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的死与文人风骨
《文史随笔》专栏
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这其间有文字记述的史籍却是汗牛充栋、浩瀚无边。史籍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官方编纂的史书，野史是民间的史书甚至札记。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涉及到官方和民间的立场问题。谁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现在研究历史，两方面都要兼顾。因此，发掘尘封在史籍角落一些闻所未闻的历史细节，常常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许许多多隐藏在史籍中的简略文字，往往隐藏着很大的信息量。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之一。
“文史随笔”， 不仅仅是作一般性的历史钩沉，发掘那些有价值的历史现象和历史细节，分析历史人物之间的某种关系，还往往能发现史籍中一些带有明显粉饰偏向和虚妄的历史记述。
趣事、轶闻，简洁、清新，读后余味无穷。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杯有劲道的茶品。
以清净心
看历史
我们只愿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 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 以柔软心除挂碍!
作者：田德邦
编辑：李建丽
第 七 辑
想起了 金圣叹
文人离不开政治，政治离不开文人。
但真正能够玩得好政治的文人是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一旦与政治结缘，总是为政治所累。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而另外一些文人，他们根本就不懂政治，只是凭着一腔热血、一种意识和冲动介入其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也许至死都不明就里。
譬如金圣叹。
金圣叹是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今人知道他，大多数因为两件事：
一是对《水浒》的评论。
“文革”期间，他被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翻出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所利用。
二是让他丢了性命的哭庙案。
有骨气是文人的优点，好冲动则是文人最致命的弱点。冲动不仅让金圣叹本人丢了性命，还招致另外十八位秀才一同上了断头台。
那是顺治十八年发生的事情。
时任苏州吴县县令的任维初，严征税饷，拘捕欠税者并严刑拷打，致人当场死于杖下。而任维初平时又贪赃枉法，因此，民愤极大。秀才倪用宾等百余人聚集在孔子庙，鸣钟击鼓，呼号痛哭，矛头直指县官。不仅如此，还到苏州府递帖，声言驱逐县官。而县官指称巡抚索贿使然。巡抚又诬词上奏，称民众抗粮，聚众闹事，震惊先帝之灵。于是，朝廷派人来审讯，拘捕了十八位秀才，审来审去，获罪的竟是秀才们，当然，其中就包括金圣叹在内。县令、巡抚均无事，秀才们则均遭处斩。
这个案件，一度被称为天下奇冤，使很多人为之鸣不平。人们评论这段历史，也都仅用冤案对其加以介绍。
以我来看，指称其冤，其实就意味着对封建统治者的良知寄予了希望，以为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或者认为只是其中有人徇私枉法所致。
其实，如果我们着眼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几起不能忽视的重大事件，就可以知道，封建统治者敢这样做，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清朝初期，清人入关后立足未稳。这时，一面有郑成功攻占镇江，围困南京；一面有张煌言起义于安徽。二者虽败，但明主朱由榔逃入缅甸，吴三桂等三藩之力镇守南方也很吃力，所以统治者心神不宁。
秀才此时闹事，让其惊恐万分，生怕引起大面积骚乱。而压榨民众，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仅如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维护，少不了这些敢对民众下手的地方官吏。
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在于秀才闹事期间，正好顺治帝驾崩。秀才们不顾这些，而朝廷不能不顾。当然，这一条最后顺理成章地成了秀才们罪过的最好托词。
面对民众的无辜，秀才们挺身而出，敢于担当。然而，秀才们考虑事情往往只能着眼于天理良心、公平正义，着眼于就事论事，甚至连顺治帝驾崩之事也不避讳。
这也就是大多数文人的特点。
而选择时机、选择方法，以至更为深层的谋略，只有极少数文人才可以做到。而这些，通常是政治家们必备的素质。
纯粹的文人与政治家们永远是有距离的，这距离不是文学与政治的距离，而是个性与思维方式的距离。
文/田德邦
田德邦，湖北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起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三十多年来，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时评、历史学术论文等文体作品相继在海內外报刊上发表，作品曾入选《2010年台湾文学年鉴》，出版有散文随笔、时评杂文著作2部，作品近百次获各种奖励。（点击眉头上“人民作家”可任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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