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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杰丨天降大任 弘毅致远——读《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励耘南国 Author 王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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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广杰,文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文科实验班班主任,北京市西城区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北师大系统支部优秀党员、校第十二届德育名师,《中学语文教学》(2021-10)封二人物。曾获校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说课大赛、常态课评比一等奖,北京市优秀课例一等奖,第四届“圣陶杯”全国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一等奖。参与教育部课题“语文教材研究”等多项研究;担任全国多地师资培训主讲教师。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杂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编《中国文学名著快读》《在高中与鲁迅相遇》《京师作文大讲堂》《衔华·北师大二附中文科实验班作文精选》等图书多部;指导学生发表文章近百篇。



提起语音智能和人机对话,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年轻时髦与新生科技,而且也常常首先会排除掉老年人和旧传统,因为我们潜意识里会认为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和老年人无关,与旧传统有隔阂。然而,任何一项技术层面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坚实的科学理论作后盾,人机对话中至为关键的两个环节——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其理论基础便是实验语音学。我们可能想不到,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带领中国语音学研究取得突破性重大成果的人,正是一位饱经世事沧桑且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世纪老人——吴宗济。




一、天降大任苦心志


吴宗济先生的家族极富传奇色彩。其父亲吴永“博涉经史,工绘画,通音律,擅长摹刻汉印”,并曾因救驾慈禧太后有功而倍受朝廷青睐。吴先生的前母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珣,其生母盛翰玉则来自当时在政治、经济上对清朝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盛氏家族。吴宗济的一生同样铸就了一个传奇。从清末到新世纪,吴先生的百年人生中,除治学外,他入过伍,从过政,经过商,时间跨度之大,人生经历之曲折,人际交往之复杂,世事见闻之博杂,兴趣爱好之广泛,学术研究之丰硕,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吴先生一个人几乎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化史,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化名人,诸如曹禺、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刘半农、冯友兰、费孝通、陈寅恪、钱钟书、杨绛、阮玲玉、聂耳、田汉等,与他都有着直接的交际往来。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降大任于吴先生,于是使其一生经历大起大落,遭遇一波三折,然而在起落与波折的背后也“动其心”、“忍其性”,“增益其所不能”,从而使其能在关键时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历经百年岁月的颠沛流离,却于年及古稀之后屡创新功。吴先生一生著述共计59种,其中49种完成于七十岁之后,“七十岁到七十九岁,有12种;八十岁到八十九岁,有25种;九十岁以后还有12种”,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者。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实现“人机对话”、为“科大讯飞”的诞生提供了语音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吴先生何以铸就如此人生传奇?读罢由鲁国尧先生策划并作序、吴宗济先生口述、崔枢华先生记录和撰文的这本沉甸甸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我们便能从中找到明确的答案,并能从吴先生身上看到儒家所倡导的“士”之“弘毅”精神的光芒在闪耀。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强调,作为一个士人,必须要有宽广、坚韧的品格,因为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且路途遥远。曾子之言几乎是吴先生百年丰富生命历程的完美写照,而吴先生也正是用他一生的仁爱与执著完美地践行和印证着这长盛不衰的儒家精神。天降大任,弘毅致远。“弘”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与生命的根基,而“毅”则助其思维与情感走向精辟和深远。




二、恢弘铸就磐石根


鲁国尧先生在“跋”中引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评价吴宗济先生为“理想中的学者”:“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

吴先生从小兴趣爱好广泛,读书、照相、电影、音乐、语言、诗词、书法、绘画、旅游等等,真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且能与时俱进,毫无时代隔阂。广泛的兴趣爱好让他从小就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深入探索的欲望。

当年能考上清华,吴先生说是有着诸多的“机缘巧合”:时事考孙中山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刚好”前几天在街上买了把折扇,上面印的正是此项内容,因此有幸得了满分;国文考试中,他用自己感兴趣的文言文作答,“刚好”碰上了阅卷老师是偏爱古文的杨树达先生,因此又拿了满分;数学考试中的试题“碰巧”又跟历年考题里的某道题相近,因此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终他以总分第19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些“刚好”与“碰巧”,看似“机缘巧合”,其实又何尝不是吴先生自己勤奋博学的应有收益?

吴先生清华毕业后留校,工作轻松自在,但是他却不甘清闲,为了能进一步提起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他又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能顺利考取史语所,也恰恰正得益于他小时候及清华读书期间参加乐队时的音乐积累。考试时他的音韵学专业课优势虽不如其他考生,但笔试之外的一项加试,却让他脱颖而出——“听一段钢琴,把曲子用五线谱记下来”,因为此次招生要求学生协助做方言调查,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析调辨音的能力。加试的结果是:那些专业课成绩优秀的考生大部分都交了白卷,而他却拿了高分,并最终被正式录用。吴先生回忆说:“这件事看似侥幸,其实这里边也还是有些道理的。”“上学读书,书不能不读,但不能只知道读书,除了书本知识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学。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技能、本领,不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学一些,因为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且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它们就会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你的人生轨迹。”事实正是如此,吴先生的这些音乐积累不只是在此次考试中发挥了作用,在他后来的实验语音学专业研究领域都帮了决定性的大忙。

吴先生所走的是一条跨学科的寻音之路,他和他的团队将语言学与物理学、生理学及病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语音的物理和生理实验,并将语音实验从实验室搬迁到现实生活中,借助言语工程学来解决信息时代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的现实问题。这些研究与其博学杂收的开阔思维都不无关系。

当然,吴先生的“弘”不只体现在学识上,还体现在人格上。胡适先生在谈“理想中的学者”时,还以埃及的金字塔为喻来进一步展开阐释:“塔尖是其专门精深的学问,塔身依次是其旁搜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最大,是其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和博大的同情心。”金字塔塔尖的高度取决于其底座的宽广度。吴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也正是建立在其宽广的底座基础之上的,不只是宽广的学科知识,还有其宽广的人格胸怀和博大的仁爱同情之心。

吴先生一生起起伏伏,命运多舛,常常需要站在十字路口做出重要的人生抉择。开阔的心胸让吴先生能够化繁为简,轻松地把生命中诸多看似复杂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义利之辨。他认为,在义和利之间做出怎样的抉择,将会关系到人生之路的大方向,关系到一个人人格精神品质的养成。吴先生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在面对是与非、义与利之间进行选择时,我都没有背叛过自己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都做到了问心无愧。”

吴先生身上有着极强的家国情怀和学术文化的使命感。在出访瑞典期间,与汉学大家高本汉的言辞交涉中,他意识到“站稳国格”的重要性,他曾义正辞严、据理力争,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做到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他出访欧洲归来所制造出的中国第一台语图仪,也是在打破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背景下完成的。

以何种姿态面对坎坷世事,有时候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走向。吴先生从小推崇徐霞客,爱旅行,希望自己能像古人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而爱欣赏山光水色的性情,却差点害了他,但同时又在关键时刻及时地救了他的命。这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凡事都具有辩证性。1938年初,吴先生从湖南往昆明撤退时,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曾遇上土匪拦路打劫,其随身所携带的郑板桥亲笔字画及整箱的鸡血、田黄、寿山、青田之类的祖传珍贵印章被洗劫一空或被就地损毁,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然而正是这次遭遇让他对父亲所信奉的“放下”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无奈,如果对什么都死死抓住不放,最后可能什么都抓不住,甚至有一些关卡,就成了自己无法通过的关口。‘放下’得越彻底,人就越轻松,就越能以平常心对待无奈的遭遇,就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就能平安渡过难关。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面对现实,尽可能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让人欣慰的是,同样是热衷游览名山大川的爱好,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则又“阴差阳错”地救了他,侥幸没被打成右派,帮他逃过了生命中的一劫。

吴先生于1956年归队史语所,被委任以副研究员的资格,在此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三四年,比他年辈晚的同事都先后成了正研究员,而他却迟迟没有晋级转正。针对这件事,吴先生说:“现实社会中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呢?谁能完全离开名和利呢?我对名利这类东西,不过是比一般人看得明白些,看得淡些而已。”对于历经过生死大难的吴先生来说,名和利自然不会被看得那么重。

“文革”期间,吴先生曾被下放到河南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那时他已年满六十岁。别人不愿意,吴先生却高高兴兴地去了,不但不反感,反而还有些向往,尤其是当听说那里需要自己动手盖房子时,“就专门跑到前门外,买了一箱子木工工具,刨子、凿子、锯子、锤子等,都拣最好的买”。他想利用这次下放农村的机会,好好学学木工活儿。真如阮元《吴兴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既然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吧。心态变了,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可以为己所用,让自己绝处逢生。果不其然,这次劳动改造不仅让吴先生学会了一门新的木工手艺,更是让他的生命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大量的体力劳动帮他医好了一身的病痛,让他重新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让他“重新树立起了要做和能做出一些事情的信心”。

吴先生有一套自己的养生理论:养生的关键是养心和适生。养心即以平常心看待一切,重义轻利;适生即适应各种环境,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做到“随遇而安”。然而要达到养心、适生的境界并不容易,它需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并经历现实风雨的熬炼。吴先生认为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滋养作用,关键时刻会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帮我们渡过难关,引领我们走向光明大道。苦尽甘来的经历让吴先生明白,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个人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主动地去适应生活:“与其别别扭扭地下去,遭受身体和精神两重折磨,何不接受现实,痛痛快快地去,经受锻炼,寻求转机?”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吴先生做到了。学识与人格之“弘”,铸就了吴先生宽大厚重的金字塔底座,使之坚若磐石。




三、道阻且长毅致远


学术研究之路是曲折漫长的,人生之路更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坎坷与苦难。一个人如果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精深的造诣的,甚至连生活中的坑坑洼洼都难以逾越。吴先生的一生更是荆棘遍布,在多个重要的人生关口都面临着重重抉择,都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然而他却能够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做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内心的刚强坚毅不仅让吴先生拨开了重重迷雾并逾越了生活中的层峦叠嶂,更是让他的学术之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堂。

1935年10月,时年27岁的吴先生放弃了清华大学轻松优越的工作,选择了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去研究既需要坐冷板凳,又需要走出书斋,借助各种仪器设备来从事研究的实验语音学。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并为其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了重重磨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史语所开始奉命从南京向大西南撤退。吴先生拖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从南京到湖南,再辗转至云南昆明,毅然决然地追随赵元任先生,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寻音之梦。在昆明期间,生活极端困难,有时甚至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吴先生他们仍然坚持开展有关方言调查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磨难,吴先生手头的工作都没有停下,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工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

1940年春,迫于某种复杂人际关系的压力,刚过而立之年的吴宗济不得不离开了自己所钟爱的史语所,而等他再次归队时,却已是1956年的夏日了,吴先生也已到了48岁近乎知天命之年。

从1935年秋吴先生考入史语所开始,到1940年春离开史语所,这前后四年半的时间里,吴先生先后跟随李方桂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到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方言,并与丁声树等师兄弟一起完成了两湖方言调查报告的初稿。吴先生在这几年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还找到了从事方言学、语音学研究的关键门径,所以当要离开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事业时,他是满怀遗憾和心痛的。

从1940年春到1956年夏,在离开史语所的这十六年里,吴先生个人历尽了沧桑,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从事着各种杂事,“我失过业;在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以上校科员的身份管过仓库;在‘节约建国储蓄劝储会’做过主任干事;在敌伪产业处理局当过科长、专员;也搞过幻灯、电影、电台,搞过科学仪器、电影器材的进口,等等”。这十六年漂泊无依的生活,到底是多么大的毅力在支撑着他往前进?

1956年受罗常培先生之召,吴先生终于有了重新归队的机会,他毅然选择了离开上海每月有几百块钱收入的优越生活,开始准备到北京大干一场。谁知这一选择,同时也就决定了他后半生几近独身的生活方式。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吴先生与续弦夫人孙氏在后来几十年的生活中聚少离多,“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

1957年,吴先生有了去捷克考察学习的机会,为了能接触到更多先进的知识,在捷克考察结束时,他主动申请就便到东德、瑞典和丹麦继续学习。短短的十个月,他连续考察了四个国家,对当时国际上语音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了大致的认识,并通过自己亲自动手参加实验,大致搞明白了语音的生理和声学特征,掌握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关键手段。在考察学习期间,他不只是遇到了方特、约恩荪等多位国际实验语音学杰出研究者,而且还在那里争分夺秒地学习和复印了大量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为他回国后建立中国第一个实验语音实验室、制造中国第一台语图仪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中国普通话推广以及现代语音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实用化做了大量的铺路工作。

看样子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了,前途一片大好!然而,让吴先生没想到的是,他的研究事业却并没有从此开始一帆风顺起来。吴先生虽然因出访欧洲临时躲过了被划为右派的一场劫难,然而等他回国之后,却依然要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吴先生在运动中被批为“牛鬼蛇神”,并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一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来临,吴先生才真正有机会开始大展身手从事自己所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事业。然而,“‘文革’结束了,人虽然熬过了这一场劫难,但我们原来的事业,原来的研究,几乎全都荒废了”,一切的研究几乎都得从零开始。

何其漫漫的寻音之路,真是让人难以看到希望!然而,吴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便可以从心底生发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勇气!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吴先生“恍惚感到,国家正面临重大的转折关头,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所钟爱的实验语音学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因此他开始鼓起劲头,准备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整装待发,重新上路了!他先后在北大、华东师大、南开、中科大等开设实验语音学选修班来培育新生力量,同时又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学习。

1979年8月,吴先生受邀赴哥本哈根参加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这让他和国际知名语音学研究者约恩荪等同行们时隔二十年后得以重聚。历经史无前例的动荡生活之后万里重逢,让他们彼此双方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吴先生在此次会议上被提名推选为常设理事会成员,这让他深为感慨和激动:“这是大会特意把这个名额保留给新中国的。这让我深深为自己的伟大祖国而自豪,为我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地位而自豪。”这一认识让他的拳拳报国之心变得更加坚定有力。

吴先生的研究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一切都开展得顺风顺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吴先生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很庆幸自己当年离开上海到北京归队的决定,因为那个决定让他重新拾回了年轻时所一心热爱的语言学研究事业,“终于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不忘初心,所以吴先生才具有了如此顽强的毅力在迟暮之年也能保有老骥伏枥、只争朝夕的精神气魄。在别人退休后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时,吴先生却乐意在漫漫寻音路上艰难而愉悦地跋涉。迟暮之年的吴先生,遇到了好的时代,“心情好”,“有盼头”,“身上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1989年,已是80岁高龄的吴先生退休了,却又接着返聘了8年,真是“老骥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老了,也还要“逼着自己跟言语工程界的人士多接触”,目的就是为了对他们需求的细节能拥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让自己能从中学习到一些新知识。

回望吴先生年轻时离开史语所后长达十六年的漂泊生活及其归队后长达五十余年的漫漫寻音之路,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其骨子里所潜藏着的一种坚毅执著的高贵品性。正是这种坚毅与执著,才使得他在十六年“为稻粱谋”的漂泊中没有迷失方向,尽管十六年间所从事的各种杂事与他所真正热爱的语音学毫无关系,却也让他“更好地了解了社会,理解了人生,经受了考验,锻炼了性格,丰富了阅历,增多了技能”,他走的这所有的“弯路”,到后来毫无疑问地都成为了他独特而丰富的阅历优势,并在其专业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样,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坚毅与执著,才使得吴先生在归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寻音之路上,能够临千难而不辍,历万险而致远。




四、文章寿世泽后人



自古以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吴宗济先生又有着更高的境界追求:“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他自我笑称:“吴宗济者,无踪,无迹,无踪迹也。”将小我隐去,以成大我之功德,此乃古今士人“弘毅”之大者。

本书的记录、撰文者崔枢华先生本着“先史后文”的作传原则,历时十载,呕心沥血,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完美地记述了吴宗济先生精彩纷呈的人生传奇。崔先生认为,这本书写出了吴先生的“真实经历、真实思想、真实感情、真实品质、真实信仰、真实见解,甚至真实的遗憾”。“真实”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与亲和感,同时也使之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思想感染力。

崔枢华先生说,从吴先生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如果能把它挖掘出来,相信对于今天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将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启迪年轻人,应该是吴先生口述史能发挥更大社会效用的一个重要体现。吴先生身上有着太多可贵的精神品质:博杂丰厚的知识积累,广泛而无功利的兴趣爱好,宽广的胸襟与懂得放下的英勇气魄,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做事意志,骨子里向阳而生的浪漫情怀,对祖国大好河山、自然风光深入灵魂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所喜欢的专业数十年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执著追求……

从吴先生的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发明创新主要不是由时事治乱决定的,甚至与年龄的高低,与社会环境的好坏,与教育背景的深浅,与人生境遇的顺逆等都没有必然联系,却与一个人骨子里的浪漫气质、善良天性、乐观思维、仁爱情怀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渊博的知识积累及复杂的人生阅历和体验密切相关。

“弘毅”的精神品格,使得吴先生做人做事正直诚恳、赤诚坦荡,使得他虽历经人生的重重磨难,却能时刻怀有感恩之心,并能分外珍惜和高效利用晚年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和发展机遇;“弘毅”的精神品格让吴先生一生不急不躁、不疾不徐,让他在专业研究中能耐下性子从基础性工作做起,沿着一个既定的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吴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和伟大成就告诉我们:凡事只要认真用心、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便能生根,发芽,开花,并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

总之,这是一部有力量的口述史,读罢会让我们的精神为之深深一振。我们能从书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其力量源自吴先生百年经历记录的真实性,源自吴先生人生沧桑多变的厚重感,更源自吴先生身上所展现出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担负天下大任时绽放出的“弘毅致远”的伟大精神品质,以及该口述史的策划者鲁国尧先生和记录并撰文者崔枢华先生为帮助国家和民族“抢救国宝”而含辛茹苦长达十年的不懈壮举!字字看来皆使命,十年辛苦不寻常!策划、记录者与口述者一样让我们心生崇高的敬意!他们的一字一句都无不在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天降大任苦心志,恢弘铸就磐石根;道阻且长毅致远,文章寿世泽后人!


(本文发表于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阅读》2022年第9期)


(本文来源:“励耘南国”微信公众号)


图书信息

《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

吴宗济  口述

崔枢华  记录  撰文

鲁国尧  策划  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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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口述:吴宗济(1909.4.4—2010.7.30),著名语音学家,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语音研究室主任,国际语音科学会议常设理事会理事,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主要从事汉语协同发音、语调特性及韵律模型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先后发表了近百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利用现代实验语音学仪器设备,对汉语普通话的声学、生理特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开创性的探索,获得多项重要发现,为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记录、撰文:崔枢华,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著述有《〈说文〉部分540辨疑》《〈说文解字〉声训研究》(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说文〉今音讨论》《今本〈说文〉正篆字数考》《〈尔雅义疏〉王删说献疑》《〈广雅·释诂疏证〉以声音通训诂发覆》《释男》《〈周易〉注》《“怏然”“快然”辨》等。

策划、作序:鲁国尧,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是江苏省第一个语言学博士点的创点导师,南京大学国家重点语言学科(两次荣获全国第二名)的学术带头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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