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毅夫：苦役十载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苦役十载

© 安毅夫／文

　　汽车驰出城外，新鲜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终于离开那该死的看守所了。人家告诉我，劳改队比在看守所好过些。管他今后怎么，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我是决不会认罪的。因为，我根本无罪可认。不一会，汽车从一扇围有高墙，两边各站着一个荷枪士兵的黑漆大门进去。“不老实”、“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叫声响彻耳际。只见一个广场上，几百人席地而坐，在他们前面是一个跪在地上逢头垢面的人。他的左、右各有一人，一只手把他手臂向后、往上抬，一只手压在他肩膀上。他后面还有一个人，右手压紧他颈项，左手扳住他前额把他的头往上抬。只听见他嗷嗷惨叫，哎哟连声。旁边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厉声吼叫：“敢不认罪！”原来是在开斗争会。犯人斗犯人，使用着“坐喷气式飞机”酷刑。这就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标榜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知道谁发明了犯人斗犯人，也不知道谁发明了坐喷气式飞机的酷刑。人们相互撕咬，互不把对方当人。人的尊严、人格完全丧失殆尽。直到那位被斗的犯人惨咧地嘶哑着嗓子说：“我有罪，我交待……。”（以后知道，他已完全失禁，大、小便流淌在裤裆里）斗争才结束。最后，那位干部大声宣布：“这就是不认罪的下场！谁不认罪，我们就开谁的斗争会！”被斗者瘫痪在地上，全场哑然，恐吓的声音却在耳际萦绕。小高带我随这位干部进了办公室，把我交给他，原来他是这所“入监队”的都大队长。这就是我从看守所进入劳改队开始时的一场洗礼。
　　都大队长命人把我送到监房，十几个人正默默地坐着，或许还陷在刚才那场斗争的恐惧中吧，放下行李，坐在指定给我的位置上。
　　“到劳改队去上诉罢！”冷冰冰的声音还在耳际，第二天上午，我就嚐到了“不认罪”的滋味。小组会开始，都大队长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安毅夫，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你有没有罪？”“我没有！”“碰”地一声，这位姓都的对我当胸一拳。“昨天的教训你没有接受吗？开斗争会！”都大队长吼叫起来。小组会开始，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用严肃的口吻和严厉的词句展开了对我的批判。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没有罪，更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但要“老实交待，”“不认罪，要严惩！”“不能带上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等等言辞滚滚袭来。我站在围成一圈的人群中间，不说一句话。心想，没有的事也是可以斗出来的？昨天被坐喷气式飞机的人最后承认有罪了，是真心的？熬不过，口头承认以求过关而已。都大队长坐一会走了，斗争会还在继续，却是零零落落，有气无力的。午饭后，小组长严朴把我叫过一旁说：“你怎么这样傻？昨天斗高仪，你是看见的，够惨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上诉，还是只有到劳改队。”下午开小组会时，我表示了认罪，一场风波终算过去。但是下午开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刚要开会，门被打开，一个头发蓬乱、额头青紫，脸上斑斑血渍，衣服撕破的中年汉子被推了进来，看样子是个刚被打过，刚被判刑的人。奇怪的是，下午开会，严朴刚说完要我接受上午大家的帮助，老实认罪。这位仁兄突然精神来了，首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接着洋洋洒洒地大发议论了。什么“毛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阶级敌人至死也是顽固的……。”再接着手握拳头，挥舞着向我走来：“敢不认罪，揍死你！”血渍斑斑的脸上流露出一付十分愤慨的表情，好像他就是最最卫道的卫道士，最最革命的革命战士。说完，“拒不认罪，死路一条！”恶狠狠瞪我一眼才愤愤坐下。我一直惊奇地望着他，心想，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表演。但是，人们怎么会这样表演呢？才被作为阶级敌人打过，血渍未干，突然就这样“革命”起来，这样仇恨“阶级敌人”。人心呀！人性呀！你怎么会被扭曲成这个样子？以后知道这位仁兄姓蔡，国民党军校刚毕业当地就解放了，做过杂工，在一所中专当职员。文革开始造反，被“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斗争、审判、进来。真也是个人精，以后在平坝农场见过，自吹会四国半外语，其实仅识几个英文单字而已。他曾表示与我友好。我对他，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在入监队呆了十多天，每天不是大会斗就是小组斗。终于一天叫大家收拾行李，坐上蓬布严密盖实的大卡车，把我们这批人送到了平坝农场。我被编入一大队三中队的一个小组。劳改队确实比看守所好过些，不再整天被关在号子里，而是在广阔的田野里劳动了。不久，又把我们一批被判十五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转移到离公路较远、防范更严密的二大队。
　　平坝农场在平坝县境内。离红枫湖不远，以种植苹果、葡萄、蔬菜为主，只有少量的水稻和小麦。被囚的人们一早起来就被驱赶到各小组指定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我所在小组是负责一大片苹果园的管理。适逢天旱，挑水灌溉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
　　刚从看守所关了十年出来，虚弱、苍白、走路都费劲。还有眼睛，十年里每日我的视线距离不过几公尺，眼睛调节焦距的功能大大减退。突然到了农场，一、二十公尺距离的东西都模糊不清，更远则一片茫然。加之，我从未做过农活，样样陌生。看我虚弱的样子，小组长选了一对小木桶给我。小木桶中装了小半桶水，我都步履蹒跚，跌跌绊绊，不一会，已是腰酸肩痛，气喘吁吁，双腿打颤，只好坐地休息。每人每天要挑多少桶水是有定额的。看到我的样子，中队长凶恶地说：“这几天饶了你，过几天再完不成定额，有你好看的。”十几天后，慢慢适应，也学会挑扁担，但仍只能挑大半桶水。冬天来临，开始了给苹果施肥的时期。不知道出自哪门科学，抑或是我们所施的猪糞与杂草发酵的肥料的肥效太小，因此要多施肥。总之，围绕苹果树树冠，挖一个深度、宽度各一米的大圆沟。这些苹果树已是成年大树，这条圆沟内径都有七、八米，挖这么一个圆沟是够费劲的。腰酸背痛不敢停，满身大汗不断挖，总也完不成每天定额，只好每晚站在广场上接受人们的斗争。头被按下，双手后揹，聆听人们的批评。大概也是看到我瘦弱吧，我没挨打，这也是“都还好”了。有的人，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完不成定额则少不了挨上几拳。
　　有人说，劳动改造可以改造犯人思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最革命人道主义的。我从小说、电影里看过苏联的、德国法西斯的劳动营，我就看不出他们与我们的劳改队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在打、骂、恐吓中强制性地、最大限度地剥削犯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其实，连马克斯所说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被侵占去了许多。
　　平坝农场不发鞋子，连草鞋也不发。刚到农场，我只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双皮鞋，几星期就破烂不堪，不能穿了。我总不能不穿鞋呀！所幸我还带有十元钱，用八元钱买了一双最便宜的胶鞋。担心穿坏了又买不起，所以天气稍暖，我就成了赤脚大仙。从早上出工到晚上回来，全赤裸着双脚，无可奈何地奔波或漫步。最初，脚底刺破，行走困难，慢慢地也就锻炼出来了。只在收工回来洗脚后才敢穿上这双宝贵的胶鞋。
　　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花很薄的棉衣。高度的劳动使许多人都只能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最具侮辱性地是衣服背上用白色油漆漆上的、有巴掌大的两个字：“犯人”。连同我从家里带来的几件衣服上也漆上这两个字，它时常提醒你，你不是个正常的人，只是个低人一等的“犯人”。受了赤脚大仙锻炼的启发，初夏开始，我就赤膊上阵，干脆不穿上衣。一两个月后，确也锻炼得很有成效。黑黑的、粗糙的皮肤，不但不怕风吹雨打，连斑蚂也不怕了。果树上常有斑蚂，一种色彩斑斓、毒性很大的昆虫，在人皮肤上叮咬后，皮肤立即红肿，疼痛难当。而斑蚂之于我也无能为力了，多次被咬，只不过皮肤上稍显红色，稍有点痒痒而已。看过人猿泰山电影，有时我想我也快变成人猿泰山了，只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位美丽的英国贵族小姐。
　　每人每月只发两块钱。我总不能不洗脸、不刷牙吧？总得买条毛巾、牙刷吧，肥皂、牙膏那是奢侈品，想都不敢想。还有草纸，总得解大便呀！最最重要的仍旧是鞋子，冬天里总不能仍旧赤脚吧，于是尽可能地把钱攒下，这多么宝贵的两块钱！
　　肚子仍旧吃不饱，当然也不会让你饿死，那岂不白白浪费了世界上最最廉价的劳动力吗？一天两餐，半饥饿状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顿大鱼大肉，可却只能在睡梦中实现，在醒来时留恋不已而叹息。一大队时的小组长曾告诉我：现在好多了。“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他们小组仅剩他一个，因为“我最瘦小。越是强壮、高大的人，死得越快。”
　　平坝农场土地面积甚广，又滨临红枫湖的支流，应该是鱼米之乡了，其实大谬不然。我们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粮食不够吃，蔬菜又少又无油水。农场生产大白菜，但那是拿出去卖钱的，你犯人配吃大白菜吗？只有择剩下的菜帮才是你吃的。牛皮菜好，给你吃牛皮菜，上顿是它，下顿还是它，昨天牛皮菜，今天仍是牛皮菜，一连吃一个多月。然后就是令我十分高兴的红苕了。饭是红苕，菜也是红苕。两大箩筐放在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的小组同人中间，仅饱吃！我狼吞虎咽，直到再也塞不进肚子为止。这红苕也怪，不经饿，吃得肚胀，一会就又饿了，还直打屁。打的屁是红苕气，拉的屎也是红苕气。但能吃饱一时，也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从秋天一直到冬天，我就这样每天高兴地吃着红苕。
　　秋天里，我在平坝农场度过了最惬意的十天。我奉命看守果园，独自一人，在一大片苹果园里或漫步闲走，或依树而坐。暖风吹来熟透了苹果的芳香，抬头看着绿树丛中或红或黄的苹果，四周寂静，偶闻小鸟啁啾，我也轻声低哼抒情小曲，饿了，伸手摘下苹果放入口中细嚼慢咽，真是过的神仙日子。队里规定看守不准偷吃苹果，开初，我十分老实，肚虽饿也不敢吃。有一天，大队长来了，老婆、孩子也来了，大大小小的口袋也带来了、命令我爬上树选择最熟、最好的苹果给他们，边吃，边装后，扬长而去。几天后，队长、干事们也来了，也是老婆、孩子，连吃带包的走了。你们吃得，我也吃得。我毫不客气地吃开了。因为吃得太多，不消化，以致解出的大便里既有红苕香气还夹杂着苹果的香味。居然解出香屎来了。可谓世纪奇闻！
　　好景不长，接下来是锄草积肥。清晨，天矇矇亮，我们就被驱赶出工。一色地肩膀挑两个箩筐，携带一把锄头，浩浩荡荡往十几公里外的山区进行，到达地点，分散开来，各自锄草。每日定额，我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有时只能完成一半。于是，每晚我都在小组会上弯腰屈背地接受批斗。几天后，我想，不准夹裹泥沙，不准多有包谷杆，单凭纯草，能有多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锄草的。小组长每天完成任务最高，我开始跟随他，在他身边不远处锄草。那一带草长约一、二十公分，只见他边锄草边往后退，达到一定量后，把附近的包谷杆锄下放在草里，再边锄边退地把草、包谷杆、泥沙三者混成一卷，踢上一脚，外面泥沙抖去。从表面上看是草，里面则充塞着包谷杆、泥沙，它当然比净草重了。如法炮制，几天后，我也技术熟练，完成任务了。障眼法？弄虚作假？管它的，不挨斗就行。从山区往回走又是十来公里，到达监房已是天空黑尽。上午在山上吃了一顿，这时已饥肠辘辘，狼吞虎嚥地吃着美味的红苕。
　　斗争的火焰在劳改队里时时飚起。不认罪者或被口诛笔伐，或坐“喷气式”飞机而嗷嗷惨叫。有“反革命言行”者——其实在这里谁还敢乱说乱动？但一句玩笑，一句闲言，也会被无限上纲到“反革命”的程度而被斗、被打。一位姓尚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爱说笑话，常引起大家轰然而笑，但晚上，就有人从他笑话里找出蛛丝马迹、牵强附会的“反革命言论”而挨批斗。劳改政策里有一条：“立功受奖”。在人人自危、求生的环境里，这条政策完全把人性扭曲，鼓励了一些极端自私的人损人利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地整人、害人以达到自己“立功”，减刑的目的。前面提到的在入监队见到被斗的高仪，以后在平坝农场，在王武砖瓦厂又在一起。这是位口无遮拦、爱说爱吹的人。就是这缺点，使他两次加刑，差点送掉老命。高仪是贵阳医学院毕业，曾任贵阳市某市立医院的副院长。重婚，被判刑一年。正遇文革，正是江青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之时。高仪在看守所吹嘘时谈到：“江青有什么了不起，原名叫蓝萍，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三流演员。”这还了得！竟敢侮辱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被人揭发、斗争，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得到十年加刑。入监队中，他在自我交待中说：“江青本来就是上海滩上一个三流演员，我又没有造谣。”这下更糟了，于是有了我到入监队那天所见的批斗和随后的加刑：无期徒刑。从“一年”到“无期”，别人“立功”（但却没听说因而减刑），他“高升”。踩在别人尸体上向上爬，人咬人人整人，“立功受奖”就这样促使一些人变成了鬼。一位姓刘的，曾是一名干部，在前面提到的尚姓小青年常被批斗就是他常检举造成的。在队长面前唯唯诺诺，一付谦卑模样；在犯人面前则摆出最最革命的样子，无中生有的害人。一个最最卑鄙、可恶的魔鬼！还有一位姓张的。二十几岁，文革中某单位一个小头目。积极得很，当上小组长，每晚都开斗争会斗人，亲自拳打脚踢。某天，听说自杀了。原来他也说了一句“反革命言论”，被小组里人抓到辫子报告队长，准备晚上斗他。害怕，自杀了。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已。
　　平坝农场四周开阔，虽有碉堡也有荷枪巡行的警卫，但不可能完全防范，偶有逃跑事发生，但也多被捉回。头破血流，宣判加刑。还真有黑牢。一位老犯人告诉我，没有电灯、没有窗户，只容得下一个人坐着而不能起立（高度），也不得走动（长度），十足的一个狗窝。那是在一大队发生的事：一个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的孩子说自己冤枉，叫嚷要妈妈。每次批斗都嚎啕大哭，凄厉的声音从不远处的另一中队传来，令我心惊胆战。他开始绝食，被关进黑牢。几天后，我被调去二大队，不知他怎么了。但是“妈妈，救救我呀！”凄厉的惨叫声却不时在耳边回旋。
　　十一月，还在锄草积肥，一天，让我们提早收工。晚饭后排队点名，我也在其中，命令立刻收拾行李，押解着乘上大卡车，蓬布密罩，向着贵阳方向行驰，到达王武砖瓦厂。在这里，我一呆就是长长的九年，直至刑满释放。
　　王武砖瓦厂在贵阳近郊，以生产红砖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是刑满人员车间，生产瓷器。
　　我们到达时是冬天，全厂投入备料。羊干石（一种粘性、赭红色的不太硬的石头）是原料，开采后运到砖机房旁堆放两年成熟料后即可制砖。我在四车间三中队。我们的任务是运料。两轮的胶轮车上有一个木制的车厢，装满生料后，我就拖着这几百斤重的傢伙向远在三公里外的砖机房奔去。卸料后再迅速赶回，不能不迅速，每天都有定额。
　　冬天，开始烧砖。我被编到煤粉组。在轮窑的煤场上安放着一台粉碎机。我们就在这粉碎机房里把块煤打成细粉，然后运送到砖机房去。机房里，煤粉飞舞，没有任何劳保设备，我们从头到脚敷满煤粉，只留两个还在闪动着的眼睛，真成黑人了。我明知会得矽肺、煤肺病，但又有什么办法？
　　几个月后，我被调去烧窑。这是个技术工种，砖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决定于这个烧制阶段。运坯组用板车将砖坯从坯场拉到窑门口。码坯组按一定规格将砖坯堆码在窑内，封上窑门。我们烧窑组投煤烧制。第二天，出窑组开窑门，取砖，堆放窑外。这是个62门的大轮窑，两个火头（两班人）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烧窑是两人一组，一天三班倒。
　　最初，我与组长何义仁一组。他认真、仔细地教我烧窑。把煤从上往下投放到小洞中。气压、风速、砖坯质量、煤的质量等都会影响到成品质量。如何观察火色，及时调整操作，何时投煤，投入多少，确实是很有技术性的。搞得好，一级品多；否则，二级品甚至烧出废品。经过两个月，我也可以独立操作了。
　　冬季备料，不再烧砖，我们烧窑组的任务主要是维护轮窑。下到窑底，掏尽尘粉，修补窑内特别是窑门缺失的砖块。后者是泥工活路，两年下来，我也能在修建干部宿舍时作为一名砖工砌墙了。
　　烧窑也是整天与煤打交道。几年后，我常咳嗽，呼吸不畅，自知肺部受了损伤。（这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身上主要的疾病。）虽是有损健康的工种，却是全厂犯人最羡慕的工作。可以吃饱饭了，下班后有热水洗澡，住在窑上，稍许自由点了。
　　烧窑组共12人，其中四个是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后来又来了两个中学生，可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组长和几个年纪较大的是1950年代初剿匪、土改中进来的无期徒刑者。长期关押，学会了自我保护，从不多说一句话，处处显得温驯。几个知识分子也都吃够苦头，不谈政治，不发牢骚。彼此和和气气，日子在和平共处中度过，真是最大的幸运。
　　每晚，不值班的人要学习，或读报纸，或学毛选。队长、干事从来不来，我们混一个多钟头也就散去。有次，中队规定每人写学习心得。几个知识分子每人包干一、二人，大家都有几百字的学习心得，还受到表扬。其实，这些心得也都只是些大话、空话、假话、废话，上面喜欢要，就写给他罢。
　　斗争会还有，主要是对逃跑抓回来的，火药味也逐渐淡了。1971年搞过一次“甄别”，把那些文革中无限上纲，错抓错判的人，经过甄别，释放了。
　　从在看守所起到劳改队都常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情况，写材料。吴作和、蔡之诚和许梅是问过多次的人。他们怎么了？为他们担心。有的外调人员态度十分恶劣，对我恐吓、辱骂，甚至铐上铐子。但不管怎样，我都只是实事求是的讲。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诬陷任何人。
　　认罪，仍然是对犯人的第一要求。从1971年甄别开始，我不认罪了，我开始写申诉书。上至中共中央、最高人民法院，下到贵州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寄上，也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个月后又写，没有回答，再写。到1979年我刑满释放时，大概总写出百封以上。所幸，管教干部态度也变了，我并未因不认罪而受更多惩罚。
　　对待劳动，我是十分认真的。平坝农场时我跳入糞池舀糞，不顾蛆虫蠕动、群蝇乱飞、臭气朴鼻。在砖厂，我也从不怕脏、怕累。掏窑底尘粉，我第一个钻进去。烧砖，当我带徒弟、独立操作以来，年年月月都超额完成任务，一级品率也大大超过厂里规定。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我被冤枉是一回事，为国家增添财富是另一回事。我希望国家富强，不能从事教育工作，劳动生产就得认真干好，为祖国添砖加瓦。
　　劳改队干部良莠不齐。王队长南下干部，抓生产认真而不挑剔，很少训斥犯人。车间郭干事处事多讲理，不无限上纲。队上一位梁干事，二十几岁，是个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的青年，常找我摆谈，没一点干部架子，以后考上贵大读书去了。
　　入监队的都大队长，平坝农场白拿苹果的大队长，穷凶极恶的中队长，王武厂某科长手拿棍棒，常打犯人，一连串残暴、贪婪的面孔从眼前闪过。我不想提及他们，也很少忆及他们。……
　　……
　　1976年或1977年（记不清了）上面发下通知：释放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劳改单位批准即予释放。车间郭干事把我叫去，好心地说：“你年年写申诉，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是机会，承认是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马上可以释放。出去申诉会好些。”我谢谢他的好意并说：“我是共产党县、团级干部，不是国民党的，此次事情与我无关。”车间还有一位龚干事也来劝过我，我也婉言谢绝。我平反后，听说他们二位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有骨气，有远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48年秋，我表哥，前面提过的和丰银行总经理，自称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民众代表的杨砥中拟组织一个“西南少数民族促进会”，自封会长，要我当组织部长。其时我已入党，得到党组织同意，我答应了杨。这个会根本没有组成，杨砥中本人也不是国民党或任何党派的人，仅是个民间社会团体罢了。在我判决书中倒真写成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荒唐事还多，还在看守所时的一次提审预审员：“从实交待你们国民党特别支部干过什么勾当？”我回答：“不知道国民党特别支部的事。我只知道中共特别支部的事。”他呵呵连声，好戏收场。审我的人居然把这个特支姓国还是姓共都没弄清楚。还有审判员问过：“交待你们伪战地服务团的事。”我告诉他那不是日伪的事，是抗战时期浙大学生会组织的。但真无知也无耻，最后判决书上还是写了“参加伪战地服务团”算一条罪状。张处长在审问中问：“你家是大地主，你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上将，你为什么要跑到共产党里来？难道不是想从内部破坏共产党？”我反问他：“马克思、恩格斯什么出身？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一个资本家本人，为什么会首创马克思主义，要搞无产阶级革命？”他哑然无以回答。更荒唐的是对我的逮捕。平反后问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我案子的邱法官，当年究竟为什么要逮捕我。他说：“50年代初，一个叫鲍昌的中统特务（此人我并不认识）检举你是中统特务。遍查敌特档案，审问已抓到的特务，都无旁证。于是派人（即程龙）到成都直接审查你，结果仍然不能确定。正好，反右斗争中你被划为右派份子。既然是右派份子，那就抓起来再说，于是就逮捕你了。”真是好气又好笑。西南民院反右斗争差一个右派份子指标没有完成，院党委以“贵州省公安厅正审查并可能逮捕安毅夫”为由，把这个指标给了我；接着，贵州省公安厅以“既然是右派份子，那就抓起来再说。”在他们双方互相“抬举”中，我于是成了阶下囚，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最最荒唐的事是把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当成敌人，编织为敌特，从而“抗拒从严”地判了二十年徒刑。把无辜的人甚至自己人推到敌人阵营里去，天下真有这等荒唐事！
　　窑上煤场大门外是王武寨——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寨。煤场大门日夜敞开，寨上大人、小孩常到窑下捡未燃尽的煤子，也常到窑上玩耍。看见那些活泼的孩子，我禁不住想起了我的小钢、小华。他们也有这么大了。读书了吗？生活怎样？是不是也会为了寻找燃料在什么地方检煤子或上山砍柴？还有妈妈，妈妈你好吗？
　　1977年一天，管教干事把我叫到监房。在大门值班室里，我看见了妈妈，她和成姐二儿子安世羆来看我。看到妈妈竟是那么瘦弱、衰老，我禁不住跪在她脚下，抱住她。妈妈抚摸我的头，强颜欢笑地说：“起来吧！这么大的人还像个孩子。”拿糕点给我吃，告诉我家里人都平安，逸云与孩子们在西昌，都很好等。十分钟的探监时间到，妈妈一步一回头看着我，蹒跚离去。以后，隔两三个月一次，或妈妈与老二同来，或老二一人来。安鄂也来过一次。以后知道，从城内坐公共汽车到小河后还要走七、八公里才能到达这里。妈妈快八十岁了，为了看儿子，衰弱的她还要跋涉奔波。妈妈呀！我真是太对不起您了！
　　1977年后，监管干部对犯人态度有些许改变，不再动辄训斥，爱打犯人的那位冉科长也不打犯人了。有一次那位小梁干事暗示我过去写的申诉书根本没有走出王武厂，而是被扣押了。于是我又开始写申诉材料。董庆元刑满释放，留厂工作，他周末可进城，我请他进城邮寄。老二来探视，趁干部不注意递交给他。也是上自中共中央，下到贵州省委，寄出了几十封。以后知道，贵州省委统战部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曾收到我的申诉书。
　　1978年12月18日，我服满了整整二十年刑期，走出了劳改队。从35岁到55岁，人生最宝贵，可以最有效工作的二十年就这样无奈度过。所幸这时政策稍变，不再强制留厂，我的户口转到城里姐姐家，成为一名“劳改释放犯“。这就是我们革命人道主义的最可贵的人道待遇了。服满刑期，出狱了，释放了，但仍然是个“犯”，公安局、居委会仍监视着他，遭受歧视，难找工作，仍是低人一等的一个“犯”。

　　本文选自《苦难的历程》，安毅夫／著，2015年1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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