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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复生:我成了大老虎

陈复生 私人史 2021-11-04

Personal History

我成了大老虎

© 陈复生/文

  1951年11月,“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
  这场运动,对打击不法资本家在经济上向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活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挽救那些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都有重大的意义,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和以往一切正确的政治运动一样(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运动更不必说),在“三反”运动中,也出现了打击面过宽以及由于各种原因伤害了不少好同志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事实,我就是被误伤的一个。
  我倒霉的时刻往往在自以为春风得意的时候降临。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劳改处的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各方面关系已经理顺,全面开创劳改工作新局面的环境已经具备了。我正在参加公安部的党代会,兴奋地思考着如何贯彻会议的精神,把我们处的工作搞得更有生气。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被抓起来了,说我有贪污行为。
  举报我的人叫任明,他原来是怀柔公安局长,后来到公安部劳改处成了我的秘书。一次,在派他押送犯人去延安的途中杀了犯人,我曾经严厉批评过他,使他怀恨在心。
  罗部长知道我被举报后非常气愤,想到我在延安被判刑5年的事,当场就指责我:“老陈,你怎么旧病复发!”
  我也急了,就顶撞了他,“罗部长,你怎么不调查一下?你一个部长怎么可以随便表态!”
  又是一次党代会,又是一次转折。在察哈尔军区党代会上,我接到了公安部的调令,在公安部的党代会上,我转到了阶下囚的位置。人生中的偶然性为什么这么多?
  我被抓起来以后没有立刻被送进监狱,而是关在机关的一间平房里。应该叫做“隔离审查”吧!不管叫什么,我失去了自由。每天叫我写交待材料。对这一突然的事变,我的思想准备太不足了。我没有充分认识这次“三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没有仔细回想一下这一年半在公安部工作有什么失误,也没有注意一下和我一起工作的人的情绪变化,更没有交代自己有什么“贪污活动”。而是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认为我们一切工作已经走上正轨,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是不会搞错案,冤枉人的。所以,那一个月里,尽管失去了自由,但思想压力不大,以为审查一下,没什么问题,也就让我出去了。我在小房子里安安稳稳地吃饭、睡觉,一个字的“交待材料”也没有写,反而把我养胖了。
  我太糊涂了,判断太错误了!这一盲目乐观的态度给我带来了“态度不老实”的罪名。于是对我的审查也升了级。
  1951年11月25日,我被押到了德胜门外公安部管辖的第二监狱里,成了真正的囚徒。这一下,我的心凉了,头脑也清醒多了。我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过去。
  我参军20多年,入党20年,是在两种极端的环境中度过来的。要么十分顺利,要么倒大霉,但总的说来是在顺境中过来的。参军以后不久就入了党,很快就成了保卫局的科长,团、师特派员,最高曾官至红军总部保卫部长,特别是当特派员,掌握生杀大权,“威风凛凛”,出门有一个班作警卫。当然,我没有胡作非为过。但这种工作性质以及首长信任、工作成效明显的条件,确实使我增长了不注意反省自己的情绪,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可是,康生他们那一次差点整死我,却没有把我的“神气劲”整掉。因为我确实没有什么大错,是他们陷害;另一方面,又有那么多高级首长关心我、保护我。所以,我并没有从牢狱生活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小错”也没有仔细反省一下。从延安重返前线以后,来公安部工作,又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职务提升快——我有点忘乎所以了。前一个月的态度,正是这一情绪的反映。
  我又仔细回顾了在劳改处工作的情况。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有成绩,但缺乏谨慎,有不少缺点、错误。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有疏忽的地方,对家属的某些缺点和毛病有迁就的时候,个人在生活中确有多吃多占的现象。例如,我的副处长曾用公款买了两块手表(他当时说60元一块),给了我一块。那一年冬天没发棉衣,副处长还曾给我买过一件毛背心。对这件事,自己过去并没有认真去想,也没有认识这一错误。
  上述情况,在继续审查的过程中,我都向组织上谈了。应当说,如果各级组织实事求是对待我这些问题,对我批评、教育乃至处分,都会对我大有好处,对工作大有好处。
  但事情不是按这一正确方向发展的。就在我认真反省、思考以后,我的“态度不老实”的帽子还是摘不掉,反而扣得更紧了。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一笔笔“贪污”数字不断向我飞来,要我“交待”、承认。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我不仅要对个人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对党的声誉、事业负责。但人们不难想象,这种态度在当时起不了好作用。

  1952年7月15日,在我蹲了8个月监狱以后,突然来了一个公安部的干部,告诉我说:“明天公安部的临时法庭要宣判你。你要记住一个数字,你贪污了1700万元(旧人民币),就按这个数字承认。”我的脑子一下子炸了:“什么?我贪污了1700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要告诉我这个数字,到时候就承认,可我到哪里去找贪污的时间、地点啊?”我只觉得像掉进了冰窖。
  7月16日,公安部的临时法庭果然开了宣判会,大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会上的具体情景我已记不得了,倒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当时就不清楚,我的脑子已成了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宣判时说我态度不老实,判我5年徒刑缓刑两年。我还记得一件事,第二天,又有人到监狱里找到我,说我在法庭上“承认”的数字多了,要我改回来。
  我对自己当然是清楚的。我有缺点错误,但决没有触犯刑律的问题,可以说我多吃多占,但绝没有贪污1700万。可是,自己清楚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成了罪犯——不清楚自己罪行的罪犯。
  我经常想,我们党是最要求实事求是的,可为什么有些事总是南辕北辙呢?这一次,我成了“贪污1700万元”的罪犯,不承认不行,承认多了又要我改过来,真不知这是对实事求是的讽刺还是尊重?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我作不出来,但我仔细回想过我这次灾难临头的前后情况,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或许对回答上面的问题有所启发。
  把我关起来以后不久,在我处搞运动的公安部某局办公室副主任这样说:“公安部要打60只‘大老虎’。从你们劳改处看可以超额完成,真是有山必有虎。”这位负责人没有食言,不仅我成了“大老虎”,而且我处23名干部中,又有10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老虎,总计11名,占全处干部的47.8%。事实证明,这些人中,没有一只真“老虎”。至于整个公安部究竟打了多少只,我并不知道,只是想借那位副主任之口,说明当时的运动是有“指标”的。
  事前就规定了“坏人”的数目、百分比,这与出现大量冤假错案有无必然联系呢?
  劳改处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部里计划成立劳改局,使劳改处正式成为直属部领导的一个局级单位。决定这件事的时间是在“三反”运动的前夕。运动之后的1952年秋,劳改局果然成立了。那位在我处搞运动的办公室副主任升任副局长,我进了监狱。这是否仅是时间上的联系呢?
  还有些情况就比较简单了。在我的问题接近尾声,快要宣判的时候,那些“搞运动”的人又找我谈话,说有人检举:“你和你的保姆睡过一次觉。”我一听,气极了,冲口而出:“岂止一次,有几十次呐!”(可见我的态度确实不老实)。我之所以说这种气话,还没想更多。只是想说这样的潜台词:这样的检举信你们也信吗?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这件事还是有点来历的。原来,这个保姆的丈夫曾经是我军的一个营长,不知犯了什么罪,被判了5年徒刑。先在天津坐牢,后转到北京来,他的家属才到我那里当保姆。在我被关起来以后,又不知是什么原因,她丈夫被提前释放了。负责办理这件事的恰好是在我处搞运动的那位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就发生了“我和她睡过一次觉”的事。后来我不记得是哪年了,这个女的曾到我的家里向我解释,说是她丈夫让她这样说的,被我轰出了门。不知为什么,文革中,她丈夫的工作单位(在东北)派人来调查,说这个人“陷害老红军”。我说,“这件事你们不要找我,到公安部去问。”我相信,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对这件事我一直非常气愤,乃至在宣判大会上,问我这件事时,我还是说了“岂止一次,有几十次呐”这句话。当然,审判者是不管我气不气的,我仍旧被认为是既“贪污”又“腐化”。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押期间还开了一个展会,我从部队带回来的物品全都被展出来“教育后人”。
  不仅保姆“检举”我,我的司机也大大“揭发”了我一下。这个司机姓李,解放前给英国人开车20年。他揭发说,我有好多钱,各个银行都有存款。这一下可苦了公安部的办案人员,他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查了北京许许多多的银行、邮局,结果我的一张存款也没有,一张汇款单也没。这个司机大概也想立点功(因为他和我没有私怨,给我当司机时我在生活上还经常帮助他一点,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他不幸运,没有因揭发我捞到什么好处,后来还被开除了公职。1959年,我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碰到了这个司机。那时他大概下肢瘫痪了,双手都拄着拐杖。他居然向我这个“老处长”诉说生活之苦,要我帮助他。尽管在这前后我都当过“东郭先生”,但这次我可没当,而是毫不客气地骂了他一句:这是你的报应!
  对这类人,没必要过多指责和评论。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少给这些人说话的机会,少制造一点“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场面,少为一些以整人为阶梯的人创造适合的环境,事情是否会好一些呢?

  1952年7月16日公安部临时法庭宣判以后,不久我就被送往位于清河的新生公学监督劳动,时间是两年(因在宣判以前我已坐了近一年牢,也算服刑期)。不久前还是这所学校负责人之一的我,今天却成了这里的一名犯人。这实在是一场讽刺剧,剧情变化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说句实在话,这次比在延安坐牢时好多了。那一次,不宣不判,不明不白,不知是死是活,也不知要坐牢多少年,而且每天手铐脚镣加身,吃住条件很差。这一次尽管冤枉,但判刑原因、刑期总算“明确”,“监督劳动”的日子也比那时好过。
  1954年7月16日,在新生公学监督劳动两年以后,我被释放,回到了离开3年之久的家。“新婚不如远别”,可我见到久别重逢的妻儿时,却没有那种喜悦,冲动,相反,一股难以言表的哀伤充满了心头。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含冤坐牢所引起,主要是对妻子的愧疚和怜惜之情所致。就在我被隔离审查以后,妻子沈桂明被开了大大小小43次批斗会,直至造成在批斗会场大出血、早产。我的三儿子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世界,生下来仅3磅半,两斤多一点儿,因为她母亲怀孕才7个月。在以后的几年里,就是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母亲带着5个孩子苦熬岁月,境况之难是很可以想象的,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怎能不愧对妻儿呢?所幸的是,妻子和孩子的身体还都健康,包括倒霉的小三,也长得白白胖胖,壮壮实实。这是对我的极大安慰。
  获释以后,我一直住在家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倒是充分享受了一下所谓的天伦之乐,每天守在妻儿的身边。可这种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更多的时间里,我是在回忆、思考、反省,考虑着如何度过自己的后半生。用前几年一些青年朋友的话说,我在苦苦地进行着“自我设计”。
  第二次入狱对我的刺激比第一次还大,尽管在肉体上受到的折磨没有第一次厉害。无论在狱中还是回家以后,我都感到委屈、苦闷、不服,自尊心也受到了强烈的伤害。我翻来覆去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我不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吗?是我不该努力工作吗?不是,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被旧社会夺去了生命,母亲年轻守寡。为了生存,为了过好点的日子,母亲和我都追求过,奋斗过,但结果是一无所获。是我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共产党,才真正找到了生路,才能够扬眉吐气,挺胸做人。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手握相当权力的领导干部,如果我当初不参加革命,我能有今天的本领、觉悟、家庭、好生活吗?绝对没有,我的命运决不会比我的父亲好多少。至于今天的挫折,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整个事业来说,都是不幸的。但从人民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出现我所遇到的这样的挫折又在所难免。这与父母亲错误地责骂自己的孩子是有相似之处的。作为一个家庭,父母冤枉孩子、孩子不理解父母而引起误会的事情总会发生。因此,作为孩子,决不能因为父母亲一两次错误的责打,就忘记了父母亲多年的养育、培养之恩,负气出走,与父母脱离关系,更不能反目成仇。如果那样,至少不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孩子。当然,作为父母,也必须及时了解情况,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实际行动解除给孩子造成的精神或肉体的痛苦。任何称职的、爱自己的孩子的父母也一定会这样做,一定能这样做。
  思来想去,我还是要跟着共产党走。尽管我在组织上不是党员了,但在思想上不能离开党,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这是我个人根本利益的需要,是我情感之寄托,理想之所在。
  但是,我到什么地方工作,做什么工作好呢?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到青海去,还做劳改工作。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我想得很多。首先,青海偏僻,离北京远,在那里工作较单纯,不会惹更多的麻烦,能“躲”得清静些。其次,也是满足我虚荣心的需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我认识了许多首长、战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北京,身居重要领导岗位。而我却成了“劳改释放犯”。这些同志会怎么看我,我看见了他们又说什么呢?如果到了青海,彼此见不着面,也就省事多了。这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理,一直持续了许多年。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我曾看见杨尚昆首长,尽管我们十几年未见面了,但我还是没打招呼,立即躲开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些顾虑是多余的,不正确的。第三,也是从我个人的生计考虑。我出狱后定为行政18级,工资八九十元,维持七八口人的生活,是很困难的。而青海地区工资高,消费水准低,我这样的人在那里生活还稍好一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来自农村,出身农家,当农民种地,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愿望。所以,我对到青海劳改农场工作很感兴趣。在祁连山下奋斗一场,最后埋骨祁连山,我也心满意足了。
  经公安部批准,1955年10月8日,我带着爱人和5个孩子,举家踏上了西行的列车,走上我生命旅途中又一段艰难的历程。

  1955年10月10日,我们到达西宁,在青海省劳改局住了下来,并在那里帮助工作了几天。同年12月我被正式分配到德令哈农场工作。
  德令哈农场位于西宁市西北部。坐汽车从西宁出发,途经湟源、海晏,然后沿青海湖北岸行进,要经过日月山、象皮山、野鸟滩,就到达农场场部,坐汽车大约需要两天的时间。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高山、草原、河流都有。整个地区海拔在2800~3000米之间;风沙大,气温低,气候干旱。北山常年积雪,山上气温能到摄氏零下40度,6月天下雪也是常有的事;山下则经常不下雨。那里的蚊子又多又大,一手伸出去就可以抓到二十几个,这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夏秋天出门,人要头顶沙罩,手里拿一根牛尾巴,不断摇动以驱赶蚊子的袭击。
  但是,德令哈是块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当时,那里有虎、豹、熊、鹿羚羊、野牛、野羊、狼、狐狸、雪鸡、天鹅等多种野生动物。地下有金、铅,铁、煤、盐、硼砂、硅、硫磺、云母、石棉、玉石、水晶、绿柱石、白云石、冰洲石、石油等许多矿藏。辽阔的草原不仅可以放牧,而且可以开辟虽不太肥沃但面积很大的农田,在这里可以种植小麦、土豆、白菜等农作物。就是这块土地,多少年来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汉、蒙、藏、回、土家族、哈萨克族的同胞。
  我很快就爱上了这块土地。
  我被分配到农场五站当站长。德令哈农场创建于1954年,全场400多名干部,管理四五万犯人。场部下设3个分场,5个站。五站不仅序号排在最后,当时的工作也落后,是名副其实的“老五”。全站38名干部,管理800多名犯人,有耕地13500亩。当时的五站有5多:赔钱多(一年赔8万元);犯人逃跑的多;干部不团结的现象多;要求调动工作的人多;违犯劳改政策的人多。
  出师不利,碰上了这块硬骨头
  事情总是要人去做的。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首先就要抓人的工作,抓好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好犯人的教育转化工作。对站里的干部,我主要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思想觉悟,引导大家安心本职工作;二是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由于种种原因,干部不仅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而且在贯彻党的劳改政策方面自觉性不高,有的同志对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同志不注意对犯人的教育工作,一味地惩罚,犯人犯了新的错误就加刑,甚至轻易杀人。
  有一次,有6个犯人逃跑,管教干事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6个人头,把6个犯人全杀了。而且,这位管教干事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针对这些情况,我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干部中的具体思想问题和实际生活问题,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同时,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的政策,提高大家正确执行党的劳改政策的自觉性。这些工作,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又狠抓了犯人的冬训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向犯人宣传我们党的劳改政策,向他们指明前途和出路,使他们相信政府、依靠政府,打消顾虑,端正态度,立志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好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对犯人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重点抓了落后犯人的改造工作。
  当时,我站有一个犯人叫吉毛秀,是全场有名的不接受改造的犯人。我没到五站工作以前,吉毛秀逃跑过6次,其实,这个犯人罪行并不重,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杀人犯,只是个小偷,判了5年刑,而且年纪比较轻,才20多岁。但是,由于他不了解我们的改造政策,加之有些管教干部工作中的方法不妥,使吉毛秀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几次逃跑。每次逃跑被抓回以后,就被加刑。我去的时候,吉毛秀的刑期由最初的5年加到了8年。我认为,吉毛秀的情况很典型。对我们干部来说,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正确执行党的劳改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做好他的工作,必将显示出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对其他犯人来说,吉毛秀也是个样板,搞好了,就是个好样板,做不好工作,就是个坏样板。事实上,当时他已经起了坏样板的作用。
  我紧紧抓住了这个典型,经常找他谈话,聊天,对他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使是犯人,哪怕罪行严重的犯人,也不会全部人心泯灭、天良丧尽,大多数是可以教育的。关键在于我们管教干部心是否热,是否诚,方法是否细,是否对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吉毛秀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在劳动中积极肯干,而且主动检举其他犯人企图逃跑的问题。对吉毛秀的点滴进步,我们都及时予以公布,在会上表扬。从而使他上进心越来越强,表现也越来越好。根据他的表现,我们给了上报减刑一年的奖励。吉毛秀的转变,影响了不少犯人,增强了他们自觉改造的积极性,同时,也教育鼓舞了广大干部。大家对如何加强劳改工作,如何做好全站的各项工作,底数更清了,信心更足了,积极性也更高了,为五站彻底改变面貌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我们改造后进犯人的做法和成效,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机关的肯定和鼓励。1956年青海省召开第二次劳改工作会议。遵照省劳改局领导的指示,我在会上介绍了改造后进犯人吉毛秀经验,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对一个劳改农场来说,必须贯彻“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造”是重要的,“生产”是不重要的,可有可无。事实上,一个劳改农场如果抓不好对犯人的改造工作,生产肯定不会很好。反过来说,如果生产搞得很不好,也很难说明改造工作有多大成绩。我非常清楚,要真正改变五站的落后面貌,最终还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彻底甩掉连年亏损的帽子。不然,五站永远也翻不过身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对五站亏损的原因及扭转局面的方向基本有数了。五站只有13000亩土地,没有什么工业和副业。五站亏就亏在农业上不去。而农业上不去的原因又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干部的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太强,由此影响犯人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劳动时出工不出力,干活非常粗糙。二是不讲科学种田,基本上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尤其是我们五站沙滩地多,土层薄,不如其他站的土地好,不搞科学种田损失更大。我相信,只要抓好这两件事,五站的生产很快就能上去,亏损局面就能扭转。
  当时我雄心勃勃。一下子就买了60多元的农业书籍,土壤学、肥料学、种子学等方面的书都有。我计划用3年时间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真正的新型农民,以此实现我奋斗在祁连山、埋骨在祁连山的心愿。尽管后来我被剥夺了在那里工作和学习的权力,但当时我确实认真学习了,收获很大,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狠抓冬季训练教育的同时,也抓了生产。不过,我在生产上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产”而是“收”,即把当年已打过的麦垛翻个底朝天,重新打了一遍。结果,又打出了7万斤粮食。这一复打,不仅打出了7万斤粮食,更重要的是,打出了我们责任心的差距、工作中的差距,也打出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全站干部职工从事实中认识到,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发奋工作,落后的帽子就一定能被甩掉。
  7万斤粮食毕竟数目太小了,要扭亏为盈,我们需要70万斤,700万斤。为了争取第二年的丰收,我一改过去的老习惯,变冬闲为冬忙,大搞冬季积肥运动。其实农场附近肥料很多。在农场北部50里以外的山坡上堆了几尺厚的羊粪,还有取之不尽的沤绿肥的草料。但是,多少年来,这里种地很不讲究施肥,有的人虽然知道施肥的作用,但囿于传统习惯,加上怕苦怕累怕麻烦,也不怎么积肥、施肥。所以当我在全站动员,提出大搞积肥运动时,不少人冷眼旁观,有的领导甚至讽刺我,以为我是“显示自己”,“出新花样”。我不管这一套,坚信“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纯粹瞎胡混”。冬训教育结束以后,我立即带领干部和犯人上山积肥。由于路程较远,站上没有汽车,大家就住在山上。我也一样,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一起睡在零下40℃的雪地里。条件确实艰苦,吃不好,睡不好。但我想,要干成一件事,不吃点苦怎么行!成小事吃小苦,成大事吃大苦,这永远是真理。没有我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哪有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哪有新中国的诞生。今天这点苦与我当年在长征路上爬冰卧雪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尽管自己身体不太好,但仍坚持和干部、犯人在山上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而且一住就是两个月。我的行动感动了干部,也感动了那些犯人。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因而信心倍增,干劲也倍增。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使我们的各种肥料在1300亩土地上堆成了堆,连成了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施了足够的肥料,加上精耕细作,1956年我站粮食大丰收,春小麦平均亩产750斤,有1000多亩地亩产达到千斤。全站总产量超过950万斤。一举扭转了年年亏损的局面,而且为国家上缴了20万元利润。
  这一年,五站被评为先进站,我本人也受到上级组织的奖励:提了两级工资,由18级提到行政16级。

  由于我们这儿的工作出色,1956年的两次劳改农场工作会议都在我们德令哈农场召开,1957年,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当中,罗瑞卿部长问青海省公安厅长兼省劳改局长张贵德,“陈复生干得怎么样?”
  张贵德说:“搞得不错,搞得很出色,这个场开了两回全国现场会。”
  “居然是这样子,你们应该多给点工作让他做。”
  张局长回来以后,组织上“为了给我多点工作做”,就任命我为德令哈农场总场第一副场长。1958年,德令哈地区成立联合企业公司(包括农场在内),经理由农场场长郝登阁兼任,党委书记由霍仲昆同志担任,我任副经理。在这期间,我都分管对犯人的改造工作和工业生产。
  新的分工,又使我迷上了探矿、采矿,当上了“勘探队员”。组织上分工我管工业,但当时除了几座小煤矿外,并没什么其他工业可管。经过慎重考虑,我认为,农场要发展工业,还是要“靠山吃山”,在开矿上做文章。走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农场的南部有座黑山,蒙族名字叫“埃姆尼克山”,意思是,“良马健壮,也难骑上”。以此形容山的陡峭。这座山海拔3800米,方圆有30公里。农场南部还有一座牦牛山,山上矿藏丰富,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我场的工业生产就大有可为了。于是,我决定带人上山勘探。
  对地质勘探,我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一切得从头学起。为此,我又买了一大堆这方面的书籍,并从我场找到了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叫党国恩。我把他调来,作我的助手。党国恩为探矿、采矿出了大力,为农场的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58年初,我带领几名干部和就业职工,开始上山探矿,这一干,又是8个月。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踏遍了山上的每一块石头,采集了数以吨计的上百种标本。当时,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整天在3800米高的山上跑,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但找到矿藏的渴望激励着我,使我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饥寒。有一次,柴达木盆地工委书记薛宏福同志到农场来检查工作,我刚从山上下来,他一眼就看见我身上的衣服开了花,棉袄袖子几乎都没了。他动情地拉着我的衣服说:“唉呀!你看,你也太粗心了,居然把袖子穿丢了!有你们这样的好同志,有你们这股干劲,不愁把祁连山也翻个底朝天!”
  随着探矿工作的进展,我的家也成了矿石标本室。在我家的一间房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有云母、石棉、铅、铝、铜、铁、硼砂、金子、玉石、绿柱石、白云石、绿晶石、冰洲石等等,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我自己也逐渐成了这方面的内行。居然可以通过矿石的颜色、形状、硬度判明是什么矿石,里面含有什么宝贝,也可以通过观察山上的岩石分布状况,推测出有哪些可能有共生关系的矿床。例如,我们根据黑山上花岗岩的分布情况,推测出那里可能有绿柱石之类的与花岗岩有共生关系的矿石,后来果然勘探出绿柱石(含铍)和锂辉石等矿。对于这方面的进步和收获,我由衷高兴,再次体验到了“学无止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深刻道理。
  拿到了标本还不行,究竟品位如何,能不能开采,最终还要靠化验证实。但我们那里没有这方面的化验室,在青海省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化验室。为了节省时间,我开动脑筋“走后门”,派我爱人沈桂明带着几十斤重的矿石标本回北京,找到了我的老战友地质部办公室主任肖赤同志帮助化验。他们一分钱未收,为我化验了绿柱石这种矿石标本。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化验证实,我们那座“埃姆尼克山”确实是宝藏不尽,贮有铁、绿柱石、白云石、云母、石棉粉、铅等多种矿物,其中不少矿都有开采价值。为此我兴奋地给黑山埃姆尼克山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沙柳泉,取其山脚下有沙柳和泉水之意,现在青海人都叫这个地方沙柳泉,没人叫埃姆尼克山了。
  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首先开采了绿柱石。绿柱石里含铍。属于稀有金属,是最轻的金属之一。铍铝合金质地坚硬而轻,应用于飞机、火箭制造业中。铍和青铜的合金弹性很强,用来制造弹簧。金属铍也用在原子能工业中。我们于是和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我们负责开采,他们收购。每吨绿柱石付给我们5000元——其实他们卖给苏联的价钱是8000元,但是他们要用汽车运到西宁上火车,再到天津港上船,所以给我们5000也不少了。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绿柱石矿,任命了矿长,我还通过关系从全国各地调了技术人员来——其实就是我以公安部前劳改处长的身份,从全国各地的监狱抽调了懂技术的劳改犯人,在这件事上“开了后门”而已。我们每天派30人爆破、运输,采矿石1吨左右。这样,一年中大约可采矿400吨左右,为国家创收200万元。后来,我们又继续开采了硫磺、硼砂矿等。
  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使我场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当时,青海省劳改事业的收入很高。而德令哈农场又在省劳改系统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是较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全国劳改单位连续两次在我场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那时德令哈农场整个面貌还是蒸蒸日上的。

  1959年9月经联合企业公司党委讨论通过,报呈省劳改局党委批准,我重新入党了,没有预备期,并很快担任党委常委。如果把1946年恢复党籍算上,我这是第三次入党了。对再次回到党组织,我并不十分激动,更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党,我的言行从来没有玷污过共产党员的称号。
  在青海工作的几年中,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也绝非我原来希望的那样躲得清静些。1957年秋到1958年夏,德令哈农场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又“跳出来”说了一些话,“包庇”了一些“右派分子”。庆幸的是,我这次没出什么问题。
  农场的反右斗争开展得比较晚,持续时间也比较长。那时,我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参加反右办公室。谁被打成右派,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事先我都不知道。所以,从总体上说,我对当时的反右斗争说不上话,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通过间接的途径,以行政领导的身份,了解一点情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说说话,为保护一些好同志的政治生命尽一点责任。
  反右斗争开始后,农场政治处主任侯玉生拿来一份拟打为“右派”的名单,让我看了。名单上有十几名干部,其中有:副场长蔡荣秋,会计朱慧鸣,二站生产干事陈俊荣,四站干部贾云,五站生产干事安学礼,农场政治处干部朱维善、薛英麟,还有科长李兰贞、郝晓兰,刘仁、刘建平、朱××等同志。看过名单我大吃一惊。这些干部大多数是从北京来的,也是我了解的,他们都在紧张的工作,没听到过有反党言论和任何其他不良活动,这怎么一下子都要打成右派呢?听介绍后我才知道一点情况:蔡荣秋副场长对场长作风不民主有意见,提了几条;朱慧鸣回北京探亲时看到北京在大鸣大放,回农场后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了郝场长的房后;朱维善想组织马列学习小组和篮球队;郝晓兰在给他北京的叔叔写信时对农场说了一些意见,她叔叔把信转给了青海省劳改局;刘仁、刘建平,朱××三人在西宁学习时,互相对农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李兰贞科长为了上海来的一个女学生,得罪了政委;其他人没有明显的借口。看到这些情况,我心里很乱。难道提点意见就是右派吗?但当时确实没有办法,上面提到的几名同志除李兰贞没有被打成右派,其他人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陈俊荣、安学礼、薛英麟3人因我坚决反对而幸免,因为这几位没有任何可抓的错误。
  当时,为了廉英同志的问题,我和场长公开发生了冲突。廉英在北京被打成了右派,送到我们农场当小学校长。不知为什么事,场长要整他,要把他打成“双料右派”。对此,我极为不满,与其争吵起来。我说:“难道北京的右派还不如青海的大吗?何必还要再给他戴一次帽子!”廉英同志躲过了一场风波,但场长对我却很有意见了,总想找我的麻烦。我只好经常下工厂、矿山蹲点,很少回农场。后来,场长还是报复了我一下,在1959年提级时,群众通过、党委同意给我提一级,可场长却通过上级把我的一级取消了。除去为一些同志说话外,我还在职权范围内对一些“右派”尽量分配合适的工作,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照顾。
  我从来没有想过庇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此,我是问心无愧的。当时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我本人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热爱党、热爱人民的,是忠于我们的事业的。即使一些同志犯了这样那样一些错误,也是愿意改正、愿意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总是极少数。对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有全面的了解,要慎重再慎重。对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批评其错误,但不可摧残其身心;可以不让他做官,但不可不让他做工作。

  在青海的8年时间里,命运之神在我身上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它慷慨地保护了我的生命,又吝啬地索要代价——从我身上夺走了光明,使我基本上成了盲人。
  1960年夏末的一个晚上,我从西宁出差返回农场。吉普车里只有我和司机陈金发。车子在山坡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行使,我靠在座背上闭目养神,迷迷糊糊。我们有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急于赶回农场,把本来是两天的路程一天跑。就在我似乎进入梦乡之际,忽然觉得身子一震,随之倒在了车里。,
  “翻车了!”我立即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但已经无能为力,只觉得车子翻了几番颠了几颠,就再也不动了。也可能这方面事遇的多了,我并没有害怕。车子不动了,我立刻就动了起来,扬扬胳膊,伸伸腿,都没有问题。我高兴起来,摸索着扭开车门,爬了出来,又把司机老陈从车子里拉出来。老陈也没有受伤。我更是毫毛未损。这时,我才顾得上问老陈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睡着了,不知怎么摔下来的。我不禁暗自吃了一惊。回想起前两次翻车,也是有惊无险,我庆幸地想:难道我的“命”大?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1年1月28日深夜,我从绿柱石矿检查工作回来,途经渺无人烟的野马滩时,汽车突然坏了。当时正值严冬,气温在零下40度,风又大,根本伸不出手来修车。没办法,只好让司机邹福生留在车里看车,我和另一名司机石友林步行回场部。出事地点离场部还要70华里。我和石友林艰难地往回走,约摸走了20多里以后,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我还以为是累晕了,有石友林扶着我继续往前走。没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的左眼从此完全失明了,右眼也只能见到一线光明。为了抢治右眼,组织上批准我去上海、北京治疗。先到北京同仁医院。在检查的过程中,医生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和关心之情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早来治,早来可以治好,至少可以不失明。医生的指责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我哪能做到啊!几年里,工作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节假日,根本顾不上想别的,自己的视力逐渐减退,我从来就没有察觉,哪谈得上治疗呢?经过检查,同仁医院对我的右眼开了刀,使右眼保存了0.1的视力。到了1971年,双眼又疼得厉害,只好把左眼彻底挖掉,右眼再次开刀。1992年,我的右眼仅有0.05的视力,自己一人不能走路,等于是双目失明的瞎子了——今天的我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成了名副其实的瞎子。
  对于眼睛的失明,我并不感到特别后悔和痛心,我觉得,这和我在5次反“围剿”中炸聋了左耳、右臂里留下敌人的子弹一样,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值得!使我万分痛心的是,就在我治疗了眼睛不久,我在政治上又一次蒙受不白之冤,又一次被迫离开了党组织,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一次差点儿使我在精神上彻底垮下来。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用这句话描述我政治上第三次灾难的降临还是比较恰当的。
  1962年金秋时节到来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基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各方面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有力地转化。我们农场同全国许多单位一样,各项工作又出现了勃勃生机,一个新的建设高潮就要到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青海省劳改工作系统突然遭到了一场劫难——省劳改局长张贵德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20日被捕入狱;于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劳改系统中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
  我在基层工作,对上面的情况不了解。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什么,张贵德同志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犯有什么“罪行”,我一概不知道。不过,我见到了这场斗争在我们农场进行的情景,也了解运动后造成的一些结果,后来我还见证了张贵德等一大批挨整的同志的平反。
  德令哈农场的“夺权”斗争,是分前后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1962年10月,第二次是同年12月,都是由省上派来的工作组领导的,工作组来到农场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夺权”。利用权势,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好干部,“挖”出了以场长郝登阁为首的“反坏集团”。对于他们采取的手段,给干部捏造什么罪名,我不十分了解,但结果是非常具体的:全场500多干部中,有文字可查的受处分的123名(我能把123个名字说出来的),包括挨批判未做处理的共有300多人,全场90%以上的站长,科长,厂长,经理,党委书记都被整掉了。青海省农垦厅副厅长兼我场场长郝登阁被整得自杀身亡,除了我场以外,还在吴堡湾农场、香日德农场、青海湖农场、建筑公司等四个大单位圈定了4个“反坏集团”。他们都是“张贵德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都被彻底“夺了权”。
  这场“夺权”斗争给青海省劳改系统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其涉及面之广、伤害人之多、斗争手段之残酷,在解放以后、文革之前这段时间里,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据统计,这一案件中劳改系统挨批判、受处分的干部有100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近300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受批判挨整后未做组织处理的人,也不包括受株连的干部家属。在这些人中,有14人被批斗致死。拘审、逮捕、劳教的近200人,张贵德同志坐牢18年。还有不少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清洗回家。
  就我所知,这些受处分的同志,大都是参加革命多年,为党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他们之中,有长征干部和陕北红军,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也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参加革命的同志,其中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干部也不少。对这些人如此残酷打击,难道这是党的政策吗?对这种做法,我极为反感,极为愤慨。正是由于这种情绪,也使我受到株连,第三次被开除了党籍。
  需要告诉读者的是,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已基本平反昭雪了。当年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张贵德同志于1980年4月3日被释放。1981年11月31日中纪委批示恢复了张贵德同志的党籍、工职、级别。1986年12月13日,青海省委补选张贵德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省劳改局顾问直至离休。当然,这些同志及家属子女在身心健康方面受到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但无论如何,历史已为这场大冤案做出了结论。
  前文中我还提到一个叫黄宇宙的人,他82岁才入党,精通英、日、俄三国语言,写的一手好毛笔字,95岁去世,比我大10岁。其实,他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解放前曾经就读于京师辅仁大学,由于学业名列前茅,被当时的校长选为乘龙快婿,送往日本留学,专攻化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他在日本发表了一篇“防空防务”的文章被蒋介石发现,招他回国,封他为少将高参,后来,他帮助张学良将军,从东北进关内,但在传递张学良亲笔锦缎书信过程中,被日本扣押在山海关监狱三年。由于他把信缝在了棉衣内,没被搜到,只好释放。
  而我们地下党则派田健同志(解放后任外交部司长)作他的统战工作,他们在起义的过程中,杀死了日本天皇的舅舅,一举成功,率队奔上太行山投奔了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黄宇宙做了刘伯承的高参,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他走了以后,妻子却被日伪反动派逼迫无奈,吞金自杀了。在上太行山的路上,他拾到了一个要饭的小孩,收留他为义子,教他书法、绘画,并起名黄胄——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名鼎鼎的军旅大画家。
  据他说,他在太行山上亲眼目睹过东陵大盗孙殿英盗取的慈禧口中的夜明珠、玉瓜和宝剑——后因日本人飞机轰炸,这些宝物都被炸得不知哪儿去了,从而失传。
  太行山整风运动开始,黄宇宙被打成了特务,刑讯实在受不了便招了供:我的顶头上司是戴宗——戴宗是什么人?是戴笠的哥哥!就这样,被打入大牢,直到解放后,送到了公安部新生公学被审查。他是有文化的人,他所提的戴宗其实是在情急之下硬把水浒中的神行太保戴宗安到了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头上。
  我是在当新生公学教育长时认识的他,由于爱才,并且对他这段历史的审查有所了解,再加上他外语好,新生公学学员内,用外文通信比较多,所以我就把他提出来特别关照,让他帮助审查来往信件工作。
  当我到了青海柴达木盆地五站的时候,又见到了他,那时,他早已在站里当了一名技术员。工资只有30元,我根据他们的贡献,技术能力,分别增加到七八十元。这样,尽量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特别要提到的是,黄宇宙用学过的化学知识,在改良土壤、农业育种培育方面作出了成绩——尤其是在60年代,自然灾害的那两年,他用土豆胡萝卜研制成葡萄糖,救活了许多犯人。
  后来,我把他调到了化验室,让他培养了几个青年人。由于西北天气太恶劣,加上他年纪也大,不适合在此地工作。我知道他东北哈尔滨有儿有女,就向他提出,不如去那儿一起同他们生活。他非常感激,1962年底,我按1949年在公安部被审查时计算他的工龄(别人是不会这样计算的)发了他一笔钱,共计是2000多元。结果,他到西安,看到了要饭的就东给西送,等到他回到哈尔滨已是身无分文了
  文革中他又因历史问题被迫害,跑到北京住到了我家里,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听他讲的这一切,文革后,经徐向前元帅、宋任穷等领导的证明,黄宇宙终于平反了。他当上了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馆长。82岁入党,去世后,他的骨灰安放在老家邯郸烈士陵园,碑文的内容是我提供给他妻子郎山的。
  电影《兵变1938》中的主人翁关振宇的原型就是他——黄宇宙。

  人说“在劫难逃”,我这次是不“在劫”也难逃。
  实在说,这次“夺权”斗争,没我什么事,人家并没有把我圈在“张贵德反革命集团”之内。如果我“积极”一点,说不定还可以“升一升”,至少不受所害。又是我自己不自量力,去摸老虎屁股,才招来塌天大祸。
  这只“老虎”,就是进驻我场的工作组长李猛。
  李猛何许人也?一言难尽。为了说清楚我第三次被开除党籍的原委,也为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他的身世。
  李猛原是北京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参加过我党地下外围工作,后来,地下党组织发现他在工作中有动摇的表现,就逐渐疏远并终止了和他的联系。不知是什么时候,李猛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在抗战初期同国民党特务头子熊大正一起混进我冀中军区。1938年,被我冀中军区锄奸部发觉,逮捕了熊大正、李猛。这一案件由锄奸部长罗文坊同志亲自布置、指挥破获。案件的始末因由罗文坊同志都十分清楚。因此,破案以后,锄奸部还专门出了关于熊大正、李猛特务案的小册子,以作锄奸工作的教材。熟悉这段历史的还有张仕晶、董子文、蔡如臣和田世昌同志。张、董参加了此案的侦破工作,蔡是看守熊、李的警卫连长,田是当时看押熊、李的看守所长。
  可是,不知为什么李猛又混进革命队伍中来了。1962年9月,就是这个李猛率省工作组来我场进行“夺权”斗争的。可能他是本性难移,可能是怀有疯狂的仇恨报复心理,也可能是利令智昏,使李猛在我场表演得淋漓尽致,干下了一系列罪恶勾当。正因为如此,我和他的冲突也就势所难免,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猛作为工作组长,不仅给广大干部罗织罪名,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贪赃枉法,生活腐化。他住在我场期间,在场部小灶食堂吃饭。按我场规定,小灶食堂平时4菜1汤,每人每月交15元伙食费。但李猛在场期间每顿饭要8菜1汤,而且每天要有一次“手抓羊肉”和烤鸭,但也每月只交15元伙食费。广大干部对此议论纷纷,气愤难平。为了照顾大局,对这件事我没说什么,只是我本人退出了小灶食堂,到大灶排队买饭去了。对我这种无声的抗议,李猛当然清楚。不过,双方没有撕破脸皮,他也不好公开报复。
  也是该当出事。为了保护工作组的安全,我特别安排了一些干部晚上巡逻,做保卫工作。有时我也亲自带人巡逻。有一天深夜,就在我带人巡逻时,看见我场从上海来的女会计林××进了李猛的房间,并且发生了关系。此时,我才确信群众关于李猛和林××关系不正当的议论是事实。我当时真是怒火中烧,暗暗地骂道:真是无耻之徒!别人都是“反革命”,挨你的批斗,你却在干这种勾当!有你这样革命的吗?在这种激愤心情之下,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了李猛,气冲冲地说:“小灶食堂大吃大喝群众有意见!你和林××的事,群众有议论!”这个家伙真是得志便猖狂,似乎毫不在乎,眉毛一挑,不阴不阳地说:“噢!还给人留下口实了!”我们的谈话没有进行下去。
  李猛整人是有术的。在挖“郝登阁反坏集团”时,他始终没动我,而是暗中作祟,搜集我的黑材料。就在他大功告成、马上要得胜还朝之际,在郝登阁场长已死,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整倒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突然袭击。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在工作组要撤回的前3天,李猛亲自指定的5个农场干部,开我的小范围的批斗会。他也很干脆,就像我给他提意见时一样,开门见山地宣布了我3条罪状:(1)贪污了一架鹿茸,价值1000元;(2)1961年时我让就业人员穿上警服冒充民警去开硫磺矿;(3)在硼砂矿将300名犯人提前释放。宣布完“罪状”之后,就由这5个人发言批判,然后宣布处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强迫退休。整个过程历时3天,共开了3次小会。以后又强迫我刚过30岁的爱人沈桂明退职,如果不退,不给工作,停发工资。一个1945年4月就参了军的干部就这样被赶出了革命队伍。
  你不申诉吗?不上告吗?好心的同志会这样说,这样问。对此我只能说,如果这样做起了作用,就不会有我今天写的故事了。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李猛对我如此处理还是他“开恩”的结果。就在李猛打道回府的时候,他对我还特别关照一下:“老陈!对你的处理,我是手下留了情的。我知道你在中央有很多熟人,你回去如果说我的问题,我就组织第二、第三批材料告你!”
  什么叫坏人掌权?李猛算得上是一个教员。遗憾的是,没等我“告他”,李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跳楼自杀了。

十一

  李猛宣布我的罪状,实在是不值一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如此。今天重提此事,只不过是让年轻的同志再次认识一下“指鹿为马”的厉害。
  1961年4月8日开采硫磺矿,并不是非法开采,根本无需让就业人员冒充民警去吓人。而且,派人开硫磺矿时,我因公出差福建,根本不在青海,是由郝登阁派去的。
  提前释放犯人,并改为就业人员,我没权力,批准权在省里。因为,只要改就业人员,就要给他们发工资,每月50元。给300人发工资,我没处偷钱去,除非是我把这批犯人放回到社会上去,那还用李猛宣布我的罪行吗?早就枪毙了。
  我至今搞不清楚,李猛为何如此愚蠢,为我捏造这两条罪状?
  倒是那架鹿茸比较厉害,不仅“打倒”了我,而且差点打倒了我们农场医院院长尹登生同志。
  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第一句话做起来比较容易,第二句话真正能做到、做好就不那么容易了。怎么防?防谁?我在这方面就有不少教训,而且是无法总结的教训。在延安,我把康生的问题向直接领导汇报了,他全盘端给了康生,害得我蹲了7年牢,是我没有防吗?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怎么防他?除非我不做工作,哪怕康生是杀人犯,我也不闻不问不报告。再说这架鹿茸的事吧,是我的一个部下诬告的。对这件事,我同样是防不胜防。要讲清鹿茸的事,就要交待一下这位“部下”和我的关系。
  这个人叫黄新文。
  1955年底我刚到五站工作时,他正在站上当医士,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出过两次医疗事故。一次是把一个小孩治死了,一次是一个警卫战士枪走了火,打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黄新文抢救不及时,也死了。这两次上级都要处理他,我考虑到他年轻,责任也不完全在他,就没有处理,所以他和我很熟,和我家里人也很熟。我把他当成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看待,有什么好吃的都让他们这些年轻人来吃,有时不叫他们自己也会来。
  坏事就坏在我对他太关心了,经常让他到家来。有一次,农场打猎队获得一架鹿茸,由于比较珍贵,他们没有处理,就送到了我家。当时,我就让他们把鹿茸挂在墙上了。恰好,黄新文又到我家来吃饭,看到了这架鹿茸,我还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这是打猎队刚送来的。”
  就这样,3年以后,当工作组长暗中搜集我的黑材料时,黄新文为了邀功请赏,主动揭发了我“贪污”鹿茸的事。
  其实,第二天我就让人把鹿茸送到医院加工去了。1961年底我到北京、上海治病,场长郝登阁让我把这架鹿茸带给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同志,一方面由于我们是战友关系,另一方面也对他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农场的工作而表示感谢。我先到北京,同仁医院把我留下来,不到上海去了。所以,我就让农场医院院长尹登生同志把鹿茸先带回农场医院。尹院长办事挺细心,回去后让医院给我打了一张收条寄回了北京。
  没有想到的是,还是那个黄新文,在1969年,文革期间,向军管会诬告尹登生同志没有交回而是贪污了这架鹿茸。尹急了,立刻给我写信,说明了情况,并询问还有没有那张收条。
  我真有点哭笑不得,难道一架鹿茸还有分身不成,已经被一个人“贪污”了(当时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还在顶着“贪污”鹿茸的帽子),还能再被另一个人贪污!黄新文的卑鄙行径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立刻用双挂号信把收条寄给了尹登生同志,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把收条只交给军代表看,不要交给造反派。用完后再给我寄回来。老尹拿到收条交给了军代表,军代表看后说,我知道了,你也不用管这事了。并且,他也出于一种同志式的关怀之情催促老尹迅速给我寄回来,他说,“快给老同志寄回去,将来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啊!”使他在解决我的问题时再发挥作用。
  一架鹿茸,一张收条,本来是不大的事情,可是却闹出了这么多情节,几乎葬送了两个干部的政治生命,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果不是像李猛之流那样,先确定整人的对象,先定下罪名,再搜集“罪证”,一架鹿茸能起这么大作用吗?这张条子,48年了,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如果我们的负责干部都像那位军代表那样,不偏听偏信,注重调查研究,能使我的问题拖15年之久吗?如果我们的法制健全,不让诬陷者有功,而是治他的罪,姓黄的那样的人敢为了个人的卑鄙目的而肆无忌惮地血口喷人、信口雌黄吗?然而,“如果”毕竟不能代替现实。现实是残酷无情的!
  当然,中国的老百姓是善良淳朴的,他们有自己的善恶观念、道德标准。对于卖主求荣、卖友求荣、落井下石、背后捅刀、栽赃陷害之类的行径,寻常百姓历来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极其鄙视的。所以,像黄某这样的人,尽管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却深陷于道义的追查之中,受到群众的“制裁”。
  这件事还连累了我的老战友戴福九同志,他跟我是同乡,也是吉安地区的,虽然不是一个县,但是在红军队伍中依然是比较近的同乡了。他和他的爱人曾被誉为全国最老的“红军夫妻”——他的爱人也是四方面军妇女营的。
  他9岁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因为生活所迫,他15岁离家出走数十里外的吉安城里当童工,10个月后参加了红军,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此期间,被选调加入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成为一名保卫干部。
  我在德令哈的时候,他从格尔木过来看我,聊天过程中,我得知他正担任油料部供给处处长,那时是1960年的春天,正是我们农场春耕播种的紧要关头,但我们的拖拉机、播种机因为缺少油料而“罢了工”,全场领导万分着急,却又没有办法。我就把这个困难告诉了戴福九,请他帮忙。对于他来说,这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果然他在这次春耕播种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帮助了我们。当时我也没什么可以报答他,于是把我刚从福建出差带回来的一尊毛主席瓷像送了给他。
  1962年,李猛工作组在整我的黑材料中也涉及这件事,这个材料也被提交到了军队,结果他被降了职,受了处分,他们夫妻二人被迫回四川去了。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而我也确实没脸去与他联系了。今天,我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一股说不出来的亏欠与内疚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失去战友的痛苦。

十二

  这一次对我的刺激太重了,太深了,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几乎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
  我为我的悲苦命运而哀愁。我自信意志坚强,对肉体的伤害、精神的打击承受力都比较强,但是,我毕竟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我的承受力总是有限度的。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平,为什么把这么多的打击一次次地加在我的身上。更可悲的是,这些政治上的打击,每次都来自“组织”内部,都出自于“同志”之手,是我不忠吗?是我无能吗?不是。是我有“野心”,妨碍、阻挡别人去“进步”了吗?都不是!我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事业,我只想尽我的一点力量,做点好事。正如我前面说的,我这次来青海,就是想保持晚节,抱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誓死决心来干点事业的。我没有放空炮,更没有说假话,在零下40℃严寒中,我没有畏缩过;在跋山涉水、艰难困苦时,我没想过停步不前;哪怕是左眼失明,右眼只剩0.1视力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吃亏,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可就是这样,有些人却偏偏不容我,不允许我再工作。我当然清楚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可我不清楚的是,莫非只有对李猛那样的人毕恭毕敬、顶礼膜拜,我才能是共产党员?莫非只有学会大吃大喝、玩女人我才能步步高升?做人如何做,党员怎么当,我真迷惑了!
  我为人民的事业受损而痛苦。一个干部受到伤害乃至死去,对个人、家庭固然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如果对事业,对老百姓无害,那也没什么;如果有益,那就是应该了。可问题是,如今的情况不是这样。每次对一批干部伤害以后,跟着的是事业受损,百姓遭殃。就在“夺权”以后,德令哈农场日趋冷落。每年为国家创收几百万元的绿柱石矿的开采在我下台不久就停业了,直到今天,仍是一座死矿。在我工作时开出约300吨云母片也堆在矿门口无人管,被人偷走了。我们在的时候,粮食产量年产达到7000万斤,争取1963年达到粮食1亿斤。我们下台后,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从7000万斤一直降到2000多万斤。总收入一直年年亏损,亏到最高年800多万元,差点把这个农场搞垮了。面对我们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被毁,谁能不心疼,谁能不痛恨!有人常说:“离开谁地球也转”,这是废话,是嫉贤妒能的人爱说的话,是对人民的事业不负责任的人爱说的话,是不重视人的价值的人爱说的话。地球是可以自转,但人民的事业却是要人去做、去发展的,不然我们组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干什么!要共产党员干什么!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干什么!可我们有些人偏偏信奉这一条,对伤一批好人,害一批好人,无动于衷,“无所畏惧”。我们的事业怎么办?
  我对自己的前途深感渺茫。当初,我从延安的监狱出来,还可以重返前线;从新生公学出来,还可以来到青海种田、开矿。如今,我被强迫退休了,没有职业,没有工作单位。我往哪里去?我去干什么?难道参加革命30多年,53岁的我从此成了无业游民了吗?但这已是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几乎是一种绝望的心情填满我的心房。在这种心情之下,我抛掉了原来的志向,什么“农业技术员”“勘探队员”,见鬼去吧!我把来青海后买的4箱书籍都烧了,也把我自己亲手绘制的一张张勘探图烧掉了,那上面标着何处有硬度8.2的玉石,何处有冰洲石、金子,每一处标识都是我用汗水浸泡的。望着熊熊的火光和不时飞起的黑絮,这哪里是在烧纸,这烧的是我的心啊!我不禁泪流满面,火,是人类最早的伟大发现,有了它,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但是,它也毁掉过许多美好的东西,包括人的理想、希望。
  我眼前的这堆火,起的正是这种作用。
  哀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往哪里退,我在哪里休,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事情。我的家早已分成几半了。当初来青海的时候,我携妻带子。可是,到德令哈以后工作太忙,实在顾不上抚育和教育5个年幼的孩子。没办法我们只好把几个孩子分而置之。
  二女儿送到承德的姥姥家,三个儿子送回北京,其中两个住校读书,小儿子住在我爱人的大姑家,只把小女儿留在我们身边。后来大姑去世,小儿子无处投奔,是胡耀邦同志帮助我解决了两间住房,让我的3个儿子住在一起,互相照顾。他们的户主就是我7岁的三儿子陈征(其他人的户口在学校)。如今,我退休了。留在青海吗?孩子们怎么办?让他们跟着我来蒙受耻辱?回老家吗?母亲早已去世,再说,我怎么向父老乡亲交待、解释。只有一条路还好一点,那就是回北京。但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啊!当初,作为劳改释放犯的我为了寻找归宿,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耻辱主动离开了北京。今天,脸上的旧污痕未洗净,又被刺上了新的印记,灰溜溜地又要求回来,这是多么难说的事啊!我感到,做这样的选择,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抛在大街上还得被迫往前走一样。而且,即使不顾这一切,我这样的人能不能让回北京还很难说啊,因为我是地方干部,要想进省市工作都不容易,更何况北京!再加上我当时的状况,我真难死了。
  我总要生存,总要让我的儿女们生存下去。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回北京,而且向最高领导人申请这件事。于是,1963年8月2日我大胆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向他老人家提出回北京落户的申请。这封信很快被转到了公安部。我不知道周总理作了什么批示。但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公安部的批准,并给我寄来了一份公函,全文如下:

陈复生同志:
  你今年八月二日给周总理的来信已阅。关于你要求退休后在北京落户问题,经与有关部门联系已经同意解决。至于退休后的待遇问题,我们不好解决,请你向原单位提出,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这一批复,就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抚在了我几乎要冻僵的胸口上,使里面的血液又慢慢活动起来。因为,从这一批复中,我不仅亲身感受到了总理的亲切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而且又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党没有遗弃我。
  就这样,我于1964年5月又回到了北京,开始了一种没有工作的市民生活。

  本文选自《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陈复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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