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 命名·主题·认同——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介绍】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英剑 教授

命名·主题·认同——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32-35页。经作者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本文论述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译名及其界定；二是现有研究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主题的定位问题；三是现有研究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认同感的定位问题。

关键词：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美国华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命名；文化认同

Three Q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an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argue three basic ques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r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first part is to discuss how to translat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Language. The second part questions the current conclusions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The third part argues whether these authors are inclined to seek for the identity from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naming and definition; identity; Chinese culture. 

从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在近20年里，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中美两国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在美国，1988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首次将亚裔文学专辟一章加以论述，其中论述了金斯顿等作家。在中国，对华裔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台湾和香港等地，且成果丰富、研究深入。像《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这样的论著，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学术价值很高。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由于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论文已有数十篇，同时也翻译出版了 “美国华裔文学精品丛书” (后改为 “华裔美国文学丛书” )。同时，也已经有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将华裔文学作为其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的选题。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的华裔文学研究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然而，正因为是刚起步不久，所以，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尚待加以深入地探讨。我这里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如何命名？如何界定？

我这里说的命名，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对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应该如何翻译成中文的问题，一个是该如何命名作家，即如何翻译华裔作家的 “洋名”。

先谈谈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应该如何翻译成中文的问题。

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目前大致有4种译名，即华裔美国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等。三年前，王理行先生和我曾经合写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主张，应将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翻译成 “美国华裔文学” 而非 “华裔美国文学” 或 “华裔美国人文学”。我们当时的理由是，第一，根据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原文看，它首先强调的是“美国文学”，然后才进一步有所限定。在此概念中，“华裔文学” 是整个 “美国文学” 的一部分。第二，按照中文的表达习惯，应该是涵盖面大的在前，首先强调的内容在前，因而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名应该是 “美国华裔文学”。这和业已被广泛接受的译名 “美国犹太文学” (Jewish Ameriean Literature)、“美国黑人文学” (Black Ameriean Literature)，“美国印第安文学” (Indian Ameriean Literature)等一样，各属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第三，在汉语中，“美国文学” 已含 “美国人创作的文学” 之意，似乎无必要再译为 “美国人文学” [1]。后来，我又看到《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一文，作者站在中国研究者及学科包容的角度，认为应该把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译为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 以区别美国华人的汉语写作[2]。但我认为，因为国内有较为独立进行的的 “海外华文文学” 学科，专门研究 “海外华人用华文进行的文学创作”。比如有人在文章中提到，“‘世界华文文学’ 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对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的重新命名而被肯认的。它主要是针对前一时期这一领域研究，把属于中国文学的 ‘台港澳文学’ 和不属于中国文学的 ‘海外华文文学’ 并列一起所可能引起 (事实上已经引起) 的不必要误解而提出的。……‘台港澳文学’ 所对应的是 ‘大陆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所对应的是 ‘海内’ 华文文学与海外华文作家居住国的其他语种文学。” [3] 所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英语”二字就显得多余了。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把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译为 “美国华裔文学”，是对的。

概念的提出，就预示着赋予其特定的性质和范畴。

时隔三年之后，再次将命名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它牵涉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 “美国华裔文学” 该如何界定。

我们当时对 “美国华裔文学” 的界定是：“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后来，有学者对这里的 “中国血统” 提出了异议。我记得在2002年5月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我回母校参加百年庆典。当时，有机会与李欧梵、黄子平先生见面，大家在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一起喝茶。闲聊中，王理行再次谈到了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问题，向两位先生请教。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两位先生对我们观点中的 “血统论” 持相当激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令其想起了 “文化大革命”。他们提议，界定应该更具开放性。

我认为，“血统” 二字其实并不可怕，关键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艾米·凌所著的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就被人翻译为《两重世界之间：中国血统的女性作家》，尽管这里的ancestry意为 “祖先、列祖”。但我同样认为，两位先生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在一个有着浓郁的文化传统的国度，这样的词汇或许太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了。因此，我想放弃使用 “血统” 一词。

现在，我想将 “美国华裔文学” 这个界定简单化，即指 “华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这个界定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第一，什么是 “华裔美国人”？我认为，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什么是美国人？”。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凡是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人，就是美国人。但 “华裔” 就比较复杂一些。在这里，既可以指华人，也可以指华人的后裔。因此 “华裔美国人” 就是指那些 “加人了美国国籍的华人，或生长在美国本土的华人后裔”。华裔作家与评论家弗兰克·陈 (FarnkChin) 主张，惟有那些在 “美国生美国长” 者才是华裔作家 [4]，这个界定太过狭隘。第二，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应该是指用 “英语创作” 的文学作品，这就排除了那些用 “中文” 写作的华裔作家。

总的来看，美国华裔文学应该包括两类作家的文学创作，第一类作家是指原为中国公民，后在美国生活并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作家，第二类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后裔作家。

再来谈谈作家的 “命名” 问题。所谓作家的命名问题，实际上是说，我们在研究中，应该使用作家的中文名字呢，还是使用其英文名字的翻译。比如，关于MaXine Hong Kingston究竟是该称作 “马克辛·洪·金斯顿” 还是称作 “汤婷婷” 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以音译为主。这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一种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视角。那就是：这些人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华人或是华裔都已加入了美国国籍，是美国人。所以，像Gish Jen，就应该翻译作 “吉什·任”，Amy Tan应该翻译作 “艾米·谭” 等。顺便说一句，现在很多人把Ha Jin翻译作 “哈金”，我看有不妥之处，因为Ha Jin原名为 “金雪飞”，所以，这里的Ha Jin似应译为 “哈·金” 为妥。

在华裔作家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而不应总是从自己的民族或是文化上寻求认同。

二、美国华裔文学的主题是什么?

在对美国华裔文学的主题进行归纳的时候，最为流行的看法大概莫过于 “流浪”、“漂泊”、“寻根” 了。许多国内的批评家认为，华裔作家既然属于远在异国他乡的华夏之子，其创作就一定是在维护、传播和弘扬祖先的文化。如有研究者认为，华裔文学试图 “反映海外华人在异乡它国的生活，描述了海外华人的奋斗史，展现了海外华人丰富的情感生活……，从而表现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性” [5]。也有学者认为，华裔文学反映了华裔文化在认同中的挣扎及危机，甚至反映了一种为中华文化而斗争的历史，他们从拒斥、疏离到理解、接受，继而寻根探源，挖掘祖先的文化宝藏，将其与西方主流文化相结合，建构自己文化身份的动人经历。

我的问题是：华裔作家真的是在流浪、漂泊吗？他们真的在寻根吗？

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我在前文已经谈到过了，华裔作家有两类，第一类原为中国公民，后在美国生活并加人了美国国籍。这类作家可以称为 “新移民作家”；第二类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后裔。在我看来，这样两类作家的创作主题、体裁甚至创作手法都有所不同。

在 “新移民作家” 中，他们有的自幼在中国大陆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的自幼迁移美国，有的在成年后移居美国，部分人都对中西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他们用英语以中国为背景进行写作，甚至完全在写中国。他们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中国文化意识，其表现手法也比较中国化。这些人的创作或可称为 “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 现象在各国都存在着，不夸张地说，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现象吧。在美国，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为哈·金、安琪·闵 (Anchee Min)等。后者则多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后裔，他们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中长大，对中国文化较为隔膜，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基本都是通过父辈甚至祖辈对往事的追忆和其他间接的渠道建立起来的。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创作似乎回荡着一个共同的主旋律，即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矛盾和痛苦中的混响。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这些人为华人后裔，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他们的中国文化使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美国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同样，由于其在美国土生土长，他们也不可能像中国人或其父辈那样去看待东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这些作家占据着华裔作家的大多数。如马克辛·洪·金斯敦 (Maxine Hong Kingston)、艾米·谭 (Amy Tan)、吉什·任 (Gish Jen)等。

这类作家的创作可以用安琪·闵的话来说，它属于 “中国故事美国书”。在我看来，他们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也就是一个题材甚至是素材而已。

比如，《喜福会》透过难以交融的母女关系，实际反映了许多中国移民家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即如何在 “两个世界” 之中生存的问题。应该说，移民的第二代常常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困扰。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出无奈的抉择。在这部小说里,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女儿们则代表了现代的美国文明，作者在这里所关注的是 “中国式” 和 “美国式”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小说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当作母亲的想支配女儿或是提出要求时，作女儿的总是极力反对或者不从。而母亲们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时，对女儿们同样也毫不留情。作者对此的关注，并非要说明一种流浪或漂泊者的心态或生活，而是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话题——男女平等的问题。在这里，中国文化只是语境、参照物罢了。

在我们的研究中，把这样的文化背景当作是作家在寻根，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呢？

三、华裔文学真的在认同中国文化

或文化中国吗?

在华裔文学研究中，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美国华裔文学是对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的认同。

比如，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曾理在《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 “文化认同” 问题》一文中，探讨了艾米·谭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和金斯顿的长篇小说《顽猴爷的赝书》。他认为，两篇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海外华人共有的问题，即 “文化认同” 问题 [6]。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与大陆新文学传统具有相同的文学品格和文化特质”，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历史的叙述说明 “华裔文学作家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体现（了一种）文化认同感” [7]。

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不是个小问题，它牵涉到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在评论华裔作家的时候，应该区分或者说至少不能混淆前述两类作家的认同感。在我看来，对于一些新移民作家来说，上述评论或许是有道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仍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其中一些人很认同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同时也希望中国同行能够认同他们。但对于华人后裔作家来说，他们对文化的认同感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吉什·任的代表作《典型的美国人》虽然写的是一个中国移民家庭的经历，但她的小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这是一个美国故事”。吉什·任从不认为她所描写的是一个同美国文化大不相同的题材。在一次访谈录中，她就指出过：人们往往以为“你是一位异族作家，所以你在写的一定是人们奋起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写的并不是如人们所猜想的东西。这 “表明她 ‘所建构的不是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而是华裔美国人的国家身份 (nationalidentity)’。这就是说，她想像中构建的共同体是多元文化的美国，在这个共同体里，亚裔/ 华裔、其他少数族裔和白人都是美国人，是同等的成员” [7]。

金斯顿在一次采访中曾极力为自己作品的美国属性辩护。她说：“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我都是在写美国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 [8]

格斯·李 (Gus Lee)曾说，“我认为我的小说是一部多种族的小说，其中揉合了亚洲的、非洲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美国人的成分。” [9]

我认为，金斯顿等作家把自己定位在美国文化之中，从他们本身的经历来看，是在情理之中的。他们都属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一代。从小生活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只知道自己是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家族的历史所知甚少，而且不会用中文来进行交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并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一个文化上的 “他者”。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上。比如在金斯顿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中的中国，神秘而闭塞，充满了神仙鬼怪，显得既粗犷剽悍，又飘渺悠远，但又那么令人神往。实际上，作者是借用中国传统故事去表述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在这里，中国成了一个作家用来反射自身思想的对象物。

提一件跟美国华裔作家并非不甚相干的事。据《文艺报》2002年7月16日第4版消息，说旅居法国50年的华裔法籍程抱一荣膺法兰西学院文学院院士称号。在接受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的仪式上，程抱一表示：“感谢法国给我了一个如此美丽的语言。当我选择以法文写作时，这语言成了我真正的祖国。” 安琪·闵 (Anchee min) 自己也曾说，“当我的书出来以后，我告诉编辑说，别把它寄给任何中国人，因为他们会批判它的。” [10]

所以，我有时总以为，大陆学者在研究华裔作家的时候，是否有些一厢情愿，甚至是自做多情呢?

当然，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已经发展到了 “作者己死” 的时代，批评家已经不再在乎作者说什么了，但我想，这么多华裔作家在说着一种极其类似的话语、表达一种极其类似的观点或者观念时，这种现象就应该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深思。

在我看来，作为学者，无论对什么研究对象，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对，哪怕是对自己的同族文学也不例外，更何况是对这些生活方式变了、思想观念变了、语言变了、已经加人了美国籍或者生下来就是美国人的作家呢?

我认为，华裔文学发展到今天，随着新一代作家的出现，其主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认同的范畴。比如在吉什·任的作品里，已经开始表现各式各样的文化并让其自由对话和交流。其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中所提出的 “谁是真正的美国人？” 就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她在启发读者去审视对家庭、美国梦以及典型的美国人的看法。吉什·任的《梦娜在希望之乡》更是明确超越了文化认同的主题。其所提出的 “成为美国人就意味着你想以什么身份出现都可以” 的观念，就是对文化认同的一种反拨。

美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各种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华裔作家所具有的一种世界眼光，而不能将自己的研究视野禁锢于固有的模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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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王理行，郭英剑. 论Chinese Ameriean Literature的中文译文名及其界定 [J]. 外国文学. 2001, (3).

[2] 卫景宜.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 [N]. 文艺报. 2001-03-13.

[3] 刘登翰，刘小新. 都是‘语种’惹的祸？[N]. 文艺报. 2002-05-14.

[4] Frank Chin, etal. 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0.

[5] 胡勇. 文化的乡愁: 论美国华裔文学对文化中国的认同 [D]. 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1.

[6] 曾理. 两个世界，还是一个世界——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 [J]. 华侨华人历史，2002, (1).

[7] 张子清. 他们在构筑一个美丽的政治共同体 [N]. 文艺报. 2001-06-05.

[8] 波拉·来宾诺维慈 (Paula Rabinowitz). 不同的记忆：与汤婷婷的谈话 [J]. 密西根季刊，1987, (26): 182.

[9] 蒋道超.《老虎的尾巴》——一面映照全球化社会的镜子 [N]. 文艺报. 2000-09-26.

[10] Roxane Farmanfarmaian, “Anchee Min: After the Revolution” [J]. Publishers Weekly, June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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