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设立经学院与经学公共课

2.2高等教育改革的设想：设立经学院与经学公共课

我们来看高等教育的改革。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也是因为高等教育存在着问题。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追溯现行的高等教育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大学也是由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从晚清开始逐步变动的结果。这与基础教育类似，具体也是经过了四个步骤：中国原本的高等教育，清末新政设立的大学堂，民国大学，新中国大学。

我们原本的教育当中也是有高等教育的，在官学中就是太学。还有一种传统的高等教育就是书院，书院很重要。那么清末的改革就把官学和民间的高等教育即太学和书院都改成了大学堂。有些书院可能改成了中学堂或者小学堂。总之，把原有的官学和书院改成了新式的学堂体制。这种清末的大学堂，他的一个思路还是中体西用，代表中体的就是经学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特点。在晚清行新政的时候，出台了两套学堂章程：最先的那套是由张百熹主持起草的，叫做《钦定学堂章程》。这套后来被废掉了，没有通过。后来又有《奏定学堂章程》，由张百熹、荣庆和张之洞主持起草，这套通过了。张百熹比较激进，而张之洞的思路是中体西用，所以体现在这两个章程上：《钦定学堂章程》西化的程度更大，而《奏定学堂章程》就对前一个章程进行了很大的修改，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在《钦定学堂章程》里中体很模糊，比如这个章程的大学一级学科里就没有经学这一科，经学只是文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钦定学堂章程》里的一级学科，有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其实就是工科）、商务科、医术科七类。而《奏定学堂章程》的一级学科里不仅增加了经科，而且把经科列为第一，这是中体的重大体现。《奏定学堂章程》将一级学科列为八科，其他七科与《钦定学堂章程》相同，只是有的稍改了一下名称：政治科改称政法科，文学科仍旧，医术科改称医科，格致科仍旧，农业科改称农科，工艺科改称工科，商务科改称商科。唯一增加的就是经科，把经科列为诸科之首。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突出中学为体的大手笔。《奏定学堂章程》要比《钦定学堂章程》好，这是因为由张之洞先生参与修订后，体现了中学为体的思路。不仅是在大学的分科上而且在小学的教法方面，它跟《钦定学堂章程》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钦定学堂章程》贬低我们传统的背诵经典的教法，而到了《奏定学堂章程》里边就强调背诵了。由于张之洞先生的修改和参与，《奏定学堂章程》比《钦定学堂章程》好了很多。

在西方近代的学院是如下的建制，与清末学制有如下对应：

（七年）神学院         耶教                 经学科

人文学院　　　文史哲             文学科

本部　　　社会学院　　　法律、政治、经济   政法科、商科

（四年）　　自然学院　　　自然科学技术       格致科、工科、农科

（七年）医学院         西方医学                 医科

西方就是这样一个五大学院的体制，可以说，这是西方学术规范在学制上的一个体现，这个体制就反映了西学中既有自由又有传统的中庸精神，它以神学院代表一个渊源深厚的传统，以文史哲代表自由的见解。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东西都是自由学者研究的自由的思想，一人各提一套，所以若无神学来维护这个传统和统一思想的话，那么整个西方可能早就分崩离析了。西方学术中的神学宗教虽然已是死而不僵，然而还是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要没有它，整个西方可能就更混乱了。而在清朝模仿西学而建立起来的体制中，经科讲述经学，就是以这个经科来模拟神学院，以它来维护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维护我们固有的学术规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西方学制中至今还有神学院，那么清末的学科设置就很有道理。他是对西方的体制是很尊重的，不是像后来那样随便砍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西方是神学院，我们用经学科来对应。对西方的人文学院，我们则用文学科来对应。在这里我发现了一点，清末的这两个章程在文学科下都没有设哲学门，只有文学和史学。一级学科下边是分门的，相当于后来的系和专业。在文学科下有史学类的专业比如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等，也有文学类的专业如中国文学门、俄罗斯文学门、英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等，总之数来数去没有哲学，这是一个特点。

但是《奏定学堂章程》里提到日本当时的大学它那个文学科里边是有哲学的，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清朝改革时没有设哲学门。这应该是出于维护中体的需要而自觉地不设。因为西学中对中体冲击最大的除了它的宗教外就数哲学了，对于耶教，清末学制以吾国固有的儒教取代之，对于哲学则直接取消之。这都是大有深意的，远非后来的蔡孓民之流所能梦见。而西方的社会学院里就对应我们的政法科和商科，自然学院就对应格致科和工科、农科。格致科就是理科，其中有化学门、物理学门、星学门就是今天的天文系、还有算学门就是今天的数学系。西方的医学院对应我们的医科。这是跟西方大学中学院的一种对应。可见清末学制是对西方学制的一种较好的改造。

民国以后，对这个体制就大大的改动了。蔡元培于民国教育部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对清末学制进行调整。把经学科取消了，这是民国学制当中最重的一笔。民国学制和清末学制在高等教育方面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经学科取消又于文科下增设哲学系，在当时叫哲学门。蔡先生在其《自写年谱》中回忆说：“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而经科在教育体制中担当着体现中学为本的重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蔡先生说，要把它并入文史哲，并入以后经科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这实属陋见！要知道并入之后，十三经已不再是经学，而成为西学眼镜下且已被切割打散的文学、史学、哲学了。

取消了经学科的体制就已经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体制。我们对蔡先生、民国学制以及五四确要重新反思了，特别是要对民国学制做重新反思。把经科并入文史哲当中去，就非常危险。本身西方就不是这样的，西方有神学院来维系一个传统，来抵消文史哲的离心倾向。

那么好，我们蔡先生把相当于神学院的经科给取消了，想以文史哲来维系社会的人心，这必然事与愿违。因为文史哲，特别是文学与哲学，它的本性是一种个人的自由学问，它不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想用这个东西来做教化的主体，是完全错误的。（哲学的兴起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都是伴随着宗教衰落和信仰危机出现的。而哲学本身即是宗教衰落信仰危机的原因之一。）

把经科取消建立起来的民国体制就导致了我们近代思想混乱的出现，当前社会普罗大众思想混乱其根源就是这个取消了经科的教育体制。所以取消了经科、废止了读经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为今天的人所忽略：废止了经科就标志着我们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规范，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蔡先生搞的这个体制本身是问题很大，学习西方也没有学好，本来人家到今天都是有神学院的，蔡先生却自作聪明地将这个“神学院”给取消了，落得一个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结果。

总之，蔡先生以及他建立起来的北大以及后来全国模仿北大而建立起的这样一个北大模式的教育学术体制，其意义和影响之重大，是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太模糊了。

在蔡先生刚去世后，梁漱溟先生写的一篇纪念文章《蔡先生与新中国》中说：

实在说二十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蔡先生给社会的影响，本不仅二十年，然而我却从二十多年说起，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长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在此的原故，······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的，其功还在蔡先生。……讲到学问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致国家前途，······

蔡先生及其北大体制影响非常大，这个梁先生已说得很到位了，至于这个“大”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却要重新思考。蔡先生对中国辛亥后这八十年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的影响，可以说要数为第一人，这是今天的人所没有认识到的。也就是说教育学术体制跟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关系，我认为前者是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的人总是说五四、说新文化运动，实际新文化运动和北大比较起来，它只是一个次要的事情。本身新文化运动就是蔡先生入主北大以后所孕育出来的，就是在北大这个体制里孕育出来的运动，这个运动以后所给予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还需靠北大体制去施加。

假如无北大体制做依托，首先它不会发生，也不会有这么持续深远的影响，它早已随时间的迁流而烟消云散了。所以这个体制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思考近现代历史的时候，首先会想到政治家，比如说蒋介石和毛主席。进一步会想到思想家，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中那些站在前台唱戏的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

但是幕后的人被忽略了，幕后的人就是蔡元培。蔡孓民先生他是幕后的导演，是民国以后学术变动、乃至政治经济变动的主导演。所以说那些政治人物和学术人物的影响都还不是最重要的。蔡先生是这些变动当中最重要的人，也就是说他要负责任。如果这个变动是好的，我们就给蔡先生以褒扬的评价，如果这个变动是走入了歧途，那么蔡先生就是中国走入歧途的总向导。到底这是正途还是歧途，历史是无法重复的而且太复杂，怎么评价我们真的很难下定论。

中华民族要复兴也许先要走入低谷才能复兴，中国文化要复兴也许先要被取消才能复兴。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不能一味地去颂扬蔡元培先生了。他搞出的这套教育学术体制是到了该变动的时候了。

这一套教育学术模式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也就是说解放以后的教育学术体制跟民国比较起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仅有一些小小的变动：民国清末的体制模仿英美较多，到了新中国建立时就全面学苏联，改革开放后又学欧美。解放以后，学苏式的那套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向是：理工分开，文理合并。这样改革开放前的高校，就是许多只有工科的工科大学和工学院再加上一些包含文科和理科的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局面。

改革开放后又变了，又重新学欧美。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时兴并校，出现许多新的综合性大学。比如清华在解放后成为一个纯工科大学，现在又恢复为文理工都有的综合性大学了。所以我们现在这套高等教育体制跟民国仅有略微的不同。今天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演变来的。

在蔡先生以取消经学为主旨的教育改革后，就大局已定了。中国的教育成为一种特殊的绝无仅有的现象，那就是，这是一个比西方还要现代和纯粹的单一科学教模式。（西方还是传统与现代耶教与科学教的兼容模式。）

这个模式运行了百年之后，其弊病已暴露无遗。学西方的中国教育其弊病比西方老师那里还要严重得多，恰因为中国比西方更现代更唯科学化。

蒋庆先生谈到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科层化的、量化的管理模式。这绝对是科学教时代的特色。量化管理就是说要对教师一年当中上多少课时，发表多少篇文章，每篇文章是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的，都有量化考评。量化管理就是把教师看成是打工的，实行机械化、群羊化、贤不肖一刀切的管理。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教师自由讲学的精神，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教师间自发形成的对教师学行的清议，以及学校对教师人品的景慕，对教师智慧的赞扬，对教师个性的鼓励，对人文学科的尊重，都是谈不上的。这样教师就成为打工仔，成为被科层化的官僚党委衙门所管理的对象。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很难有人文学术的真正繁荣。

第二点就是商业化。今天的教育都是以知识的求取为目的，学知识就是为了学生个人将来的就业和生活。就业和生活成了学校教学的主要目的，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圣贤之道的弘扬，在学校教学理念中是谈不上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重理轻文。前两个问题可能是中西共有的，重理轻文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出于近代救亡的需要而导致的弊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虽然这种话不说了，但重理轻文还是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整个中国的大学还是重理轻文，积习难返。从清末以后，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救亡，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利炮坚船的人才，所以理工科在教育体制中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长期重理轻文，加上基础教育和整个大环境的严重西化，这样培养出的人很难说对中国文化有什么信仰，这些人的魂也已是洋魂，是洋魂洋材了。中国大学就成为向西方的大学、研究院提供人才的一个基础部了，这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建立与弘扬，都很成问题，对国家民族是很不利的。重理轻文导致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变得愈加严重，西方的先进科技是与极其放纵的生活方式一起传进来的，我们的教育根本对此缺乏抵抗能力，两三代的知识精英整体严重堕落。

要培养学生的华魂，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就得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在清末学制中的大学，为经科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学院，有专门学经的人才。除此之外，其它各个院系专业的学生就都不学经了，而且理工农医类的课程都没有任何文科内容。但这并不会发生多少问题，因为清末学制的基础教育从初级小学堂到中学堂毕业一直把读经讲经作为最重的功课，十四年下来已经把十三经背得烂熟并粗通经旨了，所以按照清末学制培养出的大学生即使是理工出身也不会缺乏中华魂和人文素养。（不过现在还是觉得各个非经科专业都不再学经有些欠妥当，不如继续用一点时间学一学为好。）但是民初一下子废除了中小学的读经，而高等教育除了废除经学院之外其余一仍其旧，今日的问题就由此而来。

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全面恢复经典教育，高等教育不仅要恢复经学院，而且要设立经学课，使之成为各个其它院系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目标也是先回到中体西用的状态。努力的目标第一步就是复兴经学，具体有两方面，一个就是复兴经学科及其相应的建制，要在大学里，在文史哲之外再设一个学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经学院，也可以把它叫做书院。另一个是把四书五经作为基础课程，向全校的学生开设。书院的职能，一个是给经学院的学生讲授十三经，一个是给全校学生开设四书五经课。对书院不能实行科层僵化的管理方式，所以这种书院是要有其名要有其实的，也就是说不能像今天的中国文化书院人大国学院那样的仅有这样一个名称，实际上还是行科层制的管理之实，这就不行。

我们给他一个中学的名称，还要给他以真正的中国传统的实际，也就是说，不再采取西方科层制的僵化管理模式，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自由活泼的充满人性的管理模式。废除数字化管理和官僚化管理，废除量化考评，充分尊重学问创造的激情、学术风格的追求以及学者个性的发扬。也就是说，在书院里，是以施教者为主体的，书院的主讲应该有很大的权力，就像当年民国时期还保留的“教授治校”的传统一样，让这些主讲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书院内部的事务以及他的教学，等等。也就是说，书院的用人权应该操在主讲，而不是操在上面的学校。由主讲凭己意延聘书院的师资，打破依照文凭职称来取人的制度。

第二步就是在复兴经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中国学术规范中的其他学科。成立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子学、器学（下设文学、艺术学、医学、理学、工学、农学、法学、政学、商学等二级学科）的中学大学。以达到中学彻底脱离西学的统摄而独立。

第三步，当中学真正全面地活过来以后，要进一步以中统西。这时要将中西两类大学重新合并，中学大学的体制保持不变，将西学大学的院系打散并入中学大学的相应院系专业。治学规范也要彻底改变，就是要改以中学规范来治西学。这两步实施的时机大约要到在政治体制上恢复了儒教的国教地位之后，就不是本阶段改革的任务了。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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