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珍钊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 自由微信

问题的提出：

口头文学有没有文本

史前时代不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用于记事的书写符号还没有创造出来，但是大量的有关人类经验的信息仍然能够以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形式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下来。所有这些通过口耳相传的不同艺术形式，后来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口头文学。书写符号出现以后，这些人类最早的文学才能够被书写下来，形成固定的文本，从而流传于世。根据学界的看法，这些后来被书写下来的但在史前已经存在的文学，是文学的特殊类型，从而文学分成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种。

就文学的流传方式说，口头文学是与书面文学相对应的文学。书面文学以文本为载体，通过书籍流传，从而使文学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既能够长久保存，也便于阅读和传播。但是，同书面文学的流传比较，在书写符号出现之前，所谓的口头文学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呢？或者更明确的地说，既然古老的故事、神话、传说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那么它们在口耳相传以前就应该存在。口耳相传只是传播的媒介和传播的方式，口耳相传本身并不是文学。那么，通过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呢？我们还要追问，通过口头相传的故事、神话、传说在哪里？我们往往只是想到口头文学的确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但是我们没有追问，既然有一种被我们称为口头文学的文学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那么所谓的口头文学是以什么为载体呢？它们有没有文本？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理论前提：包括所谓的口头文学在内，任何文学都是有文本的。或者说，没有文本的文学是不存在的。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观点。但是，有人认为口头文学不同于书面文学，它是一种经过口耳相传的文学，没有文本，因此理所当然地拿口头文学作为质疑所有文学都有其文本的观点。但是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口头文学模糊不清的定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有关口头文学的本义是指有一种通过口头流传的文学存在，而不是说有一种口头文学存在。口头流传只是某种文学的流传而非存在的方式，文学的流传和文学的存在是不同的。换一种说法，就是首先要有一种文学存在，然后这种文学才能通过口头表达出来，或者通过口头的表达将这种文学传承下来或者传播开去。

按照一般的逻辑思考，口头文学通过口耳相传，那么一定有一种先在的文学存在才能通过口耳相传，如果没有这种先在的文学，口耳相传作为传播方式就无文学可传。因此，口头文学实际上是口头表达的一种先在的文学。但是学者们相信：“尽管这些创造性的作品最终都形成了书面文本，但在此之前却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General Introduction” 1）。那么在口耳相传之前就存在的这种被我们称之为口头文学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仅仅用口头文学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口头文学只能解释这种先在文学的流传方式而不是存在方式，不能解释这种先在文学的本质。例如有一首受到欢迎的歌曲在民间传唱，首先必须有这首歌曲的存在，然后才能传唱。传唱只是这首歌曲的流传方式，而歌曲本身是在传唱之前已经存在的。如果没有这种存在，口头就没有办法传唱。民间流传的传说几乎都是通过口头流传的，然而在这个传说流传开来之前，必然有这个传说存在，否则就无法流传。因此，口头文学只能定义为有一种文学是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流传的，这种文学在口头表达之前是已经存在的。

在大英百科全书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条目中，口头文学的定义是：“在没有书写的社会里，口头文学是标准的文学形式(或者类型)。”同时，“口头文学的术语也被用来说明在书写文明中通过口头即所谓的民间艺人口头传播的某些文类的传统”。①民间艺人指的是古代那些没有接受教育和不会书写的人。在西方文学传统里，口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除了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哀歌、颂歌、民间戏剧，甚至谚语和谜语，都包括在口头文学类型中。学者们通常将口头文学同书面文学进行对照分析，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作者和听众（读者）的不同。通过口耳相传的所谓口头文学是远古居民集体创作的结果，找不到明确的作者，而书面文学的作者往往是明确的。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口头文学是集体创作的。当然，学术界并不否认个人在口头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但是认为个人的作用不在于原创，而在于对已有的口头文学进行修改。口头文学在通过民间歌手传唱的过程中，“每一个传唱者都会加入自己的改编”，而改编前的版本“就会成为范本”。个人不断地将自己的改编加入进去，并不在乎以前存在的原始版本。②这说明，口头文学是根据文学的传播方式进行的分类，它同文学的其它分类是一样的，例如用以表演的戏剧文学、用于拍摄电影的电影文学、借助网络传播的网络文学等。无论称呼什么文学，都是根据某种特点对文学的分类，并不能改变它作为文学存在的性质。因此，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文学，它们都应该有某种形式的存在。

口头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分类。按照表达方式的不同，所谓的口头文学实际上指的是文学的口头表达。这种口头表达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对于口头表达而言，首先必须有一种文学存在，然后才能通过口头表达这种文学存在。现实中的确如此。所谓的口头文学主要是通过游吟诗人演唱的，而这种演唱就是表达。如果没有一种文学存在，游吟诗人是无法通过口头表达的。这如同戏剧演出，例如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过程中通过人物对话讲述哈姆雷特的故事。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演员口述的哈姆雷特故事称之为口头文学，然而这只是就已经存在的《哈姆雷特》的表达方式而言的，而不是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口头文学。《哈姆雷特》的文本表演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除开那些即兴演出，演员的口头表演是以某个文本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文本存在，演员则无法表演。

那么，口头文学中的文学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口头文学必然有一种供口头表达的文学，或者说必然有一种文学的先前存在，然后才能通过口头表达。没有这种文学的先前存在，口头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则无内容表达。如果口头文学是文学的传播方式，它必然有一种供这种方式传播的文学文本。如果没有文本，口耳则无法相传，也就没有什么文学流传后世了。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口耳相传的文本是什么？在哪里？它是怎样相传的？尽管目前还没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根据所有的文学都有其文本的观点做出回答：口耳相传的文本是脑文本，它存储在人的大脑里。

讲述故事与口头文学的文本

脑文本是口头文学的文本，也是游吟诗人讲述或演唱的文本。没有脑文本，口头文学就不存在，更不用说口头文学的流传了。因此，只有从脑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分析口头文学的发生、流传以及是如何从口头到书写符号的文本化过程。

由于脑文本的存在，口头文学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文学的口头传播方式和口头传播的文学。口耳相传解释的是某种文学的口头传播方式，定义的是文学的传播而不是文学的存在。口耳相传这种传播方式本身不是文学的存在，传播的文学才是文学的存在。口耳相传和口耳相传的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口头文学只能解释曾经有一种文学经过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下来，或者说经过口头流传的文学后来用书写符号记录下来，变成了书面文学。那么，这种经过口头流传的文学如何存在呢？它是以脑文本的方式存在的。事实是，以脑文本方式存在的文学不仅通过口头表达流传下来，而且还借助书写符号完成了从口头文学到书写文学的文本化过程。例如，游吟诗人通过口头表达把存储在大脑中的荷马史诗的脑文本讲述出来，一个接受过教育并具有书写能力的人用书写符号把荷马史诗的脑文本书写下来，就形成了荷马史诗的书写文本。荷马史诗的书写文本就是书面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口头表达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是文学文本化过程中的媒介。但无论如何，口头表达本身并不是文学。所以，口头文学只是文学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而不是一种文学存在，只有存储在大脑中的文学脑文本才是口头文学的存在。

口头文学同文学的口头翻译十分类似。例如，中国清末文人林纾不懂外文，然而他却依靠精通外文的朋友的口译，用文字把外国文学故事书写下来，数量竟然达180多部。林纾的朋友通过口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通过口头讲述外国文学文本，这在形式上同欧洲的游吟诗人讲述荷马史诗没有本质区别，可以将其称为口头文学。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林纾的朋友根据文学作品的文本讲述，欧洲的游吟诗人根据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讲述。但无论是林纾的朋友还是游吟诗人，他们口述故事都需要有文本，只是文本形式不同，前者依据的是已经书面化的文学文本，后者依据的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脑文本。无论依据什么文本形式，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的口头讲述本身并不是文学。

林纾的朋友根据已经存在的用英文书写的文本讲述故事是翻译讲述，没有这个英文文本，林纾的朋友既不能翻译也无法讲述。这同欧洲游吟诗人需要有脑文本才能讲述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脑文本的存在，他们都无法讲述故事。显然，在讲述故事和已有的文本关系中，必须有一种文本存在，讲述是为了把已有的文本转换成口头语言，让听众能够接受和理解。这种转换既可以来自书写文本，也可来源于脑文本。

因此，根据林纾的朋友按照英文文本讲述故事的逻辑，游吟诗人讲述故事必然有其文本：脑文本。如果没有这个预先存在的文本，游吟诗人是无法讲述故事的。

什么是脑文本

如上所述，游吟诗人通过口头的方式讲述故事需要先在的文本，这个先在的文本就是脑文本。什么是脑文本（brain text）？它指的是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文本。口头文学的脑文本是人类在发明书写符号并以书写方式存储信息之前的文本形式。通过感知、认识和理解的思维过程，大脑能够将思维的结果作为记忆文本存储在人的大脑中，形成脑文本。脑文本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和认知，先是以脑概念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然后借助脑概念进行思维，从而获取思维的结果：思想。思想是大脑在感知、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只要在大脑中存储，就形成脑文本。

人的大脑类似于计算机中的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脑文本类似计算机中的运行程序。脑文本在大脑中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操作系统环境。一个人懂中文，他大脑的语言环境就是中文操作系统，如同当今我们计算机使用的中文WINDOWS操作系统，人会将脑文本用中文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同时掌握了中文、英文、俄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那么他的大脑CPU就具备了中文、英文、俄文、日文、韩文等语言环境的操作系统，脑文本可以在不同语言环境的操作系统中进行切换。脑文本的讲述类似计算机输出，计算机的输出方式有屏幕显示、打印机打印等方式，而人们讲述脑文本可以通过口头，也可以通过书写，等等。由此进一步证明，口头文学的“口头”和书面文学的“书写”都是脑文本的表达方式和工具，口头文学的“文学”存在于脑文本中。

脑文本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感知、认知、理解和思考的结果。思维是过程，脑文本是结果。同计算机类似，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对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存储、运算处理、解码。就文学创作说，大脑通过感知认识世界，获取创作素材，这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输入；通过认知将创作素材抽象化、概念化，形成脑概念，这类似于计算机的编码；脑概念存于大脑的记忆中类似于计算机的存储；人的大脑对脑概念进行处理的过程就是人的思维过程，按照某种规则将脑概念组合起来进行思考以获取新的意义，这类似于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计算机将处理的结果存储在电子介质中得到电子文本，而人的大脑将思维的结果存储在大脑中，就得到脑文本。人的大脑按照某种文学样式对脑概念进行思考和组合，获得的脑文本就是文学脑文本。人的大脑将脑文本转换成声音（声波）的过程，类似于计算机对存储信息的解码和信息提取；人的大脑通过发音器官将脑文本转换成声波，类似于扬声器播放。由于脑文本不能遗传，接受者只能借助听觉器官接收发音器官发出的声波，再通过大脑将接收到的声波还原为脑文本存储在大脑中，实现脑文本流传。从中可以看出，人对事物的感知、认知、思考和理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思想，即脑文本。

文学脑文本就是传统上所说的口头文学的文本。文学脑文本不能遗传，但是能够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转换成另一个脑文本，存储在其他人大脑中而被保存下来。由于作为脑文本载体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少量的脑文本后来借助书写文本被保存下来之外，大量的具有文学性质的脑文本都随其脑文本拥有者的死亡而永远消失湮灭了。

在脑文本形成的过程中，人的意识、感知和认知首先要借助视觉、听觉和感觉转换成脑概念，存储在大脑里。人听见的声音，看见的图像，感觉到的事物和状态，都可以转换成脑概念，变成存储在大脑中的信息。脑概念还不是脑文本，它只是构成脑文本的基础。脑文本是由一系列脑概念构成的。书写文本存储的是文字或符号，电子文本存储的是二进制数字代码。所有的感知、认知和理解都是通过脑概念进行的，不同的脑概念组合在一起存储在大脑里，就形成脑文本。一切有意义的声音信号和书写符号，包括抽象的观念或意识形态，都可以借助脑概念组成脑文本存储在大脑里。

脑文本以记忆的形式存储在人的大脑里，它只能通过回忆提取，借助发音器官复现。荷马之后所有传唱其史诗的人，都是以记忆的形式把故事存储在自己的大脑里。他们存储在大脑里的关于史诗的记忆文本就是脑文本。诗人的口头传唱就是通过回忆存储在自己大脑中的脑文本，然后才能借助自己的发音器官把脑文本转化为声音表达出来。声音在本质上是一种声波，就发音器官来说它主要借助空气传播。声波需要借助听觉器官接收，没有听觉器官则无法接收通过空气传播的声波。不能接受声音信号则不能形成脑文本，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口头文学的文本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书写文本和电子文本不同，它是一种脑文本。“脑文本的存在表明，即使在书写符号出现之前，文学的流传也是以文本为前提的，同样是文本的流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11）。因此，口头文学的流传，实际上是脑文本的流传。就文本的载体而言，文本有三种基本形态，除了脑文本，还有书写文本和电子（数字）文本。

书写文本（writing text）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发明了书写符号尤其是发明了纸张之后最主要的文本形式。在以前的论文中，我使用的物质文本的术语就是指现在的书写文本。作为术语，书写文本比物质文本更准确、科学，因此我现在要用书写文本替代物质文本。书写文本以纸张以及其它任何可以用以存储书写符号的材料为载体。除了纸张而外，陶器、甲骨、青铜、竹简、绵帛等物质材料，都可以成为存储书写符号的载体。存储书写符号的方式是多样的，如描画、书写、镌刻、印刷等，都可以成为存储书写符号的方式。脑文本也可以转化为书写符号存储在纸张上或其它载体上，形成书写文本。

人类文明进入科学时代尤其是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后，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文本形式：电子文本（electronic text）。无论脑文本、书写文本还是电子文本，都是就文本载体的性质而言的。电子文本不同于脑文本和书写文本，它的载体是计算机盘片、固态硬盘、磁盘、光盘等化学磁性物理材料。借助电子设备，字符、图像、动画、音频和视频信号等信息经过电子技术处理，都可以转化为电子文本，存储在电子设备中。

电子文本是科学的产物。计算机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一切能够表达意义的信号和符号都可以通过电子元件转化成数字存储。在现代电子技术条件下，一切书写符号和信息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构成电子文本。电子文本储存的是二进制数字代码，因而电子文本也称为数字文本。在电子时代，任何生物形态的文本如脑文本或物质形态的书写文本等，都可以借助输入设备转换成电子文本，存储在电子设备中。

脑概念及其形成原理

尽管文本按其载体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但是所有的文本都是在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脑文本也不能例外，同样是由脑概念构成的。脑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定义，是用于指称某一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术语。

脑概念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象概念，一类是抽象概念。物象概念是有关客观存在的概念，根据概念的来源被归类到物象概念中，但其性质仍然是抽象的。物象概念的形成要经过感知、认知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从印象到定义而实现理解物象的整个过程。在认知过程中，对物象的感知产生印象，印象经过大脑的处理实现对物象的定义，产生概念，实现对物象的理解。通过不同的感官感知世界，我们才能进入认知阶段。例如，一个人的形象进入视域后成为物象，物象被感知则得到这个人的印象，对印象进行认知则得到对这个物象的定义，定义是对物象的抽象。如果这个人经过认知被确认是A，A就是这个人的定义，同时也是这个人的物象概念。概念存储在大脑中，就变成物象的脑概念。

抽象概念不是通过客观世界的认知而抽象出来的物象概念，而是通过概念对概念的认知而得到的新概念。也可以说，抽象概念是从包括物象概念在内的抽象概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在认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概念，任何认知都是通过概念进行的，没有概念则不能认知。认知既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是对抽象概念的认识。一旦进入认识的过程，所有的认知实际上都是抽象的。例如，太阳、月亮、夏天、冬天、冰雪、树林等，都是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所以从来源上可以归类为物象概念。但是在认知过程中，从太阳和夏天这两个抽象概念中可以得到炎热的抽象概念，从冬天和冰雪这两个抽象概念中可以得到寒冷的抽象概念。由于炎热和寒冷都是来自概念，所以它们是抽象概念。通过推理和归纳的方法，概念和概念组合在一起得到的新概念。如此往返，脑概念会越来越多。我国从甲骨文衍生出来的文字解释了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和增加的。例如，“人”字是一个书写符号，也是一个概念，表达人的意义，当三个“人”的书写符号组合在一起时，就得到一个新词“众”，成为表示多的抽象概念。再如明字，它是由“日”和“月”两个字构成的新词。这些新词的产生表明，两个或多个概念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新概念。新的概念相互组合，又可以得到另外的新概念。人的认知越多，不仅可以获得新知识，也可以得到新概念。

脑概念从功能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能指脑概念和所指脑概念。这儿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不同于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理论中使用的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不是事物和名称之间的连接，而是概念和语音模式之间的连接”（Saussure 66）。为了厘清语言符号、概念和语音模式之间的关系，他“建议保留符号这个术语以表示整体，但是用所指（signification）和能指(signal)来分别代替概念和语音模式”（Saussure 66）。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能够说明一个作为整体的语言符号内部存在的概念同概念表达之间的内部关系，但是语言学中更为重要的问题，如语言的定义问题，索绪尔并没有真正解决。同索绪尔的定义不同，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中的能指和所指不是用来说明语言学符号的内部关系问题，而是说明认识概念的功能问题。能指脑概念是用来指称任何事物和任何概念的概念，所指脑概念是用来指称特定事物或特定概念的概念。例如，当月亮作为脑概念可以用来指称任何月亮的时候是能指脑概念，当月亮作为脑概念只是用来指称15日这一天的月亮的时候就是所指脑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物象概念如长江、黄河、孔子、屈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中国、美国等都是特指的，它们的对应物是固定的，因此是所指脑概念。另外一些概念如善良、丑恶、高尚、卑鄙、伟大、渺小等不是特指的，其对应物是可变的，任意的，因此它们往往是能指脑概念。在特定情况下，某些概念既是抽象脑概念，也是所指脑概念，例如太阳和月亮既可指天上唯一的太阳和月亮，也可指任何时候的太阳和月亮；房屋和教堂既可指某一具体的房屋和教堂，也可指任意的房屋和教堂。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增加了脑概念的多样性，使人的思维变得丰富多彩。

人主要通过五种感官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感知事物。五种感官能够感知世界，但不能认知世界。感知仅仅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存在感，或者说感觉到某种存在。例如，我们听见房间里的脚步声，看见天边的晨曦，感觉到身上的汗水等，这些都属于感知，即感觉到某种存在。感知产生印象，例如，听见房间的脚步声可以产生有人起床的印象，看见天边的晨曦可以产生天亮的印象，感觉到身上的汗水可以产生天气炎热的印象。从感知到认识过程的完成，就能够得到抽象概念。这个抽象概念存储在大脑里，就变成脑概念。认知是对感知的理解，经过理解才能产生概念，因而感知是理解的初级阶段，认知才是理解的高级阶段。

脑概念是思维的工具。能指脑概念和所指脑概念相互组合，构成思维。人的思维过程就是脑概念的组合过程。人的大脑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脑概念的组合形式也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不同变化的脑概念组合过程，就是不同的思维过程。思维是对脑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运用脑概念进行思维即可得到思想，思想以脑文本为载体。当脑概念的组合过程结束并相对固定下来时，人的思维过程也就结束，得到相对明确的思想。人的思想是应用脑概念进行思维的结果，思想的存在形式就是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是按照某种伦理规则建构的能够表达明确意义的脑概念组合。脑概念组合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人的思维过程的结束，思维过程的结束产生思想，形成脑文本。因此，脑文本是思想的形式。

脑文本的伦理价值

脑文本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既定程序，不仅交流和传播信息，也决定人的意识、思维、判断、选择、行动、情感。脑文本就如同戏剧表演的脚本，怎样的脚本，决定怎样的表演。人的思想、选择和行为，包括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都是由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脑文本决定的。脑文本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决定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本质。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因此，什么样的脑文本就决定什么样的思想与行为，或者说，什么样的脑文本决定什么样的人。

脑文本是一种生物形态，是一种活性物质，以记忆的形式存储在人的大脑中。脑文本类似于计算机的应用软件。一台性能良好的计算机，尽管有高端的硬件配置，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应用软件，这台计算机（裸机）是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人无论如何聪明，但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就需要有好的脑文本。由于文学文本尤其是书写文本和电子文本可以直接通过人的视觉器官或听觉器官转换成脑文本实现教诲的目的，因而文学是脑文本的重要文本来源。

文学教诲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文学的脑文本转换实现的。文本产生之后，口耳相传的道德经验变成了由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形式，例如诗歌、故事、格言、寓言、小说、戏剧等。“这些由文字构成的文本就是文学，记载的都是有利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个人的或集体的道德经验，它们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能够提供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11）。学习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脑文本。因此，如何选择用于某种教诲的文学作品就变得特别重要。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作用，就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解读和批评，为读者建构脑文本提供优秀的文本，以促进人的道德完善。也就是说，文学伦理学批评要用新的方法解决文学用于教诲的问题。例如，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以来，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并对此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人的精神是怎样存在的？怎样对精神进行分析？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获得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的答案。但是脑文本给我们提供了深入分析精神的可能。从认识论角度看，只要有精神存在，就一定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只要有精神存在的形式，就可以对精神进行分析。精神的存在是以脑文本为前提的，没有脑文本，就不可能有对精神的认知。对心理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没有脑文本，心理活动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无论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都要转移到对脑文本的分析上来。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伦理选择同自然选择不同，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自然进化和生存斗争，伦理选择的方法是伦理教诲。文学虽然具有教诲的功能，但是要转换成脑文本才能发挥教诲的作用。文学蕴含的一系列道德范例、榜样和说教，只有转换成脑文本后才能形成观念和思想，发挥褒扬或劝喻、鼓励或批评、赞扬或警示的作用，从而实现教诲目的。

小说《西游记》是一个说明教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典型范例。孙悟空由于大闹天宫，如来把他镇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后他被唐僧救下，收为徒弟，让他护驾前往西天取经。为了约束孙悟空的自由意志，观音引诱他戴上金箍，并授唐僧紧箍咒语。如果孙悟空违背伦理，唐僧只要念动咒语，金箍就会收紧导致孙悟空头疼，从而让他得到管束。孙悟空的头代表自由意志，他头上的金箍类似于代表理性意志的脑文本，唐僧的咒语代表具有教诲功能的文学。唐僧借助发音器官将咒语转变成声音，孙悟空将转变成声音的咒语作为脑文本存储在自己的大脑里，然后通过金箍体现脑文本控制自己的行为，让唐僧的咒语发挥教诲作用。在小说的文本中，我们看到脑文本对孙悟空发生作用的整个过程。由于紧箍咒的作用，孙悟空的心理和精神发生巨大改变，从一只顽猴变成了圣徒。而这一切，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

脑文本为我们认识文学的教诲功能找到了新途径，但是有关文学脑文本的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文学文本与脑文本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对脑文本进行分析，脑文本与人的心理和精神有怎样的联系，脑文本与情感、伦理和道德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对于文学文本与脑文本的具体分析，我将在下篇论文中专门讨论，也希望朋友们参与进来，共同开展对脑文本的研究。

注解：

① ② “Oral literatur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7 Aug. 2016 proxy.library.upenn.edu: 2982/ levels/ collegiate/ article/ oral-literture/ 389575 Accessed 29 Jul. 2017.

引用作品：

“General Introduction.” Arcadia 50.1 (2015): 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 (2014): 9—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9-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8-15.]

——：《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6 (2013): 8-15。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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