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建华 | 斯哥普斯审判的文学再现： 历史语境与政治意向
作者简介：
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文学博士（1991），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现任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分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名誉主编，《外国语》、《译林》、《中南大学学报》、《外语与翻译》杂志编委。曾获香港中英友好奖学金（1987）赴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金（1996）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合作研究；获英国语言学会资助赴牛津大学访学（2000）；获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高级研究学者奖学金（2002）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出版的学术著作6部，包括《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1989）、《新西兰文学史》（1994；2015）、《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2004）、《美国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2005）、《杰克·伦敦研究》（2009）、《美国“迷惘的一代”文学》（2013）、《美国文学大辞典》（2015）；出版译著包括文学评论著作《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1994）和文学名著《时震》（2001）、《白雪公主后传》（2005）、《五号屠场》（2008）、《回首大决战》（2013）等；《英语短篇小说教程》（2010）被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美国文学大辞典》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中国翻译》、《外国语》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和意识形态批判”、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文学大辞典”和省部级项目5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项的撰写。1997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2年获得“中国外语教学杰出贡献奖”、 201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斯哥普斯审判的文学再现： 历史语境与政治意向
（本文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7年12第27期。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项目编号：15AWW005）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斯哥普斯审判，被视为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较量的“世纪审判”，有详尽的文献记录和众多的评述。在历史“文本”的基础上，美国文坛出现两部重新呈现事件的文学作品，即历史剧《一无所获》和历史小说《猴镇》。本文把文献、剧本和小说看作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比较其产生的的不同历史语境，强调事件呈现与文学重构所凸显的时代意识形态倾向。
关键词：斯哥普斯审判；《一无所获》；《猴镇》；历史小说
被俗称为“猴审”的斯哥普斯审判发生在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留下了详尽的庭审记载与众多报道。这一事件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和新世纪出版的两部影响颇大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再现，其一是历史剧《一无所获》（Inherit the Wind, 1955），另一是长篇历史小说《猴镇：斯哥普斯审判之夏》（Monkey Town: The Summer of the Scopes Trial, 2006）。这两部作品都大量使用包括庭审记录在内的原始文献，但都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各自时代的思考。今天回看这一历史事件和这两部相关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在三个不同“文本”中看到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关注，以及历史演进中认识和态度的变化。
历史剧《一无所获》（Inherit the Wind, 1955）
长篇历史小说《猴镇：斯哥普斯审判之夏》（Monkey Town: The Summer of the Scopes Trial, 2006）
霍尔曼和哈蒙这样概括历史小说的经典形式：“背景一般是两种文化形成冲突的时代，一种夕阳西下，另一种冉冉升起，虚构人物身处冲突的风口浪尖，卷进真实历史，与真实历史人物共同经历事件，（作品）通过他们的故事表现事件对身置其中的人们的影响与冲击”（Holman and Harmon 238）。《一无所获》和《猴镇》基本遵循了历史小说的这种经典模式，由一个虚构人物贯穿事件的前后，连接卷入事件的真实历史人物，通过此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表达对历史的再认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对历史的“重现”，必定是对历史“文本”的一种阐释性的解读，因此又是作家的时代精神写照。
一、“猴审”的历史文本：时代潮变与新旧博弈
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正处在霍尔曼和哈蒙所说的“两种文化形成冲突的时代”。美国快步进入现代社会，新旧碰撞，火花四溅，而发生于1925年的审判则凸显了时代的典型特征。科学力量强势崛起，消费主义迅猛抬头，社会转型带来了观念巨变，社会的世俗化是其重要表征之一。“调查发现信仰宗教的大多数民众与不信教的文化精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Larson 268），而这一区属趋势迅速蔓延，让不少人感到基督教受到了被颠覆的威胁。“不同教派的保守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为捍卫他们传统信仰的所谓原教旨而斗争，反抗现代派的异端邪说”（Larson 34）。圣经“创世论”形成冲突的人类源自猿类的达尔文演化论[1]学说，被看作“异端邪说”之首。
在达尔文还没有发表他的研究结论时，大多数自然学家都已经十分清楚，地球的地质时间远比圣经声称的要长，诺亚的洪水从来没有淹没过整个地球。圣经创世纪的那两个故事是寓言，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与事实不符。（Conkin 18）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基督教领袖已调整对实证科学的态度，不再要求信徒抗拒现代科学，坚守上帝在6天时间里创造了世间万物，人类由亚当和夏娃开始等圣经的字面概念，（McGowen 24）新教各派中被称为“现代派”的神学自由主义被越来越被多的基督教徒接受。在斯哥普斯审判之前，几乎每个美国大学和高中，都把“演化论”作为生物学知识的基本部分加以施教，也都认可达尔文在科学史上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宗教新走势，给保守派带来了危机感，危机感又化作行动的召唤，促成了一场反演化论运动，试图用法律手段阻止达尔文的理论在青少年中传播。他们集资印刷名为《原教旨主义》的小册子在全美国范围内分发，强调圣经中的每句话都必须按字面理解，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由此得名的美国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开放包容的北方屡屡受挫，但在田纳西这个落后的南方农业州获得了小小的成功。1925年3月21日田纳西州议会通过法令，禁止在公立学校传授与圣经教诲相悖的人从低等生物演化而来的内容。签署这一法案的佩伊州长清楚地表明，此项法令的用意是“对宣扬所谓的科学，对在学校和其他生活领域无视圣经权威的非宗教倾向提出抗议”（Levine 45）。随后，高中代课教师约翰·斯哥普斯因施教演化论而被起诉，于是就有了发生在戴顿的审判——“田纳西州诉约翰·托马斯·斯哥普斯”，戏称“猴审”（the Monkey Trial）。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因此又有“世纪审判”之誉。参与审判报道的著名记者H.L.门肯在文集《田纳西的宗教狂热：来自斯哥普斯猴审的报道》（A Religious Orgy in Tenessee: A Reporter’s Account of the Scopes Monkey Trial, 2006）的开卷篇，就用了充满调侃的标题：“田纳西的马戏表演”（Mencken 3），但他又清楚地指出，“尽管每个细节都带有闹剧色彩，这绝不是一场滑稽演出”（Mencken 93）。
美国民主党保守派领袖、曾担任国务卿并3次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 1860–1925）受邀加盟控方团队，这让美国最著名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 1857-1938）“马上决定前往”，自愿免费为斯哥普斯辩护（Larson 101）。布莱恩是“是某种版本的原教旨主义教皇”(Mencken 75)，而达罗的名字同样如雷贯耳，为美国共产党领袖尤金·戴伯斯担任辩护是他许多著名辩护案例之一。两位名角领衔，媒体紧紧跟踪，审判又“转变成了20世纪第一场伟大的媒体狂欢”（Conkin 84）。这是美国第一次无线电全国直播的庭审。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Edward Larson, 1953-）在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天神之夏》（Summer for the Gods, 1997）中说：“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像《纽约时报》这类报纸的头版，连续多天被这一审判事件所统治”,“200余名新闻记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小镇……22名电报员每天发出165,000 词的关于审判的文稿”（Larson 213）。“猴审”为后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的创作，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庭审第7天突然达到戏剧性的高潮，布莱恩和达罗面对面进行交锋，两人法庭对决的言词，成了剧作《一无所获》和小说《猴镇》的核心内容。庭审中，作为圣经专家的布莱恩被达罗请上证人席，后者问他是否认为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必须按字面理解的真理，得到肯定回答后，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果地球的历史如圣经所说只有6000多年，如何解释各种地质证据？如果4273年前的洪水淹死了除诺亚方舟之外的所有生命，如何解释比这更长的中国连续文明史?是不是认为地球及万物是上帝在6天时间里创造的，每天是不是24小时的一天？约拿被鲸吞入肚子3天后逃出，是否可能？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们生下的儿子后来娶了媳妇，那个女人从何而来？约书亚为了延长白天，让太阳停住——那么是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动？对于此类问题，布莱恩回答的基本意思都是：凡圣经上说的，我相信确有其事。
在媒体众目睽睽之下，2个小时的“主将”交锋被详细报道，随着电波传向美国各地，传向全世界。庭审的这部分也被一些作家几乎原封不动地引入文学作品。达罗将布莱恩这位以雄辩著称的保守政治家“塑造”成了一个愚顽、僵化、无知的人。审判结果斯哥普斯被判有罪，处以最低罚款100美元。审判结束后5天，尚未离开戴顿的布莱恩午睡时突然去世。尽管医学上认定死于糖尿病引起的中风，但此事又引出后续故事：他被达罗的羞辱“气死”，而佩伊州长代表官方做出表态，称布莱恩是“为捍卫我们父辈的信仰而牺牲的烈士”，并宣布他的安葬日为州假日。（Larson 203）审判本身具有戏剧性，也被详尽记录，反复解读，成为历史、法律、文化研究的丰富资料源。
这一历史审判也被搬上舞台，写成小说。历史剧/历史小说是一个有弹性的宽泛概念，既可以指艺术化再现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像《红字》那样截取某一特定历史为背景而创作的故事。《一无所获》和《猴镇》都属于前者，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基本与历史相符，参与事件的人物可以对号入座，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情景再现”，但文学对历史的再现不可能不偏不倚。两部“猴审”作品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变成了个人小叙事，渲染经历过程中人的情感和认识变化。同时，作家的当代视角必然在文学文本中融进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凸显历史与当代的关联性。
二、“猴审”的政治文本：麦卡锡主义与《一无所获》
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治保守派打着反共的旗号压制异己，气焰嚣张。作为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击，杰洛米·劳伦斯（Jerome Lawrence, 1915-2004）和罗伯特·李（Robert Lee, 1918-1994）共同创作了剧本《一无所获》，适时地将“猴审”事件搬上冷战时期的美国舞台，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再现的过程中，揭露保守派通过政治高压兜售“一统观念”的张狂。剧作1955年1月首演后，在百老汇久演不衰，成为经典，被称为“本世纪最精彩的法庭剧”（参看Lawrence and Lee内封）。1960年舞台剧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了更大层面的美国观众。爱德华·拉森指出“大部分人是从话剧《一无所获》或从该剧的电影版本中了解到斯哥普斯审判的”，文学作品“远比在戴顿发生的一切都更深刻的地影响了后代人对斯哥普斯审判事件的看法”（Larson 224-5）。
两位剧作家强调剧作的象征意义，在剧本提示中写道：“小镇应该一直出现在舞台上，隐约可见，这是剧本概念的重要部分，就像审判中的被告那样接受着审判。从头至尾，人群也同样重要，这样法庭就成了一个竞技场，四面都有观众”（Lawrence and Lee 3）。小镇的原型毫无疑问是田纳西州的戴顿，主要历史人物也都在场。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剧中的凯茨就是斯哥普斯；德拉蒙德就是达罗；布莱迪就是布莱恩；霍恩贝克就是门肯。真实庭审中达罗与布莱恩的精彩对决，剧作中也浓墨重彩地进行了重现。主要人物中唯一虚构的，是当地宗教领袖布朗教士和他的女儿蕾切尔。剧作家把观念的冲突个人化，让父女两人各代表冲突的一方。
被事件推上风口浪尖的蕾切尔是凯茨的同校教师，与他相恋，在传统和新思想之间，在父亲和情人之间陷于困境。她被迫走上法庭，指证她恋人在学校违法传授演化论。审问中她内心矛盾，惊慌失措，几乎崩溃，最后晕了过去，而她的父亲“脸上丝毫不见怜悯”（Lawrence and Lee 71）。布朗教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对接受新思想的女儿，就如对其他任何与他观念不同的人一样冷酷无情。法庭的冲突后又延续到家庭，迫使蕾切尔叛弃家庭。剧本凸显了南方原教旨主义团体对自由思想的压迫，让观众在剧情与当时极右的麦卡锡主义分子对政治异己的镇压之间产生联想。
剧作对事件的艺术性再现，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对两个主要人物一褒一贬的塑造之上。布莱迪出场时，趾高气扬，审判庭爆发出长时间的欢呼与掌声，而德拉蒙德出场时，剧本的演出提示写道，他“弓着背”在“不详的长长阴影中”走上舞台，一个小姑娘尖叫起来“魔鬼来了！”（Lawrence and Lee 17）但随着演出进展，人物渐渐逆转，故事开始时的“英雄”和“魔鬼”在结束时换位。7天的庭审结束时，德拉蒙德已显现为正义和进步的化身，而与此相反，布莱迪则表现得比真实审判中的布莱恩更加愚顽可悲。这样的剧情安排和人物塑造，反映出五十年代意识形态斗争中作家的立场。
开始时马修·布莱迪得意地正告德拉蒙德：“是不是记得圣经《箴言》中所罗门的教诲——‘扰害己家，终必一无所获’”（Lawrence and Lee 60），暗示颠覆传统者，最后不会有好结果。剧作家将此引言用作剧作标题，创造反讽，最后让布莱迪一无所获，身败名裂。布莱迪的自大，被德拉蒙德充分利用，历史记载的真实庭审高潮部分在舞台上重演。但剧本中添加了一些细节，让布莱迪丑态百出。法庭辩论结束时，气急败坏的布莱迪还在滔滔不绝地背诵旧约篇名，证明自己熟谙圣经，而此时参加庭审的民众开始离场。剧作家让聚光点落在处境狼狈的布莱迪身上。
（舞台提示：他在证人席的椅子上坐下，软弱无力，疲惫不堪。布莱迪太太望着她的丈夫，满脸忧虑，心烦意乱。她望着德拉蒙德，充满无能为力的愤恨。德拉蒙德走出法庭，人群中的大多数跟随着他。记者们紧紧包围着德拉蒙德，在笔记本上快速舞动着铅笔。布莱迪坐在证人席上，无人理睬。）
布莱迪太太：马修——
布莱迪：孩子他妈，他们嘲笑我，孩子妈！
布莱迪太太：没有，马修，他们没嘲笑。
布莱迪：我忍受不了被别人嘲笑。
布莱迪太太：(安慰地)没关系，宝贝，没关系。（她抱着他轻轻地摇晃着，像哄着他睡觉）宝贝，我的宝贝……(第二场落幕)。（Lawrence and Lee 92）
剧作家不依不饶，继续对这个人物进行嘲弄，把布莱恩的死挪到了法庭上，让他“当场”被活活“气死”。布莱迪晕倒，人们慌乱地把他抬出去。在失去意识的胡话中，他正在做总统就职演讲，然后死去。剧本的舞台提示写道：“伟大的反演化论法令泄气了，就像受潮的鞭炮爆炸时发出的‘噗呲’一声”（Lawrence and Lee 103）。剧本作者在彻底羞辱了布莱迪之后，又将德拉蒙德高高抬起。他充分展现了智慧和正义的力量，赢得了民众，也赢得了道义的胜利。德拉蒙德重复了他的原型达罗曾在法庭上说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我想要做的，就是防止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人把中世纪的荒唐东西倾倒在美国的法律中”（Lawrence and Lee 42）。这句话具有强烈的当代指涉，表达的是剧作的核心意图。但是法庭还是宣判了凯茨有罪。
凯茨：我到底赢了还是输了？
德拉蒙德：你赢了。
凯茨：但是陪审团刚才宣判——
德拉蒙德：什么陪审团？就这十二个人？成千上万的人都会说你赢了这场官司。今晚他们就会看到报纸上的新闻，你砸烂了一个坏的法令。你让它成为笑柄。(Lawrence and Lee 109)
剧本是被当作政治寓言创作的，人物塑造服务于作家内置的历史观。作品“插入了真实庭审记录中的大量材料，努力创造具有权威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效果，但说到底仍然是斯哥普斯审判的建构性再现”（Riley, et al. 267）。剧本作者说，他们无意坚守客观性，剧作是为了对抗麦卡锡主义而创作的，他们在剧本前言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一无所获》并不把自己打扮成实况再现。这是舞台剧。现在不是1925年。剧本的舞台说明将时间设定在‘不久以前’。可能发生在昨天，也可能发生在明天”（Lawrence and Lee i）。也就是说，这样的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而剧作的指涉恰是麦卡锡主义盛行的20世纪五十年代，即剧本创作的当时。
在20世纪的五十年代，反演化论势力已不再构成重大威胁，但另一个威胁赫然存在。“就像阿瑟·米勒的《塞勒姆女巫》一样，《一无所获》也是麦卡锡主义语境所催生，是对麦卡锡主义的回应。这两个剧本的作家都在美国的历史中寻找对等的实例”（Larson 240）。曾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米勒，将1693年塞勒姆审巫事件搬上舞台，用当时宗教暴力对普通女性施加迫害的故事，影射打着反共旗号清扫异己的麦卡锡主义，为可能重演的历史悲剧敲响警钟。《一无所获》的作者也一样，他们无意如实重现历史事件的细节，而是将矛头指向事件背后操纵的黑手，指向用政治权力和法律迫害异己的历史逆流，让“似曾相识”的昔日事件为当今社会提供警示。
三、“猴审”的文化文本：认识成长与《猴镇》
如果说《一无所获》在不少方面对历史素材做了大胆更动，努力让观众在原教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之间产生联想，相对而言，罗纳德·基德（Ronald Kidd）的长篇历史小说《猴镇》比较忠实于事件的历史性。小说艺术化地呈现了斯哥普斯审判前前后后整个过程，但也通过文学的虚构特权，生动描绘了这一事件对年青一代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旧金山纪事报》称赞这部小说 “是话剧《一无所获》和小说《杀死一只学舌鸟》的结合体，又带有多克托罗曲折变化的风格”（Kidd封面评语）。与《一无所获》一样，小说背景设在审判的真实时间和地点。青年教师约翰·斯哥普斯是被说服自愿当被告的，这与历史事实相符，但他比真实生活中的斯哥普斯更加开朗健谈，是个热爱生活、穿着入时的现代青年，受到学生和很多戴顿镇民的喜欢。他自己不去教堂但尊重别人的信仰。小说渲染了审判过程中他的认识成长。
小说的叙述主线也是一位爱上斯哥普斯的虚构女性人物——15岁的少女弗朗西丝·罗宾逊。她是斯哥普斯的学生，她暗恋上了活泼英俊的年轻教师。其父弗兰克·罗宾逊，以及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都真姓真名，与历史事件中担当的角色也基本吻合。罗宾逊先生不是宗教狂热分子，但盲从流行于南方乡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由于女儿是故事叙述者，小说中他的重要性被凸显，父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她目睹了卷入这场交锋的心中偶像遭受逮捕和责难，品尝了初恋的甜蜜与痛苦，经历了爱和成长的烦恼，开始质疑小镇的道德风范和她一直信赖的父亲，最终她站到了斯哥普斯一边，在事件经历过程中成长成熟。审判的推进与女主人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交错进行。小说描写了她与最好的朋友艾萝伊丝之间的冲突。
我说：“你难道从来不想想这些事？也许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也许不是这样。约翰·斯哥普斯是个好人，他不相信上帝。也许他是对的。错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
“你住嘴行不行？”
“看看这些大山，”我说。“你想过山那边是个啥样子？山外边是亚特兰大，还有芝加哥和纽约。更不用说像巴黎和东京和孟买这样的地方了。那些地方的每个人和我们信仰的都一样吗？谁来判定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
艾萝伊丝两眼瞪着我。“你为什么把每件事都弄得那么复杂？上帝在七天时间里创造了世界。耶稣爱我。我爱我的父母。他们告诉我的，我信。”
她走向自行车，骑上车。“我回家了，你回吗？”
“也该回去了，”我说。“我不是故意让你心烦。我只是在想些问题，没别的意思。”
“你想得太多了，”艾罗伊丝说，蹬车下了山坡。（Kidd 58）
作为叙述中心的弗朗西丝正处在成长的关键年龄，小说从她的视角跟踪并描述了整个审判过程。她听到各种不同的言论和观点，不停地掂量、思考、追问。她结识了前来采访的门肯，小说故事的很多部分是她和门肯一起经历的。真实的门肯在当时的美国影响巨大，人们主要通过阅读他在东部著名报刊上发表的一篇篇报道，才了解到关于“猴审”的事件和背景。小说作家对这个人物着墨较多。他对问题一针见血的看法以及他犀利的评论，影响、改变了姑娘的认识观。起先，在她眼中，门肯是个高傲尖刻的北方佬，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对以戴顿为代表的南方人的传统和信仰不屑一顾。但几天的接触和交谈中，她渐渐了解了这个外乡人：他知识广博，思辨具有穿透力，弗朗西丝对他由憎恨转变为敬重。门肯是弗朗西丝认识成长的引路人，小说家让这一人物频繁穿插在故事中间，这对于以认识成长为主线的《猴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新闻界的大腕和文化斗士，门肯与达罗站在一边，同保守派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宣战。他具有正义感，同时也代表了北方发达地区人们对南方乡村小地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小说展示了他的不同方面，给了他几个主要历史人物中最多的篇幅。门肯不是组成“猴审”故事的内在成分，但作家把他编织进叙事之中，让他成为审判庭外的活跃人物。这是作家巧妙设计的“伴唱人物”（chorus character），这样的人物“站在中心事件之外，代表作者或社团道德高标准发出充满机智的评述”（Frye 101）。“伴唱人物”一词源自古希腊话剧中的合唱队，指一种剧情外的声音。作为小说人物，此人出现在故事中，游离于事件外，是个评说者的角色。由于叙述者是个15岁的少女，见识有限，这位“伴唱角色”帮助读者穿透事件的表层，发出作家认同的见解。
审判在接近尾声时突然达到了高潮。由于这场辩论本身具有的戏剧性，小说用了许多页的篇幅详细呈现了达罗与布莱恩辩论的细节。（Kidd 214-221）审判事件让以弗朗西丝为代表的戴顿人震惊，也迫使那些一边倒支持布莱恩的镇民们感到不安，开始了痛苦的思考。他们开始提问，开始缓慢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开始质疑以前从不质疑的事情，开始改变对达罗和门肯的态度。自从她的心上人斯科普斯遭受指控开始，弗朗西丝是对小镇的文化现状提出质疑和思考最多的一个。尤其是在门肯的影响下，她发现自己分裂成“新”和“旧”对峙的两半：
过去的两个月中我被撕成了两半，我的一半希望世界维持原样，而我的另一半盼望它能够得到改变；我的一半相信圣经，另一半相信科学家；我的一半相信老爸，另一半好像不认识他；我的一半热爱戴顿，另一半觉得它的确是个猴镇。
在那个高高搭起的台上看到互相对视的布莱恩和达罗，听到人群的呼喊声，我不禁心里问自己事情是否最终会有个明白的答案。我的两半怒目相视，打量着对方，随时准备拔出武器。全世界都瞪眼望着。(Kidd 214)
《猴镇》将20世纪初的文化和认识冲突，在四对人物身上进行具体化：布莱恩和达罗、弗朗西丝和她父亲、弗朗西丝与好友艾萝伊丝、门肯与守旧的小镇人。他们认识不同，但都是真实可信的凡人，没有脑后的光环或头上的犄角。弗朗西丝对过去“幼稚”自我的否定，宣告了一个少女的成熟，而这个特殊人物又代表了走向现代社会的新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女主人公在审判事件的短暂历程中跨越了认识的门槛。同《一无所获》一样，小说赋予了父女两代人的冲突以最集中的象征意义。以父亲为代表的比较守旧的人，经历了审判之后似乎也改变了自己，父女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感情上重归于好。
我们俩穿过客厅时，父亲说：“弗朗西丝，你得帮我一件事。你说的关于演化论的事，别让你妈知道。她听了会受不了。”
“怪事，”我对他说，“妈说了同样的话，别让你知道。”
他笑了，我也笑了。（Kidd 241）
《一无所获》中父女两代象征性的冲突导致最终的“决裂”，而《猴审》中同样的象征冲突，以父女“和解”落幕。虽然作家的立足点明显站在达罗、门肯一边，但《猴镇》对布莱恩并未加以漫画式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小说想象性地呈现细节，让涌入叙述者头脑的各种矛盾的观念折射外部世界，放大观察历史事件的某些侧面，让读者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并置和碰撞中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如果说《一无所获》以抗议、揭露和嘲讽为主调，那么《猴审》虽然演绎了同样的故事，但重心落在理智成长和认识追求上。如果说《一无所获》是一个政治文本，那么《猴审》更是一个文化文本。小说确实对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偏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冲突双方最后体现了包容的心怀。即使在审判结束数日后布莱恩在戴顿去世时，小说叙述者和镇民们一起，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到他的住所，目送他的灵柩离开这个争议之地。进入21世纪之后，文化和认识上的多元共存成为共识，“碰撞”被软化，“理解”成为主调。
结语
《一无所获》和《猴镇》以美国20世纪二十年代为背景，涉及时代变迁激化的矛盾冲突，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著名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 1932-）将这个十年的特征归纳为 “一个过去与现在剧烈摩擦的时代，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Bradbury 12）。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显然是他所说的“过去与现在剧烈摩擦”的显著表征。那种上帝光耀下人人勤勉自守的“乡村理想”，在社会进入工业和城市化后走向瓦解，引出新与旧的冲撞。反演化论运动导出的“猴审”被推到了强光灯下，成为具有历史标识意义的事件。分别于30和80年之后推出的关于“猴审”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都大量“挪用”了历史文献，但对审判事件进行的艺术再现，不可能“忠实”于“原文本”，而必然是当代人带着当代意识对历史事件的回看和重构。而这种历史观又必然充满当下性。
历史剧《一无所获》是政治寓言，抗议冷战时期保守派的政治高压，文外指涉鲜明，讽刺尖刻，批判犀利，凸显历史的警示意义。历史小说《猴镇》则主要通过人物塑造展示事件和观念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在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21世纪语境中既弘扬科学理性，又强调理解和包容。两部作品都以虚构人物为观察中心，同时让历史人物复活，让他们承载作家的褒贬态度。一旦文本化之后，历史事件和人物就不再客观真实，而是作家出于历史再书写的目的而进行艺术“编织”的叙事的一部分。斯哥普斯、布莱恩、达罗、门肯这些近代人物从干瘪的历史记载中满血复活，在作家设定的视角、投下的聚光点、铺排的语境和建构的人物关系中“重演”过去的事件。这种“重演”与历史情境相依相存，但不是历史拷贝的重播，而是对历史的再阐释。故事的书写者在叙述中施展了自己评判历史的话语权力。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1] Bradbury, Malcolm. “Style of Life, Style of Art and the American Novelist in the 1920s.”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Twenties. Eds. Malcolm Bradbury and David Palme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2] Conkin, Paul K. When All the Gods Trembled: Darwinism, Scope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3] Frye, Northrop, et al. The Harper Hand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1997.
[4] Holman, C. Hugh and William Harmon. A Hand Book to Liter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5] Kidd, Ronald. Monkey Town: The Summer of the Scopes Trial. New York and London: Simon & Schuster Books, 2006.
[6] Larson, Edward J. Summer for the Gods: The Scopes Trial and America’s Continuing Debate Over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7] Lawrence, Jerome and Robert E. Lee. Inherit the Wind. New York: Bantan Books, 1960.
[8] Levine, Lawrence W. “Progress and Nostalgia: The Self Image of the 1920s.”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 Eds. Malcolm Bradbury and David Palme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1.
[9] McGowen, Tom. The Great Monkey Trial: Science Versus Fundament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Frank Watts, 1990.
[10] Mencken, H.L. A Religious Orgy in Tennessee: A Reporter’s Account of the Scopes Monkey Trial. Hoboken, N.J.: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06.
[11] Riley, Karen L., et al. “Historical Truth and Film Inherit the Wind As an Appraisal of the American Teacher.”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Journal 34.2 (2007): 263-273.
[12] 科因，杰里：《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叶盛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1]英文“evolution”在我国一般译为“进化论”，但科学界认为这是“长期被误译”的一个“重要概念”。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龙漫远教授认为，“自然界没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的必然规律，特定物种在特定时期所表现的进化不能作为生物演化的普遍规律或常例。从形态到分子的大量证据表明，在许多情形下，生物的某些特征还会从复杂演化到简单，甚至长期保持不变。而‘演化’一词涵盖了更加广泛的变化模式和过程”（科因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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