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荫柯：干校纪事

┃Personal History

干校纪事

© 邓荫柯／文

　　渤海之滨的盘锦地区是一片格外富庶美丽的原野，北方的鱼米之乡，白鹤的驿站，螃蟹的乐园，芦苇的舞台，更有那汩汩涌流的石油给这安宁的土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奔放活力，迅速走过迈向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因为一段特殊的历史，那里成了在它并不温暖的怀抱里流过汗水、热泪甚至鲜血，耗费过宝贵生命人们的一块伤心地。辽宁省直机构大部分拿着国家俸禄的国家干部，包括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各级领导和极端珍贵的技术人才、专家学者，放弃应尽的职责和好端端的工作岗位，抛妻别子，受尽折磨，白天干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的苦役，夜晚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迫害、算计、罗织、陷害、出卖。而且居然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极端愚蠢暴戾的行径的合理性表示一点怀疑和抗议——不，有一个女性，在那里以思想和勇气进行过抗争，以无比忠贞的思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方向、前途的问题，闪射出耀眼的智慧之光，就被毫不犹豫地割断了喉管！
　　当年我以一名“重点人”、“牛鬼蛇神”、“摘帽右派”的戴罪之身忝列于十二大队十四连战士队伍阵容，经受接近体力极限的劳役、作为人下之人的精神痛苦和对新婚妻子的苦苦思念三重折磨。辽宁人民出版社编为十二大队十四连，我们十四连先后辗转胡家、甜水、后塘房、红旗几个地点，其中，后塘房和红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后塘房掠影

　　这是个犹如大西北风光的贫瘠小村庄，坐落在一片退海之地，水质分外苦涩，土质严重盐碱化，树木极为稀少，到处光秃秃的。那里的百姓自然特别贫困，而且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者甚多，好多中年男人打着光棍。曾有一位农民单身汉听说我们的一位女战士离了婚，就不屈不挠地表达爱情，要求结亲，演出了一幕令人心酸的悲喜剧。那里有两样东西极为厉害，每天都有超水平的发挥和精彩表演，一是蚊子，个大声高，叮人凶狠，数量极多，采用蚊海战术，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战斗力。二是猪，因为长期喂不饱，一个个瘦骨嶙峋，身手却极为矫健，蹿房越脊，身轻如燕，每遇汽车过往，它们就尥开四蹄，追赶汽车，虎虎生风，犹如奔马。可以想象，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就是……大便了。前有饿猪轻松跳越厕所的栅门，眼冒绿光虎视眈眈盯着你，一不小心，就可能把你拱个跟头，抢吃你的“产品”；身后有“后顾之忧”，餮蚊成阵，几秒钟之内就会在你的尊臀叮出一片肿包。标准的出恭姿态应当是一手高举一根木棍，吓唬饿猪，一手挥舞一株蒿草，不停地挥舞，驱赶餮蚊，往往把你逼得草草收兵，甚至半途而废。
　　在后塘房的日子，最难忘的是插秧大战。那里本是旱田，要改种水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要整地，后要引水。在等待从大伙房水库调来的水的日子，光阴似箭般流逝，眼看就要误了农时。水来之时，已是6月中下旬，十四连领导负不起耽误农时的责任，只有号召、恳求、逼迫大家超时、超极限苦战。那位身材细高的连长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宁肯折腰断骨，不插七月秧！”让人立即想起连长弯下腰呈钩状插秧的情形。我也身高腿长，弯腰如大虾般插秧，而且技术低劣，往往秧插不实，随水飘起，插不成行，株距不匀，其着急、其尴尬、其忙乱，真是让我无地自容，而且我体会到“折腰断骨”四个字也真不是说着玩的，听见这四个字，就心里一激灵。幸而，班组领导比较明智，看出我有把笨力气的特点，扬长避短，让我在水田里挖泥叠田埂。虽然在水里捞泥是一种特别劳累的活计，一般体弱的人和女同志干不了，可是我能站起身来发挥优势，不再怕“折腰断骨”了。
　　后塘房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战场，把一批“牛鬼蛇神”拘管在一起，由立场坚定的同志训话、斥责——“牛鬼蛇神”这个词的发明和运用真是缺德蛮横到了极点，这本是一个概括神话人物动物的成语，被用来比喻要被打倒的政治敌人，后来居然成了这些被损害的不幸者的正式称呼，这是粗暴的侮辱，又这么轻易地把人的尊严、权利和安全剥夺了。那时还没有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怎么开批判会，但有一种羞辱和杀你威风的办法，往往一个会开到一半，主持人就宣布，大会就开到这儿，革命同志留下。“牛鬼蛇神”们就灰溜溜地慌忙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席，明知自己是无辜的，是正义的，但还是充满了自惭形秽的羞赧和尴尬。
　　干校学员最忍受不了的还不是繁重的劳动，而是和家人的长期分离。有一位双耳失聪但可以用一种特殊的腔调说话的老同志，是个难得的语言文字专家，结婚生子较晚，特别珍惜家庭幸福。按说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放劳动的有一个定语：“除老弱病残者外……”但被改成“除老弱病残者内……”了。他有一次提到想念妻子时拉着长腔说：“结婚才十二年，能不想吗？”这句话成为大家的口头禅，看似玩笑，其实大家都在以此表达着同样的心愿。连队是分期分批安排休假的，当通知某位学员，你可以回家了时，一般都不会超过十分钟，就会飞奔沟帮子火车站而去。即使今天会餐，半个小时后开饭，也没有一个人会等到饭后再走，心灵的饥渴，对亲人的牵挂，是超越一切的，妻儿期盼的话语才是真正的“最高指示”。

　　儿子艰难的降生

　　我在三十一周岁时才侥幸结了婚，我妻子是冲破了无数阻力和责骂走到我身边的。“当年，通向爱情的路／每一步都是荆棘／通向希望的岁月／每一天都这般阴凄／你披发跣足踏过草莱／默默走到我的身边”。新婚不久，我就到了学习班，散多聚少，一刻千金。对一个有事业，有朋友，精神昂扬的人来说，家庭对他只是一宁静温暖的港湾和憩息地，而对于没有事业，没有朋友，只有艰辛、危难甚至凌辱的人来说，家庭是他的全部。一切苦恼和不平只想向妻子倾诉，一切忧伤和失望只能从妻子那里得到抚慰。在妻子一个人那里，妻子、母亲、姐妹的情意都有了。我就像一个离开了母亲和姐妹的孩子那样孤苦无告。
　　来到干校的时候，妻子已经有了身孕，欣喜之余，也为即将生在另册家庭的孩子的命运担心。妻子是个十分坚强的女人，咬紧牙关一个人承担了工作、家务和怀孕带来的困难、不便、孤独与寂寞。但“预产期”开了个不怀好意的玩笑。她太相信它的可靠性，在预产期到来的前两天给我打了长途电话。连里给了我五天假伺候月子，够苛刻的了，而且疾言厉色地让我保证按时归队。预产期的当天，我回到沈阳，妻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在我送她去小工厂上班的路上，居然还能在冰上打“出溜滑”。在幸福地聚会又痛心地流逝的那几天，妻子焦躁急切，竟然危险地从桌椅上跳上跳下，迷信地吃“隔路饭”以求催生。我们就这样心急如火地等待，珍贵的五天就这样耗费过去了。怀着不安、歉疚和对两个生命的揪心牵挂，我只好告别临盆的妻子凄然归队。妻子坚持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汽车开动，她的身影渐渐模糊，还看见她高高举起的手臂。她的家人因为她“穿新鞋往狗屎上踩”的婚姻和她基本断了来往，靠她的那些生活贫困而工作紧张的工友请假扣工资来照顾她也不现实，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只有依靠“组织”，连里还算开通，呈报大队领导，特予恩准让一位因故留在沈阳的留守女同志专职照顾她。在一个女人的生死关头，我却没有能力保护她照顾她，只能让她以“右属”的身份接受陌生人的照料，孤独地面对严峻的人生，每念及此，心如刀绞。
　　在急切、揪心的等待中终于等来了儿子降生的喜讯。我那艰难地来到人世的儿子，你可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呢？我也为孤独地跨越了“生死在眼前”的关口的妻子的坚强和承受的重压的英勇感到骄傲。妻子的来信不愿多谈她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得到儿子的巨大喜悦冲淡了那个时刻的孤单、无助的痛苦。她只诉说对我的刻骨思念，描述儿子飞速成长的惊人奇迹，三四个月的孩子竟然认识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我苦苦思念两位亲人，恨不得插翅飞到沈阳，飞到我那间没有窗户只有天窗的温馨无比的家。儿子满月了，“百岁”了，四个月了，我一直在思念中煎熬。
　　终于获准和亲人相见了，妻子依然那样健康美丽，困苦没有压垮她。儿子好像不大认识伟大领袖毛主席，暂时不认识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我的好儿子，我想念、渴望了这么长时间的亲人！妻子说，这孩子真的懂得妈妈的心，和他说话，好像都能懂，也只能和他说话，他眨着亮晶晶的眼睛静静地在听，听懂了还会发出笑声，我常常和他一谈就是半天，邻居还以为来了客人呢。我可怜的妻子啊，你承受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压力呀。在那温暖的小巢穴里，妻子讲起了那不堪回首又幸福绝伦的时刻。工友姐妹们天天等候确切的消息以便照顾，可是一直没有动静。1968年临近岁尾的一天，她一直在小工厂坚持工作到下班时间，回到家中已是五点半。六点钟，确实有了感觉，通知工友求援已经来不及了，她又不愿麻烦邻居，在剧痛中镇静地准备好了住院用的面盆、暖瓶、衣物，揣上从“互助会”拿来的一百二十元钱，踏着没膝的积雪，提着一个大网兜，独自，独自走向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可是这可怜的女人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耐受力，她已经疼痛得走不动了，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她足足走了一个小时，从一个电线杆到另一个电线杆都是极其艰难的跋涉。医院的护士问她谁陪伴你来的，警告她没有人陪伴后果自负。是不大不小的难产，阵痛特别剧烈，从傍晚做出生产姿势等待到清晨，她咬紧牙关，紧紧抓住铁床的栏杆，疼痛得翻滚，后脑勺上磨掉了一片头发。真不知道这心灵和肉体的疼痛交织的、孤苦伶仃的十几个小时她是怎样熬过来的。这个顽固的小家伙就是不肯降生，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有危险！第二天黎明，在她的苦苦哀求之下，新换班的大夫使用了真空吸产器，把孩子的脑袋吸得如同受到挤压而变形的气球。大概因为出生过程拖延太久，刚生下来的孩子不会哭，又注射了强心剂，才听到了那悦耳的哭声。从大夫口中知道是个男孩，她百感交集，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心乱如麻。生男孩固然是传统中的大喜，但是出生在这样的低人一等的家庭，女孩可以嫁人改变命运，男孩却要继承父亲的枷锁，升学、工作、娶妻，都得跨过一道道难关险关，更不要提参军入党了，孩子，你的命好苦啊。当护士把孩子从婴儿室抱给她看时，她不看别处，而是仔细察看腿脚手臂，手指脚趾，看到全是健全的，才放下心来，孩子起码可以靠体力养活自己了。
　　转到特别拥挤的产妇病房，所有产妇都有人陪伴、祝贺、送饭，她只好紧闭双眼，躲避这无人搭理的尴尬和羞耻。一位好心人看出了问题，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鸡蛋，一直坚强隐忍着精神和肉体疼痛不掉一滴眼泪的妻子，此时不由得热泪盈眶，以致涕泗奔流了。她不愿麻烦“组织”派来照顾她的人，想在医院多住几天，不用自己做饭，把这特意积攒的一百二十元就花在医院里。可是医院正准备走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的“626道路”，全体下乡，立即关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第四天她就被赶出来了，是几位工厂的姐妹用手推车把她推回家的。

　　胜利塘

　　胜利塘是盘锦一片大苇塘的名字。干校学员一批批开赴那里要修建一条水渠，保证明年的春耕前通水，为水稻生产打下坚实可靠的基础。已是隆冬，人家都是满怀豪情地投入这场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战斗的。我们十四连进驻胜利塘的时候，那里已有一排排先遣队伍建成的地窨子。地窨子的构造十分简单，平地上挖一条膝盖深的沟，沟两旁又挖出几十条又浅又短小的“支沟”，有如蜈蚣形，支沟上盖一块石板，涂上黄泥，这就是炕。以秫秸搭成人字形，上盖较厚的黄泥，这就是屋顶。人在大沟里走，往小沟里烧火取暖，在石板上睡觉。如果用当今各种器物、建筑都讲究“人性化设计”的角度看，这种地窨子就是一种非人性化设计的极致。石板烧得好就烫死你，烧不好就冻死你。小小的石板滚烫，大片的炕面冰凉，如同当今的饭店里某种海鲜“两吃”的烹饪方法，把一个人一半烧烤，一半冰镇。这房子真可谓玲珑剔透、八面漏风，屋内温度大约在零下十几度，几十个人往里面浇热尿的大尿盆居然结冰，“斗批改”需要写字记录的时候，钢笔、圆珠笔都冻住了，更不用说毛笔，唯一能用的就是铅笔。就是这样的地窨子还客满为患，因人多屋少，采用歇人不歇屋的办法，一拨人从炕上跳起来去奔赴工地，另一拨人就钻进他们带着体温的被窝，而且互相之间并不认识。这大概是天下最奇特的居住文化模式了。
　　工地在七八里地之外。那年天气邪门，三九不冷四九冷，这些战天斗地的学员们，戴着部队处理的破旧棉帽和棉手套，腰间扎着草绳子，迎着凛冽的北风，缩着脖子御寒，歪着脑袋躲风，真想不到其中有久经考验的领导，学富五车的学者，英姿飒爽的栋梁，仪态万方的美人，都是这副德性。主要的工程量就是在预定的水渠里取土，垒成两条几米高的堤坝。这事在平常季节倒还有可行性，在冰天雪地的隆冬中，几乎是不可行的。除非有极其重大的必要性，大冬天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也是难以想象的蠢事。根本就没有土，只有冻得坚如铁石的稀泥。我们只能用炸药炸开冻土层，用镐头砸碎大块的冻泥，用土篮、小车运送，筑成堤坝。大块冻泥之间当然会留下很大的缝隙，就顾不得这些“小事”了，只要在堤坝表面以冻土层下新鲜的稀泥糊上一层，以铁锹精心雕琢、拍打得光光溜溜，就算完成任务。进度要求极其严厉，质量标准极其严格。每天都有专职的检查人员拉着皮尺煞有介事地丈量，吹胡子瞪眼地挑剔，某处某处还欠光洁，某处某处还有一个小鼓包，等等，等等，真像当今的工程监理部门对建筑质量的近乎苛刻的检验。堂堂辽宁省盘锦五七干校上万名并不特别低能的国家干部，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连几岁的孩子都懂得的道理：这含水量极高的冻泥不是水泥，开春要融化的，几米高的溜光水滑的堤坝只能坍塌成一道高矮不平、豁牙狼齿的土埂子，什么保证春耕种水稻送水，都是他妈的梦话、屁话、混账话！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么多政治口号都是他妈的梦话屁话混账话，那么多政治举措都是比用冻泥修堤坝还荒唐的蠢事狂事混账事，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敢指出这件事说不准就被定个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建设新盘锦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就像那些眼看着皇帝光不出溜、露着难看的器官都还齐声赞扬龙袍美丽绝伦一样，大家都只好一声不吭，甚至没有一个人谈论这件事。但我们并不是站在街上观看皇帝屁股的看客，我们是拿着国家俸禄，耗费着民脂民膏也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躯呀。
　　第二年我们都插队落户到农村去了，偶然听说，那条胜利塘堤坝不但坍塌得一塌糊涂，而且，“水渠”的下游比上游还高，即使修一条真正的水渠也是毫无用处的！除了变着法的捉弄人、心肠歹毒地折磨人之外，怎么也解释不了修胜利塘水渠这件事的真正动机。想起我们在那里所受的折磨，想起被嘲弄的改变盘锦面貌、战天斗地的真诚心愿，想起在呼啸的逆风中艰难的跋涉，想起那位在夜战时分累得突然倒地的老同志，那个推着沉重的小车连人带车一下子翻下“堤坝”的瞬间，想起我在那爆破组打眼放炮所付出的劳动，排除哑炮所经受的危险，特别是我经受的与亲人生生分离的痛苦，想起我一个著名学府的毕业生痛心地耗费的生命和青春，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以发泄的愤怒。我又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所描绘的修建波耶尔卡窄轨铁路的故事，那场战斗更艰苦，环境更恶劣，但那种艰苦劳动是挽救了城市和人民不被严寒毁灭的英雄壮举，是高尚的、自觉的奉献，和胜利塘的愚弄、折磨根本不是一回事。

　　温暖的棉胶鞋

　　在胜利塘的“战斗”中，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我的那双大头鞋磨坏了，觉得鞋底冰凉，原来两只鞋底都折断了，雪水往鞋里灌。令人吃惊的是，这双看似质量良好的鞋底竟然是用马粪纸做的！这双鞋是在繁华的沈阳中街买的。我清楚地记得，为了迎接冬天的严寒和繁重的劳作，我专门去了一趟中街买鞋，跑了几家商店，看了几种大头鞋，都比较贵，囊中羞涩、底气不足的我，逡巡半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在路边看见一个人卖的鞋和商店里的一样，但价钱便宜好几元，是草绿色帆布黄色牛皮帮的大头鞋，贪图便宜，就买了回来，满怀喜悦、底气十足地带到盘锦干校，带到胜利塘工地。开头还没有什么异常，过了不久，就相继断底了，这双破大头鞋用细绳捆绑一番勉强可用，但绝对对付不了几天，应付不了这繁重的劳作。别无选择，只有向勉力维持艰窘家境的妻子写信求救了。凑巧，有一位回家探亲的学员很快把一双黑色棉胶鞋捎到了胜利塘。虽然是46号的，比我的脚大了三号，但塞上点破布什么的，鞋带一系，还是十分合脚的。一股温暖、舒适、欣慰、充实的感觉几乎要把我淹没了，对妻子的感谢使我激动得难以自持，亲人啊，你真是我此生的福星和救星！我又精力充沛地投入这徒然耗费生命或曰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之中。
　　好久以后的下一次聚会，也就是决定让妻子跟我插队落户的那一次，谈起这双救命的大棉胶鞋，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呢。原来妻子那时最向往的一件东西是一口双层蒸帘的大铝蒸锅。蒸馒头、地瓜、菜团子，蒸土豆、茄子、青玉米，饭菜一锅熟，真是妙不可言。我在家时，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我到胜利塘之后，她省吃俭用，慷概地置办了我们家最大的大件。她心中的满足、快乐、充实和成就感也是难以言表的，她舍不得用，舍不得扯下那张商标，甚至准备等我回来再正式启用它。可是知道我急需棉鞋的十万火急的消息，她毫不犹豫地决定，退锅买鞋！她实在怕人家知道自家的窘境，就编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而农村烧茅柴，根本不烧煤，用不着大蒸锅了，带去也是累赘，求人家支持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好在这只蒸锅从没有用过，保存完好，商标尚在，于是她顺利地退了锅。一只锅钱买不了一双优质大头鞋，于是决定买一双棉胶鞋。可是走遍了大小商店，就是没有合适的鞋，还是在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到了这双特大号鞋，她为我的鞋的奋斗也只能如此了。所幸还能省下一点钱给越来越能吃的儿子买点奶粉。
　　我记着妻子的恩情，记着她那口只留下“惊鸿一瞥”的倩影、得而复失的大蒸锅。1978年5月，度过了八年半的插队落户日子返回沈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商店买回一口一模一样的大蒸锅，觉得就像从当铺赎回了自家的一件珍宝。

　　风中的小屋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10·5指示”发表之后，知道我们的命运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滚到农村去。每个人的进退大致的原则有一支歌谣讲得明白：“第一等，革委会；第二等，宣传队；第三等，留干校；第四等，去插队。”对我来说，当然、绝对没有悬念，第四等的末尾，第一批滚蛋是铁定的。至于这份活命的工资，伟大领袖没说，大队和连首长也没说，但传言四起，也有一支更精炼的顺口溜说得人头皮发麻：“头一年照发，第二年补发，第三年不发。”“妻子儿女倒不再别离／可比别离更让人牵挂／哪里是他们的归宿／长长的未来怎么打发？”干校的学员个个心中七上八下，但都表现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欢欣鼓舞、感激涕零、深刻理解、誓死贯彻执行的姿态和表情。有一位如今已经去世的冬木兄成天唱某样板戏里的半句唱词：“一颗颗啊，火热的心哪……”然后戛然而止，露出无奈无助的苦笑。我知道下面的几个字应当是“暖我胸膛”，我也知道他心中的几个字：“彻底冰凉”。这就是既表达了心情又让你没有把柄可抓的语言艺术，后来他成为一个诗人也是有来由的。
　　就在这种气氛中的一天中午，天气特别不好，阴沉沉的，深秋的西风凄厉地吹着，我走在由干校学员的宿舍组成的“街”上，迎面走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这位女同志要说认识，还不知她的姓名；要说不认识，却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原来在南八条学习班的时候就见过她，好像她给过我一瞥瞥特别的注视。在干校我又在开大会的场合见过她，和她的目光偶然交流时，她仍然露出一种热切温柔的表情。在胜利塘，正巧我们十四连的地段和她连里的地段相邻，时时能看到她的身影，感受到她目光中流露的关切。每次放炮前都要全体后撤躲避爆炸崩起的土块，但作为专业放炮组的成员，我们几个人越干越熟练，有时就大胆地躲在一个死角里而不后撤。而当我不后撤时，这位邻居女同志也不后撤，和我们紧紧相邻而不交一言。
　　我极有礼貌地问她，你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她说，就是来找你呀。我既惊异又觉得事在情理之中。总不能在冷风中谈话吧，我把她请到一个装工具的小板棚里，外面西风呼啸，里面听着这位可爱的不速之客的娓娓细语。原来她是展览馆的一名解说，她还说出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她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家里的事情她请了假，离开干校两三个月，不知道干校发生了什么变化，想给你写封信问问情况，但又不知道你叫什么，只知道别人喊你老邓。她接着说，看你的样子，像个知识分子，还戴着眼镜，但是干活特别卖力气，就知道你思想改造得很好，对你有很深的印象。我的心一下子猛跳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坦诚大胆的姑娘，有一颗多么美好的心啊。我不由得第一次近距离地端详起她的面容来。能当解说员自然是端正亮丽的，她是个圆脸女孩，大眼睛，中等身材，身段略胖，和我妻子是同一种类型。我心中突然冒出那句诗：“恨不相逢未嫁时。”我是“恨不相逢未娶时”啊。我在想，怎样使这可爱的姑娘心灵受到的伤害最小，使她在这阴风凄厉的日子里能平静地回去。她又说道，家里曾给她介绍过对象，是工人。她说，别看如今工人阶级地位很高，但文化太低，我还是喜欢知识分子。我平静地对她说，你只知道我像个知识分子，但是你不知道我正在受着管制和批判。她水波不兴地说，党的政策是尽量争取和教育每一个人，你会有政治前途的。我又说，我是一名摘帽右派分子，即使过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关，也是得不到组织的信任的。她非常流畅地说，家庭出身看个人，历史问题看现在，这是党的一贯政策。我又生一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10·5指示”要求我们带着家属去农村插队落户，前程难料。她坚定地说，只要心心相印，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的。我听了真是百感交集，这是除了我妻子之外第二个对我这样的落难者如此理解，如此具有信心的女人，是我此生唯一得到的主动而炽热、纯洁而坚定的爱情许诺。这么多年，我艰难地寻觅知音，困难重重，甚至壁垒森严，所以我始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刚刚找到我年轻美丽的妻子，天上又掉下来个林妹妹！我不禁埋怨起命运恶意的玩笑。我不知道其貌不扬而又衣衫褴褛的我，是怎样获得她的芳心的。我本想以这些泰山压顶的政治负担把她吓退，避免对她美丽的心灵的伤害，但她却表现出如此的坚定和充分的准备，我实在黔驴技穷了，不能再和姑娘捉迷藏了。当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时，我狠了狠心说家里还有妻子和不到一周岁的儿子。这可爱的姑娘的脸色一下子暗淡起来，半天无语。我只好说了些工人阶级更有前途，希望和她交个朋友、做个兄妹之类的屁话安慰她。姑娘还是很镇静、很礼貌地和我道别，离开了这间风中的小屋。

　　本文选自《有一种罪行叫饥饿》，邓荫柯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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