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 士 琐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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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随笔》专栏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这其间有文字记述的史籍却是汗牛充栋、浩瀚无边。史籍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官方编纂的史书，野史是民间的史书甚至札记。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涉及到官方和民间的立场问题。谁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两方面都要兼顾。因此，发掘尘封在史籍角落一些闻所未闻的历史细节，常常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许许多多隐藏在史籍中的简略文字，往往隐藏着很大的信息量。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文史随笔”， 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历史钩沉，发掘那些有价值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细节，分析历史人物之间的某种关系，还往往能发现史籍中一些带有明显粉饰偏向和虚妄的历史记述。
趣事、轶闻，简洁、清新，读后余味无穷。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杯有劲道的茶品。
以清净心
看历史
我们只愿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柔软心除挂碍!
作者：田德邦
编辑：李建丽
第 十 一 辑
隐 士 琐 谈
隐士现象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隐”的意义，是指行迹不露于外，思想主张不被外人得知。
在中国历史上，隐士现象可看作封建社会的晴雨表。隐士的多与寡，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状况以及统治者的贤明与昏庸是紧密相连的。
每当暴君执政、奸臣当道时，隐士们就归避山林，与云霞山溪、松林岩石为伴；一旦明君掌朝，隐士们就应召而出，施展个人才华。
所以，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说：“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
隐士之所以称为隐士，是因为他们大都有着非凡的才智、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和深邃的调察力。因此，历代贤明的君主总是敞开大门招募隐居在各地的隐士。
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就曾经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
《宋书•隐逸传》中载：宋高祖为了得到隐士宗炳，专门下诏书征召他和周续之，但宗炳没能应诏。
衡阳王刘义季在荆州时，亲自到宗炳的家里，和他一起欢聚，并任命宗炳为治议参军，宗炳依然没有接受。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隐士出山与否，并非轻易之事，必须要看清主子是谁。
隐士有许多难言之隐，他们选择以隐居的方式生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事。其实，隐士虽“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逃避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内心还是十分希望能施展才能抱负。
这样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后来居然演变成一种时尚。因此，社会人士对隐士刮目相看，尤其是许多官场之人，他们设法和隐士挂上勾，以结交隐士而自豪。
在历史上，隐士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朝廷要员。
《南史•隐逸传》载：
陶弘景长期隐居在山上修道，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曾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跟随东阳道士学习绘图法。梁武帝在雍州起兵，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之走小路送信给梁武帝，表示支持。梁武帝即位后，朝廷有很多大事都要通过人送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山中宰相”。
像这样可退可守的隐士，既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也可以避过官场的迫害。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作用也确有可圈可点之处。
并非所有的隐士都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纯洁、高尚，其中也隐藏有不少心术不正的人。他们看中的是隐士的特殊社会地位，混迹于隐士之中，待价而沽。
唐代刘肃在《大唐新语•隐逸》中讲到：
唐朝有个叫卢藏用的进士，为了升官，先在长安远郊的终南山隐居了一阵子。到了唐中宗时，他被隆重命名为“高士”，连续不断地被提拔，做了高官，被人称为“随驾隐士”，也就是跟在皇帝身边的隐士。
当时有个道士叫司马承顿的将返回终南山，卢藏用为他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佳处。”司马承顿一下子就懂了，然后话中有话地说：“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
不论隐士因为何种原因成为隐士，也不论隐士的影响力如何之大，从古到今，人们对隐士大都持否定态度。
且不说混迹隐士中的假隐士者另有图谋的行为，即使是真隐士，不去以积极的态度投身社会，而是逃避现实，这实质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陆贾在《新语•慎微》中斥责隐士说，他们不为国家建功立业，甚至连国家危亡、生灵涂炭也无法动恻隐之心，行正议之道，真是木头人一个。
儒家大师孔子坚决反对隐士的作派，他与其弟子和隐士们舌战的情节，至今还保存在《论语》中。
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大学者，因为根本就不赞同隐士的行为，所以，没有给任何一个隐士立传。
隐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虽然早就消失了。但是，如何创造良好环境，让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这仍然是当今社会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因此，对古代隐士现象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人才、利用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
文/田德邦
田德邦，湖北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起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三十多年来，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时评、历史学术论文等文体作品相继在海內外报刊上发表，作品曾入选《2010年台湾文学年鉴》，出版有散文随笔、时评杂文著作2部，作品近百次获各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