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以及英国奈保尔的“移民观察”一样，此书可以称为一部“政治游记”。
梁启超首次游历考察欧美，是带着中国问题去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也有相似的目的——寻找有益于法国和人类的政治。
然而，布鲁玛与这些前辈不太一样。他在日本、德国都有过丰富的学习、工作经历，长期研究两国的文化、学术，“研究战后心态”的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这部《罪孽的报应》，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研究结果。
他表示，这部书并不研究战争本身，它关注的是战后德国、日本如何“应对”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德国是从上到下全民彻底悔悟，不得不承受“罪孽的重负”，并与之相伴而生；日本却是以部分责任者抵赖、不悔罪的态度，来躲避罪孽的报应，然而，抵赖也同样无法彻底消除内心的罪孽重负，因此罪孽也如影子一般与国民文化相伴而生。
战后第六年，布鲁玛出生在荷兰。从小到大，身边成年人一直向他传递对德国的“敌人”意识。因此在他的孩提时代，德国人一直是国民的头号敌人。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布鲁玛曾经是留学生，后来又是国际杂志编辑，在日德两国都待了许多年。但是一直到四十岁出头，他才开始跳出“受害国”的视角，认真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由此，对于“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他也感到非常好奇。在对照德日两国对战争罪行的心态后，他发现了很多令欧洲人惊讶的差别。也许正因如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更加深入、透彻，也是特别能让中国读者感兴趣的部分。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Spengler） 、赫尔德（Herder） 、费希特（Fichte） ，甚至还有瓦格纳（Wagner） 。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几乎全部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另一方面，经历过战后民主化的进程，日本的国体仍是天皇制，国民文化却产生了左中右多元并存的局面；德国的国民文化却相对单一，国家立法禁止纳粹宣传。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些耐人寻味的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见闻、对话、访谈，以及对知识分子争论、大众文化作品的感想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处处都有亮点。但是，书中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又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悔罪等问题的思考。因此，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但却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专门研究的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从二战结束至今，这些问题一直在世界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政治、历史研究中和在思想界以多种方式被讨论着。与以往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是，布鲁玛的这部政治游记表明，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种族的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在分析日本为何无法像德国那样悔罪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大部分国民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但是，裕仁天皇代表着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段。在书中，布鲁玛对本尼迪克特的人类学解释提出了质疑。后者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全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但布鲁玛也不同意有些人关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观点。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们，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而出路就在于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即使在悔罪成为共识的德国，在自&由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超出文化边界的政治颠&覆。而在一些盛行集体主义的地方，无数放弃思考的人们，在参与集体性的罪恶时，都会以崇高的理由自我感动。但是在意识到自己手上沾满鲜血时，他们又会以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抵赖。布鲁玛警告道，“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而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任何种族或文化背景的人都可能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都会勾起个体和暴民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坏蛋恶棍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布鲁玛认为，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政治原因得到解释：一、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二、民族主义的影响；三、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四、天皇制度不同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这四个方面都特别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应该在日本不悔罪这个事实中看到的，一个国家之所以拒绝对集体性的罪恶做出反省，不是文化特殊性的限制，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悔悟。本文编选自徐贲作品集，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更多精彩章节请阅读原著。
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教授算是一个“异类”。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他关注的问题，既有公共性，却又关乎每个人；他的思考，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既有人文关怀，又没有脱离这个正在剧变的时代……
刻骨铭心的记忆、海量的中外经典阅读，镌刻出徐贲的眼界和思考，也奠定了他始终如一的写作命题：为了人的尊严，为了文明的存续，为了语言的美。
为此，我们力荐徐贲老师这套“人文思想启蒙系列”作品。这套作品包括四大主题，共六本书，包括：当下的启蒙该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通过公共阅读完成自我启蒙、如何学会公共说理以及参与公共生活、互联网时代应该有的人文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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