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美拼科创，中国靠什么“硬磕”？

导读

科创也需要机制、资本、科研、高校等多种因素的协同配合，无缝连接产学研。

竞拼科创

科创竞争决胜未来，发力科创已是共识。

过去几十年来在新兴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为改变其核心技术的传统垄断优势被削减的局面，发布一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布局继续领跑世界科技、牢牢占据科技竞争制高点，

近年来持续发力科技创新的德国则继续加码科技创新战略，在接二连三地升级其“高技术战略”基础上，新近又发布了《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意在“确保或重夺德国、欧盟的科技领先地位”。

中国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也在积极布局。比如，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提出了“打破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等五大举措；此前工信部还印发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领域总体布局（2018年新增）》的通知；此外，为打好创新牌，科创板也在加紧推进之中。

而为推动科创发展，国内多地积极备战科创板，比如，今年南京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建立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发展推进机制，净增高新技术企业900家、力争1000家，打造“科创企业森林”。抓住科创板推出的有利机遇，建立科创板上市企业梯队；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挂牌上市；济南市政府出台的《济南市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展若干扶持政策》更是明确拿出“真金白银”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和直接融资，对在科创板上市挂牌的企业一次性补助600万元。

从国外到国内，“大锅小灶”都在热血沸腾搞科创，可科创的主战场究竟在哪儿？

科创四大主战场

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工业经济时代，重大科研基础配置都是紧跟着实力雄厚的高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等，可是在市场经济、信息科技时代，科创的变革速度早就跑在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前面，“国家队”僵化的运作机制，使科创越来越难以无缝衔接到社会实用层面。

因此，科创阵地迫切需要由体制内输出转向市场化培养。依此逻辑，未来的科创主战场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

第一，企业与政府搭建的一系列重点实验室。

要知道，硅谷有一个优良传统，公司做大之后，在建立自己的大楼之前，首先就是要成立豪华的实验室，从大学和对手手中挖来各种科学家和学者。

从最早的施乐实验室启发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到后来谷歌旗下的Google X实验室，再到Facebook的Area 404实验室，硅谷巨头的实验室可以说是黑科技乐园，也是美国科技行业的关键引擎。

更何况，眼下一边是基因工程、寻找暗物质、量子计算和通信、人工智能、脑科学……潜在的颠覆式创新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点状突起”，而是呈现出“四面开花”似的全面攻势。单凭政府“科学—国家”模式去支撑科创，根本忙不过来。

另一边“超摩尔定律”时代科技迭代速度之快，慢一点即遭淘汰，企业也亟待通过自建企业实验室，来发挥科创的专业优势，凸显“头部效应”。

有数据披露，全球前100大研发企业的投资占整个2500强企业总研发投入的53.1%，其中前50强企业就占到了40%。而国内的企业研发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比例也已达到了75.7%。

不止如此，在国内出台的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意见中，明确提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将由已有的90多个猛增至270个左右，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只不过，鉴于企业在科创过程中的投机本能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又会使科创急功近利。未来二者更可能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企业性质的实验室将更多地面向社会和行业需求进行创新研发，而国家重点实验室则将更偏重于解决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 

第二，超越体制的“新型大学”。

美国经济学家凯西•戴维森指出：“当今学校执着于教导我们的小孩以最古老的方式去应对他们长大后的经济局势……但可预见的是，未来65%的学生将从事目前并不存在的职业。”

尤其是在这个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时代，传统大学里的基础教育与企业需求“天然断电”几成常态。

也难怪，企业大学会风行，据Orderism估计，到2018年，全球企业大学总量超过10000所，其中美国达到4000所，中国达到3000所。全球500强企业中，有近70%的公司成立了企业大学。

毕竟，从影响全球的第一所“企业大学”——GE克劳顿学院成功运作，到Apple大学从来不会强制员工上学，但针对不同部门、不同类别所设置的不同课程足以让员工们趋之若鹜，再到类似小米的谷仓学院、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湖畔大学等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新型大学”，无一例外都十分吻合科创的精髓和步伐。

而除了企业大学外，未来越来越多超越体制的“新型大学”将诞生，学校的物理空间将慢慢淡化，无处不在的泛在学习环境将大行其道。那里的学生将不再是一般的学生，也工也读。

在那里没有考试，没有正式的授课制，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在那里人类智力将得到极大解放。

这也预示着，大规模产生马斯克、乔布斯式的“科技大神们”的时代将来临，用他们的天马行空，向人类兜售“科技改变未来”的概念。

第三，介于理论突破与技术突破之间的工程院所。

如果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除了“鱼和飞鸟的距离”，那还有一种就是理论突破与技术突破之间的距离。

当初生命科学若不是由于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再加上后来的PCR技术突破，怎么可能迎来有史以来的最大发展？

可能够实现从理论突破到技术突破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在国内，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资料统计显示，我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在6000项到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到10%。在从理论突破向技术突破的冲锋阶段“总少了那口气”。

说到底还在于传统的分工是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企业关注技术突破，各环节的创新活动相对独立、彼此脱节。能搞懂理论的却无法判断技术的复杂性，以为纸面上写的就是物理世界；能玩转技术研究的却又无法理解理论形式的抽象意义，两者各说各话，缺乏一个桥梁。

有鉴于此，未来在科创过程中，构建介于理论突破与技术突破之间的新的工程院所势在必然，以此来充当“架桥人”的角色。

第四，国际化、虚拟化的联合科创空间。

全球性、一体化、资源共享、互联网等带有合作特色的新概念、新科技正潜移默化地变革科创的原始形态。科创也开始漂洋过海，跨越国界。

想想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六国16个测序中心的1100多名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下才得以成功。结核病也需要来自全球56家研究机构的75名科学家通力研发。人类智力在日渐复杂化的科技面前愈发受限，合作是常态。

况且，如今还有互联网，大量智慧借助互联网平台“集众人之力”，自由匹配智力资源，进而摧毁原有的金字塔式的科创体系。科研组织、创新企业乃至民间高手都可以借此跨国联合搞科创、共享创新成果来加速创新进程。

此外，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很多科创主体也在不断由实体向虚拟转移。世界著名的英特尔公司、波音公司等成功实施虚拟经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跨行业、跨区域的虚拟科创企业年增长率高达35％，去实体化的虚拟科创企业与日俱增。别说未来跨国联合搞科创是常态，就是科创阵地虚拟化都将普遍化。

由点面到生态

但毋庸置疑的是，科创体系的各个系统之间并非是割裂的散点分布、各自为阵，而将是完整的产业生态配合。

且不说，全球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不是哪一个科创主体就能全盘大包大揽的，即便强如华为和苹果，也需要依靠台积电为他们做芯片，富士康为他们做代工。同样，科创也需要机制、资本、科研、高校等多种因素的协同配合，无缝连接产学研。

有鉴于此，未来的科创主战场或将呈现出网络性、国家背书+市场培育的特征。

基于此，未来科创将“联网成片”，形成统筹共振效应。如以某一所新型大学或某一个科创中心为主搭建一个类似的根服务器，全国各地的其它院校、科创机构则作为辅根服务器，以此搭建一张科创大网。

而一旦各类科创阵地有效衔接，中国科创也将跨入一个对内合纵连横、对外纵横捭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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