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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夫:苦役十载

安毅夫 私人史 2021-11-04

Personal History

坐牢的日子

苦役十载

© 安毅夫/文


  汽车驰出城外,新鲜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终于离开那该死的看守所了。人家告诉我,劳改队比在看守所好过些。管他今后怎么,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我是决不会认罪的。因为,我根本无罪可认。不一会,汽车从一扇围有高墙,两边各站着一个荷枪士兵的黑漆大门进去。“不老实”、“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呼叫声响彻耳际。只见一个广场上,几百人席地而坐,在他们前面是一个跪在地上逢头垢面的人。他的左、右各有一人,一只手把他手臂向后、往上抬,一只手压在他肩膀上。他后面还有一个人,右手压紧他颈项,左手扳住他前额把他的头往上抬。只听见他嗷嗷惨叫,哎哟连声。旁边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厉声吼叫:“敢不认罪!”原来是在开斗争会。犯人斗犯人,使用着“坐喷气式飞机”酷刑。这就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标榜的革命人道主义?不知道谁发明了犯人斗犯人,也不知道谁发明了坐喷气式飞机的酷刑。人们相互撕咬,互不把对方当人。人的尊严、人格完全丧失殆尽。直到那位被斗的犯人惨咧地嘶哑着嗓子说:“我有罪,我交待……。”(以后知道,他已完全失禁,大、小便流淌在裤裆里)斗争才结束。最后,那位干部大声宣布:“这就是不认罪的下场!谁不认罪,我们就开谁的斗争会!”被斗者瘫痪在地上,全场哑然,恐吓的声音却在耳际萦绕。小高带我随这位干部进了办公室,把我交给他,原来他是这所“入监队”的都大队长。这就是我从看守所进入劳改队开始时的一场洗礼。
  都大队长命人把我送到监房,十几个人正默默地坐着,或许还陷在刚才那场斗争的恐惧中吧,放下行李,坐在指定给我的位置上。
  “到劳改队去上诉罢!”冷冰冰的声音还在耳际,第二天上午,我就嚐到了“不认罪”的滋味。小组会开始,都大队长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安毅夫,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你有没有罪?”“我没有!”“碰”地一声,这位姓都的对我当胸一拳。“昨天的教训你没有接受吗?开斗争会!”都大队长吼叫起来。小组会开始,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用严肃的口吻和严厉的词句展开了对我的批判。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有没有罪,更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但要“老实交待,”“不认罪,要严惩!”“不能带上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等等言辞滚滚袭来。我站在围成一圈的人群中间,不说一句话。心想,没有的事也是可以斗出来的?昨天被坐喷气式飞机的人最后承认有罪了,是真心的?熬不过,口头承认以求过关而已。都大队长坐一会走了,斗争会还在继续,却是零零落落,有气无力的。午饭后,小组长严朴把我叫过一旁说:“你怎么这样傻?昨天斗高仪,你是看见的,够惨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要上诉,还是只有到劳改队。”下午开小组会时,我表示了认罪,一场风波终算过去。但是下午开会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刚要开会,门被打开,一个头发蓬乱、额头青紫,脸上斑斑血渍,衣服撕破的中年汉子被推了进来,看样子是个刚被打过,刚被判刑的人。奇怪的是,下午开会,严朴刚说完要我接受上午大家的帮助,老实认罪。这位仁兄突然精神来了,首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倒,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接着洋洋洒洒地大发议论了。什么“毛主席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阶级敌人至死也是顽固的……。”再接着手握拳头,挥舞着向我走来:“敢不认罪,揍死你!”血渍斑斑的脸上流露出一付十分愤慨的表情,好像他就是最最卫道的卫道士,最最革命的革命战士。说完,“拒不认罪,死路一条!”恶狠狠瞪我一眼才愤愤坐下。我一直惊奇地望着他,心想,这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表演。但是,人们怎么会这样表演呢?才被作为阶级敌人打过,血渍未干,突然就这样“革命”起来,这样仇恨“阶级敌人”。人心呀!人性呀!你怎么会被扭曲成这个样子?以后知道这位仁兄姓蔡,国民党军校刚毕业当地就解放了,做过杂工,在一所中专当职员。文革开始造反,被“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来,斗争、审判、进来。真也是个人精,以后在平坝农场见过,自吹会四国半外语,其实仅识几个英文单字而已。他曾表示与我友好。我对他,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在入监队呆了十多天,每天不是大会斗就是小组斗。终于一天叫大家收拾行李,坐上蓬布严密盖实的大卡车,把我们这批人送到了平坝农场。我被编入一大队三中队的一个小组。劳改队确实比看守所好过些,不再整天被关在号子里,而是在广阔的田野里劳动了。不久,又把我们一批被判十五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转移到离公路较远、防范更严密的二大队。
  平坝农场在平坝县境内。离红枫湖不远,以种植苹果、葡萄、蔬菜为主,只有少量的水稻和小麦。被囚的人们一早起来就被驱赶到各小组指定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我所在小组是负责一大片苹果园的管理。适逢天旱,挑水灌溉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
  刚从看守所关了十年出来,虚弱、苍白、走路都费劲。还有眼睛,十年里每日我的视线距离不过几公尺,眼睛调节焦距的功能大大减退。突然到了农场,一、二十公尺距离的东西都模糊不清,更远则一片茫然。加之,我从未做过农活,样样陌生。看我虚弱的样子,小组长选了一对小木桶给我。小木桶中装了小半桶水,我都步履蹒跚,跌跌绊绊,不一会,已是腰酸肩痛,气喘吁吁,双腿打颤,只好坐地休息。每人每天要挑多少桶水是有定额的。看到我的样子,中队长凶恶地说:“这几天饶了你,过几天再完不成定额,有你好看的。”十几天后,慢慢适应,也学会挑扁担,但仍只能挑大半桶水。冬天来临,开始了给苹果施肥的时期。不知道出自哪门科学,抑或是我们所施的猪糞与杂草发酵的肥料的肥效太小,因此要多施肥。总之,围绕苹果树树冠,挖一个深度、宽度各一米的大圆沟。这些苹果树已是成年大树,这条圆沟内径都有七、八米,挖这么一个圆沟是够费劲的。腰酸背痛不敢停,满身大汗不断挖,总也完不成每天定额,只好每晚站在广场上接受人们的斗争。头被按下,双手后揹,聆听人们的批评。大概也是看到我瘦弱吧,我没挨打,这也是“都还好”了。有的人,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完不成定额则少不了挨上几拳。
  有人说,劳动改造可以改造犯人思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最革命人道主义的。我从小说、电影里看过苏联的、德国法西斯的劳动营,我就看不出他们与我们的劳改队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在打、骂、恐吓中强制性地、最大限度地剥削犯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其实,连马克斯所说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被侵占去了许多。
  平坝农场不发鞋子,连草鞋也不发。刚到农场,我只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双皮鞋,几星期就破烂不堪,不能穿了。我总不能不穿鞋呀!所幸我还带有十元钱,用八元钱买了一双最便宜的胶鞋。担心穿坏了又买不起,所以天气稍暖,我就成了赤脚大仙。从早上出工到晚上回来,全赤裸着双脚,无可奈何地奔波或漫步。最初,脚底刺破,行走困难,慢慢地也就锻炼出来了。只在收工回来洗脚后才敢穿上这双宝贵的胶鞋。
  每人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花很薄的棉衣。高度的劳动使许多人都只能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最具侮辱性地是衣服背上用白色油漆漆上的、有巴掌大的两个字:“犯人”。连同我从家里带来的几件衣服上也漆上这两个字,它时常提醒你,你不是个正常的人,只是个低人一等的“犯人”。受了赤脚大仙锻炼的启发,初夏开始,我就赤膊上阵,干脆不穿上衣。一两个月后,确也锻炼得很有成效。黑黑的、粗糙的皮肤,不但不怕风吹雨打,连斑蚂也不怕了。果树上常有斑蚂,一种色彩斑斓、毒性很大的昆虫,在人皮肤上叮咬后,皮肤立即红肿,疼痛难当。而斑蚂之于我也无能为力了,多次被咬,只不过皮肤上稍显红色,稍有点痒痒而已。看过人猿泰山电影,有时我想我也快变成人猿泰山了,只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位美丽的英国贵族小姐。
  每人每月只发两块钱。我总不能不洗脸、不刷牙吧?总得买条毛巾、牙刷吧,肥皂、牙膏那是奢侈品,想都不敢想。还有草纸,总得解大便呀!最最重要的仍旧是鞋子,冬天里总不能仍旧赤脚吧,于是尽可能地把钱攒下,这多么宝贵的两块钱!
  肚子仍旧吃不饱,当然也不会让你饿死,那岂不白白浪费了世界上最最廉价的劳动力吗?一天两餐,半饥饿状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顿大鱼大肉,可却只能在睡梦中实现,在醒来时留恋不已而叹息。一大队时的小组长曾告诉我:现在好多了。“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他们小组仅剩他一个,因为“我最瘦小。越是强壮、高大的人,死得越快。”
  平坝农场土地面积甚广,又滨临红枫湖的支流,应该是鱼米之乡了,其实大谬不然。我们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活。粮食不够吃,蔬菜又少又无油水。农场生产大白菜,但那是拿出去卖钱的,你犯人配吃大白菜吗?只有择剩下的菜帮才是你吃的。牛皮菜好,给你吃牛皮菜,上顿是它,下顿还是它,昨天牛皮菜,今天仍是牛皮菜,一连吃一个多月。然后就是令我十分高兴的红苕了。饭是红苕,菜也是红苕。两大箩筐放在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的小组同人中间,仅饱吃!我狼吞虎咽,直到再也塞不进肚子为止。这红苕也怪,不经饿,吃得肚胀,一会就又饿了,还直打屁。打的屁是红苕气,拉的屎也是红苕气。但能吃饱一时,也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从秋天一直到冬天,我就这样每天高兴地吃着红苕。
  秋天里,我在平坝农场度过了最惬意的十天。我奉命看守果园,独自一人,在一大片苹果园里或漫步闲走,或依树而坐。暖风吹来熟透了苹果的芳香,抬头看着绿树丛中或红或黄的苹果,四周寂静,偶闻小鸟啁啾,我也轻声低哼抒情小曲,饿了,伸手摘下苹果放入口中细嚼慢咽,真是过的神仙日子。队里规定看守不准偷吃苹果,开初,我十分老实,肚虽饿也不敢吃。有一天,大队长来了,老婆、孩子也来了,大大小小的口袋也带来了、命令我爬上树选择最熟、最好的苹果给他们,边吃,边装后,扬长而去。几天后,队长、干事们也来了,也是老婆、孩子,连吃带包的走了。你们吃得,我也吃得。我毫不客气地吃开了。因为吃得太多,不消化,以致解出的大便里既有红苕香气还夹杂着苹果的香味。居然解出香屎来了。可谓世纪奇闻!
  好景不长,接下来是锄草积肥。清晨,天矇矇亮,我们就被驱赶出工。一色地肩膀挑两个箩筐,携带一把锄头,浩浩荡荡往十几公里外的山区进行,到达地点,分散开来,各自锄草。每日定额,我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有时只能完成一半。于是,每晚我都在小组会上弯腰屈背地接受批斗。几天后,我想,不准夹裹泥沙,不准多有包谷杆,单凭纯草,能有多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锄草的。小组长每天完成任务最高,我开始跟随他,在他身边不远处锄草。那一带草长约一、二十公分,只见他边锄草边往后退,达到一定量后,把附近的包谷杆锄下放在草里,再边锄边退地把草、包谷杆、泥沙三者混成一卷,踢上一脚,外面泥沙抖去。从表面上看是草,里面则充塞着包谷杆、泥沙,它当然比净草重了。如法炮制,几天后,我也技术熟练,完成任务了。障眼法?弄虚作假?管它的,不挨斗就行。从山区往回走又是十来公里,到达监房已是天空黑尽。上午在山上吃了一顿,这时已饥肠辘辘,狼吞虎嚥地吃着美味的红苕。
  斗争的火焰在劳改队里时时飚起。不认罪者或被口诛笔伐,或坐“喷气式”飞机而嗷嗷惨叫。有“反革命言行”者——其实在这里谁还敢乱说乱动?但一句玩笑,一句闲言,也会被无限上纲到“反革命”的程度而被斗、被打。一位姓尚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爱说笑话,常引起大家轰然而笑,但晚上,就有人从他笑话里找出蛛丝马迹、牵强附会的“反革命言论”而挨批斗。劳改政策里有一条:“立功受奖”。在人人自危、求生的环境里,这条政策完全把人性扭曲,鼓励了一些极端自私的人损人利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地整人、害人以达到自己“立功”,减刑的目的。前面提到的在入监队见到被斗的高仪,以后在平坝农场,在王武砖瓦厂又在一起。这是位口无遮拦、爱说爱吹的人。就是这缺点,使他两次加刑,差点送掉老命。高仪是贵阳医学院毕业,曾任贵阳市某市立医院的副院长。重婚,被判刑一年。正遇文革,正是江青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之时。高仪在看守所吹嘘时谈到:“江青有什么了不起,原名叫蓝萍,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三流演员。”这还了得!竟敢侮辱最最敬爱的江青同志,被人揭发、斗争,升格为“反革命分子”,得到十年加刑。入监队中,他在自我交待中说:“江青本来就是上海滩上一个三流演员,我又没有造谣。”这下更糟了,于是有了我到入监队那天所见的批斗和随后的加刑:无期徒刑。从“一年”到“无期”,别人“立功”(但却没听说因而减刑),他“高升”。踩在别人尸体上向上爬,人咬人人整人,“立功受奖”就这样促使一些人变成了鬼。一位姓刘的,曾是一名干部,在前面提到的尚姓小青年常被批斗就是他常检举造成的。在队长面前唯唯诺诺,一付谦卑模样;在犯人面前则摆出最最革命的样子,无中生有的害人。一个最最卑鄙、可恶的魔鬼!还有一位姓张的。二十几岁,文革中某单位一个小头目。积极得很,当上小组长,每晚都开斗争会斗人,亲自拳打脚踢。某天,听说自杀了。原来他也说了一句“反革命言论”,被小组里人抓到辫子报告队长,准备晚上斗他。害怕,自杀了。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已。
  平坝农场四周开阔,虽有碉堡也有荷枪巡行的警卫,但不可能完全防范,偶有逃跑事发生,但也多被捉回。头破血流,宣判加刑。还真有黑牢。一位老犯人告诉我,没有电灯、没有窗户,只容得下一个人坐着而不能起立(高度),也不得走动(长度),十足的一个狗窝。那是在一大队发生的事:一个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的孩子说自己冤枉,叫嚷要妈妈。每次批斗都嚎啕大哭,凄厉的声音从不远处的另一中队传来,令我心惊胆战。他开始绝食,被关进黑牢。几天后,我被调去二大队,不知他怎么了。但是“妈妈,救救我呀!”凄厉的惨叫声却不时在耳边回旋。
  十一月,还在锄草积肥,一天,让我们提早收工。晚饭后排队点名,我也在其中,命令立刻收拾行李,押解着乘上大卡车,蓬布密罩,向着贵阳方向行驰,到达王武砖瓦厂。在这里,我一呆就是长长的九年,直至刑满释放。
  王武砖瓦厂在贵阳近郊,以生产红砖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是刑满人员车间,生产瓷器。
  我们到达时是冬天,全厂投入备料。羊干石(一种粘性、赭红色的不太硬的石头)是原料,开采后运到砖机房旁堆放两年成熟料后即可制砖。我在四车间三中队。我们的任务是运料。两轮的胶轮车上有一个木制的车厢,装满生料后,我就拖着这几百斤重的傢伙向远在三公里外的砖机房奔去。卸料后再迅速赶回,不能不迅速,每天都有定额。
  冬天,开始烧砖。我被编到煤粉组。在轮窑的煤场上安放着一台粉碎机。我们就在这粉碎机房里把块煤打成细粉,然后运送到砖机房去。机房里,煤粉飞舞,没有任何劳保设备,我们从头到脚敷满煤粉,只留两个还在闪动着的眼睛,真成黑人了。我明知会得矽肺、煤肺病,但又有什么办法?
  几个月后,我被调去烧窑。这是个技术工种,砖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决定于这个烧制阶段。运坯组用板车将砖坯从坯场拉到窑门口。码坯组按一定规格将砖坯堆码在窑内,封上窑门。我们烧窑组投煤烧制。第二天,出窑组开窑门,取砖,堆放窑外。这是个62门的大轮窑,两个火头(两班人)一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烧窑是两人一组,一天三班倒。
  最初,我与组长何义仁一组。他认真、仔细地教我烧窑。把煤从上往下投放到小洞中。气压、风速、砖坯质量、煤的质量等都会影响到成品质量。如何观察火色,及时调整操作,何时投煤,投入多少,确实是很有技术性的。搞得好,一级品多;否则,二级品甚至烧出废品。经过两个月,我也可以独立操作了。
  冬季备料,不再烧砖,我们烧窑组的任务主要是维护轮窑。下到窑底,掏尽尘粉,修补窑内特别是窑门缺失的砖块。后者是泥工活路,两年下来,我也能在修建干部宿舍时作为一名砖工砌墙了。
  烧窑也是整天与煤打交道。几年后,我常咳嗽,呼吸不畅,自知肺部受了损伤。(这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身上主要的疾病。)虽是有损健康的工种,却是全厂犯人最羡慕的工作。可以吃饱饭了,下班后有热水洗澡,住在窑上,稍许自由点了。
  烧窑组共12人,其中四个是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后来又来了两个中学生,可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组长和几个年纪较大的是1950年代初剿匪、土改中进来的无期徒刑者。长期关押,学会了自我保护,从不多说一句话,处处显得温驯。几个知识分子也都吃够苦头,不谈政治,不发牢骚。彼此和和气气,日子在和平共处中度过,真是最大的幸运。
  每晚,不值班的人要学习,或读报纸,或学毛选。队长、干事从来不来,我们混一个多钟头也就散去。有次,中队规定每人写学习心得。几个知识分子每人包干一、二人,大家都有几百字的学习心得,还受到表扬。其实,这些心得也都只是些大话、空话、假话、废话,上面喜欢要,就写给他罢。
  斗争会还有,主要是对逃跑抓回来的,火药味也逐渐淡了。1971年搞过一次“甄别”,把那些文革中无限上纲,错抓错判的人,经过甄别,释放了。
  从在看守所起到劳改队都常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情况,写材料。吴作和、蔡之诚和许梅是问过多次的人。他们怎么了?为他们担心。有的外调人员态度十分恶劣,对我恐吓、辱骂,甚至铐上铐子。但不管怎样,我都只是实事求是的讲。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诬陷任何人。
  认罪,仍然是对犯人的第一要求。从1971年甄别开始,我不认罪了,我开始写申诉书。上至中共中央、最高人民法院,下到贵州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寄上,也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几个月后又写,没有回答,再写。到1979年我刑满释放时,大概总写出百封以上。所幸,管教干部态度也变了,我并未因不认罪而受更多惩罚。
  对待劳动,我是十分认真的。平坝农场时我跳入糞池舀糞,不顾蛆虫蠕动、群蝇乱飞、臭气朴鼻。在砖厂,我也从不怕脏、怕累。掏窑底尘粉,我第一个钻进去。烧砖,当我带徒弟、独立操作以来,年年月月都超额完成任务,一级品率也大大超过厂里规定。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我被冤枉是一回事,为国家增添财富是另一回事。我希望国家富强,不能从事教育工作,劳动生产就得认真干好,为祖国添砖加瓦。
  劳改队干部良莠不齐。王队长南下干部,抓生产认真而不挑剔,很少训斥犯人。车间郭干事处事多讲理,不无限上纲。队上一位梁干事,二十几岁,是个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的青年,常找我摆谈,没一点干部架子,以后考上贵大读书去了。
  入监队的都大队长,平坝农场白拿苹果的大队长,穷凶极恶的中队长,王武厂某科长手拿棍棒,常打犯人,一连串残暴、贪婪的面孔从眼前闪过。我不想提及他们,也很少忆及他们。……
  ……
  1976年或1977年(记不清了)上面发下通知:释放原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劳改单位批准即予释放。车间郭干事把我叫去,好心地说:“你年年写申诉,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是机会,承认是国民党县、团级人员,马上可以释放。出去申诉会好些。”我谢谢他的好意并说:“我是共产党县、团级干部,不是国民党的,此次事情与我无关。”车间还有一位龚干事也来劝过我,我也婉言谢绝。我平反后,听说他们二位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有骨气,有远见。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948年秋,我表哥,前面提过的和丰银行总经理,自称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民众代表的杨砥中拟组织一个“西南少数民族促进会”,自封会长,要我当组织部长。其时我已入党,得到党组织同意,我答应了杨。这个会根本没有组成,杨砥中本人也不是国民党或任何党派的人,仅是个民间社会团体罢了。在我判决书中倒真写成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荒唐事还多,还在看守所时的一次提审预审员:“从实交待你们国民党特别支部干过什么勾当?”我回答:“不知道国民党特别支部的事。我只知道中共特别支部的事。”他呵呵连声,好戏收场。审我的人居然把这个特支姓国还是姓共都没弄清楚。还有审判员问过:“交待你们伪战地服务团的事。”我告诉他那不是日伪的事,是抗战时期浙大学生会组织的。但真无知也无耻,最后判决书上还是写了“参加伪战地服务团”算一条罪状。张处长在审问中问:“你家是大地主,你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上将,你为什么要跑到共产党里来?难道不是想从内部破坏共产党?”我反问他:“马克思、恩格斯什么出身?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一个资本家本人,为什么会首创马克思主义,要搞无产阶级革命?”他哑然无以回答。更荒唐的是对我的逮捕。平反后问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我案子的邱法官,当年究竟为什么要逮捕我。他说:“50年代初,一个叫鲍昌的中统特务(此人我并不认识)检举你是中统特务。遍查敌特档案,审问已抓到的特务,都无旁证。于是派人(即程龙)到成都直接审查你,结果仍然不能确定。正好,反右斗争中你被划为右派份子。既然是右派份子,那就抓起来再说,于是就逮捕你了。”真是好气又好笑。西南民院反右斗争差一个右派份子指标没有完成,院党委以“贵州省公安厅正审查并可能逮捕安毅夫”为由,把这个指标给了我;接着,贵州省公安厅以“既然是右派份子,那就抓起来再说。”在他们双方互相“抬举”中,我于是成了阶下囚,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最最荒唐的事是把一个对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当成敌人,编织为敌特,从而“抗拒从严”地判了二十年徒刑。把无辜的人甚至自己人推到敌人阵营里去,天下真有这等荒唐事!
  窑上煤场大门外是王武寨——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寨。煤场大门日夜敞开,寨上大人、小孩常到窑下捡未燃尽的煤子,也常到窑上玩耍。看见那些活泼的孩子,我禁不住想起了我的小钢、小华。他们也有这么大了。读书了吗?生活怎样?是不是也会为了寻找燃料在什么地方检煤子或上山砍柴?还有妈妈,妈妈你好吗?
  1977年一天,管教干事把我叫到监房。在大门值班室里,我看见了妈妈,她和成姐二儿子安世羆来看我。看到妈妈竟是那么瘦弱、衰老,我禁不住跪在她脚下,抱住她。妈妈抚摸我的头,强颜欢笑地说:“起来吧!这么大的人还像个孩子。”拿糕点给我吃,告诉我家里人都平安,逸云与孩子们在西昌,都很好等。十分钟的探监时间到,妈妈一步一回头看着我,蹒跚离去。以后,隔两三个月一次,或妈妈与老二同来,或老二一人来。安鄂也来过一次。以后知道,从城内坐公共汽车到小河后还要走七、八公里才能到达这里。妈妈快八十岁了,为了看儿子,衰弱的她还要跋涉奔波。妈妈呀!我真是太对不起您了!
  1977年后,监管干部对犯人态度有些许改变,不再动辄训斥,爱打犯人的那位冉科长也不打犯人了。有一次那位小梁干事暗示我过去写的申诉书根本没有走出王武厂,而是被扣押了。于是我又开始写申诉材料。董庆元刑满释放,留厂工作,他周末可进城,我请他进城邮寄。老二来探视,趁干部不注意递交给他。也是上自中共中央,下到贵州省委,寄出了几十封。以后知道,贵州省委统战部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曾收到我的申诉书。
  1978年12月18日,我服满了整整二十年刑期,走出了劳改队。从35岁到55岁,人生最宝贵,可以最有效工作的二十年就这样无奈度过。所幸这时政策稍变,不再强制留厂,我的户口转到城里姐姐家,成为一名“劳改释放犯“。这就是我们革命人道主义的最可贵的人道待遇了。服满刑期,出狱了,释放了,但仍然是个“犯”,公安局、居委会仍监视着他,遭受歧视,难找工作,仍是低人一等的一个“犯”。

  本文选自《苦难的历程》,安毅夫/著,2015年1月。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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