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与自由主义

一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 1881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兰姆贝格。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叫阿图尔·埃德勒·冯·米塞斯的犹太人。母亲阿德勒是一位士生土长的奥地利兰道人。路德维希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老米塞斯是奥地利铁道部的一名工程师，路德维希出生的时候，他正在奥匈二元帝国加利茨茵省的兰姆贝格任职。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维也纳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1900 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06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儿个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1909 年至 1934 年任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其间曾因服兵役参战而一度中断这个职务。1919 年他已成为奥地利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任职的同时，他还在大学担任兼职教师，最初是在维也纳女子商业学院任兼职教师，1913 年，当他取得大学授课资格之后，即担任大学讲师，最后，于 1918 年任维也纳大学不拿薪金的副教授。

1900 年前后，在讲德语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是日落西山，一败涂地。甚至连那些反对马克恩主义的人也毫不怀疑社会主义包含着“合理内核”，他们以此为根据，主张对国家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在精神生活领域内，以齐尼思为代表的历史至上主义风靡一时，经济历史学是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人们对抽象的古典国民经济学理论不屑一顾，似乎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法则。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理论的话，那么，它必然或仅仅只是经济历史的抽象和概括，除了历史学以外，其他的学科不能称其为理论。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838一1917年)被称之为“正统的国家经济学”的大师。他的学派，即讲坛社会主义充斥了大学的课堂，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内更为盛行。科学变成了档案卷宗中的材料拼凑起来的出版物的大杂烩。人们公开承认，历史“启蒙”的目标就是相对主义。国家官员则将美化国家的职能，并且为其正义性的辩护视为他们的天职。知识分子先是自命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的知识卫队，然后成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精英，最后又变成希特勒的追随者。施穆勒的最著名的继承人维尔纳·松巴尔特(1863－1941 年)甚至被冠以上帝的使者的美名。

刚走进大学校门时，米塞斯也是一名国家主义的拥护者。尽管他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认为“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毫无意义，在他的眼里，大多数德国的小历史学家对普鲁士国家的美化和颂扬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他也很热衷于“社会改良”。每当一项社会政治措施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就时，他就将其原因归咎于这一改良措施不够彻底。米塞斯还认为，拒绝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体系，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经济历史学家卡·格吕贝格——一位历史学派的追随者——曾是他的第一位导师。

在格吕贝格的启示下，米塞斯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思想和风格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写作，书名为《加利茨茵地区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然而，他也因此产生了第一个疑问。通过对维也纳住宅市场的调查，米塞斯得出了住房的紧张状况是由于一项税收法律的失误而造成的这一结论，而错误的立法又导致了企业无法在住宅建设方面实行企业经营活动。大约在 1903 年年底，他阅谈了卡尔·门格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

门格尔的这一著作使米塞斯对国民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国民经济学家。1904 年，欧根·冯·波姆·巴威克辞去了奥地利经济部长的职务、随后到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从此，波姆，这位 1881 年至 1889 年曾在因斯布鲁克担任教授——由卡尔·门格尔创立的维也纳经济学派(或称为奥地利学派)的一位杰出的继承人和发展者——成了米塞斯个人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直到 1913 年，米塞斯都定期参加波姆主办的研讨会。

波姆主持的最后两期研讨会的讨论课题是米塞斯于 1912 年为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而发表的论著《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这部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颠峰，至今仍然无人超越。这是米塞斯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米塞斯不仅从思想上与历史学派实行了彻底决裂，而且也全面抛弃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这部著作同时还奠定了他在奥地利学派中第三代领袖的地位。米塞斯完善了门格尔和波姆－巴威克关于货币理论的思想体系，他首次使货币理论(现代流行的行话将它称之为宏观经济学)与一般的效用理论(即微观经济学)结合成一个整体。这部著作以其系统的刨造性、逻辑分析的严谨性以及深刻的洞察力闪烁看熠熠光芒。米塞斯论述道：货币是一种以再次售出为目的的交换工具，其最初的起源只能以商品货币(例如黄金)的方式出现。他指出，每一种货币量都同样是“最佳的”，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它有别于增加消费货物量或资本货物量)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而仅仅只会导致该货币购买力的减少相损失。他还论证道，增加货币投放量绝不会导致所有商品价格的同时、同步、按比例的提高，而是会影响相对价格和相对收入的整个系统的变化。

米塞斯分析了国家的货币政策，使人明显地感到他已同过去的国家主义观念实行了全面决裂。他透彻地揭示了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什么有目的地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原因，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并非同时对每个人都有利。政府及中央银行掌握着新货币的投放权，从它们那里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发行货币，从而一步一步地提高物价，最终被涉及的商品涨价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收入再分配的调整，它有利于富人，即较早的货币占有者，也有利于那些后来才获得新货币或根本没有获得新货币的人。通货膨胀是国家偷偷地实行抬高物价政策以及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一个工具，借助于这一工具，政府可以从中集聚更多的财源，而且也有利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一些人和企业家。

在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和英国的“货币学派”以及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魏克赛尔的启发下，米塞斯首次提出了后来以奥地利学派命名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特征，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指出，政府和中央银行也应对经济周期的反复循环问题承担责任，只要政府将新“创造的”货币通过金融市场注入经济生活之中，就会导致利息率降低到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正常的市场利率水平之下的后果。而较低的利息率又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这就形成了经济繁荣(高涨)阶段。但是，由于实际消费趋势和储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接踵而至的“校正”必然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直到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暴露之后，人们才开始对错误的投资进行系统地清理和调整，这就是每次繁荣之后紧接着出现衰退的内在原因。米塞斯认为，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循环问题，政府必须放弃对货币的干预和控制，必须取消中央银行和政府对货币印制和发行所拥有的垄断地位，由金本位制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的、竞争的银行体系来取代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地位。

二

同几年前的卡尔·门格尔一样，当时正在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米塞斯也相信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已迫在眉睫。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从此灭亡了。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高奏凯歌。匈牙利经历了一场由贝拉·昆领导的短暂的共产主义试验。在德意志帝国，直到政权最终落入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改良派手中之前，许多地方出现了共产党人接管政权的事件。维也纳也面临着共产党人政变的威胁。但是，米塞斯并没有被吓倒，他与奥地利最大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欧根·冯·波姆·巴威克研讨班的同班同学奥托·鲍尔进行了数次彻夜长谈，终于成功地说服了鲍尔和他领导的政党放弃了政变的企图。米塞斯的家乡奥地利终于免遭了一次共产主义试验的命运。当时，奥地利的前途掌握在鲍尔手中，他将按照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给奥地利发出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呢？还是跟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走上一条改良的道路？

米塞斯在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应该走哪条道路。他说服鲍尔相信，在 1918 年至 1919年之交的冬天，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势必会在短期内归于失败。奥地利的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而生活必需品进口所需的雷里夫贷款又是由战时的敌国提供的。维也纳的粮食储备最多只能维持八至十天。协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毫不费力地以中止粮食供给的手段迫使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屈膝投降。如果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变，就会发生饥荒和抢劫，维也纳就会陷入血泊之中。鉴于这种形势，鲍尔决定“出卖”他的理想，走一条温和的改良路线。米塞斯的劝诫获得了成功。然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来争取结束通货膨胀的局面。但他也无法制止奥地利货币的急剧贬值。然而，1922 年克朗最终被稳定在 14000 个纸币克朗兑换 l个金币克朗的比价上，显然要归功于米塞斯的影响和努力。因此，奥地利免遭了德国同期所经历的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不幸命运。

除了从事以上实际政治活动之外，米塞斯还继续他的理论研究。1922 年，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公有制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问世。这部著作的核心要点曾首次在他于1920 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文中论及。米塞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的论断。他指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源和土地在内均属公有，既不能买，又不能卖，因此，不存在着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就无法进行成本核算，更无法进行成本和收入的比较。社会主义并不像它的信仰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更多或更好的计划”。而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混乱，由于这种制度不具有任何合理的、可以用计量表示的计划和商业行为规则，它必然会导致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持续不断的错误判断，造成资本的扭曲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米塞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一书中阐述了国家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方式，进而在他于 1927 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一书以及 1929 年发表的论文集《关于对干预主义的批判》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合作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开创性地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所有的干预主义制度下，尽管名义上仍然保留着私有财产和私人企业，但是，国家拥有“纠正”企业经营活动的职权，可以随时不断地干预市场，其结果不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因为，每一项对市场实施干预的措施都会制造并产生出更多的、人们本想通过干预措施来解决的同类问题。例如，国家采取有利于穷人和失业者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多的贫困潦倒的穷人和失业者，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国家不得不再次提高救济金，扩大救济范围，最终的结局不是全面废除私有财产制，就是不得不减少乃至停止发放救济，两者必居其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它预定的干预目标。

三

早在米塞斯提出他的货币理论时，就己经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使他成为了门格尔和波姆的杰出继承人。此时，他又以其《公有制经济》这一新著闻名于全欧洲。正是由于此书的影响，整整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威廉·罗普克、伯尔梯尔·欧林、莱昂内尔·罗宾斯才先后由原来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和理论家。

波姆－巴威克於1914年逝世，弗里德里希·冯·威赛尔在战后不久离开了维也纳大学，格吕贝尔迁往法兰克福。他们的离去使维也纳大学原有的三个讲授国民经济学的教授席位相继全部空缺。许多人都期待着米塞斯能够获得其中的一个教席，而且他本人也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更值得追求了。但是，他早已看出，他在奥地利或德国获得一个正教授职位的愿望是注定无法实现的。主要有三个不利因素，其一，米塞斯是犹太人，由于战败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奥地利同德国一样，仇视和排斥犹太人的风浪日甚一日；其二，米塞斯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自由主义的最后残存的一点影响被摧残殆尽，人们纷纷转而热衷社会主义(其中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信仰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其三，米塞斯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坚决拒绝向所有与他的理论和观点不同的人作出妥协和让步，而充斥了共和思想的维也纳大学需要的却是善于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米塞斯当年的两个学生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和弗利茨·马赫鲁普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由于米塞斯在学术上成果卓著，在上述三个原因中，只有其中的两个因素导致了他的谋取未获成功。后来，维也纳大学聘请了其他几位二流的、毫无影响的、但颇知迎合时尚的人接替了这三个教授的教席。

直到 1934 年离开奥地利为止，米塞斯不得不靠从事一些与科学研究无关的职业维持生计。作为工商行政事务管理局的项目专家，他每天都与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打交道，特别是处理一些有关财政、金融、信贷和税务政策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拟写报告和鉴定，作为奥地利派往一些国际组织、委员会以及代表团的代表参与国内外众多的谈判，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咨询等等。这段时间的科研成果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令人惊异的是，米塞斯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多得出乎人们预料的学术著作的写作之外，还从事了内容极为广泛、富有成果的教学活动。作为维也纳大学的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几乎二十年如一日地定期举办经济理论研讨会。他的教学成果日积月累，一年比一年增多。米塞斯教学活动的成绩越大，教研室主任，待别是施潘和迈耶尔就越嫉恨，并且把这种嫉恨变成了对米塞斯的学生们的歧视。只要哪位学生正式报名选修米塞斯的课，那么他在考试中准难逃过穿小鞋的厄运。因此，米塞斯的博士研究生和进修生门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所面临的人为制造的麻烦和歧视。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减少米塞斯的魅力和影响，他举办的研讨班总是场场爆满，唯一的区别是绝大多数学生报名参加时都巧妙地填写“非正式听课生”的栏目。

米塞斯教学活动的重点在校外，即在他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室里定期举办“私人研讨会”。从 1920 年到 1934 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为止，每两周举办一次，从不间断，二十多位定期与米塞斯聚会的研讨会参加者大都是他很器重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来自几乎所有学科的代表，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且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要看一看这些人的名单就能知道米塞斯及其研讨会的意义。当时绝大多数参加研讨班的大同米塞斯一样，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的学者，几乎所有的人后来都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远离奥地利之后，成为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弗里德里希·A·海耶克、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奥斯卡·摩根斯坦、保尔·罗森斯坦－罗丹以及理查德·冯·施特利格尔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研讨会在维也纳出名之后，当时负责米塞斯与莫利兹·施利克领导的“维也纳交流圈”之间联络任务的腓利克斯·考夫曼后来成为一名著名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深受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的阿尔弗雷德·舒茨成为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埃里希·伏格林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门格尔——门格尔的儿子，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这种现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正如弗里茨·马赫鲁普所说的那样：“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国际知名学者的科研小7组。”这个含金量极高，而且经常因著名的外国学者造访而获得丰富信息的学术圈子，在米塞斯的领导下，聚到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国民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行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中心问题，前来造访的著名外国学者有约翰·V·范西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霍华德·S·埃利斯(伯克利)以及莱昂内尔·罗宾斯(伦敦经济学派)等等。研讨会从晚上7时持续到大约晚上10时，随后大多数参加者同米塞斯一道去“安科拉·维尔德”饭店夜餐，然后再前往“艺术家咖啡馆”，在那里以非正式的形式继续讨论，通常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此外，米塞斯还参加了维也纳“国民经济学会”，并通过在这个学会的活动中发挥其影响。学会的核心成员是他举办的私人研讨会的参加者。米塞斯任副会长，他的杰出领导才能使学会的工作获得了巨大动力，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他和他的朋友们完成的。这个同样是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活动的国民经济学会的会员范围明显比私人研讨会出席人的范围大得。学会会员或来自国外的客人们参加该学会举办的会议，通常是先作学术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先后前来参加讨论会和报告会的外国客人几乎包括了国际上所有的一流经济学家。

四

尽管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奥地利仍然继续滑向了可怕的深渊。对此，米塞斯不抱任何幻想，他清楚地知道，虽然他也许能够推迟毁灭的进程或可以阻止零星的、更可怕的事件的发生，但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本想做一名改革者，但我却变成了一位崩溃的历史记录员。”米塞斯曾在战后成功地使奥地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带来的灾难，而且也为奥地利 1922 年成功地实现金融稳定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他却无力制止国家持续不断地滥发货币，漫无止境地扩大信贷范围，更无法阻止政府日益顽固地转向干预主义政策的进程。

大量的理论研究使米塞斯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每一项干预行动都是破坏性的，原想通过干预政策来克服的问题不但不能得以解决，反而还会带来更多同样的问题。实行干预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有鉴于此，他判断，奥地利政府推行的政策是造成资本不断扭曲的原因，在这一研究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指出，信贷规模一旦扩大到超出实际储蓄量的程度时——或者把利息率降低到储蓄显示的市场利息率的水平之下时，光是会形成投资繁荣的现象，但接踵而至的就是纠正性收缩，最终不得不以经济衰退告终。作为著名的货币专家和金融(银行)专家，米塞斯多次收到各大银行邀请他8参加银行董事会任董事会成员的聘书，但他在 1921 年以前对这些邀请均予以谢绝，因为这些银行没有保证他们将采纳他的建议。嗣后，信贷规模扩大到他认为所有的银行都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程度。弗里茨·马赫鲁普写道，早在 1924 年，米塞斯就预言，地产信贷银行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的信贷银行必将土崩瓦解。他的预言是准确的，这两家银行终于在1929 年和 1931 年初先后破产。

1927 年初，米塞斯创小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并聘请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任该所所长。1931 年，哈耶克去英国之后，由奥斯卡·摩根斯坦继任所长职务。由米塞期倡导，哈耶克、摩根斯坦以及哈勃勒尔等人付诸实施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论证了国际性的信贷规模过大和资本扭曲的范围和程度。而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眼前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例如，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就宣布：一场持续不断的、不可阻挡的经济高潮即将到来。与此相反，米塞斯和哈耶克却预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事实果然如此，1929 年果真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基于对经济发展趋势及严峻形势的预测，1927 年，米塞斯也同样坚信奥地利正在走向深渊。自 1922 年以来，在奥地利执政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大德意志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是在野党。但政治权力的重心掌握在各州的州政府手中。社会民主党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州和首都维也纳市政府的绝对统治者，下奥地利州和施泰尔马克州是两个第二重要的州，均由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工会、联邦铁路、邮政和电讯管理权。该党拥有自已的党军和卫队，这支军队拥有机关枪和轻型炮兵武器，其人数超过了政府正规军的三倍以上，还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恐怖机构，他们肆无忌惮地行使看“街头权利”。米塞斯预言，作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恐怖行为的反应，纳粹党必将崛起，并将最终夺取政权。因此，他反复警告他的学生们，政治流亡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每一个人头上。

果然不出所料，1934 年初，社会民主党在同家乡保卫团之间的一场公开内战中被打垮，该党的领袖被驱逐出境。同年 7 月，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这位自 1932 年以来担任奥地利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的政治领袖——在纳粹党人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中被人谋杀。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攫取了政权以后，多尔弗斯利用粉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时机，将他的权力迅速扩大到非常的程度，并藉此建立了一个专制的等级宪法制度。在墨索里尼支持下，他曾试图阻止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企图。然而，当奥地利—意大利同盟于 1938 年 3 月破裂之后，希特勒就迅速吞并了奥地利。德国人进军维也纳的当天晚上，纳粹党人就冲进了米塞斯在维也纳的住宅，没收了他的图书馆以及所有的文件和手稿。米塞斯本人因离开了奥地利而幸免于难。许多及时得到米塞斯提醒的学生也同样在此之前就迁往异国他乡。实际上，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几乎所有的米塞斯圈内的成员都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五

1934 年初，正当家乡保卫团与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街垒战发展到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米塞斯收到了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经济关系学院邀请他担任该院 1934 一 1935学年的国际经济关系专业客座教授的邀请信。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邀请。直到1338 年奥地利被吞并为止，他一直与维也纳工商行政管理局保持看联系，并且经常回维也纳处理一些公务。然而，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唱着悲伤的歌伴送他迁往日内瓦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永远告别了奥地利。后来，他在日内瓦的教学合同被延长，因此，到 1940 年流亡美国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由于完全摆脱了日常琐事的纠缠，在日内瓦的那儿年是米塞斯最幸福、成果最丰富的几年。在威利安姆·拉伯尔德和保尔这两位学院的领导人以及威廉·罗普克，路易斯·鲍丁、古克里尔莫·费莱罗，还有他在孩提时代就建立了亲密友情的汉斯·克尔森等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子里，米塞斯可以无拘无束地从事他的科研工作。

1933 年，也就是在移居瑞士之前，米塞斯发表了题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论文集。这是一大在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列论文集。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系统地研究并提出了如何根据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表述经济学问题，经济法规问题以及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他后来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恃别是 1957年发表的《理论与历史》这一哲学杰作以及 1962 年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经济学的根本基础》，其基本观点都来源于这部论文集。

历史主义和传统至上主义断然否定经济法则的存在，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历史，舍此之外，别无它物。此外，实证主义的出现以及由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形成了新的挑战。没有任何人像米塞斯那样了解这种挑战的意义了。“维也纳学派”，或者更精确地说“施利克的圈子”是实证主义者的中心。米塞斯的弟弟理查德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名重要成员。腓利克斯·考夫曼则既是“米塞斯圈子”的成员，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员，他经常把施利克圈子里的人带到米塞斯举办的私人研讨会上做客。施利克的学术圈比米塞斯的学术圈要小一些，起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自从这个学术圈的绝大部分成员流亡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等国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才开始引人瞩目，其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至今它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

与历史主义不同的是，实证主义并不否认经济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推导分析，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分析的成份。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济法则时必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经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塞斯认为，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及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他驳斥了实证主义，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靠的。但是，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则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平等的”(与付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同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已的商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此同时，对另一方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二，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形成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其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设。但是，实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贫困化等问题，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门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非假设性的现实认知。按照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然而，米塞斯并没有对此满足，他继续向前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将经济学拓展成为一种十分清楚的演绎科学。一切真正的经济学原理的出发点都基于一个公理，即人们在其行为过程中都追求某种特定的目标，他们在若干个较高或较低的目标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即作出择优选择)，以便使他们主观想象的利益(即幸福)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满足。毫无疑问，这一公理真实的，不论是否认它的人或反对它的大都不得不按照这个公理办事。同公理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的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中演绎和推导出来的表述也具有非假设性、先验性和真实性。以经济法则中的基本理论之一边际效用理论为例，它从上述不容置疑的经济现象的表述中逻辑地推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都相同，即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能更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选择。边际效用理论还假定，在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增加另一种货物单位，必须使自己储存的货物变成可以实行交换的单位，通过交换而获得的新的货物单位可以满足再增加这种原有的货物储存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即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如果认为这一定理需要用假设或经验来证明的话，那么，这种看法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一种智力紊乱的表现。这一定理的真实性是不可否认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不可能来“测试”这一定理，而仅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历史上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定理的有效性。

在日内瓦任教期间，米塞斯每星期只有两节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1940 年他发表了《国民经济学：行为与经济》这部他的主要著作。米塞斯运用了他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逐步归纳和发展了他过去在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以及社会制度理论等方面的科研成果，从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六

到此时为止，米塞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已达到无人攀越的顶峰。然而，这些丰硕的成果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著作发表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只到大约十年以后，随着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发表以及 1949 年一部用英文重新扩展编篡的《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的发表，米塞斯的国民经济学理论才开始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

自1939 年以来，欧洲处于战争状况之中。1940 年，当他的《国民经济学》一书发表的时候，希特勒的军队正在向法国挺进，6 月 14 日，德军占领巴黎，两天之后法国政府投降。

此时的米塞斯感到他已处在敌国的包围之中，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再加上直通日内瓦门户的法国陷落。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夫人马尔吉特(她是一位丧失寡居的歌剧演员，米塞斯长期向她求婚，1938 年两人才结为伉俪)的催促，米塞斯决定离开日内瓦，离开欧洲。在当时纽约蔡斯·曼哈顿银行的高级经济师、米塞斯的好友本杰明·安德森教授的斡旋和帮助下，米塞斯夫妇获得了美国的长期移民签证。1940 年 7 月初，他们夫妇二人乘汽车从日内瓦出发，后来，为了躲避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他们同其他一些逃亡者一道，不得不选择危险的秘密小道昼伏夜行，从法国南部辗转前往西班牙，然后从西班牙转道里斯本，最后从里斯本前往纽约。

当他们于 1940 年 8 月初抵达美国时，米塞斯已年近六旬。此时，他已是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他的重要著作《货币理论及货币流通理论》和《公有制经济》已于三十年代中期被译成英文发表(英译本的书名分别是《货币和信贷理论》和《社会主义》)。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当米塞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却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修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

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美国从十九纪世以来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政策的道路。自 1913 年来，美国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邦国家收入所得税，建立了联邦储备金(FED)制度，成立了中央银行以及确定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地位。在二十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由联邦银行导演的货币和信贷的规模空前膨胀过程，最后以“大萧条”而告终。

1929 年，美国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次年就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为了克服这次危机，在赫伯特·胡佛总统任期内，更多的却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以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为榜样，按照正宗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即，取消金本位制(禁止私人拥有黄金)，再次扩大货币发行量，扩大信贷规模，由政府控制物价和信贷发行规模，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采取充分就业措施，实行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税收，发行国债等等。尽管这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失败——到 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直到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也从未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以下——但赋予这些政策以科学合法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在科学上的影响和势力达到了无人企及的程度。对于那些顺应所谓的时代精神，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妥协让步并鞠躬致敬的人，例如米塞斯当年的学生戈特弗里德·冯·哈勃勒尔，弗里茨·马赫鲁普以及奥斯卡·摩根斯坦，所有科学殿堂的大门都敞开着的，哈勃勒尔当上了哈佛大学教授；马赫鲁普先是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来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摩根斯坦也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相反·像米塞斯这样一位丝毫不向所谓的“新经济学”作出妥协和让步，并且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通货膨胀的错误理论的新翻版的著名学者，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的眼中，是不可接受的。

此时，米塞斯跌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最低点。但是，他的意志力和知识分子的勇气依然顽强旺盛，他并没有被逆境摧垮。当时他住在贫民窟似的最简陋的房子里，依靠自己的积蓄维持生活，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这本胸怀坦荡、真实感人的回忆录直到他逝世五年之后才得以发表。直到 1941 年初，米塞斯的境况才开始略有改善。通过他过去的学生约翰·范西克尔的介绍，米塞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微薄的年度奖学金。后来，这个奖学金一直延长发放到 1944 年底。由于奖学金的资助，米塞斯完成了两部著作的写作，即《万能的政府——极权国家的兴起和总体战》和《论官僚主义》。在《万能的政府》这一著作中，他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的崛起过程，揭示了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资本主义主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着重强调了民族社会主义现象是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的继续。米塞斯的这一著作是对后来信誉丧尽，但在当时却风靡一时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兰茨·诺依曼(此时他正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出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是德国大工业家们为了从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偿试的论点所发起的首次抨击。他在此间撰写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私有制经济的官僚主义——即以赢利为目的的，同时又受到亏损威胁的企业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国家官僚主义——即依靠税收提供财政来源而进行的生产或劳务的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纽约(时代)杂志负责经济政策的专栏“社论主笔”、美国著名的经济新闻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的推荐，米塞斯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经济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重视。应该协会的邀请，米塞斯成为协会行动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他从 1943 年至 1954 年在该协会持续十一年的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信奉市场经济的著名企业家。1945 年，米塞斯应邀到纽约大学(NYU)担任临时客座教授，从此，他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 1949 年起，到以 87 岁高龄、作为全美国年资最高、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教授退休为止，他终于从一位临时客座教授变成了拥有终生的、全位置的客座教授。

令人感到极为惊讶的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米塞斯的薪水并不是由他执教的大学，而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即威利安·福尔克基金会支付。

尽管如此，或许恰恰因此，纽约大学始终把米塞斯视为一位二流教授。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米塞斯著

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他还影响了诸多思想家：

罗斯巴德曾说，他的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哈耶克读完米塞斯作品后，被其理性和真诚深深折服，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哈耶克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就连他的对手，都对他高山仰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尔，因米塞斯的彻夜促膝长谈，竟做出了他曾发誓永远不会做的事：向右转。

现代文明中那些奠基性的经济学常识，多与米塞斯有关。我们当下最需要牢记的常识，正是来自米塞斯的经济学洞见：自由市场是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所在，是文明和繁荣的支柱。

读米塞斯的作品，从中汲取的，是一种抵御周遭世界的力量——米塞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并不陌生：一个被中央集权、政府计划、干预、恶性通胀、关税及贸易保护控制的世界。而他就如最后的自由骑士，终其一生，都在用思想的武器，捍卫对自由的信仰。

他的作品，本本经典。他的《人的行为》甚至被誉为文明人必读的经济学《圣经》。然而，想要全面阅读米塞斯，却并不容易——《人的行为》经常断货，目前先知书店亦仅有极少量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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