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学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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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该书主要遴选在语文教学、编辑出版、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中常用的规范标准，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政府各种有关的管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国家、地方、行业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等；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引导性规范等。

今刊汪惠迪先生所作书评，以助读者了解该书对于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意义。

学习《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文｜汪惠迪

2021年3月5日上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一天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都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这在新时代还是第一次，凸显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联想到去年10月13日，在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讲话中就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决策部署，要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把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当前语文战线的一项迫切任务。

所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总则”第二条中所规定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六条说“国家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那么，“规范和标准”有哪些呢？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遴选了在语文教学、编辑出版、中文信息处理等领域中常用的规范标准，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政府各种有关的管理规定，国家、地方、行业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引导性规范等，共有26个文件。

这26个文件，从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到2014年6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夹用英文的中文文本的标点符号用法（草案）》，时间跨度将近60年，所收录的规范标准比较完备。其组编单位为教育部语信司，且由出版界的百年老字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笔者曾在国内教了23年现代汉语，从1979年至今，一直在境外和海外文字应用一线单位工作，无论在新加坡、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内地，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是案头必备的参考资料，例如《通用规范汉字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标点符号用法》《夹用英文的中文文本的标点符号用法（草案）》《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等。

去年春天，我因避疫回到内地，赋闲在家，迄今整整一年。期间受友人所托，审阅了近百万字文稿，姑不论遣词造句，单就标点符号和数字用法而言，颇多不规范之处。例如老长一段文字，一逗到底。又如国标规定，“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如“五六个”“十二三岁”，可是常见写成“五、六个”甚至“5、6个”或“十二、三岁”。还有“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可是许多作者似乎不了解有此规定，因此并列成分之间都用顿号。例如：

（1）他以自身的字号及“曼”命名的别号共有十个，分别是不常用的号“颂”、“子恭甫”；常用别号“子恭”、“恭寿”、“曼生”、“阿曼”、“曼寿”、“曼生寿”、“曼公”、“老曼”等。

（2）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舞剧《婚礼》、《普尔钦奈拉》、《阿波罗》、《竞赛》，歌剧《俄狄普斯王》、《浪子的历程》、《普西芬尼》、《诗篇交响曲》、《三乐章交响曲》，以及钢琴曲《俄罗斯圣歌》《我儿童时期的回忆》等。

例（1）中的顿号均可删除。例（2）“还有”后的7个顿号亦可删去，奇怪的是“以及”后的两项之间并未使用顿号，可见作者随心所欲，并未严格遵循国标。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引号或书名号并列，本身已经起到隔开的作用，不用顿号不会产生歧义，而且不用顿号既节省笔墨，形式上也比较美观。至于数字用法，许多作者都比较随意，未严格按规范标准执行。我认为应当照《出版物上数字用法》使用。数字形式的选用，《用法》规定得很具体，照章办事，合乎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有何不好？

走笔至此，想起一桩“公案”。前些日子，马来西亚一位长期从事华文规范工作的老友发来微信说，他们国家的华文媒体已经根据中国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把“锺”作为姓氏用字了，为什么“规范汉字的源头”中国在称呼“锺南山”的时候仍然写成“钟南山”呢？言外之意似是批评我们，自己制定的规范标准，连自已都不严格执行。

“钟”字收录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一级字表（3500字）中，字序为1528；“锺”字列入三级字表（1605字），字序为7679；“鍾”在附件1“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中“钟”字旁边“繁体字”一栏内是“鍾”字，其后加注说：“用于姓氏人名时可简化作‘锺’”。

首先要肯定的是，现在“钟”和“锺”都是规范字，但是，以前只有“钟”，没有“锺”。这说明“鍾”字之简已由刚性变成柔性。注解中用“可”字，其言外之意似是，如果当事人已经习惯并接受“钟”字了，本人愿意继续用“钟”字，并无不可，如想改用“锺”字，悉听尊便，并且是合乎规范的。此事使我联想起一位“蕭”姓老友，当年，他误以为“蕭”简化为“肖”了，后来才知道是“萧”不是“肖”，可是写“肖”已经习以为常了，于是干脆继续用“肖”，贪图它笔画少，书写方便。“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对他而言，“改姓”也无所谓。举“锺”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规范是可以刚柔相济的。但是，海外中文用户未必了解，因此，在进行中文国际教育时，对我国制定的规范标准，我建议必须加强宣传的力度。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2001年12月19日发布）选取了338组异形词，并给出每组的“推荐使用词形”，例如：保姆——保母——褓姆，叫花子——叫化子，一锤定音——一槌定音，每组破折号前的词形为推荐词形。“推荐词形”就能是一种柔性标准，然而也有争议。例如“一锤定音——一槌定音”推荐的是“一锤定音”，金字旁的“锤”，但是日常所见，法官在开庭、休庭或裁决时所用的法槌的“槌”是木字旁，因此有位新加坡朋友对我说，现代人应当用“一槌定音”。这个例子同样说明，中文走向世界，我国所制定的规范标准应当多多宣传才好。

最后举个读音的例子来说说。现在国内外每天都发生许多大事，事发之后，往往“发酵”，因此“发酵”常用。“酵”读什么音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修订）规定统读jiào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年9月）、《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第1版，2019年1月）、《新华字典》（第12版，2020年7月）都注jiào音，《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还用手形符号☛特别提示“酵”不读xiào。

长期以来，我每天都收看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的《海峡两岸》节目，听到主持人、大陆和台湾应邀上节目的嘉宾发言时都说xiào，也曾听到央视其他频道的主持人读xiào。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酵”的统读音不妨改为xiào》的短文，发表在《语言文字周报》2019年10月9日第1857期上。我看到公众号上读者的留言，咸表反对。王洁先生撰文回应说：“央视主持人念‘fāxiào’的情形，属于‘言语趋同’现象：主持人意在通过趋近于对方的口音，达到增进相互的理解和交际效果的目的。这种特殊语境下的读音改变有一定的语用价值，但并不具备标准音层面上的示范意义。”（《关于“酵”字异读的商榷》，同上，2020年5月16日第1876期）。

守正创新，深化改革，在“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进程中，必须“发挥学校教育的基础阵地作用、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新闻媒体的示范作用、公共服务行业的窗口作用”。央视节目主持人的语音竟然“不具备标准音层面上的示范意义”，这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而且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地区的“国语”，无论字形、字音、词汇、语法存在许多差异，何以“言语趋同”只落实在“酵”字上呢?词语方面的差异多了去了，而且问题很复杂、很敏感，又为何不管不顾呢？所以我认为，为今之计，唯有严格按国家标准行事。不能为了“达到增进相互的理解和交际效果的目的”就改变字的规范读音。难道我们也要把国宝“熊猫”叫作“猫熊”吗？把“我和你”读成“我hàn你”吗？把“在……基础上”说成“在……基础下”吗？

在网络世纪，社会网络化和网络社会化，虚实空间正深度交融，人们往来于这两个世界之间，无论人言人语，还是网言网语，都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尤其是虚拟世界，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空间很大，任务十分艰巨。而规范与否、标准与否，必须以国标为准。

学校、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都是使用语言文字的大户，必须肩负起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重任。对其而言，《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图书信息★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组编

本书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商务印书馆等相关专家参与编选，分详版《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简版《常用语言文字规范手册》两个版本。所收文件大体按类排列，目录文件名称后的时间一般为发布（或发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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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汪惠迪先生在国内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20多年。1979年移居香港。1984年10月任职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先后从事编辑、新闻研究等工作，后任华文报集团语文顾问，现任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语文建设通讯》执行编委、上海《咬文嚼字》特约编委、上海《语言文字周报》编委。

由于工作需要，作者每天都留意祖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特区和新马等华人社区媒体的语用状况，以便进行比较，决定取舍。若有所得，便写成短文，发表在《联合早报》或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上，后汇编成《语言的风采》（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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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风采》属于向普通读者普及语言知识的文集。这些语文随笔，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语用现象，尤其是词语的使用进行了追踪、描写和思考。内容大体包括新词新语、网络用语、语言教学、语言规范、词典编纂、方言与普通话、广告用语等。这些文章具有小品文短小精悍、信手拈来、点到为止的显著特点，体现了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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