安组这个学生说，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比‘上体司’好多了！”
　　“上体司”是以体育学院红卫兵为主体加上一些青年运动员造反派的组织，他们在全市范围内抓“流氓阿飞”和一切生活上“腐化堕落分子”。我有一个朋友和恋人分手了，他们是有过事的，但朋友还是坚持分手。那些日子朋友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前恋人到“上体司”去告他“玩弄女性”。朋友讲，“上体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一有借口就会来抄家打人，还可能把人抓进“上体司”关起来天天拷打。结果还算好，朋友的前恋人没去“上体司”投诉，朋友太平无事。

五

　　孟德绝对称得上帅哥。近1米80的个头，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当年我们还是大学同学时，他就对自己的长相充满信心。有个中文系的女生主动写信给他表示爱意，这件事颇为轰动，我们这些男生好不羡慕哦。自然总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不以为然，说什么男生普遍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会被女生看作才子。言下之意便是认为孟德不聪敏。聪敏也好，不聪敏也罢，总之孟德讨女孩子喜欢。这一点无可争议。
　　我在舞池边见过孟德和女生跳舞的光景。音乐一开始，他大步流星走到一位小姑娘面前，用一个坚定的手势请她共舞，小姑娘是一年级新生，刚从上海戏剧学院附中考入安大生物系，因为在1962级迎新晚会上表演了节目而备受注目。那天舞会上她只和孟德一个人跳，孟德一直深情地凝视着她，嘴里俏皮话不断，逗得小姑娘格格地笑。
　　1963年夏天，我们几个人都分配在上海市业余工大，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文革之前我们之间比一般同事要亲密，毕竟一道在安徽待过4年嘛。譬如那次拜访丰子恺先生，便是孟德、初人和我3人同去的。
　　有一次孟德详细告诉我他的最新恋爱动态。一个上海舞蹈学校女生成了他女朋友，身材之好不用说——跳芭蕾舞的，脸蛋也漂亮。孟德举一例说明女孩对他的眷恋。当孟德“展望未来”说自己喜欢孩子很想当爸爸时，芭蕾舞女孩幽幽地插话：“我也不至于没有生育能力。”
　　和芭蕾舞女孩的故事没有了下文，孟德再也不提了。后来有流言，说是我们业余工大第1号美女王人丽和孟德关系极其亲密，由于孟德母亲反对才使他们没有进一步发展。对这个传闻我始终怀疑。王人丽再漂亮，毕竟是个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年龄又比孟德大，孟德不会这样糊涂吧？不过我没问过他，因为我俩的交情此时已降至冰点。
　　交情破裂的原因前文交代过。文革开始时，孟德贴大字报“揭发”初人在安大说过“要杀共产党”的反革命言论。此举不仅把初人兄打成了牛鬼蛇神，还使我陷入处境困难的局面。我在小组会上质问孟德为何要胡编乱造？结果被人制止，从此我和孟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了。
　　1973年初秋，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学校，听到了孟德“吃生活”（挨打）的消息。学校根据“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在去年开始招生开班了，孟德在一个分校任教。奇怪的是他仍然未婚。他看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是什么厂里的青年女工，大概蛮漂亮（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女同学对孟德并不欣赏，于是孟德写了几封情书给她，不料女同学把这些信上交给了学校。学校领导现在都是工人干部，对孟德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腐蚀拉拢无产阶级接班人”极其气愤！加上情书里一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二不歌颂文化大革命，全是些风花雪月“黄色”内容，领导决定开会批判他。据说孟德在会上“态度”不好，“拒不认罪”，一些男学员出自“革命义愤”冲上去打了孟德，还有打耳光的。（这些学员都是六六届六七届分在工厂里的，当年均为红卫兵，打老师是光荣传统）批判会后，孟德被调离分校，去校办工厂劳动。
　　孟德挨过打后，人完全变了，精神上从此走了下坡路。一直到60岁去世他始终单身未婚。

六

　　1970年代末，教学恢复正常，我们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组，在各个分校上物理课，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从表面上看，孟德风采依旧，仍然爱说话。有次小组会上他大谈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萝卜丝加面粉放在模子里放入热油里滚一滚，吃得多了总是这个味道，不想吃了。这几天做油墩子的摊主出新花头，在油墩子上头加一只虾！变油爆虾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来，马上掏钞票买2只尝尝。侬讲这帮摆摊头的人聪敏伐？”他这么一带头，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炸油墩子的油其实掺了水；有的讲她那里的油墩子比别的地方便宜。会议主持人哭笑不得，没人回到讨论主题上来了。
　　不光是开会跑题，孟德上课也跑题。他上一堂课有半堂课评论交通天气或者早餐，有时宣布提前下课理由是街上汽车喇叭声音太吵，影响了他上课情绪。这样一来学生有意见了。接到投诉，教研组长去听课了，对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议，但孟德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教研组不得不把孟德换了下来，调别的教师去上课。本来要让孟德去实验室带物理实验课，遭拒绝后只得让他好好备课，之后再安排讲课。谁也没想到孟德这课一备就是几年，再也没有上过讲台。
　　起初两年，孟德天天来学校“上班”。上午坐在办公室里看看书看看报纸杂志，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饭后在办公室打过盹，然后回家。也参加学校的大小会议和教研活动，会上仍然积极发言（多数发言和主题无关）。此时我发现他爱和人争论，常常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和人辩论有一个特点，他只顾自己长篇大论地说，从来不听对方的论点。久而久之人们不愿意和他争辩，说和他讨论问题是和聋子对话。
　　教研组来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有男有女。有个女青年教师总是到办公室里备课，而孟德总要凝视她很长时间，但不开口搭话，过了几天女青年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师是否精神不正常？会不会动手打人？（有句话她不好意思说：会不会对她非礼？）我们向她保证：孟德没有精神病，对人尤其对女性很有礼貌，看人时间长是因为他是个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这才让她安心下来。其实孟德只有对女青年才会凝视良久，对男青年倒是有说有笑，表现绝对正常，所以几个男青年和孟德关系挺融洽，还一道去饭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过去，孟德永远在备课，教研组永远不安排他上课，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课或做其他工作。记不清从哪一天起，他不来学校了，只是有时会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教研组长说孟德已不归物理组管，他直属学校人事处了。尽管孟德什么事不做，工资照拿、一分不少！据领导解释：虽然孟德在文革中没有受过处分，没有什么书面结论，“无反可平”，但他毕竟挨过打、“受过迫害”，所以学校对他要照顾一些。另一个理由领导不说我们却很清楚：孟德有7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个姐夫是市教卫办领导，正是学校头头的顶头上司，后来还官居市委常委。你说校领导会让顶头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吗？

七

　　孟德的“宅男”生涯维持了20年，始终是光棍一条。
　　如果时光倒退30年，有人预言孟德一辈子娶不到老婆，没人会信！孟德不仅人长得帅，身体结实，而且其他方面都远比我们优越。在住房紧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里弄房中有自己的单间（姐姐们挤在另一间内）；7个姐姐统统出嫁后，孟德拥有2间，他老母亲住一间；1980年代母亲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当时在上海依旧属条件好的。大学毕业后孟德工资一直一个人花，从来不知道经济拮据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语“都很高级”。记得文革前上海市面上刚刚出现电动剃须刀时，他就买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荐，说最大的好处是在赴紧急约会前用一用，十分省时。我一打听，价格不菲，只得谢绝他的好意。孟德还有一个长处：他见了漂亮女孩绝对不可能怯场，相反更能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逗得姑娘们喜笑颜开。他这样的人会打光棍？！
　　阿鲍也是孟德的老同学老同事，比我们年长几岁，阅历比我们丰富。他认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宠坏了，所以孟德一辈子不懂如何宠别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宠男人疼的美女，结果必然是没有结果。加上在那个讲究政治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较好的，姐夫中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不少。他住的新式里弄里，文革时期多数被抄家，他家安然无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夹紧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学员竟然会看不上他！还把信交上去让他吃了苦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研究过心理学的初人兄说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严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伤害更大。
　　有消息传来：孟德和邻居的关系变得很糟。他怀疑邻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换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个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邻居仍然处不好。起因是孟德为了减肥在家里练举重，而且是晚上。当他把铁哑铃扔到地板上时震动很大，引起了楼下住户不满，和他吵架了。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和同一楼层的邻居也有了纠纷，还打过110报警。最后，孟德和所有邻居都成了冤家。
　　学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为孟德邻居来学校投诉，要求我们单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只是在门口会见学校来人，若是来送工资则把钱收下，从来不叫人进屋，和人说话不超过两分钟。后来工资入银行卡了，学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处认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还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电影院旁巧遇孟德，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切还可以，讲话思路也很清楚，他还奇怪学校怎么还有政治学习？老早该取消了！我说过几天我们大学老同学聚会，问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没什么意思。
　　之后初人在人民公园也遇到过孟德，发现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诉初人他近来心脏不好。
　　2002年，终于听到噩耗：孟德病故！经过是这样的。邻居们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满水电煤账单和物业通知，估计孟德很久不开信箱，又想起很久没见到他了（楼下邻居也反映很久没听到乒乒乓乓响声），都知道孟德从不旅游，所以就报告了派出所。居委会、派出所、物业联合撞开了门，发现孟德已成了干。已经死了好些日子了。
　　参加追悼会的人除了孟德的亲属之外只有我们几个老同学：初人、阿鲍、轻舟、长河和我，还有人事处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从孟德姐姐们的哭诉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后几年变得很怪，和姐姐们都不来往。她们深悔对他不够关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40年前在安大最后一次舞会上，我看着他在舞池里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风头，当一曲终了时他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依放心！我随便请啥人跳舞就是不会得请小妹子跳！君子不夺人所爱，迪格阿拉懂额。

　　本文选自《市民底层笔记》，张礼士／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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