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家升：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下篇

┃Personal History

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
下篇

© 茆家升／文

　　任何事情，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谁也无法预测可能的界限。
　　　　　　　　——歌德

四

　　虽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摘了总比未摘好。现实一点的是摘帽后就不再干重体力劳动了，而且回到城市有了一份工作，表面上看也就算过上正常人日子了。如果所在单位的头头是些比较开明的人，日子还要好过一点。比如我那时所在的地区商业局医务所，局长殷树勋，副局长虞仲奇、王祯祥等都是比较开明的人，对下属八大公司的右派都很客气，工作安排得还算人尽其材。这些摘帽右派，经过了四年炼狱般的门口塘的磨难，也算是劫后余生，好不容易开始了新生活，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都很认真。如作家汪曾祺所说，大概都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各单位表现都很好。要不是又来了文革这样更大的政治运动，又挑起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把各人又过了一遍筛子，就那么相安无事地过下去，直到自然淘汰，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总会有许多遗憾的，只要日子能平安过下来，平反不平反也不一定是最迫切的事。平了当然求之不得，未平掉能过几年平安日子也是好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太幼稚，在运动连年的日子里，一个人只要一次被运动上了，以后永远别想安宁。这不，说着说着一场更大的政治灾难就临空而下了，未想到的是我一个普通医生，竟一时成了焦点人物，牵动了许多机关和许多人，弄得我们这些在门口塘农场曾是相依为命的难友，以后分崩离析，直至视为仇敌混战一场，最后都身心受伤，有人忧郁而死，有人追悔莫及。我虽然算头脑清醒一点，没有加入这场混战，但很多难友为了我受了很多伤害，几十年过去了，每想到那次非理性的混战，心里特别不是味儿。那次混战还使我失去了几位好友，而且是从心里失去的，不像有些知心朋友即使人不在了，友情也是长存的。要不是必须交待那一段牵连到许多家庭的往事，真不愿旧事重提。
　　我还是先说一说我在商业局门诊所那一段的生活，再说说那场混战。
　　地区商业局领导对右派难友们都不错，对我应该说更好一些，在那四个人的小诊所里，就我一个摘帽右派，却指定我是负责人，有以我的印章开设的独立的银行账户，局领导从不干预我的业务工作。别看医务所摊子不大，工作还是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因为我的工作投入，还因为和一个医药二级站同隶属商业局管辖，真是要啥药有啥药，许多名贵药大医院没有的，我这里也有，工作还算比较顺心的。当然我朝朝暮暮都还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大医院去。
　　业余时间我也未闲着，我同时在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个专业，只是以后调到大医院去了，工作忙，放弃了外语，只修完了中文系本科学业，并开始在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算是对自己的鼓励。
　　回芜湖工作不久，即由热心精干善良的陈蔚文大姐作冰，认识了当时地直财贸系统颇负才名的D女士，从此开始了不无温馨也浪漫也无奈，耗尽心力终无结果，漫漫八年的恋爱。她最后给我的结论是，我爱你但不能和你结婚。我则在恋爱谈得正热时，对难友邵观型、俞启国等人说，我谈这场恋爱，有点像种试验田，看看一个摘帽右派究竟能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因为除了戴过右派帽子这一条，其他方面应该说是很般配的，而且就是右派的问题，她也已看过我的平反结论，知道我啥问题也没有，划右派不是我的错，平反结论都签过字了又不认账更不是我的错！我有权利选择爱人，有权利获得爱情，我不必像个侏儒一样，自惭形秽畏缩不前，我可以而且也昂首挺胸去追求我认为我可以得到的幸福去了。花前月下江边湖畔和曲里拐弯的巷道里弄，都曾留下过我们青春的倩影，我还为她写过许多自鸣得意的情爱小诗，一切程序都和亿万青年情侣没什么两样。但是我心里在说，我俩只是普通小人物，男婚女嫁应该是平常简单的事，有什么必要这么缠绵悱恻旷日持久呢，说到底还不是那个右派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我们之间吗？我既然知道她承受不了，何必叫她作难呢？我那什么种试验田的说法，也有点损。我们虽然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但她明知我有右派问题，还能迈出勇敢的一步，以后八年恋爱，虽然有许多尴尬懊恼，毕竟也有许多温馨时刻，对身处逆境中的我，都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我们的悲剧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微小部分，也证实了有人论证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
　　恋爱没有结果，日子还得往下过，回想在小诊所的岁月，日子还算比较平静，商业大院里住着我们门口塘农场来的许多难友，大家同病相连，经常一起谈谈是很自然的事，谈的最多的当然是盼望着能早一天平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一些有过一官半职的，还想回到党内，还想仕途有所发展，都是很正常的。何况我们本来都是做过平反结论的，当然都还想有一天结论还能生效。就为这说我们闹翻案也可以，想翻案还是相信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何罪之有？我们几个在读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谈话内容可能要广一些，会涉及到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我这个人向来口没遮拦，言词可能激烈些，可能抨击过大跃进、1960年大饥馑这类错误的政策。其实一起交谈者都有切身经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见到无数百姓的无辜死亡，都会发出同样愤慨的，何况那样的灾难也是逼着我们而来的，差一点我们都成了他乡之鬼，怎能不刻骨铭心？要说谈话内容完全不涉及这些方面，那是自欺欺人。当然我们也都清楚，这些议论是犯禁的，我们都经历了大风大雨，前车之鉴不可忘，为这些空议论再弄个罪加一等，就太傻了。但是，如果面对自认为是密友的，再说假话，就太没意思了。具体的说吧，那时我和张景影同宿舍，我俩是门口塘农场年龄最小的右派，都是文学爱好者，当时同在夜大学中文系读书，在最困难年代我们是相互支撑着熬过来的，有相互赠诗为证。三年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包括饿死很多人，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发发议论是平常的事，我相信有同样经历的人，只要他有正常的良知，都会有我们同样看法的。今天人民公社大跃进已经否定了，饿死人的事实也已披露了，议论乃至发表文章，已不再是禁忌，而六十年代这么说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这位姓张的，如果只是观点不同，不问他以什么方式表达了，也不问后果如何，哪怕定我的罪，我也无话可说，最多只怪自己交友不慎，你不能不承认别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问题是这位姓张的和我的观点并没有不同，也并没有在什么压力之下，只是怕再次被打倒，就什么都不顾了，纠合了一个姓方的糊涂人，勇敢地跳了出来，而且对劝阻他们别干傻事别自投罗网的难友陈炳南、徐毅等人，一齐发起总攻击，真有点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的“豪气”。姓张的这么做的时候不知想过没有，一是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怎办，我的记性好那可是出了名的；二是狐死走狗烹把我们一网都打尽了你能逃脱吗？即使你逃脱了，那么多人都栽在你手里，你能洗干净手上的鲜血吗？三是如果你计划落空了，你将怎样面对门口塘大批难友呢，今后又如何生活呢？这三点除了第一点我一个字也未回应他，其余两点都不幸言中。有可靠材料证实，有关领导（好人殷树勋局长已调走）见到张方二人跳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连忙制定了一个彻底打倒右派翻案集团的详细方案，一边上报地委，一边立即组织火力展开对陈炳南、徐毅的猛烈斗争。下一步当然是一个个捉了，都捉完了就该捉张方这两个小“舒芜”了。事后听说某些领导正因为自己的这事那事，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忽然知道有人跳出来了，那个快乐劲儿简直没法说，历次政治运动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如此了：既成果巨大，又保全了自己，还不担当主动整人的恶名。好在运动接下来是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们都被放一边去了。捉我们的事一旦停下来，张方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后姓张的早早忧郁而终，姓方的也再没人和他来往，这是后话了。
　　正当商业局所属各单位，捉右派捉的热火朝天，而且主要内容就是包庇思想反动的茆家升时，而这个叫茆家升的我，竟然在同城一家大医院，被废物利用正在搞大批判专栏呢。这真是个悖论，既然罪魁祸首是我，为何不直接到医院里来捉我，只斗所谓包庇我的人呢，这不是搞错了大方向吗？就说姓张的姓方的两位杀出来的“英雄”吧，也在夜大学中文系滚过了几年，写整人的大字报也称得上高手，为何不送几张到我们医院来把我搞臭，也让医生护士们欣赏欣赏你们优美的文笔呀！确实，从我得知张方二人跳出来之后，而且拿我做文章时，我一直在等待欣赏他俩的杰作，可惜我失望了。不仅没有他俩的，连其他左派先锋们的一张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过很多，一是别看我平日口没遮拦，常常说些叫人心惊肉跳的话，可要成为正式“罪证”还真没人能拿得出有根有据的材料来，再说我这个人平日随和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也不是只软柿子，兵来将挡，惹急了我也会咬人的，所以某些人还真有点怯阵。我也从好的方面想过，即使揭发我所谓最反动的材料，还不就是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说1960年饿死很多人吗？我说错了吗？不是事实吗？别人心里就没这本账吗？那么多饿死的人和被连年运动打倒的人，会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包括左派急先锋们没有一点关联吗？运动来了随随大流摇旗吶喊那是形势所迫，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不顾事实昧着良心，冲锋陷阵追到医院来揪斗我这个平日口碑不错，给大家做过不少好事的医生，可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我说自己口碑不错可不是自封的，系统内许多职工和家属都曾是我的病员，卫生所虽然不大，做不了什么大事，可我对每个人服务都是到位的，比如我住的是有木楼梯的一座旧大楼的角落，夜深人静之后，只要楼梯一有响动，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常常找我的人刚到门前，我就已经开灯开门了。我知道深夜找医生决非小事，我能处理的马上处理，处理不了的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有很危重的我就陪着上大医院。记得有一次司机黄其国出差了，他的孩子突发高烧抽搐昏迷，我一看很可能是乙脑，就陪着黄的妻子小崔，一家家大医院跑，那时没有出租车，我抱着病孩全身大汗，医院急诊室医护人员都以为我是家属，其实我只是为一个普通工人竭尽我的全力。在门诊所四年，我未慢待任何一个普通职工，我就不信有人会为了所谓革命运动，赶尽杀绝追到医院里来揪斗我这样不敢说对他们有恩起码是无过的人。还好，这样的事终于没有发生，也许是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否则什么样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因为毕竟没有发生，我的印象总还是善有善报的概念，任何时候多做好事总是应该的。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其实当时整日整夜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白天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还装着没事一样在新贴的大字报前转悠，实际上时时刻刻心都在卟卟卟地跳，就怕出现我的大字报，尽管我知道在这样的大运动里，我在劫难逃，被揪出来是迟早的事。出乎本能总是越迟越好。那时白天一天天混过去了，夜晚日子更难熬，常常在噩梦中惊醒，不是梦见被大会批斗，就是梦见在门口塘农场挨饿的情形。什么叫心灵的煎熬？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那种状态下，只有一件事值得庆幸，那就是虽说我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是单身，少了许多牵挂。
　　记得当时在医院里唯一的信念，就是祈望着被揪的那一天，越晚越好，一般来说，到后期运动就成了强弩之末了，杀伤力要小得多。而早期要摊上谁，不死也脱层皮。我自诩是读过一点书脑子还不算笨，又是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我要用这些知识和经验保护自己，起码要争取到生存权。我冷静地分析了那时的形势，我到这家医院刚半年多，和谁都没瓜葛，既然商业局那边没大字报来，这里的人一时还不会对我指三道四，大家对我印象应该是个十分用功读书的人。是的，地区医院调令一到手，我就抛开文学书，埋头读医学书了，我是为生存而读，也为承诺而读。为我的调动出过大力的李青主任、汪华科长，都劝过我不要写文学文章了，风险大，还是做个好医生好！我临行前门口塘难友陈炳南、徐毅、张景影等聚集到我小房间帮我分析形势：地区医院是大医院，临床医生基本上是本科生，又都是前后届同学我一个中专生摘帽右派月薪三十几元，又来自农场和医务室，一句话全是劣势，弄得不好会很快淘汰出局的，望我一切好自为之，不要错过了对我来说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遇。我聆听了这些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除了默默点头还能空谈什么呢！我也是堂堂七尺汉子，曾有过很多梦想，马上面临的也只是到一个地市级普通医院当一个普通医生，又不是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我就那么无能吗，真的只是银洋蜡枪头吗？我在心里默默承诺，少说废话干点正事吧。
　　从跨进地区医院大门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我刻苦的读书生涯，真正是宵衣旰食。读医学书有两个要点：一是结合临床，遇到什么关系到基础理论的重要病例，你得从前期的解剖生理啃起，一直啃到后期所有临床相关事宜，基本啃通了，你对这个病和本系统相关疾病，就有了初步发言权了，这还不够。第二，你还必须了解有关这类疾病的当前最新研究成果，那就得跑图书馆查资料翻杂志，那时还没有假论文假资料一说，材料都是可靠的，而且论文后面都要如实地标明参考文献，你可以根据这些参考文献一直追下去。材料都基本査完之后，不敢说你已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起码你就是有关这类疾病的明白医生了，临床处理病人就不会出大偏差。如果掌握的资料多，原始记录完整，又能找到新的切入点，那你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了。那时可说是真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读书对我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一种逃避，逃避那些异样目光和闲言碎语。这家医院是反右重灾区，400多人的单位，抓了近40名右派和各种分子，有劳改的、劳教的、开除的、下放的，一句话都是送走的，这些都在常理之中；未想到的是居然还会从一个小医务室调来一个摘帽右派，还只有中专学历，还到大科室来做临床，真是咄咄怪事了。所以说什么样的闲话都有，大概也正因为与当时常情相差太远，一时尚难明究竟，所以在人们的眼光中，除了有蔑视之外，更多还是猜疑，有点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举目无亲，对这一切最好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埋头读书了。
　　未想到的是读书也真的读到了机遇。那是我到三病区不久，见到在内科小图书室里，堆着几大摞原始病案，这是我们普内科负责人李日新、陈淑时夫妻搜集的368份胆道蛔虫病病案材料。当时陈淑时医师随医疗队下乡了，李医师工作忙，可能也知道我读书尚用功而且文笔还不错，就要我先看看材料，有可能的话先写个初稿。李、陈医师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56届高材生，是从中央机关放下来的，当时都是主治医师了，是我院内科主要技术骨干，已经在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由内科主任张又及和他俩联名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恶性疟疾一千余例的临床分析的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恶性疟研究最多的病案分析，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屡屡被多家书刊引用，他们都是学业有成的大医师。我刚进院理论实践几乎都是空白，李医师即让我染指他们的科学研究，这已不单是一点信任，也是一点敬重了。我当然得抓住这个机会，先是仔细查完这368分病案，作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摘录，接着就去图书馆查阅几乎所有相关文献，记笔记做卡片，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我向李医师汇报，我说我们搜集的病案算比较多的，但是和已发表的上千例以上的资料比，我们在数量上时间上都落后了，如果只从简单的宏观上分析，就价值不大，采用的机会也少了。但是我们可以找出新的切入点，比如这种病的误诊、漏诊分析研究，以及高热剧痛和合并妊娠时如何驱虫的研究等等，至于文章的规模和档次，暂不定，等初稿写成时再说。李医师虚怀若谷，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干就干，半个月之后，我从三个不同角度写成了三篇论文，虽然谈不上什么理论上的重大成果，却都是言之有物的实实在在的科学记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是非非如实道来，既不造假沽名钓誉，也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这正是我们这样基层医院可以做到也应该做的事。因为医学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种实践科学和经验科学。李医师看了很满意，该定稿署名了，当然是李日新、陈淑时、茆家升了，工作是他们做的，资料是他们搜集的，我主要是个记录者，能叨陪末座已是幸事了。可是李医师拿过笔，三个人名字各领衔一篇，我当然不同意，李医师用一贯温和的语调说，就这么定了！这些文章以后都陆续发表了，由我领衔发表的那篇文章，还被收入专著出版。以后又由李医师牵头由我执笔，还写了一篇有全国部分医生参加讨论的文章，也发表了。有意义的是，这些文章写于文革前，发表却在文革后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革时所有的医学刊物都停了，纸张都拿去印毛主席著作去了。有材料记载，文革期间，仅《毛主席语录》一书，就印了41亿多册，当时中国人口是7亿人。记得当年曾收到过《中华内科杂志》一封空前绝后的打印的退稿信：

　　由于我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决定自即日起，我社所办一切期刊全部停刊，集中力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原稿退还。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肯定是在文革高潮中了，那时革命烈火遍地燃烧，到处是打倒之声，谁还关心写文章的事。我那时呢，虽说再想埋头读书，已经不可能了，倒暂时还处在台风眼里，相对的比较平静。那时我已从三病区转到六病区，在李医师指导下工作学习愉快的心情结束了。在三病区最大的收获，还不是理论实践的提高，主要还是唤起了我对医学的热爱与向往，在大医院做个好医生有多好，不在乎你写了什么文章，重要的还是医治好了多少病人，因为你诚实辛勤的劳动，给别人带来健康与幸福，这是最实在的人生。真的很想就这样能平平安安地过下去，什么平反不平反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到了六病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公平的说主要还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否则尽管上级医师水平素养不一样，我还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学习工作的。可是运动在向纵深发展了，大大小小单位矛盾就更突出了，当然这位上级医师，不问学养上理论功底临床处理能力，和李医生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也没什么，我们不能要求各个医生都水平相当，再怎么也比我强得多。重要的是他对病人表面客气心里敷衍，这种敷衍一大部分原因是他对病情吃不透又不愿老老实实学习的结果，所以常常说些大话空话来搪塞，这样的医生在别处我也见过，也不足为奇。如果不是运动发展到要揪人的阶段，也能平安相处。可是马上就要揪人了，他有发过假论文等小错误，技术、口碑都不好，虽说是老党员了，在医院里对立面不少。大概也听到一点风声，怕要挨整，所以积极要找个替罪羊出来，找谁呢？我这只死老虎就在面前，他高兴了，开始在大小会上敲敲我了，那意思很明显，我是个活靶子，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拎出来。我听了烦闷极了，这种日子有时比直接批斗更难受。我心想你这又何苦呢，你在医院里的是是非非全和我没关系，如果运动到了那一步，我们这些死老虎又该拖出来示众了，那我也不能怪你，我知道在哪里也逃不脱的。作为直接领导，不敢奢求能对我加以保护，只是例行公事式的批我斗我，我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他要拿我作替罪羊掩盖他自己的诸多不是，这就太不公平了。我们这些二等公民，真的没有说话权利了吗？我自信到这家医院工作以来，还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只能引颈受戮呢？我想我得抗争一下，也检测一下民心和我自己的行止。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在医院二门前贴了一张只有几十个字的大字报，只问我那上级医师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真的没有结核病了吗？我问这话也是事出有因，西方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当然比我国先进，但远没有达到已经消灭结核病的地步，我常跑图书馆也看过一些翻译的资料，我知道他并未读过多少书，只是吹嘘一下而已，说心里话我也只是看不惯这种学风，并无什么观念上的分歧，本不值得写什么大字报的，正常情况下当面说一说或是不表态都是可以的。我选这个问题写成大字报，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本不算什么事，如果这个人平日口碑甚好，人们是不会对这句话感兴趣的，这又不是什么三反问题。我决未想到这几十个字的一张纸，反响那么大，先是那位医生回应了我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篇讨伐性文章：《右派分子茆家升想干什么？》那真是义正辞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上纲上线了。想像之中我俩的论争，结论是明摆着的，一方是老共产党员主治医师科室负责人，一方是社会底层的摘帽右派，谁会为我说话呢？结果却真的出人意料：先是院办护校两个班的学生，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出来批判那位上级医师，以后医院里的职工也有人说话了，居然也没什么人说我有什么不是，倒是贴了那位医生许多大字报，这一来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了。以后工作组进驻了，他成了受批判的重点，我倒侥幸第一批逃脱了。听说他曾在家里向毛主席像下跪，一再表示他是忠于老人家的决没有丝毫反党思想。我听了之后，心中很是不安，并非我矫情，我确实未想到我那张几十个字的大字报，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尽管他反击我的大字报，从内容到语气都严厉得多，但后果总是他先挨整了，成了运动首批受害者，虽说在以后批斗他的会上，我再未发过言。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第一个在全院大会上说，首先要给这位医生平反，说我俩的争论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这位医生后来当然没事了。我知道我俩之间以后还会有麻烦的，这个预计以后一再得到证实，对此我并不后悔。
　　工作组进驻之后，当然斗人斗得更凶了，毋须多说，各地都差不多。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地又斗工作组了，也是一个模式，都是按伟大领袖的战略署部办事，也毋须多说。只是这时最大的事，是我院和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而且我也参加了，头一件事就是斗工作组，我居然又积极了一回，倒值得一说。因为工作组并未整我，我反击他们是为医院群众说话。记得工作组头头姓夏，是位能说会写的某局领导，大能人一个。地委挑到他是考虑医院里知识分子成堆戏不好唱，需要有位干将。夏某人果然不辱使命，把我们医院人与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他俨然是医院的主宰，今天斗你明天斗他后天还不知道斗谁，一时人人自危。他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医院里人恨死他了，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可是以革命名义来办事的，对革命你敢说三道四吗？只有俯首听命了！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要想在自己未来的仕途上赌一把了，终于露出了马脚。事情是这样的：医院有位副院长，乃现任行署专员夫人，专员当时是靠边站了，但谁能说得清他哪一天不会东山再起呢？他那位副院长夫人，是从大上海来的，人又长得漂亮，长发波浪墨镜朱唇，洋气十足，运动中当然要被批判，也不过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的，并无大事，又来院时间不长，大家不太关注她。忽然间传出了她是出过大事的，传着传着事情就明朗了：她十六岁跟专员结的婚，婚后不久她的弟弟犯了罪被抓进去了，是她利自己的色相换来了弟弟的自由。这当然是件大事，但听说已经下过结论处理过了，按说这种涉及到高级干部的重大人事机密，怎么会传出来的呢？未听说是夏工作组他们透露的，但夏确实在她的问题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一方面大事渲染这件事，积极策划把批斗副院长一事推向高潮，一面私下对副院长说，说斗她是别的工作组成员干的，他是不同意的，叫她不要担心，他是一定会千方百计保护她过关的。他自以为左右逢源，一场政治游戏玩得天衣无缝。哪里想到会风云突变，工作组的威风竟然是什么刘邓路线，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呢，今天就站在被批斗席上了。记得批斗姓夏的时候，医院里职工是少有的兴奋，除了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都空前的一致，特别是对他在副院长问题上的两面三刀都十分鄙视他。我则是当着全院职工和夏的面戳穿这个阴谋的，历数他这种卑鄙伎俩，弄得他狼狈不堪。这位大能人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说有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实有其人，就在批判工作组的全院大会上，一个姓宗的一个姓宋的，居然当场记黑名单，准备秋后算账。有人把姓宋的小本子夺过来送上主席台，那天正好造反派轮流坐庄轮到我，我接过小本子一看，那可真叫怵目惊心，上面一条条记着何时何地某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喊打倒工作组口号之类的“反动行为”，有的下面还划了黑杠子，有的打了惊叹号，有的还有批语！真乃铁证如山也，到时不怕你赖账。真是天生的一位运动高手，不可多得的人才。过去对此人只闻其名，今天果然开了眼界了。因为早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的挚友陈江夫妇及其他许多右派难友，都是栽在她的毒招之下，她到底有多大能耐呢？其实她无德无才也无貌，只是仗着丈夫是处级“高干”，她就是处座夫人了，颐指气使又心狠手辣，所到之处神鬼不宁。她这次混到医院来，本来是犯了经济上错误，到中药房来劳动的，可她也决不会错过运动整人的机会，所以又故伎重演。我想也算是冤家路窄了，借这个机会叫你亮亮相，我先把那小本本上的内容，一条一条读给大家听，真是读一条一阵骚动，读的越多骚动得越严重，我还未读完哩，已经是群情激愤了！谁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呢？一旦摊上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大事！姓宋的这么做，是把一批人往死路上逼！能怪大家气愤吗？我问大家该怎么办？全场一致要求她上台来向群众请罪，她大概也知道众怒难犯，乖乖上台来低头站着。这时群众仍不解恨，要她下跪谢罪。这下这位处级高干的夫人可作难了，要跪吧实在是颜面丢尽，以后在医院里怎么混？不跪吧看看会场上的怒火，想想她作的孽，大概是顶不下去了。这时我想起她从反右以来，害人多端的恶行，也是怒火中烧，大声斥责她，要她跪下！跪下！她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只好乖乖地跪下谢罪！我知道她丢了这大面子，心里一定恨死了，最恨的当然是我了。她决不会想到，她亲手打了那么多右派，居然还会被一个右派责令她向公众下跪！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报复的，果然几年之后，她逮到了机会，竭力要陷我于灭顶之灾，虽然重重的伤害了我和我的家庭，到底我也未屈服，她也未达到她理想的目的。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回首往事我还是很难厘清此事的是非，按说我一个摘帽右派，本不该参加造反派跟着起哄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斗宋罚跪一事应该也是十年浩劫的一小部分，虽说她曾是斗人的人，而我们以斗她的方式来回敬她，毕竟不是好事！但是到了运动后期清队阶段，我被以什么右派翻案罪名批斗时，对我在运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斗工作组、罚姓宋的下跪这几项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大事，并没有人提起，这多少也说明了医院里的人心向背。尽管如此，现在反思我贴了上级医师大字报一事，主观上还是有先发制人，保护自己的阴暗心理的，应当深切反思的，这里先诚恳地向这位上级医师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但是，每当我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时，总是十二分的恼恨，我恨什么？首先是恨自己！恨自己那时像个小丑一样，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写大字报，散传单，斗工作组，斗极左派，十足一个造反的小混混。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是不屑的，一定在耻笑我一个摘帽右派，不称称自己的分量，跟着瞎起哄，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是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我愿这样吗？我真想不到我做这些的严重后果吗？又有谁知道我这也是争取生存权不得已而为之呢？当然也有些是出自右派也该有的正义感，主要还是在那种动荡混乱的时期，我要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力争多一点主动，要说是因势利导也行，说是豁出去了也行，反正是能多掌握自己命运一天就多掌握一天，总比摆出一副挨打的架势任人宰割好。我的一位兄长式的同学好友丁医生，反右后一贯小心谨慎，遇事从不敢发言表态，结果怎样呢？文革一开始就被斗死了！我在这家医院孤立无助，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我相信我要自我否定畏首畏尾，早就被斗个七死八活了，我这么所谓跳出来，说以进为退说以攻为守，乃至说隐于运动也可以。一句话求生存是第一位的，蔑视也好冷眼也好，要狠狠地报复我也好，全不管了，能昂着头过一天算一天，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灵魂的扭曲？
　　除了恨我自己还恨谁呢？那就是恨运动这个概念化的词组了，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它君临天下无孔不入，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能逃脱它的管束与钳制。运动来了，一切都得按运动的规律办事！这个规律是什么？无疑就是阶级斗争了！说白了就是人整人或被人整。整人的千方百计要获取猎物官加一等，被整的则千方百计要逃脱挨整的局面，甚至还想反噬一口最好也能跳到整人者一边去！全国都在围着整与被整这个大磨盘转！还能干什么事？什么事也干不成！连工厂都停工了，学校都停课了，医院也停诊了，我还能干什么？只能当个造反小丑混日子了。如果没有文革，虽说我右派未平反，工资也仅够糊口，又孑然一身，受到的只是冷眼与歧视，我都认了！因为我还有一份我喜爱的工作，还有信任我的病员，还能读书，还有一小方自己的天空，我还能活下去。可是一旦到了最后生存的空间都没了，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混混日子了！要说混日子也还有什么目的的话，那也只是想混个能活下去而已。
　　对过去的那些日子，我是有过许多恼恨！但决没有忏悔！我忏悔什么？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谁不心知肚明，造成这一切的后果，根子在哪里？始作俑者和历次运动整人的急先锋们，有几个人忏悔了？发起整人的积极整人的不忏悔，反而要挨整的忏悔，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我还看到过一种议论，说什么要全民忏悔，还举出巴金、郭小川、邵燕祥等名人为例，说他们这样的好人都忏悔了，别人还不该忏悔吗？是的！巴金是圣人，他虽然只是在批胡风的会上，随大流说了几句应场的话，一辈子灵魂都不得安宁，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圣洁者的坦荡与纯净，永远值得我们仰视；郭小川作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确也参与过整人，临终前有所忏悔，那是良心发现人性的回归，我们不能因为他以后自己也挨整了，就对他过去整人有所宽恕，桥是桥路是路，那不是一回事。说到邵燕祥和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著《人生败笔》，那是本忏悔录吗？不！那是本控诉书！他以坎坷的亲身经历，控诉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高压之下，灵魂如何一点一点被扭曲，如何为了讨回一点尊严，而不得不丢失更多的尊严，终年累月在写违心的检查，直至迷失了自己。他自称那是“可耻的十年”！所以他从1979年就宣布：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检查了！面对那些违心的一篇篇的检查，面对那些心在泣血的控诉，只能唤起我们对那罪恶十年的无比愤慨！至于他深悔过他也参与过什么批判别人的事宜，那只是一个贤者严于律己的思想境界，要说有忏悔意识也可以，但是更多地是激发我们对造成这样人间大悲剧根源的探索。
　　空话说的太多，就此打住。下面还是说一说我文革中的经历：
　　斗过工作组之后，开始打派仗了。什么P派G派之争，如火如荼，直到大打出手兵戎相见。7.13芜湖大规模武斗，已有很多人死伤，我们医院也成了武斗据点。好在武斗之前趁着医院停诊，我已去了合肥，住到了江城同志家里。本来我来合肥是避武斗难的，也趁此机会拜望黄山结识的老友，未想到却由此经历了文革中一段重要的史实，即安徽省高级干部群体参与“造反”的事件，它可能是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的一段特殊事件。背景复杂，参与者众，是值得一记的。
　　江城当时是“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干部造反特别是高级干部走上造反的前台，可能是安徽特有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说来话长：根子还是当时有霸王之称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个人专断的结果。曾在安徽统治十几年，可以说未做过什么好事（搞责任田应该算一件），坏事可真干了不少：右派打的多，右倾反的多，农业卫星放的多，老百姓饿死的多。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张恺帆为首的大批高中级干部罹难，直至波及全省基层群众，造成安徽干部队伍的严重混乱。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霸王倒台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江城等大批被打倒的县以上干部平反了。中央派来了李葆华等几位干部，主持省委工作。据可靠消息，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省委领导实行三三制，即中央来的、原曾希圣班子里的、平反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出于稳定当时形势的需要，不过也留下了麻烦。说得明朗一点的就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一起工作，总是那么别扭。平常的日子勉强可以相安无事，运动一来个个神经马上紧张起来了，先是相互察颜观色你防我我防你，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有关文件，特别是在毛主席著作里寻章摘句，作为保护自己和打倒对方的上方宝剑。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就或明或暗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里去了，说到底还是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干部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的所谓“57字声明”。情况是这样的：原整人者就简称左派吧，抓住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的一句话：“……联系到59年的右倾和62年的翻案风，还不发人深省吗？”公开声明要揭露新省委刮的右倾翻案风，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为曾希圣招魂，把已经平反了的干部重新打倒。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所有被整的人就算是右派吧，怎么可能听任那些追随曾希圣，在安徽也作恶多端的人，借运动之机重新胡作非为呢？于是安徽被整的人之中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张恺帆，就公开站出来写了一张只有57个字的大字报，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中心内容就是要人们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批判翻案风之名，刮起新的翻案风！后一个翻案肯定是要翻已平反之案了。这些话听起来像说绕口令，其实这事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安徽未来的政治前途。由于安徽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安徽的干部似乎非整人者就是被整者，所以张省长的57字的大字报，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围绕着张省长的大字报，首先是省直和合肥市的干部，忽啦一下子就立场鲜明地分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江城同志领导的“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
　　我也正是这个时刻来到江城家里的，反正芜湖医院已经停诊了，无事可做，这里正忙着呢，凑凑热闹吧。如果说在芜湖时，我一个摘帽右派参加造反，还是随大流并非主观意愿的话，那么以客人身份参与江城司令部的工作，则是完全自愿有时是全身心投入了，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1962年平反时，我也是做过了平反结论的，后来因最高指示一句话，平反只批了领导干部，我们基层群众都停下来了，但不问已平反和未平反的，心都是通的。要往大处说，那些整人者欺上压下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排斥异己，从而给安徽数千万人民带来重重灾难；而已平反和未平反的大批干部群众的行为和观点，则是代表了广大百姓利益的。于公于私我当然会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尽管我们不能预期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罪加一等，就这我们也不会后悔，我们要让那些一贯整人的极左派们看看我们正义的行动，听听我们这些受压抑者的呐喊。
　　江城同志和我黄山一别，多年音讯杳然，直到得知他已平反并出任滁县行署专员，我们才重新有了联系。文革前他已调省任省文办副主任，我们再次相逢，都有许多感慨，不过再也没有黄山初识时谈诗论文的雅兴了。所谓“省暨市司”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固定成员，基本上就是和江城观点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各级干部，在一起磋商对当时所谓文革革命形势的见解，然后用大字报、传单、或集会游行演讲等方式，向社会表明这批人，或曰这个司令部的观点。因为没有办公地点，这些活动基本上在江城同志家里进行。我正在那里闲住，观点相近，所以也参与了一些活动。记得我曾以江城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写过一份万言的公开信，张贴在合肥闹市中心四牌楼的墙壁上，表明我们对安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时观者如潮，还引来了什么一评二评三评。现在想来很是好笑。谁革谁的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革命方式？就那么喊喊口号、贴几张大字报、发表几次演说就成了革命者？就能把不同观点的人打倒？现在看来是荒谬绝顶的事了。为什么那时几乎全国的人，都着了迷发了疯似的那么步调一致呢？要说是受了蒙蔽中了派性的毒，或者说受了坏人的挑唆吧，学生幼稚基层群众不明真相可以理解，那么像江城甚至比江城革命资历更长职位更高的高级干部也会那么糊涂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它曾经影响了几亿人并延续了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重大伤害的。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见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有的只是沉默和遗忘。其实说到底一切还是缘于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极大的恐怖，因为文革之前的多次运动已有例在先，谁一旦落入运动的陷阱，那可是万劫不复的事。所以文革一来，都得使出全身解数，千方百计企图能躲过运动的千钧棒。这点我在江城家闲住时感受最深了，江家的客厅里经常聚集的几乎全是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和一些同情支持者，有厅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干部群众。他们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都心知肚明，可没有一个人明说，谁都清楚在这样最敏感的话题上，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罪加一等。相反的都还要一再表明自己的忠心，甚至还想从最高权力那儿分一杯羹，作为生存乃至发展的资本。这件事说起来是个悖论，却是当时无可奈何也是必须的选择。因为打倒过他们的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站在对面，一刻也未放松过对这些曾是他们猎物的监视与警惕，他们对自己曾经作过多少的恶，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过多少灾难，很少有人省悟的，倒是要千方百计守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希望能获取更多些！那他们靠什么呢？靠的当然更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了！这也是极左派们必然的选择。值得一说的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钓棒对极左派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打倒他们要打倒的人，弄得不好也会砸向自己。在运动连年时，昨天还红得发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或是一边整人一边挨整，也屡见不鲜。所以他们对握有最高权力者，也是心存恐惧的。如此看来当时两派打语录仗就不是怪事了，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的。用这种推论去阐释当时各种矛盾都能说得通，因为受蒙蔽被蛊惑只能是一时的，切身利益才是永久的动力。
　　我参与了江城那个所谓司令部的种种活动，根本原因也是出于切身利益，我一个普通科技人员，从未有什么权力的欲望，但就本省情况来说，我当然希望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倒的干部，如张恺帆、李世农、杨孝椿、江城等人能掌权，往大处说那安徽的百姓们日子要好过一点，具体到我个人也可能早日获得自由之身，丢掉头上的铁帽。我也知道这个愿望很渺茫，而且从根本原因上分析是不可能的，搞一次运动只会更左一些，哪里会有右派好日子过。但是，希望总比绝望好，争斗一番也总比任人宰割好，何况道义和民心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那时实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机关干部也无公可办。无事生非，才会有那么大规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混战，先是文斗，江青文攻武卫的指示一下达，各地武斗就开始了，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江城毕竟是书生，所谓造反不过是表达一下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也反击一下那些极左派妄图借运动之机来重新整人，动动笔说说理是可以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关注弱势人群吧。可是一看到两派群众居然动刀动枪了，他感到问题严重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能看出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毒瘤作的恶，但是凭一个老革命的良知，他感到运动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不是他也感到自己一个老干部，参与了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什么造反派，从而对当时混乱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就说不清了。这里我也无须为他洗刷什么，但有两段重要史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安徽高级干部造反这种在当时也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了多一些的了解：一是武斗风声正紧时，两派的学生工人干部都在积极集聚力量并大造舆论时，江城和“省暨市司”的主要成员不仅没有参加武斗有关事宜，还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能做出决策，平息安徽已是处于危急状态的混乱形势。进京未果后，不久就宣布司令部停止活动，不久即宣告解散。二是运动后期革委会成立时，安徽P派参加造反的干部头头如刘秀山、程明远等，下场都极惨，有的站铁笼游街，有的被硬拔掉头发胡子，有的被判了刑。这些倒霉蛋，本来也是受过冤屈的干部，造反初期和江城他们言行还是相近的，只是他们以后走远了才结局不同的。江城倒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十位革命领导干部之一。虽然结合江城，G派造反派竭力反对，后来听说是周总理说了句：“江城当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吧！”这才得以通过。
　　说起江城进京未果乃至宣布司令部解散，我还都是当事人呢！原来合肥开始武斗时，江城的司令部不参与，我已无事可做，芜湖医院又不开诊，趁这机会我只身到北京闲逛去了，先找到芜湖P派造反组织“芜湖联总”在北京的驻地，弄到了一张地铺和每天六个馒头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后买了张二手月票，开始在北京逛来逛去了，应该算是最早的京漂一族。几乎玩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真是享了文革的一次大福。除了玩名胜之外，就是看全国各地各派进京的大字报，和买首都数不清的各种小报、小册子，还真收到不少好东西，我买了一本外交口造反派编印的小册子《陈毅黑话集》，看了之后真叫人热血沸腾，哪里是什么黑话？全是些掷地有声的铿锵有力的金玉良言，陈老总一身正气的熠熠光辉和伟大人格跃然纸上，有许多精彩章节，看了叫人忍俊不禁。这种反面文章正面看的材料，比正面表彰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也引起了我对文革和造反诸多问题的思索。还买到一本名曰《讨瞿》的书，看到了《多余的话》的全文，知道了一点革命的复杂性。
　　忽然有一天，江城属下一个叫刘长华的人，行色匆匆衣履不整地到北京找到我，说江城一行六人来京向中央反映安徽情况时，途经蚌埠被蚌埠工总夏大富等人扣押起来了，他是泅渡淮河跑掉的。要紧急营救江城一行，迟了怕有危险。我一听也急了，可怎么救呢？给周总理发电报吧！亏我们想得出，还有这个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我们真的到了西单中国邮电总局，这里居然可以发邮递电报，任你写多少字，只收一封平信的邮资，我俩先向总理报告江城等人蚌埠被扣的事，请求中央指示放人。接着我们简要地说了说安徽当前的形势和江城等人的意见和要求，说是简要也写了几千字。电报发出之后，我们依然不安，心想总理那么忙能看到我们两个小人物发的电报吗？我们不放心，又到了京西宾馆要求面见安徽省军管会副主任廖成美将军，填好登记表交给传达之后，不敢相信会起作用，未想到不一会廖将军的秘书冷同志出来接见了我们，冷秘书问清情况后，对我们说他负责立即向将军汇报，并和总理办公室联系，要我们第二天中午再去听消息。第二天中午冷秘书对我们说，总理办公室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请示总理后已经给蚌埠工总打了电话，江城一行人已经释放了。中央指示安徽，情况中央已经了解，江城他们可不必来京，现在他们已安全到滁县休息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仅对敬爱的周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也对当时的局势多了一些反思，也再次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
　　在北京混了两个多月，那真是多事之秋：斗刘少奇斗陈毅斗谭震林斗肖华，直到中央文革王、关、戚的垮台，还在工人体育场各省造反派几十万人大会上，远远地见到了周总理憔悴消瘦的身影，真令人心酸。我们这些外地造反派，个个都有光荣的革命任务，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声称自己是红司令的好战士，都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说穿了还不是在漂亮口号掩饰下，游山玩水，头头们还想捞几根政治稻草吗？包括我自已在内，这几十万人之中有几个想到过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利益呢？当然根子不在这些人身上，但造成十年浩劫的严重后果能完全只是四人帮和其爪牙们的责任吗？有几个人说过我们也是那场灾难的制造者呢？当然我在北京时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只是感到那种混乱不能再持续了，中央文革的嚣张和老帅们的挨斗，也唤起了我们的良知，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谁是谁非了。我们还是听总理的话，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吧！
　　我先回到合肥，把在北京见到的听到的和我的想法，和江城、鲍刚等老干部说了，事实上他们从蚌埠被扣后，就停止了活动，接着就正式向外界宣布：司令部解散！我也离开了合肥，回芜湖医院上班。
　　文革中我在合肥和北京这一段经历，以后很少谈起，既不值得炫耀，也毋须隐匿。我只是以江城友人身份，在帮他做点我该做的事，应该说都是我自愿的。这些事的功过是非，现在再谈已没有意义。只是在十年浩劫中，安徽省曾经有过高级干部到前台，参加造反活动一事，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虽说我了解的只是一部分，我认为也有真实记录下来的必要，可以给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一点资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提造反派，给人们印象总是打砸抢坏事干尽乃至无恶不作的暴徒，如果有干部造反，那一定也是像上海马天水之流，投靠四人帮充当其爪牙欲谋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或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看问题片面容易受到蛊惑蒙蔽的工农干部，这些人确实有，但不全是，起码我知道的江城等人就不是。
　　江城和张恺帆等人应该算是那个时期贬官或曰“贰臣”的代表人物，而历朝历代的贬官大体上是代表群众说话的，他们也不例外。江城1957年因反曾希圣农业三改而罹难于前，张恺帆1959年因无为放粮解散食堂，庐山会议被最高点名于后，都是为百姓疾苦而敢说敢做的人。虽说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他们都平反了，但仍一直是受压抑的，大体上还是贬官心态。文革期间为了大批受难者不再次罹难，拍案而起决非一时冲动，而是他们刚正不阿品格的体现，也是两位诗人品性的率真行为（二位皆是旧体诗的高手）。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代表了正义的声音，不能和已是声名狼藉的造反派同等视之。
　　我在江城家里先后见过包括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在内的众多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和P派一些造反的学生头头，我很关注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有学生头头才谈什么革命路线什么革命形势之类的所谓大道理，而干部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百姓事宜以及自身的命运乃至省市机关的状况，因为是闲谈式的，所以没有什么顾忌，倒说出了不少问题的实质。比如说安徽干部队伍的混乱和低质量办事作风，根子还是曾希圣的专制独裁和党同伐异。解决安徽问题主要还是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早日结束干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多为百姓干点实事少一些争权夺利。别看这些普通常识式的议论，平日真还没有机会表达，倒是借着“造反”机会才能一起说说，要说这就是造曾希圣反也无不可，要往更上层说那就谈不上了。所以不能把安徽干部的所谓造反和四人帮的作恶多端联系起来或同等看待，事实上也没有联系，他们更没有打砸抢了。要说客观上还是起了不好作用，那也要具体人要具体分析，各人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根子都不在他们身上。要分析安徽干部造反造成混乱的历史根源，我们不能回避那场大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否则就是不公正的。
　　在合肥蹉跎一年，除了和江城一家亲切相处，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宛道一、宛志超、李云璋、张庆芝等，尔后几十年我们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
　　回芜湖地区医院工作不久，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了，这当然也是一种逃避，因为“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又要大肆整人了。我还是那个原则，被揪斗晚一天总比早一天好！我去的是一个极度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公社卫生院设备简陋，面临垮台，可病人很多。我们去后立即紧张地工作，局面迅速打开，不仅本公社的病员，连邻近乡镇的病员，尤其是危重病人，都集中到这个小公社卫生院里来了，真正是日夜辛劳了。我可是名符其实的全科医生，妇产科医生离开后，我还得做妇产科手术。可是我这么勤奋且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我的报答是什么呢？
　　当我正在为抢救危重病人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我院小儿科医生戴敬和皮肤科医生戚铁柱，头戴笆斗帽手拿水火棍，奉医院军宣队、工宣队之命，来到我工作的乡下，揪我回去批斗，罪名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企图翻案”。一路上他俩就像电影《林冲》里的解差董超、薛霸一样提着水火棍，跟在我这个现代林冲的后面，我就差一个头颈上未戴枷了，那样子有点悲壮有点滑稽。我倒并不十分恐惧，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且还算来的比较迟了，不然像我这样的所谓老运动员，文革中又上蹿下跳，一点也不安分守己，似乎清队一开始，就该拿我当活靶子的，那我就会多吃许多苦。也有人说本来是早就要揪我了，实在是我的工作成绩有点所谓超常了，个别掌权者心里有了点温情主义，才延搁了一些时日，事实也是我被揪回来后，医院里派去了一位外科主要技术骨干，再加一位毕业数年的内科本科生，才顶下了我已开拓出的繁忙局面。也多亏了这一拖就到了1968年初了，斗人的被斗的都己疲劳了，多少有点走过场的味道了，未斗几次我就被关进医院“牛棚”里去了。我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批斗挂牌低头认罪一次次写检査关牛棚监督劳动等等程序化的挨整公式，毕竟躲过了清队时最残酷的斗人阶段。就这样我也被关了两个多月。什么牛棚？不就是监狱吗！人被反锁在小房里，行动不自由，大小便要报告还得有人跟着，每天不是监督劳动就是挨批挨训，和监狱有什么区别？要说区别也有，就是关监狱要办批捕手续，要由公检法执行，而机关牛棚关人太简单了，啥手续也不要，说关你就关你，你不服能咋办？只能罪加一等！那时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有牛棚，实际上也就是遍地是监狱。是什么就是什么，何必不敢正视历史呢
　　从牛棚放回科室后，我递给一位爱读书的谢护土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首我写的《自悼》（集句）：

　　一帽盖定壮图空（郭沫若：悼北伐将士。易一棺字），
　　年华如水水流东（瞿秋白：自悼）
　　月明霜冷人何处（何香凝悼廖仲凯），
　　始悟“人间直道穷”（鲁迅：悼范爱农。增始悟二字）。

　　集的有点不伦不类，不过也是狱中真实的心情。
　　这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王老五，按说也是不幸的事，不过我倒有点阿Q式的庆幸，我想如果我已经成了家再有了孩子，会给她们带来多大痛苦！单身有单身的苦恼，也有单身的自在。
　　当然这只是在挨斗和关牛棚时的想法，一旦生活工作正常些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有自己真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我是一个生理上心理上都完全正常的人，自然想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只是在婚姻与家庭这样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上，尽管那时我还在社会底层，我也不愿草率从事，十几年来我见过许多难友的草率婚姻，我理解他们，但不愿仿效。我那场耗日持久的恋爱，那时依然是若即若离，不过已是即少离多了，激情已过就有些乏味了。人海茫茫，不知哪里是我这条历经风雨的小船停泊的港湾。
　　清队工作还未结束，新的革命任务又来了，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军代表傅一元一声令下，我们这家有着近五百张病床的中等城市医院，顿时一片死寂。全院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我第一批来到地区的边陲小镇，开始了我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又在新的环境下，开始新一轮的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艰难挣扎。

　　2003年4月8日初稿于广州

　　本文选自《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茆家升／著，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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