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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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在线
Through An Old ballad
江苏 | 周偉
01
1941年8月的一天，我爷爷和几个伙伴在老于头家的驴棚外嚷嚷着要去打鬼子。老于头家离村口不远，结着盐花的土路在他家门前一拐就扎进了青纱帐。
41年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我爷爷在那节骨眼上去打鬼子，按说应该成为家族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事实上那件事非但没给他本人带来任何荣耀，反而暴露了他的性格缺陷，并从此在每一个家族成员身上烙下印记，抹都抹不掉。
性格缺陷每个人、每个家族都有，但人家没在关键时刻露馅，这才是问题所在。
枪是武工队留下的。武工队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干掉鬼子一个小队。转移到我老家耿圩时，队长和政委做出了分散隐蔽、保存实力的决定。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也促成了我爷爷去打鬼子的行动。
为了不暴露目标，武工队把不便携带的枪支搁在了老于头家，因为老于头是武工队梁队长的舅舅。老于头的孙子于大海把这消息捅了出来，我爷爷他们哥几个立刻兴得上天入地。
还没见枪他们就吵了起来，有的说把鬼子引出来打，有的说就守在暗处，等鬼子出来一个个收拾，接下来又争谁放第一枪。
按说栓子是他们一伙的头，当官的先开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栓子平时用弹弓打鸟没准头，第一枪怎么说也不能由他放。栓子气得嗷嗷的，指着他们鼻子挨个骂。打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一枪打偏了没准得送命，所以大家都不让步。
于大海年龄最小，见他们各说各的，脸都急红了。他说他和武工队在一起呆的时间最长，打鬼子的事听也听会了，再说枪就搁在他家，武工队要是不觉得他会打仗怎么会把枪留给他呢？说着说着他忽然哭了，哇哇的，把我爷爷他们吓了一跳。后来他们每个人都上前亲口答应第一枪不管咋说也由他先放，于大海这才收了眼泪，鼻子还抽抽的。
这就到了发枪的时候。
于大海在驴棚门口回身，要他们保证说话算数。我爷爷他们瞪大眼睛，只顾点头。于大海又强调不准偷看，他们自然再次点头。于大海这才进了驴棚，但他们没一个说话算数的，呼啦一下子全涌到了驴棚门口。
到那时为止，我爷爷只见过打野兔的土枪。许多年后他向我描述怎么装药、怎么捣实、怎么搂火，依然是眉飞色舞，好像手里正端着一把似的。
其实我爷爷家从来没有过土枪，他只是背着粪筐一趟趟跟在打猎的后面，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才看明白的，所以这回他自然挤在了头里。他朝漆黑一团中瞅了半天，终于辨认出于大海的脸。那张脸戗在驴槽上，龇牙咧嘴的。
栓子说：“你掏驴鸟哩？”
“你们挡着光亮哩！”于大海又带上了哭腔。
我爷爷赶紧朝后让，栓子却闪身进去了。他掀起驴槽一拽，“这不出来了？驴日的真笨！”大家一拥而上，驴棚里越发昏暗，再手忙脚乱抬到外面，就在门口扯掉裹着的麦秸。他们都愣住了。
只有一杆枪，还是半截枪托。其余都是枪栓。
多年后我听到这一段，不由对武工队办事之严谨发出赞叹——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还为日后反攻做了准备。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伟大，无须我在此赘言，但我爷爷他们当时就懵了。
“就这个？不中使的！”栓子说。
搁在平时栓子的话就是圣旨，但那天不一样了。战争年代有枪的说了算，况且于大海清楚一旦消息走漏的后果——腚帮肯定被他爹鞋底抽烂，那还是最轻的。“人家武工队都说这些物件日后还管用，就你说不中使！”他叫道，“你能比武工队还行？日天了哩！”
栓子已经窝了一肚子火，冲过去就要教训他。于大海个子不到栓子肩头，此刻却勇敢异常，红着脸指着栓子一字一句道：“我叔是武工队长，你打我你就是小鬼子！”
几十年后，我爷爷嘴里的词已经是一套一套的了。“我咋能看着不管？人民内部矛盾要变民族矛盾了哩！”我奶奶正收拾屋子，使劲磕着笤帚说：“甭提你那丢人的事！大孙子难得来一趟！”
我爷爷顿时满脸通红，嘴巴开合几下，终于什么都没说。看得出来，那件事是他们拌嘴时我奶奶的制胜法宝。那是我头一回见有人对革命历史教育公然抵触，而这个人就是我亲奶奶。我在对家族性格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才想通了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从我爷爷那辈开始，我们家都是女人说了算，这情形至今愈演愈烈。
还是回到1941年8月的那个后晌吧。我爷爷当即拦在栓子和于大海中间，那会子他还不会说他后来对我说的那些话，只是一个劲打圆场。“咱不能没打鬼子自家先干上了。大海你想打鬼子是不是？栓子你想打鬼子是不是？这不结了，还得说打鬼子吔！”
栓子说：“就这些破玩意，我敢说还没有枪子，打个球！”
“谁说没枪子？我有！”于大海嚷嚷着跑进驴棚，一转眼又出来了，“你睁眼瞅瞅，这是啥？!”
他手里果然有三颗金光闪闪的子弹。于大海说子弹是他表叔亲手给他的，后来才知道他撒了谎，他是趁大人说话的工夫从梁队长口袋里偷的。
栓子傻眼了。三颗枪子能干掉三个鬼子，那可是大胜仗哩！半晌他嘿嘿笑了，腆着脸去搂于大海的肩。于大海挣开他：“你说了这枪不中使的，你还不信俺能有枪子，还说啥？柱子，你信不信？不信你也甭跟去了。”
柱子就是我爷爷。我爷爷平素就是栓子的影子。掏鸟窝、粘知了这类的事儿自不必说，栓子去堵徐寡妇家的烟囱、在耿大头家大门正中屙屎等等，都是我爷爷给放的哨。案发后人家找到我家，我太爷爷对我爷爷用尽酷刑。我估计我爷爷那时甚至想到了死，但他就是没说出栓子的名字。
于大海的问题把我爷爷推到了一个两难的位置：在哥们义气和打鬼子之间做出选择。他还在发愣，其他人一拥而上，围着于大海“我信、我信”嚷成一片。我爷爷如梦初醒，大喝一声：“我信——！”
所有的人，包括我爷爷自己都被镇住了。
“柱子，驴日的咱走着瞧！”栓子的声音从半空中飘落，但我爷爷没回头。
他还在自己的余音中浑身颤抖。
02
不过那天鬼子没打成，我爷爷说都是被于大海搅和的。我奶奶插嘴道：“咋都是人家哩？就没你自个的事？”每逢我爷爷讲到眉飞色舞，我奶奶总要插上一句，还到处磕碰出些动静，那光景绝对是到了忍耐的极限。
因为我奶奶就是在那时候看上我爷爷的。
我奶奶娘家就在邻村徐庄。那年她十四，身材已显矮胖。以前人实在，矮胖绝对不是缺陷，不过我奶奶有个疤，从下巴到脖子，是小时候烫的。
我爷爷和我奶奶以前有过冲突，他们不止一次同时看到了路边的新鲜牛粪，我爷爷比我奶奶机灵，在跑动中快速搂动耙子，我奶奶总是只抢到小半。得手后我爷爷立马逃窜，他虽然比我奶奶大一岁，但男孩发育晚，抢牛粪时他还不是我奶奶的对手。我奶奶追不上他，只好跺着脚骂，我爷爷则一面回嘴一面保持安全距离。
这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那年我爷爷的个子一个劲地窜，就跟地里的高粱似的，我老家那儿管这叫“见风长”。眼瞅着我爷爷比自己高出了半个头，我奶奶只好拣僻静的地方打草拾粪。正是闹鬼子的时候，十四岁的姑娘独自在旷野里，我那青春期的奶奶既紧张又寂寥。
高粱地里一阵动响，吓了我奶奶一跳。我爷爷钻出高粱地，见我奶奶紧握粪耙子瞪大了眼，也愣住了。眼前没有新鲜牛粪，况且又是同胞，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爷爷下意识地挺了挺身子，顿时格外裤短袖长。
“柱子你别走！”于大海窜出来，“我连中两发！不信你问！”
我奶奶这才看到另外几个。高粱地当中长着棵苦楝树，苦楝树拔地力，周边空出一圈。树干上此时已是斑斑点点。
“两发算啥？”我爷爷夺过弹弓，“再看我的！”他斜了我奶奶一眼，大大咧咧地拨开高粱进去。
两个来月没和我爷爷抢牛粪，我奶奶忽然发觉他眉宇间窜出一股英气。不知我奶奶的出现是否起了促进了我爷爷的准头，只见苦楝树干上一连绽开四团烟雾，把我奶奶看呆了。
我爷爷把弹弓扔还于大海，“看到没？四中！打鬼子还得我先开枪！”
是我爷爷想出了用弹弓决定谁先开枪的主意。栓子走了一会儿，于大海才觉着心里没底。他们一块玩的时候都是栓子走头里，我爷爷紧随其后，于大海和他们之间还隔着二嘎、大顺、假丫几个。他总是一溜小跑，生怕听漏了栓子和我爷爷说的话。
当领导是需要过程的，于大海的问题是把家底一股脑端了出来，自己先给弄晕了。他憋了好一会儿，不得不问我爷爷到底是把鬼子引出来打还是守着打。
我爷爷是他们当中唯一认得几个字的。他背着粪筐去陪耿大头的孙子读了两年书，直到我太爷爷认定他不是读书的料——于大海他爹跟人挑脚去了外省，大半年托人写了几行字捎回来，我爷爷被全村老少围着，脸都憋红了也没读顺。
老于头、老于头他老伴、大海娘再轮番提问，我爷爷一概不知，连于大海他爹打算啥时回家也说不上来。我太爷爷第二天捉了两条鱼给先生送去，算是退了学。打那以后我爷爷就成天跟在栓子屁股后头，除了栓子霸道这一点外，日子畅快得如同小河淌水。
到底是读过书的，于大海的问题让我爷爷看到了机会。他眼珠转两圈，转出了个用弹弓练准头的主意，还说要凭准头排下开枪的顺序。
“啥？！”于大海叫了起来，“说好了我先打的！”
我爷爷说：“先打可得打准耶！就一把枪三颗枪子，咱可不能轻易打！小鬼子也会放枪，你说是不？”
二嘎、大顺和假丫“是哩”成一片。于大海瘪了，“那这枪……？”
“先放回驴棚去。”我爷爷不假思索，“二嘎、大顺，给包上耶！”
就这样，枪和子弹还是于大海的，我爷爷却有了支配权，还让我奶奶看到了苦楝树干上烟雾绽开的一幕。到他再度跨出高粱地时，我奶奶已然尽释前嫌。
“你……用弹弓去打鬼子？”
“咱有枪！”
“真枪？”
“没有真枪还说啥打鬼子哩？”我爷爷看着她等待下文，我奶奶却忽然侧过脸去，把没疤的那面朝向他。“咋？你不信？”我爷爷又说。
我奶奶还不说话，脸却红了。我爷爷正愣着，二嘎忽然窜到近前，挤眉弄眼地做了个日捣的手势，我奶奶在他们的笑声中拖着粪筐落荒而逃。我爷爷追着二嘎要栽他毛栗子，一直打闹到耿圩和徐庄的分岔路口才回头望了一眼。
高粱一动不动，鬼子的炮楼远远地戳在斜阳里。他忽然为我奶奶担心起来，因为她脸红的样子实在叫人挂心。
他的脚不由自主地朝回挪。他们叫了起来：“柱子，你去高粱地里会疤脸？”
“会你娘！”我爷爷的脸顿时滚烫，“我拉下了东西哩。”
他们笑得嗬嗬的。这些我奶奶都听见了。她就猫在不远处。他们几个叫她“疤脸”，恨得她牙痒，但她不能出来和他们对骂。她那块疤一生气就发红，气极时接近紫色，等于是给人提醒，她以前吃过亏的。
我爷爷前后找了几遍，眼瞅着落日染红了青纱帐，犯起了嘀咕：“咦？人哩？”
我爷爷的举动被我奶奶看得一清二楚。她很想站起来应一声，又怕被其他那几个看见，然后她的脸就开始发热。到我爷爷原地转圈说“人哩、人哩”时，我奶奶的脸已烫得喷火，身子不知怎的就软了，而且憋闷得像是要炸开。
凭着本能她知道要是这会儿出去可能会发生点事，可她最担心的还是那块疤的颜色，所以她就浑身酥软坐在青纱帐里，听着自己的心在嗓子眼里一个劲地扑腾。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有那种感觉，不幸的是，那种感觉她毕生只有过那一次。
天黑后，全村都听到了我太爷爷打我爷爷时的吼叫——我爷爷把拾柴打草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爷爷应付着干嚎了几声，到村口老槐树下站定。他一点都不饿，就是心里有点乱。倒不全是因为我奶奶，更多的是因为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重任在肩。
我爷爷一直记着那晚村口的景象。他说那晚月亮很好，经太阳晒了一天的高粱劈劈啪啪地拔节，浓烈的青味刺的他直想打喷嚏。
听到这番描述，我惊呆了。几十年过去，他怎么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记那么牢？现在我都明白了，那天到晚上为止，我爷爷把握住了所有机会：选择正确、说理雄辩、射击有准头，加上邻村姑娘为他脸红，一生中这样的日子能有几天？所以那天的一切历久如新。
03
“拉大锯呀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第二天头晌，我太奶奶坐在门槛上逗孩子。我小姑奶奶那时三岁，没等太奶奶念完就抢着说“狗屁”，母女俩随即笑得嗬哧嗬哧的。
爷爷进进出出好几趟，眼热地瞅着娘和妹妹，然后将柴草倒在墙根。太奶奶见他满头是汗，让他歇会，还顺手撕了小半块煎饼给他。爷爷木木地接过去，半晌叫了声“娘”，拎着粪筐又出了门。太奶奶以为是太爷爷头晚揍得狠了，眼眶里一下子汪满了泪。
其实我爷爷早忘了头晚挨揍的事。他琢磨怎么打鬼子，不知怎的就想到了死，眼前一幅幅画跟拉洋片似的：
他先开了枪，放哨的鬼子应声倒下……炮楼上立马枪声大作，他没工夫把枪交给于大海，再搂第二下却卡了壳……鬼子的火力愈加猛烈，卡壳的子弹就是退不出来……忽然他浑身一颤……我太爷爷、太奶奶围着他哭，我姑奶奶伸着小手拍他的脸，于大海他们几个手足无措，栓子则咬紧嘴唇……武工队梁队长拨开人群向他走来，人缝中那张熟悉的疤脸一闪……
这些画片越来越清晰，好几次差点把我爷爷的眼泪给催了下来。他只能拼命打草，一头晌打的差不多顶上了平时半个月的。
还没开始战斗就想到了死，我们知道英雄可不是这样的。
我一直有种不太光明的想法：我爷爷那天该找个什么借口，或者干脆趁打草在自己手上划一下。那样一来，我们家族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爷爷当时可能也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停下了，蹲在地上久久地摆弄一棵小草。这决不是一个十五岁农村少年应有的行为。
“柱子，你到底咋说？”栓子忽然冒出来，吓了我爷爷一跳。
“啥？”
“装孬？”栓子叉着腰，“我说打鬼子的事！”
那些关于死的图画顿时无影无踪。
“我不去你们打不成！你信不信？”栓子又说。
其实这正是我爷爷的感觉，但他又不愿就这么轻易服软，吞吞吐吐地说：“可枪和枪子……都是他的哩。”
“啥他的你的？你去跟他说你害怕了，没有我去你打不起来，你看他咋说！”
我爷爷觉得自己被栓子看透，霎时红了脸，随即想起了平日里受的气。栓子见我爷爷不说话，以为已经说动了他，又道：“就凭于大海那样，你说啥他不得听？”
这更提醒了我爷爷权力的滋味。如果栓子去了，他们从去的路上就得开始挨骂，越是办正经事栓子就越容不得人。
“你得自己去说。”我爷爷拿定主意，背起了粪筐。
“嗳、嗳！”栓子傻眼了，“好你个鳖孙，咱走着瞧！”
挣脱了栓子使我爷爷情绪大振，他居然边走边啃起了煎饼！
好心情一直保持到了后晌。他们在村口附近碰了头，我爷爷让二嘎去帮于大海把枪偷出来。
大顺和假丫争着要去，似乎这和放第三枪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我爷爷说咱现在就算是武工队的人了，武工队就得听命令。现在他命令二嘎去，命令大顺和假丫在高粱地里等，不听命令的现在回家。他们被他的架势唬得闭紧了嘴。
于大海没让二嘎动手，自己把枪抱得紧紧的回来了，交给我爷爷前叮嘱道：“你一打过可得立马给我，不然小鬼子就开枪了哩。”一句话把那些与死有关的图画勾了出来，在我爷爷眼前晃成一片。于大海还说了些什么，我爷爷都没听见。许久，他才发觉他们都盯着他。
“咱……走？”
我爷爷嗓眼紧得说不出话，只能点头。他猛地站起来，拽着那条残缺的“三八大盖”一头栽进青纱帐深处。
高粱叶子惊雷般地砸在脸上，我爷爷下意识地举起一只胳膊，但那一幅幅画却挥之不去，搅得他高一脚低一脚浑浑噩噩。走到地头的时候，他已整个改变了颜色——脸上、手上高粱叶子划的红道道层层叠叠。
于大海这会儿才追上来，“柱子，你把枪拖在地上了哩，我喊你一路！”
我爷爷还没回答就扑倒了，他们几个乱成一团：“柱子、柱子！你咋啦？”我爷爷朝天指了指，他们抬头一看，妈呀！鬼子的炮楼就龇在高粱梢头！当下他们全趴下了。
半晌大顺嘀咕道：“快打，这地方不能呆长。”显然，他没有争打第三枪的意思了。
我爷爷趴在地上伸出了手，他们在目瞪口呆之中都听到了那只手咔咔作响。“枪子……”我爷爷终于说。这是他从出发以来说的第一句话。于大海赶紧掏口袋，掏来掏去只掏出两颗子弹。“那颗上膛了哩！”他带着哭腔说。
我爷爷猛拉枪栓，但使劲太大，砸在自己的鼻子上，顿时泪流满面。这时他们之中如果有人把枪接过去，我爷爷是绝不会阻拦的，但二嘎和大顺都吓坏了，只有于大海还在嘟囔：“你快打耶！打完就该我了。”
我爷爷站了起来，浑身颤抖如筛糠。“三八大盖”和弹弓不是一回事，何况还少了半截枪托。膏药旗、鬼子岗哨和高粱梢子一起来回晃，我爷爷怎么都没法让它们定住。“柱子，你搂耶！”于大海的声音传来，像一只蚊子飞过，我爷爷却缩了下来。
“咋啦？”
“鬼子转过来了哩！”
高粱地里一阵动响，他们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栓子就窜了过来，一把夺过我爷爷的枪。“还等到啥时候你？！”他说着举枪就瞄。
我爷爷说：“嗳、嗳！”
“叭勾——”
我爷爷浑身一颤，耳朵里嗡嗡一片。只见栓子缩回来，朝于大海伸手。我爷爷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就在这时鬼子开枪了，铺天盖地，没有丝毫空隙。高粱梢子猛地跳到半空，然后像鹅毛一样缓缓飘落。
“快跑！”栓子大叫一声，他们七手八脚跟了上去。我爷爷蹬了几下，却站不起来了。身边的高粱一截截矮下来，天空飞速扩张。一股热流忽然顺着他的大腿根漾开。
“你等着吃枪子？！”栓子大叫着又冒了出来，拎着我爷爷跑了几步，然后给了他一大嘴巴，“咋啦你？！跑耶！”我爷爷这才找到自己的腿。
跑到土路，鬼子的枪声还跟炒豆似的，但已隔着青纱帐。他们都累趴了。假丫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栓子，你到底打中没？”
栓子也不回答，对着青纱帐掏出了小鸡。其他几人受了传染，纷纷起身。一时间，凌乱的枪声中夹进了尿的轰鸣，秋燥的土地上尘土阵阵。
“柱子，你不尿？”栓子把小鸡抖回裤裆，随即瞪大了眼，“你尿裤子了？！”
他们全都扭头，我爷爷跨下深色一片。他的脸已经涨成猪肝色。
他们这才看到我奶奶张着嘴坐在地上。
04
打鬼子的经过就是如此。我爷爷当时并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琢磨再见面时怎么向“疤脸”解释尿裤子的事，但村子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关门闭户或者扯着嗓子喊人。见他们几个拿着枪回来，老于头吓得半晌说不出话。要不是装扮成货郎的梁队长及时赶到，那天真不知会闹成啥样。
到底是武工队的。梁队长听到枪声，立刻想起了留在他舅舅家的枪。他一到，站在驴棚门口就把敌情给分析了：
他们前几天刚被教训过，现在又有人放冷枪，肯定不敢贸然出动，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枪处理掉。对于我爷爷他们几个，梁队长要他们别让更多人知道打鬼子的事。他没收了于大海的两颗子弹，叫他以后不准掏大人口袋，然后拧着栓子的腮帮子说他是块材料，等个子再长高一点就跟武工队走。面对我爷爷时，梁队长憋住了说：“想打鬼子是好事，可不一定人人都能打。”随即扑哧笑喷了。
天刚擦黑，我爷爷他们几个就把枪埋到了苦楝树下，因为那里土地板结，没人耕种。事先老于头让老伴在枪和枪栓上都抹了油，可是到大反攻的时候起出来，还是都锈了。打鬼子这件事最终只给我爷爷留下了一条有实际意义的经验：花生油不防锈。
天黑透之后，其他几个在家里都挨了揍。二嘎、大顺、假丫都是被破布堵着嘴揍的，于大海没被堵嘴，不过他没叫，因为心理准备最充分。栓子他爹只揍了他一下就拎着鞋底愣在那里，不知该不该再对日后的武工队员下手。
只有我爷爷没挨揍，他缩在炕角等我太爷爷扑上来，我太爷爷却一个劲地甩手、叹气，很晚了才大喝一声：“去把裤子脱下洗了耶！骚死人哩！”
当他们几个再度聚在一起时，栓子自然又成了头。梁队长的告诫只管了两天半，第三天他们就开始取笑我爷爷了。
最初是“尿裤子”或者“尿裤裆”，到高粱成熟的时候干脆只剩下“裤裆”二字。大人们起先还笑，后来都随孩子叫顺了嘴。我爷爷争辩了一阵子，但他怎么和全村人一一计较呢？于是他也开始找僻静的地方拾柴打草了。
别以为僻静的地方成就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私情，事情不是那样的。我爷爷最初的确抱着侥幸心理在旷野里四下张望，一见到那矮胖的身影就赶紧凑过去。“你……弄啥哩？”
我奶奶不回答，握紧粪耙斜视他。
“噢，你打草。”
我奶奶还是不说话。
“……我也打草。”我爷爷又说。
直到我奶奶白他一眼后扬长而去，我爷爷才觉得不对劲。
我奶奶在他们打鬼子的当天就变了心。头天英气勃发的小伙子一下子就裤裆颜色深深的坐在地上面无人色，她实在无法接受那样的事实。她不知自己是怎么到家的，枪声还在断断续续，她却没有害怕，只觉得手脚冰凉。
晚上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直到后半夜才做出决定：以后不理睬柱子了，而且再遇到牛粪就一定和他抢，哪怕用粪耙子砍。打定主意后，她还恨恨到天色微明。
现在看来，凑上去搭话时旁边没有牛粪是我爷爷万幸，否则他没准会为我奶奶装筐，而她肯定会误解，当下狠狠地砸过去，决不留情。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事，结果会非常简单——根本不存在我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可能。
两次遭冷遇后，我爷爷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开始躲着我奶奶了。
大反攻开始后，栓子果然第一个被武工队带走，二嘎和大顺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就连于大海也在抗战接近胜利时穿上了军装，只有假丫因为说话、走路都女里女气的，部队没肯要。
我爷爷找过梁队长，梁队长使劲憋住笑说：“打仗的事嘛，打的快跑的也得快，要是有人拖累，其他同志就要牺牲哩！”八路军招兵的时候，我爷爷也去了，但梁队长每次都在。我爷爷一见他就怯场，围着人群转来转去，到人家收摊了也没把名报上。
就这样，我爷爷，耿圩第一个端枪朝鬼子瞄准的人，竟和女里女气的假丫一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错过了！
他和村里的老弱病残一道伺候庄稼，直到抗战胜利。
05
05
抗战胜利那年，我奶奶十八，还从来没人上门提过亲。战争年代男人金贵，何况她还有块疤。她爹娘原想等打完仗再说，岂知抗战结束情况更糟。回来的人不多，还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比如说大顺就丢了条胳膊在太原那一带。
更要命的是仗把人心打乱了，大家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能还要打，缺胳膊少腿的立马成了抢手货。仍以大顺为例，大顺娘哭天喊地了好几天，哭得全村人心里发毛，忽然就没了动静。
乡亲们担心出事，赶紧前去打探。只见她正喜滋滋地为大顺准备婚事，媳妇还是徐庄最俊俏的一个，以前十里八乡的媒婆赶场似的朝她家跑。
我奶奶她爹娘坐不住了，因为我奶奶是老大，她下面还有一串，耽搁一个就是耽误一窝。他们到处托人，连五十多岁的大烟鬼也在候选之列。
我奶奶当然不愿意，哭喊着和她娘吵。她娘急了：“不是没人来给你提亲吗？你妹咋办？她们也不小了哩！”
我奶奶眼睛肿得胡桃似的在旷野里转了两天，猛然想起了我爷爷。回家对她爹娘一说，他们都愣住了，“谁？就是那个……叫‘裤裆’的？！”
他们面面相觑，心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要个好胳膊好腿的？我奶奶猜到了爹娘的心思，一口咬定只要请徐三娘走一趟，不行的话她鸡狗都嫁，全当爹娘没养她这个人！
徐三娘既是神婆又是媒婆，春夏季以跳神为主，秋收后则专事撮合。据说每年在乍暖还寒的某一天，在某个人多的场合，她会忽然倒地，口吐白沫，随即以在场者中某位已经故去的亲属嗓音、语调说话，即便死者生前是外地口音也分毫不差，令在场者无不战战兢兢。
她以这种方式完成从媒婆到神婆的转换，但我却无从知道她是如何从神婆变回媒婆的。我追踪调查了几次，一提到她，老人们立刻夸她媒说的好，话题从东岔到西，尽是些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结亲的人家被她撮合成功的例子，调查根本没法进行。
老人们所说的其实可以归纳为一点：徐三娘有本事让双方都觉得是自己占了大便宜。因此她要价贵，一般二亩三分田的人家怎敢惊动她？
但我奶奶从小就倔，她爹娘知道拗不过她，只好提着厚礼去见徐三娘，还臊得跟啥似的。以徐三娘这般见多识广，听他们说了之后还是愣得半天没合上嘴，我奶奶她爹只好红着脸允诺再增加一只鸡。
他们三人在徐三娘家堂屋里磨磨叽叽，难以启齿。我奶奶却在邻居家打听办喜事时该怎么穿戴，弄得全村人都知道她要出嫁了。
到那时为止，我奶奶和我爷爷已有几年没说过话了。我爷爷的弟弟妹妹早接手了他打草拾柴的活，不过我奶奶并不缺乏观察他的机会。每回她打田边经过都能感觉到他紧随的目光，而且他和小媳妇们大着嗓门说话，她也听得清清楚楚。
“‘裤裆’，你咋恁快就干完了哩？又没媳妇等你！”
“‘裤裆’，你要撒尿？没事！反正裤裆兜着，你就尿呗！”
我爷爷赶紧背向我奶奶，憋足劲喝道：“胡吣！你男人才去几天你就啥都敢说？”
“就凭你？你那话我当着我男人的面都敢摸，最多就是把个尿，出不了其他事！”
小媳妇们笑趴一片。
我奶奶就凭这些断定我爷爷还没着落。虽然她没朝远处想，但听着他被小媳妇们嘲弄，她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被爹娘用五十多岁的大烟鬼一逼，她才横下了心。真正要追究起来，这还是打鬼子牵下的姻缘。
再说徐三娘，她一摇三晃地来到我家，叫我太爷爷、太奶奶好一阵忙乱。我爷爷家面临的问题也一样，几个孩子都到了年龄，当间总得留下喘口气的工夫。
徐三娘不急于说出对方是谁，而是捧着大碗，趁小口小口喝水的工夫把我家的境况揣摩透了，然后猛地把碗朝桌上一拍，斩钉截铁地说出我奶奶的名字。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我太爷爷、太奶奶当时的态度了，我爷爷后来提到这事时也总是语焉不详。他只记得那天回到家，一进门就发觉爹娘有点不对劲，我太奶奶赶忙舀了半瓢水，我爷爷就着水缸咕咚咕咚灌了一气，抬头一看，他们还是那么诚惶诚恐。
“咋啦？”
我太奶奶一个劲地推我太爷爷，而我太爷爷则一个劲地朝后挣。最后还是我太奶奶憋不住了，“徐三娘……给提亲来了。”
我爷爷脸一红，“谁家的？”
我太奶奶犹豫了好一会儿。“就是徐庄……脸上……有疤的。”
水瓢掉在缸里，溅了我爷爷一身。爹娘还等他发话，他却神情恍惚地蹭到门外，眯眼瞅着夕阳一动不动。
没人知道那一刻在他头脑里掠过的是什么画面，因为连他自己也懵了。我却总联想起1941年他们用弹弓练准头的那个下午，他对着满目夕阳嘀咕“人哩、人哩”的情景。他万念俱灰了那么多年，忽然间再度面对夕阳并且浑身温暖，回想起初恋时光是最合理的推断。
我太奶奶说：“按说是有点憋屈你了，可咱家……”
我爷爷瞪着爹娘，像是不认识一样。我太爷爷急了，“咋想的你说个话耶！”
“说啥？”我爷爷一惊。
“你要是不愿意就直说，别误人家的事！”
半晌我爷爷说：“我没说不哩。”
前面已经提过，对这桩婚事不感到意外的只有我奶奶一人。大家纷纷议论，有闺女待嫁的人家更是追悔莫及，我奶奶却说：“那有啥？要不是打仗……”她没把话说完，让耿圩和徐庄的男女老幼猜测了一秋一冬，直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
他们是过年的时候办的事，去打仗的人回来了不少。因为打仗的人分属于国共两个阵营，可乡里乡亲的不便在过年的时候撕破脸，所以大家都避开政治问题而专心找乐子。
属于革命阵营的那天大多聚在了我家，以栓子为首的一伙吵闹着把我爷爷、我奶奶推进洞房。门刚关上我爷爷就忙成一团，我奶奶推他、掐他、指着外面努嘴，我爷爷哪里肯依，刚毅无比，勇往直前。我奶奶疼得大叫“噢”，我爷爷已是覆水难收。
外面有人刚要笑，栓子赶紧把手指竖在嘴上。只听见我奶奶带着哭腔说：“打鬼子你咋没有这劲头耶？！”
轰的一声巨响，门外笑趴了好几个。栓子倒在地上，两脚朝夜空乱踹。“噢呵呵……她拿那事和打鬼子比……啊哈哈……‘裤裆’拿她当了鬼子……”
我爷爷手忙脚乱地朝裤子里蹬，不住地说“呸、呸”，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奶奶掩着衣服半晌动弹不得。她刚遭受了心灵和肉体的双重伤害，门外的哄笑简直就像是把她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那是我奶奶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就在新婚之夜。从此她再也没心旌摇荡、情乱神迷过，失望几乎伴随了她一生。
偏偏我奶奶的肚子很快就显了，我爷爷是何时让她坐的胎又成了国共两党停战期间最热门的话题，有人甚至为此打赌，并向我爷爷求证。我爷爷跟人打哈哈，我奶奶则臊得没脸见人。
更糟的是九个半月后我父亲哇哇坠地，证明了我爷爷的“准头”。作为对比，打鬼子的事被大家嘻嘻哈哈地一再提起。我爷爷在外面只能忍着，回家后不免埋怨我奶奶。
我奶奶又怎肯相让？于是从结婚到我父亲出生，他们之间的冷战关系就确立了，所以他们总共只生了三个孩子，还都是在我奶奶25岁之前生的。
第二年初夏的某个头晌，我奶奶第一次坐在门槛上带我父亲“拉大锯”，我爷爷正要出门，一下子愣在了院子当间。时隔数年，与打鬼子有关的一切伴着“拉大锯”扑面而来。
我爷爷最终啥也没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06
05
“拉大锯”的歌谣绕着我老家的三间草屋不间断地唱了十来年，先是为我父亲，再是为我叔叔，最后是为我姑姑。生理缺陷加上广为流传的笑话，使我奶奶宁愿带着孩子在自家门口玩。
最初乡亲们还问我爷爷：你媳妇咋不来干活？后来就笑话他除了那方面行，其他啥都不中。他们的话加深了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矛盾，却导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拉大锯”被我奶奶唱得日臻完善，炉火纯青。
我第一次回老家时，我奶奶年过六旬，那块疤已经被岁月漂洗得不甚分明。我一到，他们就让全村的人都来看“大孙子”。乡亲们来了，我爷爷和我奶奶抢着夸我，把许多我这辈子都实践不了的优点朝我头上扣。我插不上嘴，只好腆着脸笑。
我奶奶为了让邻居家的年轻媳妇仔细端详我，把她的孩子接了过去。就在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啧啧咂嘴之际，“拉大锯”的歌谣腾空而起。刹那间四野无声，乡亲们都转身看我奶奶，带着敬佩的笑。我惊讶地发现远处的庄稼也随着节奏摇晃，那绝不是一般妇女哄孩子所能达到的境界。
我父亲对“拉大锯”则有另一种看法。因为我奶奶唱到那一步是需要过程的，他摊到的是练习部分，轮到我叔叔时开始有了点意思，然后她才声音洪亮、起伏有致，但那基本上都落在了我姑姑身上。
也许正因为我奶奶唱得太好，所以我父亲绕着我奶奶前后乱窜了好几年。眼见得坐在娘腿上拉大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才开始偷跑出去玩。
被三个孩子缠了那么些年，我奶奶一时大意也在所难免。我父亲只出去疯了两趟，回来就舔着鼻涕问我奶奶：“娘，人咋管俺爹叫‘裤裆’哩？”
话音没落他就被一巴掌扇在脸上。“哪儿听来的浑帐话你也敢学？！”我奶奶叫得声音都失了真。我姑姑和我叔叔当即吓哭了。我父亲捂着脸，眼睁睁看着母亲揽着弟弟、妹妹啜泣道：“看我嫁了个啥人家哟！”
那一巴掌使我父亲明白了“裤裆”一词是我们家的禁忌，从此他就没怎么出去和其他小孩玩了，而“拉大锯”的声音却越来越响，渐渐令人心烦，后来简直就是遭罪。
我父亲十一岁那年乡里建了小学。读书在当时并不被看好，大家都想让孩子参军。
参军的好处一言难尽，就拿当年和我爷爷一起去打鬼子的那几个人来说：
大顺在解放后享受伤残军人的待遇；
栓子在部队干到连长，要不是在一次训练中扭伤了腰，他决不会转业回地方，就那样他还当了县人武部副部长，娶了在供销社工作的家属；
于大海后来转成了志愿军，复员后在乡政府做事；
二嘎更了不得，随大军南下后就留在南边，听说当了大官，连他爹娘去见他门口都有人站岗。
参军的好处那么多，要求却简单，只要出身好、身体好就行。我们老家早先有人为国民党打过仗，临解放时都起义投诚了，而且那时候的人活着就没什么大病，所以人人都觉得自家孩子符合参军条件。
学校建起来了没人报名，乡里的干部急得到处拉人，我奶奶带着三个孩子在家门口被逮了个正着。乡干部拽住我父亲他们不松手，一口咬定他们三个都是开始读书的最佳年龄，说着就要把名字朝本子上登。我奶奶拼命阻拦，乡干部哪肯罢休，硬要让他们到学校去见识见识。
在学校新建的几间土坯房里，乡干部和年轻的教师轮番做我奶奶的思想工作，让我父亲他们三个在门口扔沙袋玩。此前他们只会“拉大锯”，根本不知道用个小布袋装上沙子就可以扔来扔去，砸在身上都不疼，于是尽情地笑啊、跑啊，为干部和教师说服我奶奶增加了论据。
更关键的是我奶奶从没见过知识分子和蔼可亲的模样，她几乎没敢说话，眼睁睁地看着年轻教师把耿大刚、耿大明的名字写上了。我姑姑当时没有大名，还是教师给她取了耿小凡的名字。
“啥？！三个都上？”我爷爷一听这话就叫了起来，“大刚该帮家里干活了，妞妞上学管啥用？要上只能上小二一个！”
“名都登上了哩。”我奶奶和我爷爷在其他事情上向来不通气，惟独让我父亲参军是他们商量过的。她有点理亏。
“登上了？恁大的事你也敢自己做主？你跟谁说的？”我爷爷挥着胳膊喊，“这个家没有我了哩！”
门外有人探头探脑，被我奶奶瞥见。她忽然提高了嗓门：“你朝我嚷嚷啥？有本事跟公家人嚷嚷去！”
“你以为我不敢？”我爷爷捋着袖子出门，经过邻居身边时又撂下一句：“还反了哩你！”
这些年来我爷爷一直憋着口气，此刻有邻居观战，他决计把面子挣回来。新仇旧恨鼓捣得他步履匆匆，气势如虹。
问题是耿圩离乡里有十来里地，走出三里路我爷爷的肚子开始叫唤了，走到六、七里时已是叽哩咕噜连成一片。毕竟他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仇恨挡不住饥渴，正如精神无法战胜物质一样。
等他到了乡里，天已黑透，街上根本见不着人，而且那时的人平时不点灯，我爷爷只好在黑暗中从这头转到那头，几圈下来也没见学校的影子，离家时的怒气已成强弩之末。有个老汉听见狗咬起身，为我爷爷指明了学校的方位。
到了那会儿我爷爷也不指望能找到管事的人了，只想认个门第二天再来。他拖着脚步来到土坯房门前，刚想喘口气，只听得一阵清脆的算盘声从漆黑中涌出来，行云流水，毫无间隙，当下唬得我爷爷动弹不得。
算盘是学校老师打的。老师姓邵，那年十八，家里在县城开布庄。眼见得社会主义改造越来越近，他爹想出了让儿子主动要求去乡村教书的主意。小邵依计而行，用大字写了请战书糊在政府门上，把县城搅了个沸沸扬扬。
我们乡离县城远，他独自在学校住。他爹关照他闲着没事就练练算盘，万一教书不行回去还能接手。小邵虽然不愿那样，但来了好些天，学生只招了几个，先前的风风火火变成了此刻的冷冷清清，晚上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乡里给的灯油有限，他只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土坯房里拿算盘排遣心中的郁闷。
前面说过，我爷爷是读过两年书的。那时候先生也教过珠算，但乡下穷秀才的算盘怎能打到布庄少东家的地步？我爷爷以为是什么天籁之音，鬼使神差地想上前探个究竟，谁知一脚踩空，大叫一声栽倒在操场边的排水沟里。
我爷爷和小邵的初次见面绝对毛骨悚然。他们同时朝对方黑黢黢的身影大叫：“谁？！” 那是我爷爷一生中第二次站不起来，万幸这回他没尿裤子，直到小邵掌了灯靠近时，他还不能说话只能喊叫。
见一个汉子被吓成那样，小邵踏实了，拉我爷爷进了屋。问明原委后，小邵烧了水让我爷爷就干粮吃。小邵和武工队梁队长完全不是一种风格，我爷爷受宠若惊，斗胆要求“邵先生”打几下算盘给他看，算是真正开了眼。结果是他主动放弃了退学要求，根本没用小邵拒绝。他也没好意思多吃小邵的干粮，只是一个劲地喝水，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一共撒了四泡尿。
在家里，我奶奶为我爷爷出门时撂下的话气了好一阵子，可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就沉不住气了，以为他闹事被公家人抓了起来。当我爷爷终于回来，我奶奶赶紧点上灯，“你……咋恁晚？”
“去学校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去到这会？”
“咋了？”
“那事……咋说？”
我爷爷没吭声，上炕后见我奶奶还瞪着他，自己欠身把灯吹了。“点它弄啥，怪费油的？”然后他在黑暗中嘟哝道，“那小先生算盘打得真好。”我奶奶憋了半宿，早上起来再问，我爷爷还是“小先生算盘打得真好”那句话。
我奶奶气也不是高兴也不是，只好扯着嗓门“拉大锯”。那天她的“拉大锯”虽然洪亮，却断断续续，我姑姑、我叔叔都没玩透，因为每逢有人经过她都停下来大声说：“咱家三个都去上学了哩，一个不拉！妞妞也有大名了，叫耿小凡！”
乡亲们议论纷纷：“裤裆”要反“疤脸”，这事难了。
“啥耶？成天‘拉大锯’也不中，上学还能捎带拾个粪啥的。到岁数就送大刚参军，我说定了的！”我爷爷拍着胸脯说。
07
学校在开学之前一共抓到了十一个学生。我们家除数量外，还占着其他几个第一：我父亲在其中年龄最大，个子也最高；我姑姑年龄最小，而且是唯一的女生。
父亲最喜欢说他小时候上学的事，所以我对那段往事较熟。不过，他的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很值得推敲。
比如，他说那是一间狭长的教室，我叔叔和我姑姑坐第一排，他坐最后。他旁边的墙上有一个三角形的窗洞，他读书、写字的光线全来自它，而那个窗洞一到天冷就得堵上。
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他为了强调教室后面光线之暗，不止一次说以前的冬天比现在的要长得多。我没懂事母亲就为此和他争，直到我上中学后，母亲还把他叫过来，敲着我的地理课本说：“你仔细看看，地球转到这儿就是冬天，年年如此！现在的一年不还是三百六十五天吗？真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跟我争了半辈子！”
还有一件事也不可信。他说他打小学习就好，甚至把他小时候的作业本保留着，不时拿出来激励我。那上面写错的字、算错的题比比皆是，事实上还不如我的，可老师总给他打“很好”或“好”。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班里的其他学生更糟，包括我叔叔、我姑姑在内。
我觉得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我父亲学得很苦。一家有三人在一个班里，他是老大，吃亏的自然是他。最初我奶奶怕我姑姑累着，让我父亲每天背她一段。我姑姑就此养成了懒惰的习性，走不多远就叫累，我父亲要是让她再坚持一会儿她就威胁“回家对俺娘说”。
可怜我父亲当年只有十一岁，自己走十来里路已属不易，何况背上还得驮个人？到我姑姑年龄稍长，每天沿路打草拾粪又成了我父亲的硬任务。我叔叔和我姑姑放学后直接回家，我父亲则背着粪筐在野地里乱转，往往是天擦黑了才到家，不得不在门口赶写作业。我奶奶有时会说“回头点了灯写”，我爷爷赶紧发话：“就那几个字，写完就中，还耽误到啥时候？”
我爷爷在孩子读书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偏心，因为他憋足了劲要让孩子的未来符合自己的安排。
对我叔叔，他隔三岔五就问：“写字写完没？先生说没说好？”他甚至破费为我叔叔买了个算盘，“你要是能把算盘打到你邵老师那样，将来指定能当生产队会计，不比下田干活强？”
而我父亲明明到了看东西眯眼的地步，我爷爷却还计较他骺背。“当兵的得站直了！你成天虾个腰，部队能要你？”
我爷爷的话没错，我从记事起就觉得父亲骺背。那时他是物资回收公司（即废品收购站）的出纳，蜷缩在大大小小的磅秤和骨头的腐臭中间——回收骨头是他们最大的业务，眼镜滑落到鼻翼上。我估计来卖废品的人头脑里会涌出“账房先生”、“高利贷”甚至“废物利用”等词，但绝不会联想到军队或任何与军队有关的事物。
还是接着说算盘吧。算盘被我叔叔金贵了没三天，终于在放学的时候塞到了我父亲手里，眨眼工夫我叔叔已不见了踪影。此后背算盘回家就成了我父亲的事，他没把这事向我爷爷、奶奶告状，却一路拨弄，没过多少日子就把手指头练得透熟。
我奶奶起初对上学的事不太过问，因为她不识字，但她渐渐认得了小邵在我父亲的本子上写的“好”字。她质问我叔叔：“你哥有‘好’，你咋没有？”我叔叔挤着眼睛要哭，我爷爷却在一旁轻描淡写地说：“下次写好了，听到没？”
有一次我叔叔作业根本没做，我奶奶对他发狠，而我爷爷则把我父亲揍了一顿，理由是：“在一个班里上课，你这个哥是咋当的？”那天我奶奶实在看不下去了，提出谁上学好谁就该当会计、谁腰板直谁就该去当兵。我爷爷见自己的地位在孩子面前受到威胁，拍着桌子吼道：“我说定了的！谁想改？下辈子跟别人改去！”
08
父亲在读小学五年级时到了参军的年龄。生日那天我爷爷就拽他上了公社，把他推到于大海面前。“叫于叔。”
“于叔。”
“哟，”于大海愣了好一会儿，“大刚，恁高了？今天咋得空来？”
我爷爷不回答他的问题：“他是你看着长大的，你就说他咋样吧。”
“啥咋样……柱子？”当着我父亲的面，于大海没管我爷爷叫“裤裆”。
“我们是一道玩大的，还一起打过鬼子，你看看你们、你看看你自个……”我爷爷朝办公室的各个方位乱指一通，挣红了脸，“今年征兵哪怕征一个，也得是他！”
“你……就为说这个？”
“我来找你还能有啥事？你给个痛快话！”
于大海半天没反应，我爷爷瞪大了眼睛：“你真能不叫他参军？”
我估计自从当上公家人后，于大海还没遇到过这样跟他提要求的。后来他搂着我爷爷的肩膀叫“柱子哥”，还回忆了打鬼子的“光辉历史”，绕了半天才说参军的事部队说了算，由不得地方。我爷爷坚持“摇头不算点头算”，于大海只好答应尽力帮忙。
我爷爷没进门就嚷嚷开了：“看到没？我说过了的！小二、妞妞，听你哥学学你大海叔是咋说的！”
我奶奶自然高兴，那晚的糊糊打得特别稠，可我爷爷还是拿了煎饼撕给孩子们，对我奶奶吃惊的样子不予理睬。他一手端碗，一手握煎饼，满面红光地对我父亲说：“你上学也别太使劲了，临走还不该帮家里多干点活？”
我奶奶把碗一放，犹豫了一下却什么都没说。她一下子失去了发言权，从那天晚上到征兵结束，每回做晚饭她都犯难，不时从锅屋里探头打量，然后叹息着又往锅里撒半把棒子面。
我父亲体检没通过。问题很清楚，当时农村里没有保护视力的概念，我爷爷、我奶奶知道他眯眼看东西，却不知道那是近视，而小邵甚至连学生座位要经常调换的道理也不懂，硬是让我父亲一直坐在教室最后。据我父亲回忆，他从三年级起就不是班里最高的了。
我爷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拽着我父亲到公社论理。于大海解释得口干舌燥，只好让他们去县里找栓子。征兵时节栓子是全县最忙的人，生生被我爷爷磨了两天，终于动怒。我父亲听他当面数落我爷爷鬼子没打成却尿了裤子的事，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到家，又捧上了能照见人影的糊糊，我爷爷蹙眉道：“就这个？我到处找人，走了多少路哩！”
“那是你自找！我说多少回给他点个灯写字，你哪回依了？”
“这事能怨我？”我爷爷毛了，“是你让他上学的！”
“你自个也去过学校，回来咋说？你说先生算盘打得好！我说小二读书不如他哥，你还说你都定好了的！他参不了军也没啥，还是那句话：谁上学好谁就当会计、谁腰板直谁就去当兵！”我奶奶说着放下碗，摆出一付不准备再吃的架势。
我爷爷呛了一大口，我奶奶趁他咳嗽的工夫径自点上了灯，叫我父亲把作业补上。我叔叔和我姑姑见情况不妙，赶紧围上炕桌。我爷爷咳了好一阵子，然后坐在阴影里一动不动，粗重的喘息表明他已是忍无可忍。
我父亲那会儿心里直发毛，参军没了指望，父母亲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大吵，而自己还有一堆功课得赶。他拽过算盘，劈里啪啦打将起来。那是他第一次在家里拨弄算盘，他们全愣住了。我爷爷猛地站起来：“小二，是你打的？”
“是俺哥……”
我爷爷一个箭步冲到炕前，两眼不停地眨，忽然对我叔叔吼道：“你咋打不到你哥这样哩？！”我叔叔当即吓哭了，但没人理他，大家都盯着我父亲的手指，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好一会儿，我爷爷摇了摇头：“还是跟不上你邵先生打的。”
“那自然，”我奶奶抢过话头，“他是头一回哩。”
我爷爷僵在那里，我父亲以为这下他要爆发了，谁知他竟蹭蹭回到饭桌旁，一仰脖子把碗里的糊糊全灌了下去。
我是在参加高考的时候知道了这事。我父母亲为坦克吵得不可开交，因为我成绩一般，班主任建议我报坦克学院。父亲认为老师说的不会错，母亲则尖着嗓子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去开坦克？你干脆让他去开手扶拖拉机好了，农民就是农民！”
事后父亲在我小房间里坐了半天，我等他拍板。他却长叹一声，说真后悔当年没当成兵，然后断断续续对我说了那天发生在老家的事。我一下子同情他起来——看到父亲得不到应有的地位，长子心里最不好受。
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我奶奶比我爷爷疼他，而他却对爷爷的话铭心刻骨。现在看来，我爷爷仰着脖子灌糊糊在我父亲心里意味着很多东西，否则他不会把一个动作记那么牢。
父亲没参成军，对我们家的影响的确深远。首先是晚上经常点灯了，而这又导致了完小毕业时父亲的功课比其他人好出一大截。他被推荐上了县中，后来又保送到省城读会计学校。
第一年暑假回家他就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带回了牙具和脸盆。
每天早上门口都围着一群人看他拿小刷子朝嘴里“揣”。直到他仰俯几度，将嘴里的白沫吐尽，他们才拖着农具离去，意犹未尽。
脸盆的用法更绝，我父亲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一种灭蚊方法：用肥皂蘸水涂抹脸盆，趁湿在蚊群中挥动，蚊子就粘在了脸盆上。黄昏来临，蚊子在门口飞成黑压压的一团，父亲朝脸盆上打肥皂的工夫外面就围满了人。在他们欢呼声中，父亲冲进蚊群，舞动脸盆上下扑腾。不一会儿他们就叫：“黑了、盆黑了！再弄一盆新的！”如是再三，直到天完全黑透。
这些新鲜玩意甚至招来了几拨提亲的人，我爷爷乐得合不拢嘴，每回都要留人家吃饭，我奶奶却半天不下厨，硬是把大家的表情都给晾尴尬了。人家刚出门我爷爷就压着嗓子吼：“人家大老远的跑来，有你这样待客的？”
“啥客？谁请的？”
“人家是来提亲的！”
“说的！我儿子赶明儿是公家人，能要他们给提？”
“啥？！照你说他就不回来了？”
“他回来是把孙子带来给俺看，不是搁这儿过日子！”
“嘿！你还记得自个儿姓啥？他爹他妈都是农村的，你能把他指派到哪儿去？”我爷爷终于放开了嗓门。
事后，我奶奶在锅屋里瞪着灶塘里的火苗出神。我父亲他们几个怕她出事，轮流到锅屋门口探头探脑。我奶奶忽然叫住我父亲，让他仔细朝灶塘里瞧，说着又续进一把柴。她说她没去过城市，但城市跟灶塘应该是一个理，什么递进去都得烧，烧出来的灰都一样。“看到没？你在城里你就是城里人！”
我父亲瞅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等他们闻到糊味，馍已经烤焦了半截。看着我奶奶心疼样子，父亲手足无措。
“唉，馍和柴草也是一个理哩。”我奶奶摔打着邦硬的馍说。
父亲目瞪口呆。他忽然发觉我奶奶有些异样：这回她脸上的疤没红！
三十年后农民大举进城，收破烂这行当成了很多农村人立足城市的首选。他们给的价高，还上门服务，物资回收公司被冲击得奄奄一息。
职工们聚在一起长吁短叹，父亲忽然想起我奶奶那天在锅屋里说的话。他再度目瞪口呆，刹那间明白了为什么一锅馍都焦了而我奶奶居然面不改色。
09
09
我奶奶的话道出了我父亲面临的问题。会计学校大多是城里学生，我父亲除了珠算之外别无强项。他个子矮，衣服不常换，而且只有一双鞋。就说在家乡引起围观的刷牙吧，在城里则被同学们耻笑，因为刷毛掉光了。“你们家怎么还不寄猪鬃来（那时牙刷是用猪鬃做的）？你直接抓着猪鬃刷也比这个强呀！”
至于脸盆扑蚊子的事，我父亲在城里统共只舞过一次，扑到三个蚊子，笑趴了七个同学。“别停、别停，”他们叫道，“我们要看看北京猿人到底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其他同学听到动静赶来：“嗳、嗳，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你们家乡的灭蚊方法嘛！”
这种局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所改变。校园里一下子冒出了两个“战斗队”，为了使队伍的阶级成分更纯，他们同时到宿舍来拉我父亲入伙。我父亲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看到的都是严肃得发红的脸。他猛然意识到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哈腰从人缝中钻了出去。他们追到操场，我父亲竟绕着跑道转起圈来，怎么叫都不停，把他们吓得不知所措。
同宿舍的人被叫去了。天已黑透，两派人马分立操场两边，灰乎乎的跑道上只有我父亲一人在跑。他和这一派的人说半圈话，再气喘吁吁地回答另一派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怎么还不决定？”
“琢磨着哩。”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我们可不能再等了！”
“再等两分钟。”
同宿舍的人得出结论，我父亲是被革命豪情激荡到这个程度的。不知他们的说法对不对，反正我父亲当时头脑里尽是贫农成分、往日所受的蔑视、眼下的大好形势等等，这一切捣鼓得他血液奔突，太阳穴嗡嗡乱叫，脚步根本停不下来，跑了好多圈他才意识到不能让这个机会转瞬即逝。他猛地叫了起来，由于上气不接下气和浓重的耿圩口音，他们半天才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说的是我爷爷是抗日英雄，自己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在整个校园里无人能及！
他们当时全愣住了，听起来我父亲有职务上的要求，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哪有工夫研究他的职务问题呢？干脆回去备战吧。我父亲叫完之后跑得愈加意气风发，忽然发觉边上没了人，而不远处杀声震天——两个“战斗队”在回去的路上已经打起来了。我父亲猛的站住，操场在他的喘息中如大海起伏，我爷爷错过抗日战争的悲剧从他脑海闪过，天旋地转。
父亲对那晚上的事不愿多谈。我小时候曾听到母亲的斥责：“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撒那样的谎？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弄不明白，看来这辈子是弄不明白了！不过有一点，人家打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一直站在跑道上喘气？旁边还有女同学吧？”
父亲赌咒发誓那晚操场绝对没有一个女生，只是他当时脑子里一下子空了，后来自己都不知是怎么回到宿舍里的。
“哼！”母亲冷笑一声，“那个叫杨心洁的也不在？我可没那么幼稚！”
“哎呀哪有那事……”父亲这时看到了我，脸刷地红到了脖子。
我由此知道父亲有一个女同学叫杨心洁。这名字一听就能使人产生好感。不过我父亲站在跑道上喘成一团的时候，这个名字还没在他心里扎根，那会儿他眼巴巴地等造反派回来找他。
但是没人再来。形势发展如火如荼，两派人马分别占据了教学楼和宿舍楼，然后内讧、分裂。新成立的团体占领了食堂，打饭的窗口只剩下两个，大家都戴着柳条帽就餐。眼见得自己越来越无人问津，我父亲这才和杨心洁等人凑到了一起。
那是几个至此还没参加组织的人，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比如杨心洁，因为她外公去了台湾，父母已被批斗得奄奄一息。他们泪流满面地要她无论如何投身运动，那架势就像临终遗言一样。
我父亲与他们为伍，自然成了头。可是校园里大家都知根知底，他们这样的“战斗队”肯定得不到大家的承认。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北上串联，那样起点就高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成分不好的人大多脑子不坏。
问题是我父亲不但只有一双鞋，还汗脚，没到北京就把队伍熏散了，只剩杨心洁和他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喊哑了嗓子。
回到学校，别人并没有对他们刮目相看，而且他们找不到地方作为司令部，两人急得在操场上团团转。那时操场上的杂草已窜到一人多高，贫农的儿子和国民党的外孙女在草丛中时隐时现，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父亲起先以为别人是不服气他去了北京，根本没朝心里去，还是同宿舍的人跟他说了实话：北京大家都能去，我们到现在还没去是为了坚守阵地。你的问题是站错了阶级立场。你要是和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生一起进出，大家会这样看你吗？我们真不明白，你怎么还没到风口浪尖就翻了船呢？
说完他们转身而去，留下我父亲呆若木鸡，一身冷汗。
我父亲支支吾吾地把顾虑跟杨心洁说了。她立刻抹起了眼泪：“我没有把个人情感带到运动中来……虽然和你在一道我特别踏实，但我没有……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我仍然……”她用了很多“虽然……但”，使得我父亲在回宿舍的时候步履踉跄，并暗自发誓要永远把她藏在心底。
第二天他加入了一个不起眼的“战斗队”，没提职务上的要求，只是特别愿意站岗。他拄着角钢长矛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人家来换岗他还把人家撵走。
他们注意到我父亲总是伸出右脚尖在地上写字，又立刻抹平。没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反正他穿了很久的那双鞋很快就被淘汰了。整个“战斗队”为此欢呼雀跃，那竟是他们在文革中弄出的最大动静。
我估计我父亲反复写的是“杨心洁”三个字，但我不敢求证。不是我怕他，而是我为他怕我妈。
据说杨心洁一连几天以泪洗面，硬撑着到食堂帮助择菜、洗菜，食堂师傅虽然同情她，却不敢让她上锅台。她打完下手就抱着菜帮去猪圈，对着吱吱叫唤的六头猪哭得昏天黑地。
有人偷偷把情况告诉我父亲，他咬紧牙关回答：“每个人的革命道路都要靠他自己走！”这句话传遍了校园，大家嘴上说“好、好”，却从此离我父亲远远的。
军代表来到学校后，对每个房间都是“司令部”的局面非常不满。他想找个能把各派统一起来的人，我父亲居然被列入了候选名单：家庭出身贫农、一贯艰苦朴素、没有过激行为、为投身运动斩断了与国民党外孙女的来往、据说父亲还是抗日英雄。
“我们首先考虑产业工人子女，可是万一找不到哩？”军代表敲着桌子说，“贫农出身的也行！”他乡音浓重，听上去离我老家不远。这大概也是我父亲被看中的原因之一。
听说自己被列为候选人，我父亲那天没吃一口饭。他绕着操场一个劲地转，大家知道他有心事就要跑步，都没在意，他却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食堂和猪圈之间。杨心洁紧搂菜帮一溜碎步而来，我父亲猛地钻出灌木丛，吓了她一大跳，但她没叫，张着嘴巴眼泪就下来了。
“别哭、别哭呀你！”父亲赶紧蹲下拾菜帮，“我是候选人了哩。”
杨心洁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咽口水。
“到时我让你加入。”
咽口水。
“咱就又在一块儿了。”
咽口水。
“这点菜帮不够猪吃哩！”
杨心洁一愣，脸顿时通红。
“咋了你？”
“以后……又有机会向你学习了。”
我父亲忽然不知该说什么了，傻站了一会儿忽然转身，杨心洁这时啜泣着叫了一声：“和领导说话要先考虑好！”他停下，还没回头就感到了胸口急速膨胀。他估计那是责任和勇气，所以一直没回头。
下午军代表接见了我父亲，我父亲为避开杨心洁的事，使劲把谈话朝我爷爷打鬼子的事上引。这一招果然奏效，军代表刨根问底，一个崭新的我爷爷就在他们的问答中诞生了：组织乡亲们抗日、袭击鬼子据点时第一个开枪、击毙鬼子数人后负伤、坚持敌后游击战、配合八路军最终取得胜利！
军代表兴奋得直搓手。“哎呀，哎呀！”他忽然要我父亲给家里写信，请我爷爷来做报告，还说由他从军邮寄出又快又省钱。
“啥？！”
“咋的？”
“俺爹不能来。”
“咋不能来？”
“俺爹……”
“你爹咋啦？”
“俺爹……身体残疾。”
军代表半晌没回答，只听他呼吸越来越急促。我父亲不敢抬头，忽然被军代表一把抓住。我父亲惊叫一声，但军代表声音更大：“谦虚谨慎！从你身上我就能看到你爹的影子，这不叫谦虚谨慎啥叫谦虚谨慎？”他已然热泪盈眶。
军代表随即回部队请示，然后连夜开吉普车去接我爷爷。
校园轰动了，老师同学纷纷涌到宿舍里来。我父亲面色惨白，不停地握手才使他没瘫倒在地，但腿抖得不行，衣服也已汗透。他感觉到自己挺不住了，一咬牙推开人群，踉踉跄跄朝操场跑去。
他们以为我父亲又是革命豪情激荡，居然有几个跟着跑了几圈。要不是革委会领导来叫他们去为欢迎老英雄布置会场，我父亲可能当时就死在跑道上。事实上他们刚转身我父亲就一头栽进草丛，手脚冰凉，气若游丝。
两天后军代表回来了，跳下吉普车就要见我父亲。大家忙不迭去叫人，这才发觉我父亲不见了。全体师生紧急出动，足足找了两个时辰，终于在草丛深处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军代表扑上去揪住我父亲的领口大叫：“尿裤子的人也能被你说成抗日英雄？！你丢了家乡人民的脸！丢了贫下中农的脸！丢了红卫兵的脸！还丢了我的脸！”
10
10
三个月后，我父亲背着铺盖卷，怀抱脸盆和牙具回到耿圩。我奶奶正在收拾堂屋，我父亲站在院门当间，迟疑着怎么开口。村头的高音喇叭忽然“滋——”了起来，于大海的女儿于小玲用极其不地道的普通话高喊：“最新指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我奶奶猛地扭头，只见我父亲垂头站在门洞里。她瞪着他，不说话也不动，隔着自家的院子和于小玲的最新指示，她明白自己的希望也落空了。
我爷爷对这事不太在意，收工回来就坐到了饭桌上，吃了几口才说：“毛主席都最新指示了哩，城里人都得下到俺这儿来，俺又凭啥呆城里？”
他忽然笑了，“要我说这样也好，这些日子我听着小玲播广播就寻思让你和她对象。你听她广播没？气多足！身体指定好！你觉着咋样？”
我奶奶把碗一放，“咱不和她！”
“不和她和谁？”
“和谁都不和她！”
“啥？！头回你说大刚将来是公家人，不要人家提亲，现在小玲就是公家人哩！”
“头回是头回，现在说现在！现在公家人咱攀不上！”
“啥攀不上？”我爷爷松了口气，“就凭我跟于大海一起打鬼子，大刚参军的事他就欠着我的，现在咱把省城会计学出来了，有啥攀不上？”
我奶奶忽然发觉我父亲连脖子都红了。
“我看就正好！”我爷爷又说。我奶奶没接茬，怔怔地看着我父亲。
第二天中午，我爷爷被太阳晒得又红又亮，冲进公社食堂就叫：“大海，我找你！”
“柱子？！”于大海吓得站了起来，“你……吃饭没？”
“吃啥饭？说正事哩！”
于大海被我爷爷拽着，心里直发毛。
“我家大刚从省城回来了！”
“啊？！”于大海一惊。军代表开着吉普在县城和公社之间跑了好几趟，于大海知道我父亲在学校的事。
“我觉着他和你家小玲就不错，你说哩？”
于大海半天才弄明白我爷爷不是开玩笑。他要我爷爷吃了饭再说，我爷爷却偏要他立刻拍板，两人在食堂外拉拉扯扯，搅得其他同志饭都没吃安身。直到食堂的人都走光了，于大海才把我爷爷摁在板凳上。
“菜都没了，咱就黄瓜蘸大酱，我没拿你当外人！”于大海立刻把嘴里塞得满满的，“唔？你咋……？”
我爷爷看着他，目光已然不是滋味。于大海又要蘸酱，见我爷爷还那样盯着他，只好把黄瓜放下。“柱子，咱是一块玩大的，我也不能跟你说假话。小铃工作没多久，到现在组织问题还没解决，个人问题一时半会不能考虑。”
“扯啥哩？跟大刚搞对象她还不能入党了？”
于大海不得已把发生在会计学校的事告诉了我爷爷。我爷爷听完后抓起一根黄瓜，于大海赶紧把大酱推过去，不料我爷爷猛地站了起来，黄瓜汁水顺着他的指缝滴了一桌。
“你说啥不中？！”我爷爷一到家就咆哮起来，手中的黄瓜几乎戳到我父亲脸上，“啊？！你说啥不中？！”
我奶奶赶紧拦在他们中间。“他说啥了？”
“你问他自个！他在学校咋说的？人家领导还来调查了哩！”
我奶奶问：“你说啥了？”
我父亲脸涨得通红。
“你到底说啥了耶？！”
“他说我是抗日英雄！”我爷爷吼道。他还想再叫，却忽然打住，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使劲挤捏那根已经面目全非的黄瓜。
我父亲的啜泣从一片死寂中升起，越来越响，终于“哇”地爆发，哭得如同小孩一样。
没几天我爷爷就托人捎话给那些以前来提亲的人家，说现在是考虑儿女大事的时候了。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乡亲们总想弄明白为什么大刚和毛主席的指示一起下来，而广播里才开始动员？为什么大刚算盘打那么好却不当会计？为什么我爷爷不去公社找于大海说一声？我爷爷带着我父亲一起下田干活，这些接二连三的问题每回都把他们问得心惊肉跳。
话捎出去了个把月，以前提过亲的一个都没露面，却来了一个以前没来过的。那姑娘眼睛斗鸡斗得厉害，非得侧身才能认准是谁在跟她说话。我爷爷还盯着人家问这问那，气得我奶奶把院子里的鸡全轰到了墙头上。
“我是想给你找个外村的，你到那边安家，路也不远，总比守在队里强。”事后我爷爷解释说。他和我父亲都红着脸不看对方。
他干咳两声又加上一句：“再说你弟你妹也不小了哩。”
“老二和小凡该咋办咋办，他不碍事！”我奶奶发话了。
“咋不碍事？小凡不说，大明还能成家在他哥前头？”
“有啥不能？这事也有王法？”
“王法是没有，可他就落单了！”
“落单就落单，落单了天也塌不下来！”
我父亲猛地抬头，瞪着我奶奶半天合不上嘴。
听完这段，我赶紧把我奶奶历来做出的重大决定捋了一遍，竟然每一个都对家庭有利，只有其中的第一次——她自己决定嫁给我爷爷，现在看来难以定论。但我今生今世也无法对那件事做出判断，因为我是他们的长房长孙。
那么，这回呢？
其实这回连她自己也没谱。我父亲在会计学校的事要是传开，他真可能一辈子落单。
不过我奶奶话音刚落，知青就来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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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六个知青，四男两女，都是省城的，其中两个戴眼镜。刚开始他们排着队下田干活，休息的时候为贫下中农唱歌，戴眼睛的那个男知青还掏出笛子伴奏。
村里被他们搅得像过年一样，连一向不下田的我奶奶也到地头去看“演出”。她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回家对我父亲说：“你也是知青哩，就光知道呆一边看？”
我父亲埋下了头。
“你这样是个啥？”我奶奶叫了起来，“啥都不是了哩！”
我父亲在炕上翻来覆去一宿。第二天唱歌的时候，他先在贫下中农这一侧憋红了脸，然后猛地冲向知青那边，还没站稳嘴巴就迅速开合，却因过分紧张而发不出声。
乡亲们哄堂大笑，知青们不知所措，可他偏偏在这时出了声，尖利而笔直，仿佛挣命：“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知青们顿时全笑趴了。
我父亲那天到家，我爷爷劈头就问：“你那叫唱歌？啊？！”
我姑姑也说：“哥，唱歌不是你那样的！”
“说啥哩？”我奶奶从锅屋赶来，“男人赶牲口的也是唱，媳妇带孩子也是唱，你哥那咋就不是唱哩？又不上广播，不唱他咋办？”
她的话勾起了全家人的心病，我爷爷、我姑姑对我父亲唱歌的事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我父亲明白那是把他死马当成活马医，又硬着头皮唱了几回。不料还真见了效——知青们比较愿意和我父亲说话了，有一天竟说了一后晌。乡亲们从没见我父亲有那么多话，不时扭头看他，所以大家那天都没出活。人们的反应被我父亲看在眼里。回来了这么些日子，他第一次觉得省城读书的经历能派上点用。
那天收工后，我父亲还一路引出新话题。他打定主意自己就是知青，想都没想就跟着他们朝知青屋那边拐去。知青们面面相觑，我父亲看到了，连身后的乡亲们吃惊的目光他也感觉到了，但他决计不回头，就像回家一样。
但知青们站住了，一齐冲我父亲笑。
我父亲说：“呵呵，你们……”
“呵呵，我们……不早了，你也回去吧。以后有空再聊，再见。”
我父亲扭头，乡亲们在路口齐刷刷地朝这边看，再扭头，知青屋的门正轻轻掩上。
从知青屋回到乡亲们身边的那几步路，我父亲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乡亲们倒直接：“你跟他们口音不一样哩。”
“有什么不一样？”我父亲努力绷住。
“连唱歌都能听出来！”
“什么？！”
“你听听、你听听，他们说‘神摸’你说‘蛇妈’，是不一样哩！”
“这……明明一样的嘛！”
乡亲们不跟他争，又朝知青屋那边望。我父亲正想溜，却被叫住：“大刚，你在省城上学时有女同学没？”
“当然。”
“你女同学也穿小背心？”
“啥？！”我父亲扭头再看，知青屋外的各式内衣中，两件女式小背心格外抢眼。
“为啥要穿它？”
“恁小的背心咋朝身上套？”
“她们……睡觉也穿?”
我父亲刚解释了几句就被打断了。“听出来没？他没跟女同学搁一块过哩？我觉着该是这样……”他们讨论着走了，竟没人跟我父亲打个招呼。
我父亲会永远牢记当时的情景：乡亲们和热烈的话语忽然都没了，只剩炊烟在村外越积越厚，一直连到天边，我奶奶的质问猛地在半空炸响：你这样是个啥？啥都不是了哩！
我父亲浑身一机灵，刹那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既不是贫下中农也不是知青，就像上会计学校时既不是乡下人也不是城里人一样。
“是个鸡巴！”他恨恨地说。
回家后，我父亲把眼镜扔进我奶奶的针线箩，吓了我奶奶一跳。“耶？！摔坏了你戴啥？”
“我不戴了！”我父亲眯着眼宣布，“再也不戴了！”
幸亏知青们红火的时间不长，没出半个月他们一到休息就躺在地上了，唱歌的事就此打住。分红后情况更糟，他们不但没拿到钱，还都欠下了队里的债。来年春天村里不见了十几只鸡，经常能听到女贫下中农站在村口骂，虽然没指名道姓，但都朝知青屋方向挥胳膊跺脚。
我们全家迷失了方向，好一阵子吃饭没人说话。我爷爷经常吃了几口就把碗一搁，全家人都以为他要说什么，他却一声不吭出了门。有一天我父亲也憋闷得受不了，趁黑出了院子，刚拐过屋角就吓了一跳。“谁？！”半天才认出在他面前掸灰跺脚不吱声的人就是我爷爷。“爹……你弄啥哩？”
我爷爷好一会儿才说：“你上哪？”
“不上哪……就村口看看。”
“走。”我爷爷走了两步又回头，“唔？”
在耿圩的历史上，父亲和儿子一起到村口大概只有过那一次，而且是一个蹲着一个站着，默默面对乍暖还寒的春宵。
风刮了一天，到那会儿小了点，我父亲只能看见一大片黄黄的月亮。我爷爷忽然说：“我以前也搁这儿呆过，就我一人，那天……比今天暖和。”
我父亲赶紧眯眼，但我爷爷没再说一个字。
12
戴眼镜的男知青是第一个离开耿圩的，据说他还会画画，给人家画毛主席像一天能挣十五块钱。他一走，其他知青也都忙活起来，不久有人转去了农场，还有的称病回城。他们再也没露过面，如今村里人连他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只有戴眼镜的女知青没走。她叫郭敏。
郭敏的父亲是民政局干部，具体说是管火葬场的。火葬场实在找不到批斗对象，只好把他揪了出来，因为他建议为死者化妆，却没制定监督条款，使得资本家遗孀死后仍然比劳动妇女显得富态。那几个知青离开时，郭敏的父母分在两个农场接受改造，城里的房子也分给了别人。
郭敏大概和那个戴眼镜的男知青好过一阵子。有人曾在月亮地看见两个人影靠在一道，仔细看时只见四个眼镜片一起反光，估计就是他俩了。戴眼镜男知青走后，邮递员于小海成了她每天的守望。
于小海是于大海的儿子、于小玲的哥，那会儿他还没车子骑。知青们都在的时候，老远见到他那身绿衣服，锄头立刻乒乒乓乓倒了一地，田埂上的赛跑随即开始。乡亲们挥舞拳头为他们加油，甚至为他们打过赌。那是大田里最热闹的景象，以至于经常有人冷不丁大叫一声“于小海来了”，也能让大家乐半天。
戴眼镜的男知青可能来过信，因为郭敏把自己在知青屋里关了四五天。直到她又出来干活乡亲们才松了口气，看来她和戴眼镜的男知青之间没出过大事。其他几个知青相继离开后，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郭敏经常肿着眼泡出工，干活时还偷偷抹泪，冬天手上的冻疮烂得吓人，而她干一天活只记四分工。
“她一人挺不住了哩！”看着她孤零零的背影，乡亲们把原先的仇恨都忘了。
“是哩！她该在这儿找个婆家。”
“她能愿意？知青迟早还是城里人！”
“说啥哩？能走的还不早走了？就说她，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她还戴眼镜哩！”
这些话让一个人呆若木鸡，他就是我父亲。那阵子他天天和郭敏一起干活，正准备再把眼镜戴上。听到这些话，他犯起了嘀咕：她也会回城？她还能在这里呆多久？剩下的知青还算不算知青？她愿不愿意在这儿找婆家？
他被这些问题搅得浑浑噩噩，甚至考虑起两个近视眼生下的孩子是不是肯定戴眼镜的问题来。要不是邵老师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到我们家来要水喝，我父亲可能会一直沉溺在幻想中。
邵老师那会儿已三十出头，还是单身一人。有一阵子大家都给他介绍对象，但他认定只要县城里的，连公社书记的面子都不给。书记说他思想还是有问题，像他爹。前一阵子听说他找了个女知青，谁都没料到他会忽然到耿圩来。
原来是那个女知青回城了，带走了小邵为结婚准备的人造丝被面，随即来了一封绝交信。“你们见过这样的人没？不谈了还留着我的被面，她以后和人家能盖安身？！”
要不是我爷爷、我奶奶轮番提醒，碗里的水大概会被小邵晃得精光。我姑姑因为衣服不合身而一直躲在暗处，但老师来了又不能不说话，趁他喝水时问：“邵老师，你到耿圩来弄啥？”
“人家又给介绍了一个人，你们耿圩的，叫郭敏。”
我父亲脑门嗡的一声，好一阵子听不见邵老师在说什么。
“……她们跟你好的连你自己都不信，有些话我真不好说，可到头来哩？我是教师，不得谨慎些？我不能说走就走耶！再说这个人也长的不咋样。”
原来他和郭敏绕着村子转了好几圈，口渴得不行，所以那么晚到了我家。至此我父亲才恢复神智：郭敏没让他进屋，连站在门外喝水也没让！
小邵临走时和我们家人一一握手。我姑姑的手从来没被男人握过，羞得不行，躲闪着说“邵老师……邵老师”，小邵却偏偏抓着她的手不放：“你以前读书不用功，要是你能像你哥……唉！”
我叔叔气坏了，我父亲刚送小邵出去他就说：“像我哥咋的？跟他自个儿一样晾到现在？真是，还招一屋蚊子！”说完他就吹了灯，我父亲回来满屋瞎摸时，他还在黑暗中痛骂姓邵的不怀好意。
我父亲琢磨了半宿，第二天干活时就一个劲地朝郭敏身边凑，但他太紧张，一直不敢开口，只好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哼了一遍又一遍。“你别唱了好不好？”郭敏终于憋不住了，“听的人心里直发毛，你就不能说点什么？”
我父亲脑子里更加一片空白，好一阵子才意识到郭敏是想和他说话。他忽然说：“你觉得邵老师怎么样？”话刚出口他就知道这问题问得很蠢。
郭敏瞪着他。
“我是说……”
“那么没意思的人也值得说？”
我父亲一愣，忽然嘿嘿笑了：“不值、不值。”
“我倒想问你怎么不戴眼镜了，成天眯着眼，累不累呀？”
我父亲后来再也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胸口一下子膨胀起来，就和当年杨心洁在他身后轻声叮嘱的感觉一样。等他趁擦汗再回头时，郭敏正看着他，一脸恐慌。
那天我父亲一回家就把眼镜找出来戴上，我奶奶赶忙说：“饭都做好了哩！”
“我没说要上哪！”
“没要上哪……还戴眼镜？”
“眼镜就得成天戴，你看郭敏，干活也戴哩！”
我奶奶把那天的馍又烤焦了，因为她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这两天人人都在说郭敏。
眼镜的确帮助我父亲观察到一些细节，如：
郭敏不一定每天都穿小背心，因为她小褂下面有时有印子鼓起来，有时却没有；
郭敏的父母都很能写信，她平均三天收到一封，而且信都比较厚；
郭敏不再跑着迎接于小海。她低头走在田埂上，脚步细碎而急促，拿到信后边读边朝回走，到了田头眼圈总有点红。
但自从我父亲又戴上眼镜后，郭敏一直没跟他说过话。开始他以为是姑娘家害羞，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于小海陪郭敏回到田头，而郭敏眼圈没红脸却是红的。于小海离开后还回了两次头，等他不见了影子郭敏才拆了信看，看完揣进兜里，丝毫没有感伤的迹象。
队长说：“你干活耶，大刚！”我父亲才发觉自己手脚冰凉。
13
我父亲说他对那几天发生的事记不清了，我不得不停下来等他理清头绪。他把电脑打印稿拿去看了几次，每次送回来都附着一张纸条，密密麻麻地记着他发现的错别字，第几页第几行。这虽然省了我不少麻烦，却不是我想得到东西。
“你非得写这个？”他终于低声问我。我妈正在大房间看电视。
“这故事有点意思。”
“最后怎么收尾？”
我说现在还谈不上收尾，我不是卡在你这儿了吗？
他叹了口气，“写出来怪丢人的哩。”
我意识到他不是记不清了，而是不愿我写。
因为那几天他满脑子都是郭敏，当然也有于小海和邵老师，但他俩的作用只是使他对郭敏更加魂牵梦绕，以至于错过了另一个机会。
和前面说的事只隔了一天，有人在田头叫：“于小海来了！” 我父亲正胡思乱想，猛地喝道：“谁……？！”
自从那几个知青走后，再也没人拿“于小海来了”开玩笑，可见大家对郭敏的呵护。但我父亲那几天魂不守舍，叫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傻。郭敏已经上了田埂——于小海真的来了。他挥手嚷嚷着什么，远远看去，他比路边的庄稼还绿出一大截。我父亲的脸滚烫，幸亏没人注意他。
“这是咋啦？”
“叫谁哩？”
只见郭敏和于小海一起朝这边挥手，好一会儿大家才听清了他们叫的是：
“耿——大——刚——”
是杨心洁从东北给我父亲来的信。几年之后忽然想起了我父亲，她的处境想必和郭敏差不多，但她的信以政治口号开头，还莫名其妙地描写了冬天的雪景（注意，那时已是春末夏初），我父亲再找有特别意思的句子，信却结束了。
“东北有同学？”
我父亲抬头，他们都看着他。
“女的？”于小海又问。
郭敏的脸好像暗了一下。
“我说你咋恁沉得住气，早定好了哩！”于小海带上了坏笑，“就是远了点，使不上，啊？”
郭敏赶紧离开。“你说啥哩？”我父亲急了。
“哟哟，跟真的一样！不就是那么回事嘛？到时你就知道了。”于小海边笑边摇头，好像我父亲实在不可救药似的。
我父亲再看郭敏：她一路垂着脑袋，似乎有点冷。
那天我父亲把杨心洁的信看了好几遍，琢磨她为什么会在这时来信？她现在写雪景是什么意思？东北的雪想必比耿圩的雪大，她垂着脑袋走在雪地里一定很冷。但他脑海里杨心洁走在雪地里的形象竟然是郭敏先前的样子，他终于发觉自己想不起来杨心洁长什么样了。
这大概可以说明为什么那天晚上我父亲揣着杨心洁的信出了门，两脚却不由自主地朝知青屋方向跨，而且在经过生产队大田时他还掰了两根苞米棒。
知青屋门开着，屋里没点灯，蚊子飞出一片轰鸣。
“谁？！”
“是我……耿大刚。”
“你？想干吗？”
我父亲慌了手脚，嘴巴哆嗦半天，忽然举起苞米棒：“这是给你的！”
“什么？”
“苞米棒……”
许久郭敏才说：“你来是因为了白天收到的那封信吧？”我父亲正不知怎么回答，黑暗中伸出一张小板凳。“你坐外面，比屋里亮。”
我父亲屁股一沾到板凳就把关于杨心洁的一切都交代了，从天安门广场到学校操场，以及食堂和猪圈之间的那片树丛。他不知道郭敏是什么表情，甚至连她在黑暗中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但就是停不下来，因为他在自己的叙述中隐隐约约又看见了杨心洁。
“那你……要让她过来？”
刚恢复的杨心洁最后闪了一下，我父亲重新坐在知青屋外的蚊群里。
“你爱她？”郭敏又问。
“我……忘了她长啥样了哩！”
“真没劲。”郭敏走出黑暗，“我饿死了，你带的苞米棒呢？”
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她重返黑暗，忽然大声说：“烤着吃好吃！”
“你再去弄几根来！”
我父亲连着去了三个晚上，造成从我家到知情屋那一路苞米绝收。“你准备怎么给她回信？”第二次和第三次郭敏都是这样开头的，“来，苞米棒给我。”
从第二次开始，我父亲就跟她进了锅屋。在等待苞米棒烤熟的时候，他们谈论的都是爱情的话题。第三天晚上，杨心洁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于小海则是我父亲最关心的问题。“他是公社领导的儿子，怎么可能……”郭敏愣愣地看着火苗，然后长叹一声，“难啊！希望中的爱情不知会不会出现，我甚至怀疑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
她的样子把我父亲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你别这样想！会有的哩！”
她摇头：“不会、不会！”
“会！”“不会！”他抓住了她的胳膊，而她也没有挣开的意思。“会！”“不会！”争执在强烈的汗酸味中忽然停止，随即是一阵令人眩晕的忙乱，本能终于帮他们找到了地方。灶塘里的余烬照着她死命闭紧眼睛的样子，我父亲一愣，刹那间溃不成军。
郭敏扣扣子时一直背着我父亲。他再想凑上去，她却说你该回家了。我父亲嗳了两声，浑身是劲却又酥软无比地朝家飘，到家门口才想起那天出门之前没吃饭。
他没感觉饿，又到村口站了一会，和我爷爷1941年去打鬼子前夕一样。这是我们家的男性成员的又一个通病：一沾爱情的边就不饿。
第二天我父亲没和郭敏分在一道干活。于小海从田边匆匆走过，我父亲心里竟涌起一阵得意。“赶吧你，赶死也没用了！”头晚的事在他脑海一遍遍地重演，比发生时更清晰、更具体。裤裆里胀得厉害，他只好拼命干活，把其他人全都甩在了后面。队长来检查时，愣得一个劲眨眼，临走才说：“小郭要回城了哩。”
我父亲赶到知青屋时，郭敏已搭拖拉机离开个把小时了。他们头晚做事的地方只剩下一堆苞米芯。
我父亲冲回家大叫：“她走了哩！”
“谁走了？”
“郭敏走了哩！”
我爷爷说：“知青都得走，迟早的事，人家都这么说的。”
我奶奶呆在锅屋门口，嘴巴一直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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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的父母官复原职，郭敏立刻回城。还是那个家，只是比原来少了两间房。两个大龄火葬场员工趁郭家离开省城时抓紧找对象，娶的都是女知青。此刻她们都挺着大肚子，要么在厨房炖红枣汤以备日后大出血，要么占据厕所与妊娠性便秘做斗争。
所以郭敏最初几天几乎没上过厕所，晚上还不得不与父母挤一个房间。一家人从房子问题入手对文革进行反思，世界观由此而彻底改变，批斗、上山下乡以及去农场改造这一系列措施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失效了。那两家人也看出了郭家不是他们的同类，商量之后决定誓死捍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两位丈夫还后悔当年批斗老郭时没下手更狠些。
当务之急是给郭敏找一份工作，最好是能分房的单位。但她都懒得出房间上厕所，哪有单位上门来找她呢？
郭敏母亲在区文化馆上班，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组织了一次居委会之间的拔河比赛，那还是文革前的事，找接收单位根本没门。问题推给老郭，他却两手一摊：“除了火葬场我还能想什么办法？没房子就不说了，有把自己的女儿介绍到火葬场的吗？”郭敏母亲正要跺脚骂，忽然停住，说出一番令老郭目瞪口呆的话：办法就在火葬场！
郭敏母亲指出：过去担任一官半职的人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大多咬牙挺了下来，就像你我一样。但家里老人呢，比如父母、岳父母什么的，就没有没挺住的吗？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受冲击的人现在重新工作了！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现在不是掌管着火葬场嘛？”
“是呀！可是……？”
“可是什么？你掌管火葬场，他们掌管他们的原单位，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怎么会不帮忙呢？”
于是他们走访刚回城的人。人家只要有亲属在那段时间中去世，郭敏父母就一个劲地道歉，好像追悼会没开好是他们的责任似的。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感动了肉联厂储运科科长。
储运科长的原配下放到农村不久就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急剧膨胀，据说是喝水渠里的水造成的。妻子胀死后，他又娶了一个当地人，喝水渠的水绝对没问题，只是受户口限制，不能跟他回城。储运科长到处解释再婚是出于生活所迫，根本没有感情基础，所以他眼下特别乐意帮大龄女知青的忙。
郭敏父母把他们的打算一说，储运科长差点叫了起来：“肉联厂有房！这个我最清楚，只是……”
“只是什么？”
储运科长看着自己的脚尖，磨蹭了半天才回答：“只是得先领证。”
他的眼神把郭敏父母吓得赶紧起身。储运科长送他们时说：“现在分一套房比找一份工作难多了，我是为小敏着想呀！”
老郭出来就破口大骂，说再也不想看到他那付嘴脸了。郭敏的母亲则一路紧锁眉头，快到家的时候才要老郭冷静。“这个社会是交换的社会，小敏迟早是要嫁人的……你让我说完！我没说一定要嫁给他，但如果嫁一个刚回城的老知青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由于不便让郭敏本人知道，郭敏父母讨论了一个多月也没达成一致。郭敏的母亲瞒着老郭和储运科长又见了两次面。储运科长向她保证离婚手续正在办理之中，但郭敏的母亲坚持先让女儿上班，因为情感上的事父母不能包办。储运科长折中了一下，先让郭敏在储运科车队里学修汽车，结婚后改变工种完全在他一句话。
郭敏终于拿到了体检通知书。由母亲陪着去了指定医院。郭敏母亲先看到了体检报告，差点昏过去。
报告上赫然写着：怀孕四个月。
后经查实，耿圩的生产队干部没有一个利用职权玩弄女知青，而我父亲和郭敏出轨的确只有一次。
要命的是郭敏的孕期刚超过做人流的期限，引产则可能导致终身不孕。郭敏的母亲急昏了头，竟送上门去给储运科长臭骂了一顿。她以后再没去找过他，因为储运科长让两个刚回城的大龄女知青怀了孕，而他在农村喝渠水的续弦正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
形势顿时对郭敏非常不利，老郭这时插手了。毕竟当了多年干部，他一下子就在纷乱的头绪中理出两个关键点：我父亲的身份和郭敏的工作。
老郭首先发现我父亲是在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后被军代表赶出会计学校的，虽然只晚了几个小时，但他无论如何应该算是知青。连我父亲本人都没想到他最终能以知青身份重返省城；
老郭还越过储运科长，直接与肉联厂厂长交涉郭敏的工作问题，谈话中发现厂长家不但过去有人去世，而且近期还可能有人去世。郭敏最终被安排在肉联厂销售科开票，随即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奉子成婚”。
被郭敏带回城的那枚受精卵，就是我。
这个故事在耿圩引起轰动并久久传诵，老年人说起它时还会重提我爷爷、我奶奶新婚之夜的笑话。尽管其间相隔了二十几年，说起来却像是前后脚的事，然后大家的思绪又一起朝1941年8月飘去。
从我记事起，我外公、外婆就一直皱着眉头看我，而我和他们见面时我父亲总是不在场，这情形多少有点叫我害怕。
我迫使他们意识到那段历史的存在，而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将历史抹平。
所以每次回家后，我妈又开始叨唠：“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撒那样的谎？这辈子也不会明白……”
所以我小时候没玩过“拉大锯”。
办完婚事，我父亲独自回到耿圩，在家里憋了好几天，临走时支支吾吾地说：“爹、娘，你们啥时到城里来住一阵子？”
我奶奶抢在我爷爷前头说：“不了大刚，你在城里也不易，等小郭生了你们就一起回来，孩子我给你们带。”
但我妈再也没回过耿圩，而且不让我父亲带我去。我父亲每次回耿圩前后，家里都是相当长时间的冷场。那也是我童年的记忆。
两次等不到“大孙子”，我奶奶再也没提过让我回耿圩的话。我爷爷至此已彻底归顺，只是在我父亲回乡或者去信的时候，咧着嘴笑眯眯地听关于我的一切。
我叔叔觉得在耿圩憋屈，赶庙会时认识了一个家住很远的姑娘，没两月就到那边安了家。他们生了两女一男，都是由我叔叔的岳母带大的；
我姑姑的婚事拖了很久才解决。我父亲刚进城，邵老师就找各种理由去耿圩，一到我家就谴责知青们做事不地道，似乎暗示我父亲将会被抛弃。后来我出生了，邵老师仍然坚持来，有一天忽然在村口拉起了我姑姑的手。那时天还没黑透，被好几个人看见，我姑姑就死活不愿意了。她变得越来越懒，越懒就越胖，直到有一天上集又遇到邵老师，才一横心答应嫁给他。村里人都笑话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所以她生的女儿也没跟我奶奶“拉大锯”。
16
高考录取后，我决定回耿圩看看。我对母亲说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同时拒绝了父亲和我一起回去的提议。
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我奶奶在刚见我不久就和邻居小孩拉大锯：她想和我拉，但我已经比她高出了一个头。
我爷爷去世时，我第二次回到耿圩。丧事办得很简单，我奶奶也比较平静。我陪她住了几天，反复考虑后，我要她和我一起回城。
“那感情好哩！”我奶奶眼睛一亮，“可俺习惯不了，这回就不去了。等你结了婚，到时把你的小孩带回来，我带他‘拉大锯’”。
我一宿没合眼，因为那一夜奶奶睡的不踏实。
她在梦中还在“拉大锯”，却拉乱了套，连自己都笑得呵呵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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