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丨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三个层级及其目标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修订本）》（李如龙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开篇“代序”——《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一文，从五个方面（一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大有可为、二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三个层级及其目标、三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纵横两个方面及其若干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四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新领域、五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必须注意的几种观点和方法）详细阐述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前景、目标、内容、领域、观点、方法等问题，比较全面地彰显了作者长期以来进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成果。今摘录该文第二节“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三个层级及其目标”，以便读者窥斑见豹，对《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修订本）》一书有进一步的了解。
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三个层级及其目标
文丨李如龙
一、个体的比较研究：
比较才能展现方言的特点
比较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并不限于拿一群方言比较其异同。对某个单一的方言的研究也应该贯彻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显示个体方言的特征。那么，研究单一的方言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比较呢？
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分支，它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必定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共存互动的关系。研究单一的方言，首先要拿它和共同语做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方言的形成是历史上语言分化或流播的结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必然受到历代共同语（尤其是书面语）的影响。在汉语的历史上，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有着纵贯千年的影响，现存的各种方言或从它分化而来或受它所制约，因而在音类上都同它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有人说闽方言是“超《广韵》”的，其实不然，闽方言中有早于《广韵》的上古音特点，但也与《广韵》系统形成对应。因此，《广韵》系统成了考察诸方言语音特点的共同的参照系。《广韵》系统、现代普通话语音和方言语音的三角比较，就成了考察和表述单点方言语音特点的有效方法。当然，从不同的方音实际出发，有时也可拿方音与近代音、上古音做比较，正如研究方言词汇、语法的特点拿它和不同时期的古汉语做比较一样。有人把这种比较称为“普通话—方言—古汉语”三角比较，大体上是合理的。
必须指出的是，单点方言的比较研究必须以全面发掘方言事实为基础。自从拿《方言调查字表》作为调查方言的凭借后，有的研究者悉以这个字表为依归，不注重从丰富多彩的词语材料中提取完整的音系，有些有音无字或本字未明的音节乃至相关的音位就被遗漏了。此外，凡是同其他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有过接触的方言，不论是语音、词汇或语法，进行比较时不妨增加一个思路：有没有因不同民族语言的借用而形成的方言特征。
二、群体的比较研究：
弄清方言间的关系并为方言分类
对一群方言进行研究更是离不开比较。比较一群方言的异同，主要是为了认识诸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当然，也可从中寻求为方言分区的合理方案，但弄清关系是理清客观的语言事实，是根本的基础，为方言分区是从中引出来的结论。分区的原则和标准可以是主观设定的，因此，同样的事实可以引申出多种不同的方言分类。例如，对汉语方言的最粗的分类，可以分为官话与非官话；按照与官话较为接近或差异较大，非官话的东南方言又可分为近江方言（吴、徽、赣、湘）和远江方言（闽、客、粤）。往细里分，区下有片，片下还可以有小片，恐怕数十种也很难穷尽。
比较一群方言间的异同应该从罗列事实入手，但是必须进而为事实作出解释。一般的要求是，罗列异同的事实力求详尽，而后在量中求质，经过定量研究，由表及里，去粗存精，舍末存本，提炼出可供定性的要项，这样才能对复杂的事实做出性质明确的解释。
既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不论差异大小，各方言之间就总有大量的共同点。重要的是必须区分这些共同特征是批量的还是偶见的，这就须要进行定量的研究。例如语音方面的“轻唇读重唇”，一般都认为是闽方言的特征，古非敷奉母字在闽语大概有一半以上白读为［p、p‘］。在客家方言通常也有十几个字读［p、p‘］（肥、痱、放、坊、妇、吠、分、房等），在粤语至少有几个字（番禺、浮泛、新妇），甚至在北京平谷区还把“仿佛”的声母读为［p］，如果没有定量的分析，这个“轻唇读重唇”是哪种方言的特征就说不清了。方言词汇的比较也一样应该选取常用的多用的基本词，而且必须有一定的批量才能作为某一方言区的特征词。山东话小孩调皮说“贱”、抓紧说“上紧”，和福州话相同，勤劳说“勤力”，和广州话相同，好说“灵光”，和上海话相同，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少量的雷同来论证山东话和吴、闽、粤语有亲近关系。
汉语方言之间的相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的雷同。例如［n～1］分不分音位，大别只有两种可能，福州话和广州话［n～1］从分到混，都发生在最近的三五十年之间，这只能是类型上的趋同，而不是谁影响谁或者互相约定的齐步走。除此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方言特征的趋同，一是来自源流关系的，一是来自渗透关系的，这就是我们为方言特征的异同所应做出的定性分析。
同一个方言区之中各方言点的相同特征，显然是有共同源流关系的趋同，因为同一方言区通常都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形成过程。不同方言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也可能是出于源流关系，例如浙南吴语和闽语都有把古知组字读为［t、t‘］声母的，都有管房子叫“厝（处）”，管筷子叫“箸”的，这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证明了吴语曾是形成闽语的源流之一。客赣方言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的语音特征和词汇特征。如全浊声母多读为送气清音，某些浊上字读归阴平。特征词如“岭山，禾水稻，
所谓渗透关系是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主要是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的影响。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例如孤悬的小岛上只有一种方言，不与外人往来），任何方言的发展都是两种因素所推动的，一是纵向的流变，一是横向的渗透，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方言，这种横向作用有大有小。一般说来，交通闭塞、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或是方言区的中心地区受渗透的少；而方言交界处，双方言区或是交通要道上的方言受渗透就多。有时，某些方言特征可以跨过几个方言区连片分布，这便是区域特征。例如长江中上游的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湘语赣语区都是［n～1］不分，［iŋ］混入［in］、［əŋ］混入［ən］这种区域特征大概是长江大动脉的紧密联系所使然。又如广东省内不论是客方言或闽方言区都吸收了一批粤方言词，如“火水煤油、遮雨伞、恤衫衬衣、樽瓶子、大褛大衣”等，这显然是粤语的强势作用所发生的渗透。
三、整体的比较研究：
现代汉语的比较、古今汉语的比较和汉藏语的比较
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是把共同语和各种方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比较，主要是通过横向的比较总结各个共时系统所共有的结构规律。应该说，共同语的结构规律和现代汉语的结构规律并不是一回事。例如韵母的结构，普通话只有［i、u、y］可做韵头，只有［i、u］可做韵尾，［m、n、ŋ］单独成韵只能拼零声母用作叹词；连方言说在一起，便是所有的高元音［i、u、y、ɯ］都可当韵头、韵尾，一切浊类的鼻、边音和擦音［m、n、ŋ、l、v、z］都可以充当韵母并与其他声母相拼。又如“表小指爱”的语法意义，在普通话中用的是“儿化”的形式，对整个现代汉语来说，还可以是儿尾、子尾、囝尾，变韵（“子变韵”或“鼻化变韵”）以及变调等形式。概括地说，可以带后缀，后缀弱化之后也可以转化为韵母或声调特征与前音节合音。此外，关于基本词汇的确认、语法范畴的划分，从共同语的研究到整个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势必要有一番不小的调整。
整个汉语的比较研究是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内的整体的研究。其中应该有南北方言的比较，也有古今汉语的比较，有横向的结构规律的概括，也有纵向演变规律的总结。古今汉语的演变过程中，不论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都有共同语和方言的互动，各个历史时代之间，共同语和诸方言也并非直接的承变，而必定有许多交叉。例如闽方言的基本词汇中，不仅有古代共同语（鼎铁锅行走汤热水目眼睛），也有古代方言（鲑吴人呼鱼菜总称侬吴人呼人侬䘼江东呼衣褾囝闽人呼儿曰囝），当然也有不少近现代的共同语的用词。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也势必不同比例地继承着不同时代的通语并吸收了古代或现代的某些方言成分。由此可见，仅仅就古今通语的比较去研究汉语史难免片面；仅仅就古今方言去整理方言史也一定不周密。只有把古今南北打通，全面地进行综合比较，对于汉语结构系统的特点和演变规律才能得到真切的认识。例如关于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听说“们”是“复数式词尾”，闽南话里加在单数式后面的［-n］则是一种“屈折”。其实，古代汉语的“吾辈、吾侪”，吴闽方言的“我侬”，客赣方言的“我伙人、大家人”都是一些合成词和词组，后面的部分是一种很实在的“群体”的概念，直到“我辈”变成“我每、我们”才开始虚化（以声母的弱化为标志）为后缀，但还没有变为“复数范畴”的标记，只有像某些西北官话的“名词+们”，某些西南官话的“名词+些”，才能说得上是“复数式”的标记。
关于汉藏系语言的分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意见。究竟汉语与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之间有没有对应关系，是否发生学的关系、亲属关系，与南岛语又是什么关系？最后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是依靠古今汉语、南北方言与中国南部乃至东南亚各国诸民族语言做比较。拿来比较的材料越广泛，方法越精密，结论就越可信。近20年来，关于汉藏诸语言如何从无声调演变为有声调的语言，已经有了几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关于汉藏语的同源词的研究也逐渐有了进展，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些问题当是有望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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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修订本）》（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李如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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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针对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类型学和相互关系，以及方言文化等诸方面的比较，从方言语音的区域特征、异读特点谈到方音演变的类型、动因以及演变规律；从音义相生谈到方言词汇差异的产生，进而提出方言特征词划分方言区的标准；从对闽方言、粤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晋方言、客家方言进行相关比较，提出方言共同点和差异之处，从而进行语言学理论上的解释，为解决现代汉语研究中的某些难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语料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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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如龙，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汉语方言学研究专家。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荣获各级、各类奖项众多。在汉语研究诸多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些方面具有前沿性和创造性。代表作有《闽语研究》《客家方言研究》《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汉语应用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文集》《汉语方言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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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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