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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堪生 在 线
责任编辑：张亦怡
常言道，“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其实，一个人的岁月命运也能反映祖国母亲的兴衰历史。我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相伴成长，与祖国命运更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我人生中的这段“狗崽子”岁月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夙愿指日可待，但我们也不能忘却这段曲折历史。
“狗崽子”本是一个生活用语，重庆人“儿”化音重，叫“狗崽儿”，往往用于长辈对晚辈的亲切昵称。北方人则多用于骂人的话。
“狗崽子”从一个生活用语变成一个政治称谓是与“极左路线”、阶级斗争扩大化分不开的。
我的
“狗崽子”人生岁月
（下）
四川 | 辜堪生
“革命大串联”很快被全国各地效仿。其实很多红卫兵都是利用“大串联”免费乘车，免费食宿到全国各地旅游，而且每到一个地方，红卫兵接待站还免费发放毛主席纪念章，语录牌，何乐而不为！还有一些红卫兵离开时还向接待站打借条借盘缠回家，借款人栏却填的是学校走资派领导的名字。我们眉山中学的校长袁子育在运动后期就接到全国不少地方催还款的通知，真是哭笑不得。我们这些“狗崽子”对红卫兵免费旅游可是羡慕嫉妒恨呀！特别是身边不少同学还去了神圣的首都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吹嘘得不得了，那股洋洋得意的劲就不用摆了。嫉妒之后，我和几个“狗崽子”悄悄商量，是不是也想办法自己成立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好以组织名义开介绍信外出串联。我们一拍即合，但鉴于自己身份不良，于是找了一个“红五类”出身的初68级的同学（该同学后来成为国内知名学者，还给我的专著写过序）参加，由他出面找人刻了个造反派组织公章。我们是10月24号商定成立组织，于是把造反组织就起名为“1024造反兵团”。说是“兵团”，其实就只有四个人，一个高66级，我是高68级，两个初68级。组织成立后让两个初中同学提着浆糊桶，拿着纸笔，以“1024造反兵团”名义上街刷了几条造反标语以示组织的成立，然后就消声匿迹了。 我们都各自揣上盖有“10.24造反兵团”公章的介绍信和一些空白笺（以备不时之需）准备大串联去了。但为时已晚，“中央文革”已发出通知，鉴于天寒地冻，全国暂停大串联，“待明年春暖花开”，现在先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我父亲悄悄对我说，天寒地冻只是借口，再不出去就没机会了。于是我向父亲要了点零花钱，揣着“介绍信”，冒着胆子只身外出串联去了。大妹也想跟我去，我嫌累赘，且自身不保，就沒答应。我的第一个目的地当然就是神圣首都北京。我从眉山乘火车来到成都火车北站，但车站已接到通知严格控制到外地的免票串联了，还派了公安局民警，部队解放军战士协助维持秩序。车站内外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全是想外出串联而领不到票的红卫兵。闲聊中接识了一个从重庆来的13岁左右的“小崽儿”，他也是想去北京。多个朋友多个胆，我俩迅速结为朋友搭档。我突然灵机一动，中央既然是呼吁红卫兵小将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不正好利用盖了“10.24造反兵团”公章的空白笺吗？于是我掏出空白笺写上：“兹有广元永向东农业中学1024造反兵团xxx、xxx需要返校复课闹革命，请各地予以接待、协助为感！此致，敬礼！”其实，所谓“广元永向东农业中学”纯粹是我瞎编的，当时不少学校改名什么“向东”、“卫红”之类的，“农业中学”更低调，不惹人眼，成都的售票员肯定弄不清楚。而广元是火车去北京的必经之地。我写好介绍信后，来到售票窗口，把伪造的介绍信递进去，忐忑不安等着，深怕被售票员识破我这个“潜伏”在红卫兵组织中的“狗崽子”。还好，售票员作了登记后把介绍信和两张去广元的票扔出来。我和重庆“小崽儿”拿着票，挤过人群，得意的通过检票口进了站台。我们乘坐的是一列开往北京的普快，不知咋还有这么多人混进来了，好不容易挤上了列车，结果被卡在两个车厢连接处就走不动了。厕所里挤满了人，坐椅下趟着人，行李架上，椅背上都挤坐着人，而后面还有人拼命想挤上来，还有人从窗户往里爬，车上的人挡住不让，相互吵骂。列车员好不容易把门关上了，随后汽笛一鸣，火车终于开动了。我松了口气，想坐地板上都坐不下来，大家都挤在一起。据说一个人散发的能量相当于一支500瓦的灯泡，车内温度逐渐升高，闷热难受，浑身是汗，虽是冬天了，我的棉衣里层都很快湿透了。列车很快到了广元，我们当然不会下车，也没有列车员查票。列车开到快出川的马角坝站后，人员才松动了，我俩终于在靠近厕所处找个地坐下来，长伸双腿，沉重麻木的双腿终于血脉回流轻松下来，顿觉好舒服啊！守在厕所旁，居然没见有人上厕所，这倒是很奇怪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厕所里有人吧？但水火不留情啊，极有可能是“尿水”早就变成汗给蒸发了，又没进餐食，也就无大解之需吧？列车当天深夜到了西安站，我俩赶快下车在售货摊车买了点面包什么的充填了肚子。出得站来，看见站外停了一排排的公交车，听见高音喇叭反复通知，请红卫兵小将听从安排，排队依次乘车。我俩终于乘上车，不一会儿把我们拉到工人体育场，御下我们后又开回火车站去接人。偌大一个体育场里烟熏火燎，乌烟瘴气，全是一堆一堆的人，都在刺骨寒风中用木块、煤炭生火取暖。喇叭里通知新到的红卫兵小将每十个人为一组，派个代表领个号，等待呼号上车。整个体育场，大家在凛冽的寒风中冷得一直不停的跺脚，焦急等待上车。我记得我俩那个组领的是一千几百号，但呼号才呼到几百号，这样等下去不知到猴年马月了。有几个南方口音的红卫兵实在忍受不了零下十多度的寒冷，听见他们在商量，干脆回火车站乘车回家去算了。然后几个人就朝体育场下车处走去。我也有点后悔，但来都来了，连天安门都没见到就回去，也不好意思给家里人交待，也没有在同学们处吹牛的本钱，还是再熬一熬吧。我对“小崽儿”说，下次车来了我们不管什么号，能挤上去就挤吧，谁知道我们是哪个号的呢。所以，我们两个“川耗子”等下批公交车一到就乘乱拼命挤上去了。公交车把我们送到朝阳区电影院又把我们御下，在军代表引领下进入电影院大厅，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落座后，又有服务人员给每个人送来一包饼干，续上一杯开水，并开始播放电影，让我们继续等待安排。我们一边嚼着香喷喷的饼干，喝着开水，一边看着电影，好舒服啊！那几个回火车站的同学知道了恐怕该后悔死了。一部电影还没看完，接我们的车又来了，军代表领我们上车，来到了呼家楼小学，这里就是接待我们的食宿点。每个教室里全是地铺，铺的全是军用被褥。一个教室大概住二三十个人。军代表告诉大家，不能乱跑，耐心等待上级安排，毛主席可能要继续接见你们。我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晚上统一吹哨灭灯就寢，我看见那些北方同学怎么个个脱得“浪里白条”钻进被窝，太不文明了吧！沒过两天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内衣内裤不知何时密密麻麻长满了虱子，虱卵，捉不胜捉。白天还好一些，可以抓挠，晚上就痒得睡不好觉。原来北方同学裸睡是这个原因，于是我也开始裸睡。我还发明了个灭虱子的办法，晚上把内衣内裤挂到窗外去，让零下十多二十多度的气温把虱子给冻死。第二天起床后把内衣裤使劲一抖，真还有不少虱子给抖到地板上了，究竟是冻死了还是冻僵了不得而知，赶快扫起来倒进厕所去。这个办法还被同室一些人效仿。
在呼家楼小学附近转悠等待了几天后，军代表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你们早点睡，明天起得早。当晚大家都很兴奋，反倒睡不着了。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军代表就把大家叫起来，吃完早餐后又每人发了两个馒头，两块咸萝卜，然后就排队出发了。
我们都感到奇怪，毛主席不会起这么早来接见我们吧？！我们在军代表带领下，按步话机的指令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大街上设了很多开水供应站，供大家吃馒头时取用。我们从清晨一直转到上午十点左右才转到通向天安门的西长安街，人群开始激动喧哗起来。据说离天安门已经不远了，但队伍行进速度越来越慢。直到临近中午，我们才来到天安门广场，隔着金水桥望见了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尽管看不清毛主席的五官和神态，但人群仍然激动沸腾，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响彻广场上空。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摘下军帽不停向游行队伍挥动。本来是手挽手的队伍完全散了，不少人都停下了脚步想多看一下毛主席，有些人的鞋也被踩掉了，来不及捡后面的队伍又涌上来了。在军代表和维持治安的纠察队的一再督促下，我们才终于通过了天安门。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由于各地涌进北京的学生太多，当天沒能安排完，鉴于头天的经验教训，第二天采用毛主席坐敞篷汽车接见红卫兵。红卫兵事先被安排在大街两旁坐着，等待毛主席的检阅。这种近距离看毛主席无疑清楚多了，但后来听同学说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在秩序好的地方就缓缓前行，在秩序混乱的地方就风驰而过，所以有些红卫兵还没来得及起身看到毛主席，车就开过了，悔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很庆幸，我这个“狗崽子”居然还亲眼看见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让眉师大院的“狗崽子”们羡慕之极。回家前我特地到天安门打卡留了个影，以作纪念。通常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照相都会骄傲的挺胸叉手，以突显手臂上佩带的红卫兵袖章。仔细看看，我这个“狗崽子”是沒戴红卫兵袖章的，仅仅是胸前别了一枚纽扣大小的毛主席像章，左手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神情显得呆滞，没有一点骄傲或“茄子”表情。不过我这张照片可是让大妹和其他没去过北京的“狗崽子”们羡慕死了。从北京回来后，我这个“狗崽子”无事可干，无人督管，当了三年“逍遥派”，每天打篮球，打乒乓，下棋，玩牌，集邮，装半导体收音机……乐得自在。
1969年1月9日，我背着行李和另外几个同学在生产大队长王树生的带领下来到眉山象耳公社快乐大队三生产队插队落户，“扎根农村闹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后，在贫下中农眼里，我们都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之分，对我们都是一视同仁。我的“狗崽子”身份基本上销声匿迹。
两年后开始从知青中招工，入伍，我的“狗崽子”身份又暴露出来了。很多家庭成份好的知青陆陆续续由公社知青办推荐招工当上了工人，招兵当上了解放军，而公社知青办就是不推荐我。明明我在农村表现是很好的，栽秧打谷上公粮，什么都干，每年还挣两千多工分，还筹建了大队篮球队，大队宣传队，后来还成立公社宣传队，代表公社到处慰问演出，深受贫下中农点赞。肯定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狗崽子”身份又暴露了，我沮丧极了！父亲为此还悄悄去公社管知青的袁秘书送了礼，但仍不管用，招工名额还是沒落到我头上。看来，“狗崽子”就像戴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圈一样永远摘不下来了。1972年，剧团开始演出革命样板戏，要招收新学员。录取标准当然不可能是“家庭成份”，而是要有“一技之长”。有幸当时四川音乐学院到眉中开门办学，我拜小提琴老教授张季石为师，免费学会了小提琴，凭此特长考上了眉山剧团，这才告别了知青生涯，开始了人生最惬意的剧团生活。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央开始拨乱反正，纠正“极左路线”。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并于当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在父亲的一再督促下，我依依不舍离开了眉山剧团，报考上了南充师范学院政治系“哲学师资”班。入学报到前，父亲敦促我进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我说自己连共青团都沒加入过，咋个入得了党嘛？！但在父亲一再的敦促下，我同意只写一封申请书表达要求进步的意愿就行了（过去流行多次写申请书才能表达入党的强烈愿望），对入党根本不抱希望。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学毕业前，我这个当年想“混”却没“混”进共青团的“狗崽子”，居然不想“混”却又“混”进共产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留校当上了大学教师，从此彻底摘下了“狗崽子”的紧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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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作者简介
文/辜堪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财经大学邓小平理论概论教研室主任 ；四川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先后在《哲学动态》《毛泽东思想研究》《人文杂志》《江汉论坛》《中国教育报》《社会科学研究》《天府新论》《理论与改革》《探索》《北京师院学报》《河北大学学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 ；主编、合著、参著学术著作9部；副主编四川省统编教材1部；主编教学参考书1部。
诵/张建国
江苏大丰人，民进会员，曾播过30年的《对农村广播》节目。数年参与会议宣读、移动直播，涉猎电视专题片配音解说工作，有不少专题片在省台播出，曾为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你》(大丰版)短片配音。《人民作家》平台特约主播。
本期目录
马维驹在线
在写诗的时候（北京｜马维驹）
戎章榕在线
德国人文随笔之：白雪覆盖的慕尼黑（福建｜戎章榕）
李燕巧在线
成长写意之：《空间》书单（续）（北京|李燕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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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老行当之：锔碗（江苏｜王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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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柳州之：背叛（广西｜黄锦秋）
辜堪生在线
我的“狗崽子”人生岁月（下）（四川|辜堪生）
《名家在线》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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