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讲述中，我们会常常提到两个词：士人、士大夫。士人、士大夫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当我们试图对这两个词的含义做出解释的时候，我们会被拉回到早已逝去的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古老，却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温情，甚至带有一种纸墨飘香的幸福感。在中国，“士”的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含义不断演变，后来成为读书人的泛称。不过，作为“士”的读书人，他们所读的书必须是儒家的书，他们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做官，在公众事务中发挥作用。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做官就像农夫耕田一样，是他们的本分。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士与科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了更清晰的界定。读书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一定的功名才能被认可为“士”。在清朝，只有成为生员，即秀才，读书人才算是跨入了“士”的阶层。所谓生员，是指通过了县府的童试，获得了在官办的学宫里学习资格的读书人。今天，经常有人这样问：秀才是不是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其实，二者完全不是一回儿事，严格地说，秀才只是一种资格，获得了它，读书人才可以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有望成为举人、进士，成为朝廷的官员。生员尽管只是一种资格，却是读书人通往官僚阶层的必经一站。朝廷对生员的名额控制得非常紧，赋予生员一定的地位和特权，因此，生员的名额非常稀缺。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记述：在太平天国之前，大部分县府的学额不超过20名，广州也只有40名，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名额为25089名。也就是说，在清朝的每年“高考”中，只有25000人左右被录取，成为生员。而在2011年的全国高考中，考生为933万名，高校招生为675万名。显而易见，考取生员的困难度是今日考取大学生的百倍。想当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一家人举全家之力支持洪秀全参加科考，洪秀全脱产学习，从16岁一直考到31岁，硬是没有考上秀才，简直被逼疯了，后来便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秀才，便进入了士人的阶层，脱离了百姓阶层，拥有了许多特权。一个读书人成为秀才之后，平民百姓必须称其为“老爷”；他可以自由地见官，见到官员时不必像普通百姓一样下跪；他可以参加官方在文庙举行的典礼。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法律保护生员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当一个普通百姓辱骂或者殴打生员时，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其辱骂或殴打一个平民受到的惩罚。在中国古代社会，书香门第是令人羡慕的。但是，要想家中有书香，前提是家境殷实。所以说，在古代社会，读书是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即使到了民国时期，普通人家拥有一间书房也是不易的。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说：“（书香）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作为一个士人，生员在刑罚方面享有特权。一般来说，县官是不能对秀才实行刑罚处置的；如果秀才确实犯有严重的罪行，须交给负责科举考试的教官审判，先免除其秀才的身份，然后对其惩处。1820年，浙江的一位知县对两位秀才实施刑罚，一个抽手掌40下，一个扭耳朵，引起当地所有秀才的愤怒，他们以罢考的方式进行抗议。1821年，河南的一位知县对一名秀才用刑，击手掌20下，再次引发当地秀才的愤怒，他们大闹公厅，然后扬长而去。在经济方面，秀才同样享有特权。秀才专心读书，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所以朝廷免除了他们的丁税和劳役，其他的一些苛捐杂税也会免除。不但如此，国家还会给他们一些补贴，比如成绩好的秀才被称作“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举人赴京赶考可以获得政府拨付的盘费。考取生员是读书人进入士人阶层的“正途”，另外一条“异途”则是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监生的身份。所谓监生，是指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其身份相当于秀才，是士人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在清朝中后期，监生主要是平民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的，并且基本不在国子监读书。道光年间，读书人向朝廷捐纳100两银子左右即可成为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监生的数量大体相当于生员的一半左右，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朝廷授予一部分富裕的读书人监生的身份，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中国绅士》一书记载：在1800年至1820年之间，除了山西和直隶以外，捐监生者捐纳款项的总额为40724167两白银，这几乎相当于朝廷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需要说明的是，朝廷之所以允许一个监生阶层的存在，一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二是为了补充、平衡士人阶层的成分，更紧密地团结社会中的地主、富裕阶层，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当时的社会仍然重视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士人，歧视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人，监生也很难获得高级官职。道光帝曾经说：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教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 虽然进入了士的阶层，但是生员和监生属于下层士人，而要想进入上层士人社会则需要考取举人、进士，或者担任官职。在清朝，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在清朝，乡试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春天，朝廷在京城举办会试，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读书人考取贡士便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而所谓殿试，无非是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把考试者重新排定名次，一般没有落榜者，因此考中贡士也就等于进士及第。在清朝，举人还是非常难考的。《中国绅士》一书中说：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的举人标准名额为1439人，实际录取人数大约在1500名。如果我们只计算“应届毕业生”的人数，那么会有75000名生员和35000名监生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乡试的录取率只有1.4％左右，实在是太低了，怪不得《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会因为中举而疯了呢。读书人得中举人以后，会被吏部注册在案，等于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能否真正做官还不一定，要看各方面的情况和时机。如果一个举人继续参加科考，到京城参加会试得中了，随后参加殿试，成为进士，那么他就真的可以做官了，成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天之骄子。不过，一个读书人要想连过三关，最终进士及第，困难程度更是大得不得了。1829年至1850年之间，清朝举行了12次殿试，一共取进士2536人，相当于每次取进士211人。要知道，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这样算来，对于天下数百万读书人来说，考中进士的概率大约和今日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在清朝，之所以举人、进士的录取率这样低，是因为官员的编制有限。当时，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数大约是27000人左右，其中近20000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相对于道光年间全国4亿左右的人口数量，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很少的，至少和今天中国的官员数量无法相比。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把做官的士人称为“士大夫”。
在太平天国之前，全国士人的总数大约是11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户人家有成员5名计算，士人和他们的家人共有550万人左右，这大体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4％。士人阶层的人数虽然不多，他们的收入却是非常可观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他们的年平均收入是普通百姓的16倍左右。难道一个考取了秀才的读书人会马上富起来吗？为什么会有“穷秀才”之说？实际上，在士人阶层，其成员的收入是非常不平均的，一个士人的收入与其从事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一个秀才去担任塾师，他的年收入大约为100两银子，这大约是一个普通青壮男子一年收入的5倍（劳工一年的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再加雇主供应的饭食；参加乡勇，一个青壮年男子一年大约收入20两白银）。而一个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去担任塾师，他的年收入大约是50两银子。一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如果在家乡从事公众事务工作，他的年收入大约为120两白银。如果这个人去为官府做事，成为县官的幕僚，他的年平均收入会达到250两白银；如果他能够成为巡抚、总督的幕僚，他的年平均收入会达到1500两白银。当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是做官，只有通过做官这一途径士人才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实际上，做官的收入也是最高的。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清朝官员实行低薪制，他们的法定薪水很少，但是他们有巨额的额外收入。一个县官的额外收入为每年30000两白银，知府为52500两白银，道员为75000两白银，布政使为150000两白银，巡抚和总督每年的额外收入则为180000两白银。如果按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0元人民币计算，那么180000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72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个令人乍舌的巨大的数字。据我推算，这些额外收入中应该包含他们雇佣幕僚需要支付的款项以及打点别的官员需要花费的银两。我们按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算作各级官员的真正额外收入，士人做官的收入也是丰厚的，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代，士人阶层与社会人口总数相比，其数量总额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们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是官僚阶层最重要的来源，帝国绝大部分官职由他们担任。作为一个集团势力来说，官僚是强势的，他们操纵着整个帝国的运转，即使是皇帝，在整个官僚阶层面前也处于弱势，也是冤大头。另外，清政府正式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到县衙门为止，在清帝国官员的权力到达不了的基层地区，比如乡镇、农村，士人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骨干力量。当时，人们把地方上的士人和有声望的地主称为“绅士”（又称士绅、缙绅、乡绅）。说起绅士，今天的人们容易联想起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其实，地主欺压贫民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因为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绅士的确处于强势的地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的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是：绅士在乡镇中处于领袖地位，他们担负着若干重要的社会职责，从事许多公益事业，比如：排解纠纷、兴修水利、筑路架桥、组织团练、兴办教育、赈灾救灾、编撰地方志、沟通官民，等等。绅士所从事的这些事务对于维持一个地方的稳定、和谐、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清代的团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民兵，他们主要由地方士绅组织，为地方士绅服务，费用由地方士绅筹集，是维持一个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团练在晚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镇压太平军的湘军、淮军便是由各地的团练发展起来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团练频频出现在三元里抗英、反入城事件中。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乃至整个国学主要依靠士人阶层传承、发扬，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条件读书、学习，无法掌握那些知识，自觉、系统地传承文化。中国有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传统，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敬。曾国藩说过：“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认为秀才是读书人的“种子”，可以把他所信仰的儒家文化传承下去。在清朝，平民百姓像是砖石，士人就像是支柱，他们共同构成了那个充满田园风景的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地区士人的成长状况与当地的富裕、稳定状况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士绅的势力就会强大；而士绅的势力强大，整个地区就会稳定、和谐。这是清朝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相反，在士绅势力薄弱的地区，社会容易失稳，常常出现盗匪丛生的现象。洪秀全是广州人，他之所以选择在广西地区传播“拜上帝教”，最后揭竿起事，广西地区士绅势力薄弱、遍地皆“贼”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说：义和团之所以在鲁西北地区发展起来，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士绅势力弱小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也是败给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士绅阶层。了解科举制度和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人们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1840年之后，在中国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进程中，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越发明显。科举是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是“正途”，而科举制度又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考试内容，因此，科举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士人阶层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增强了士人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另外，士人在晚清时期处于上层社会，他们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在社会中又起着支柱的作用，他们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尤为明显。总之，士人的因素是晚清在迈向近代社会的进程中步伐艰难、缓慢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清帝国在一次次对外战争中失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遭受薄海惊心之痛，士人阶层从“四千年之大梦”中醒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胸怀救国救民的抱负，毅然站到了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潮头。清朝的社会成分远比明朝复杂。清朝建立之后，满族这个少数民族成为统治部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族贵族和蒙古族贵族结为盟友，满蒙贵族实行通婚。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来说，满族贵族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政权与之分享。在整个社会中，其成员又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但是，从清朝社会的整体状况去看，像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整个社会可以划分为官僚、民众两大阶层。我们可以把士人看作是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因为清朝的官员主要来自士人阶层；即使暂时不能成为官员，只要成为士人，读书人的一只脚也等于迈进了官僚阶层的大门，因为他们从此与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秀才便可以自由地见官，见到县官后可以不行跪拜之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加入各级官员的幕府，在官员的家中担任教师，能够从事与官府紧密相关的工作，分享官员的权力和实惠。满族人不能全部算作官僚阶层，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特权，更容易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世代相袭，作为八旗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受朝廷的优待，成为在大街上游荡的八旗子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民众阶层，只是和汉族的民众相比，地位优越一些。我们前面讲过，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僚阶层居于社会的上层，民众阶层居于社会的下层，二者是不平等的，差别非常大。官僚的收入远远大于平民，清朝士人的平均收入大体是平民的16倍，官员的平均收入则更高。官僚的地位在平民之上，平民见到官员要下跪，即使见到一个秀才也要口称“老爷”。官员们拥有管制民众的权力，“身怀利器”，可以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大肆盘剥，合法或者不合法地伤害民众。这种状况的发生是由专制体制所决定的，等级制度是帝制时代的基本特征，整个社会是依靠强权进行统治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便是社会中不存在整体性的歧视，不像古代印度有种姓的区分，不像古代欧洲有世袭的贵族。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官僚和民众阶层的区分，但是二者之间还有一些狭窄的通路，通过这些通道，两个阶层的成员可以相互转化。隋朝之后，科举考试成为民众进入官僚阶层的主要通路。科举考试几乎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在考试过程中也要求去除作弊现象，做到公平、公正，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广大民众阶层来说，科举考试是平等的。在清朝，民众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是所谓的“正途”，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捐纳取得功名，获得官位。尽管这条道路被称为“异途”，但是它同样是对所有民众开放的，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银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通过捐纳进入官僚阶层也是平等的。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便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质：它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从整体上去看，官僚阶层和民众阶层是不平等的，官僚阶层压榨、压迫民众阶层；对于绝大多数社会个体来讲，社会又是平等的，因为官僚阶层对他们是开放的，人们都有机会进入官僚阶层，也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官僚阶层跌落到民众阶层。大多数普通民众对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是充满热望的，这条路也是可以走通的，只是非常艰难，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国学大师陈寅恪祖上的奋斗史可以说明这一点。1730年左右，客家人陈腾远一个人从福建迁居到江西义宁，“结棚栖身，种蓝为业”，为生存而奋斗，非常艰难，更没有条件读书。陈腾远的儿子陈克绳长大后，陈家的家境得以改善，在家乡建起了一座大宅。陈克绳不满足于家境的好转，要求后代刻苦攻读，考取功名。他去世前立下遗言，要后人把自己葬在大宅后面的山坡上，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家中因为有人中举立起专用的旗石。在他的激励下，他的孙子陈宝箴于1851年考中举人，后来授湖南巡抚，成为清末维新的重要人物。后来，陈家又走出了陈散原、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曾国藩家族的奋斗史大体和陈家相差无几，所以蒋廷黻先生说，曾国藩“他虽没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但是，一个人进入官僚阶层很难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永远留在官僚阶层中，即使满族贵族也只有八个“铁帽子王”。晚清时期的翁同龢，他曾经考中状元，享受了一步登天的快感；但是，晚年的翁同龢同样遭遇了被罢黜军机大臣、永不叙用的痛苦，瞬间从天上又掉落到地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形容为“一个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下层社会的成员能够循着一条路径进入上层社会，释放了社会压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这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消极意义是，在一种人人平等的表象下面，专制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强化。
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因为这种二元社会的存在，他们会忽略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因为通往上层社会的路径也延伸到他们脚下。他们即使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和政治上的压迫，在更多的时候也会怨恨自己的能力不够，命运不好，往往忽略专制体制是造成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从民众阶层进入官僚阶层的人来说，因为这种二元社会的长期存在，他会有一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思想，很自然地享受作为一名官僚所拥有的特权，去盘剥百姓，去压榨自己刚刚脱离的阶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结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专制的体制，那些参加起义的底层百姓更多的是梦想自己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太平天国起义大体也是这种情况。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这种“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的社会结构也是阻碍中国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社会结构不但把官僚阶层的利益与专制体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且让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也寄托在专制体制身上。人们在分析中国社会变革缓慢的时候，常常把主要阻力归结到身处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身上，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实际与陈旧的社会制度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民众也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士人有士人的社会，百姓有百姓的江湖。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有着积极的作用，不但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管理人员，而且是下层社会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部分地释放了社会压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但是，科举这条道路太窄了，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条件踏上这条道路，更不用说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上层社会，他们只能永远地沉在社会的底层。在清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这个地区是否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区相对富裕，百姓的生活相对宽松，那么读书的人会多，士绅的势力相对强大，这个地区的形势一般是稳定的。在清代，来自江苏、浙江一带的进士数量最多，在历次殿试中，单单常熟、吴江一带便出过16名状元。在经济富裕的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不能进入社会上层，也愿意做一个顺民，过一种能够维持温饱、能够看得见一些希望的生活。但是，在经济贫困、底层百姓集中的地区，社会状况则完全不同于富裕地区。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平民百姓生计困难，士绅的势力相对弱小，所谓的盗匪势力便容易发展起来，“遍地皆贼”甚至会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当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落草为寇”便成为一条活路；如果盗匪比一般人生活得好，那么更多的人会成为盗匪。在晚清时期，鲁西北地区经济贫困，当地文人曾经这样描述当地“遍地皆贼”的状况： 凡盗案，皆由贼线，贼线皆为本庄邻人，如非同族亲戚，则为佃户佣工。若以全境谷数人数相较，尚敷食用。而无地者多，水陆通商各项人力，无糊口之资，只靠卖力为生。北方最省农工，岁止三四十日，无所得食。如靠拾粪，终年不得一饱。故闻贼乐，无不心生羡慕。曹州盗匪留恋家园……他们地无一垄，所拥有的不过是断壁残垣的破屋。他们不祸害附近百姓，常常躲在烟馆、土娼家和捕役们下榻的地方。这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不易被识破。有时甚至出入富人和民团头目家。这些当地人开始时怕他们，不愿与他们沾边，后来，先是从他们手里贱买赃物，后来则替盗匪们将东西脱手，从中分肥。有时还为盗匪们充当耳目。（周锡瑞，《义和团的起源》） 晚清时期，鲁西北地区一直是“民变”频发的地方，那里曾经爆发了天理教、捻军、义和团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一个生计难以为继并且“遍地皆贼”的地方，普通百姓只想安分守己也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常常遭遇盗匪的欺凌。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便参加秘密教门、会党。一些社会混乱的地区之所以产生秘密教门、会党，普通百姓之所以愿意加入其中，首先是因为无助的百姓希望得到帮助、互相照应，能够维持生计、免受欺凌。比如，清朝影响最大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天地会是一个名叫万提喜的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创立的，发源地是位于福建南部的漳浦县高溪。当时，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人均耕地占有量由清初的17.11亩减到了1.71亩（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大量的农村人口成为小商小贩、苦力，甚至是无业游民。在福建南部地区，不仅很多人沦为盗匪，而且宗族械斗十分厉害。据晚清官员张集馨记述：闽南械斗，“以龙溪、漳浦、云霄三属为甚。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立白旗，掳人勒赎，纠众残杀，习以为常”。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那些穷苦无助的百姓为了谋生和自卫，只好加入秘密会党。《中国地下社会》一书记载：广东饶平县人赖阿恩到福建漳州探望儿子，途中被天地会的人抢去衣物，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位天地会中的朋友。他的朋友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为了讨回衣物，赖阿恩随即加入了天地会。果然，他的衣物很快便讨了回来。他的朋友还告诉他：以后如果遇到拦路抢劫的人，只要用三个手指，按住自己的心坎（这大约是天地会的暗语），对方便不抢了。所以说，清朝秘密教门、会党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状况关系极大。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秘密教门、会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即使京畿、直隶等地区同样存在，比较大的组织有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捻子、兄弟会等，小的组织不计其数。“拜上帝会”成立于道光年间，同样属于秘密教门，后来发展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清代，秘密教门是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的，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纽带；秘密会党则是以异姓兄弟结拜的形式出现的，以江湖义气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纽带。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些秘密教门、会党中充满迷信、荒谬的成分，比如，很多秘密教门宣扬世界将面临大灾大难（末劫），人们只有入教才能得到拯救。当时的民众普遍迷信，崇拜偶像，相信超自然力量，纷纷加入各类教门寻求庇护。普通百姓加入秘密教门、会党，最初是为了寻求庇护，时间长了会身不由己，身心会遭受教主、首领的控制。那些秘密组织成立之初，组织的首领往往会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势力，从事偷窃、抢劫、勒索、走私等敛财活动；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政治野心往往会不可遏制地在那些教主、首领们的心中产生，造反一类的事情便发生了。嘉庆年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便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天理教掌门人林清出生于1770年，祖籍浙江绍兴，后随祖父迁居今天的北京大兴。年轻时，林清是个无赖混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活非常穷困，后来便加入了一个叫“荣华会”的秘密组织。1808年，荣华会遭受清政府打击，群龙无首，林清成为这个组织的首领。以后，林清在原有秘密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天理会。他后来认识了河南滑县的冯克善、李文成等人，通过结拜的方式，滑县等地也有了天理教的组织。最初成立天理教的时候，林清并没有造反的思想，他首先通过传徒、敛钱的方式让自己脱贫了。后来，天理会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从后来参加起义的人数看，其成员至少达到数万人，不但遍布京畿，在直隶长垣、东明，河南滑县等地，鲁西北的定陶、曹县、单县、城武、金乡等地，很多贫苦百姓也参加了天理会。看到自己领导的组织壮大了，林清等人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们有了造反的想法。林清等人思想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敛财的名目上。最初敛财的时候，林清等人向教民宣扬：“此时名为根基钱，将来即为元勋钱”，等到将来“弥勒佛出世，共享荣华”。后来，林清等人便向教民们封官许愿，到处宣扬：“凡有送给钱文、粮食者，成事（指造反，打天下）之后，给与地亩、官职。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清政府钦天监奏称“彗星出西北方”。林清等人认为奇异的天象是起兵造反的预兆，造反之心勃然而起。嘉庆十七年（1812年）七月，林清等人在河南滑县道口镇召开会议，谋划造反事宜，确定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作为起事的最高领导层。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他们决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在京畿、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同时起事，然后到北京会合，夺取政权。进入嘉庆十八（1813年）年九月，天理会教徒开始在滑县、曹县、定陶、金乡等地发动武装起义，有的取得成功，有的遭遇失败。朝廷知道天理会起事的消息后，从各处调集大军堵截围剿。九月十五日（10月8日），林清等人得到宫内太监的呼应，发动了针对皇宫的军事行动。林清认为自己能够得到神助，不需要太多的兵力，从140名教徒中挑选了70多人，每人发给白布两块、刀一把，令他们在陈爽、陈文魁的率领下，分别由东华门、西华门发起攻击，他自己留在大兴县黄村宋家庄的家中等待消息。70多名天理教教徒把刀子藏在衣底，潜入北京城，中午时分对紫禁城发起攻击。天理教攻打皇宫的行动很快失败，因为他们不但人少，而且装备简陋，防守皇宫的清兵不但手持刀矛、弓箭，而且配有火器。叛乱的天理教教徒们虽然给紫禁城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但很快被平息，72人被擒拿杀害，林清在家中也被清军拿住了。北京城内的形势安定之后，清军加紧围剿各地的天理教起义。清军残酷地杀戮天理教教徒，各地的天理教教徒死伤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大批无辜百姓遭遇牵连，许多人被杀，许多人被清军掠走。至十二月中旬，各地的天理教起义被完全平息。今天的人们重新浏览天理会的那段历史，大致会有这样的印象：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一个市井无赖怎么就成为数万人的首领？天理教的势力明显不够，林清等人怎么就兴起了造反的心思？70多个天理教教徒怎么就敢拿着一把刀子攻击北京城内的皇宫？需要说明的是，天理教起义在当时并非个案，这样的“民变”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层出不穷，民众动不动就反了。人们不得不从晚清时期民众的整体状况去寻找原因。在清朝，由于科举考试这座独木桥过于狭窄，绝大部分民众没有希望进入上层社会，只能沉在社会底层。在当时，沉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没有条件识字、读书的，加上社会闭塞，他们既接触不到近代科学技术，也无法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读书人差别很大。总体上看，清朝的底层社会和士人阶层完全是两个世界。对于底层社会的民众来说，天高皇帝远，朝廷的事情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像士人一样有强烈的使命感，缺乏共同的信仰。他们整日忙于生计，更多地关注眼前利益，也很容易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采取一些盲目的行动。所以，人们常常会说：老百姓就像草，哪边吹风哪边倒。整体上讲，那个时代的民众是不开化的。因为不能读书，普通民众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又因为身处弱势地位，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所以底层社会中迷信丛生，普通民众很容易受到一些邪恶势力的控制和支配。普通百姓加入秘密教门、会党之后，不得不参与抢劫、杀人等事件，其人性中愚昧、残暴的一面会显露出来。总之，晚清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同情的，他们生活艰难，缺乏知识，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遭遇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帝制体制造成的，而在苦难的晚清时期，他们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底层民众长期受不到关注，没有话语权，他们又长期遭受压迫，看不到通向未来的希望，他们或许只有一条路——造反。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下）记载：在1836-1845年之间，民众反抗政府的事件发生246次，1846-1855年之间发生933次，1856-1865年之间发生2332次，1866-875年发生909次，1876-1885年发生385次，1886-1895年发生314次，1896—1911年发生653次。《剑桥中国晚清史》（下）记道：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济条件。杨庆堃（华裔著名社会学家）的统计表明，《大清历朝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所能发生的（叛乱）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57％都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这就使得动乱都像是内战，而不像是阶级斗争了。 人们关注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应该清楚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整体状态，这也是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掌握这把钥匙，人们才会知道：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中发生了许多普通民众帮助英军的事情；为什么底层民众盲目造反的事情层出不穷；为什么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发出感叹，认为“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中国近代史中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与误解，有待揭开或澄清。有书友感叹：读罢《天朝的崩溃》，我的史观被重塑了。
张鸣教授这样评介这本奇书：茅海建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易中天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更脍炙人口：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罗志田教授的评价也是难得的中肯：《天朝的崩溃》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天朝的崩溃》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它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全景式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去解析这场令清王朝开始走向崩溃的著名战争。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先生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该书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很荒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天朝的崩溃》至今已重印近20次，十分珍贵。万象文摘＆先知书店特此诚挚推荐茅海建教授这本难得好书。敬请长按下图识码，一键收藏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