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首批 “杰出学者” 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本文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秋季）第29辑第173-184页。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约翰·厄普代克研究” (05BWW022) 的结题成果，该课题结项鉴定等级为 “优秀” (结项证号：20111406)。
内容提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以书写 “性爱”、“宗教” 和 “艺术” 而闻名，其作品几乎无不书写女性。但他最为世人，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也是他所创作的女性形象。厄普代克除了在其众多小说中写到女性外，还创作有大量的女性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但这些作品却未受到学者更广泛的关注。本文试图研究：厄普代克究竟创作过多少部长篇的女性小说，在这些女性小说中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其创作是否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形象及其所有的困惑，以及这些作品在其整个创作中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约翰·厄普代克；女性小说；女性形象；女性困境 Abstract：American writer John Updike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s on sex, religion and art, within which female characters abound. However, it is his portrayal of women that brought him most of the criticism, from feminist critics in particular. Apart from those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writing, Updike has specifically published a number of feminine/ female novels, which hasn’t captured due attention from literary scholar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examine his feminine writing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How many feminine/ female novels has Updike published and what are they? How did Updike portray the image of women in these works? Did his writing reflect contemporary female experiences and resonate with their predicament in general? What is the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feminine novels to his entire writing career? Key words: John Updike; feminine novels; image of women; woman’s predicament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 (John Updike, 1932--2009) 以书写 “性爱”、“宗教” 和 “艺术” 而闻名，其作品几乎无不书写到女性。然而，在他的个人思想、文学创作与社会效果、读者反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厄普代克自认是一位善待女性，总是乐意站在女性角度去思考社会问题的作家，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但他作品中最为世人，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恰恰也是这些女性形象。反观学术界，对厄普代克的研究也有缺失之处。厄普代克除了在其众多小说中写到女性外，他还创作有大量的长篇女性小说，但这部分作品却未受到学者更加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也未能将这些作品并置从而进行总体上的认识与论述。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厄普代克之于女性形象、女性态度给予恶评的一个关键点，或许无不与此有关。那么，厄普代克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怎样统一的本质，何以引得众多女权主义者以及女性读者的猛烈抨击，她们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又体现了哪些弱者或者第二性的特征，从作品中又如何能够见出作者的用心及其态度，厄普代克本人对此的态度又如何，这些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真诚探索。
所谓 “女性小说”，主要指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并且力图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站在女性角度看待一切的小说创作。本文的“女性小说”主要指长篇小说，其同样可以归为此类的短篇小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试图从厄普代克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抽取其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看看厄普代克究竟创作过多少部长篇女性小说，探究在其女性小说中是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其创作是否反映了当代女性的形象及其所有的困惑，以及这些作品在其整个创作中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John Updike, 1932--2009) 在厄普代克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5 部最具女性小说特征的长篇小说，按照写作与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别是《东镇女巫》(The Witches of Eastwick, 1984)、《S.》(S., 1988)、《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Gertrude and Claudius, 2000)、《寻找我的面孔》(Seek My Face, 2002)与《东镇寡妇》(The Widows of Eastwick, 2008)。《东镇女巫》出版于1984年，是厄普代克在《兔子富了》之后出版的一部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罗得岛小镇上的三位女性朋友的故事。1988年出版的《S.》，在本文作者看来，是厄普代克女性小说中写得最好，深刻反映了女性社会生活现状与现实困境的一部力作。如果说 “离家出走” 是20世纪女权主义文学的“主旋律”，那么，《S.》就是这股洪流中的一道风景。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厄普代克又出版了一部女性小说《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2000)。在该部小说中，作者借用了莎士比亚巨作《哈姆雷特》中的故事，讲述了哈姆雷特的母亲格特路德和其叔叔克劳迪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寻找我的面孔》则是通过种种回忆、复述一个女人一生的小说。在《东镇女妖》出版20年后，即2008年，《东镇寡妇》出版，它是《东镇女巫》的后续之作，也成了厄普代克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重读这些长篇的女性小说，有助于我们考察厄普代克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其创作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与发展。厄普代克女性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从文学经典人手，解构经典，重构经典人物，把经典中的女主人公放在当代的语境中，让她们重新进行选择，甚至改变其性格特征，让她们重新生活一次，进而让人们深入思考女性的历史命运在当代的具体体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S.》和《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两部作品之中，而《S.》最具代表性。《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 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大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 1804--1864) 所创作的一部巨作，讲述了在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期，一个与 “虚伪的” 牧师犯有 “通奸罪” 的妻子，和她的身为“受害者”与“复仇者”的丈夫的故事。小说揭露了当时残酷的社会法典、虚伪的宗教和虚假的道德风尚。小说中的妻子，即由通奸者而后成为了崇高的道德化身的白兰；小说中的丈夫，是一心只想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齐林沃斯；而那位与白兰的通奸者，就是小说中年轻英俊、学识渊博、善于辞令，在社区教民中有极高声望的牧师丁梅斯代尔。这部小说不仅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还开创了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厄普代克曾经说过，自己创作的《一个月的星期天》(A Month of Sundays, 1975)、《罗杰的版本》(Roger's Version, 1986)、《S.》分别对应着《红字》中的三个主人公 (Rothstein) 。其中，《一个月的星期天》讲述的是《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故事，《罗杰的版本》讲述的是齐林沃斯的故事，而《S.》则是白兰的故事。作为三部翻新历史题材的系列小说，由于其独成体系，且有共同的主题表达以及较为一致的创作意图，所以，美国学术界将其称为厄普代克的“红字三部曲” (The Scarlet Letter Trilogy)，通常也将这三部小说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但由于《一个月的星期天》和《罗杰的版本》分别是以丁梅斯代尔和齐林沃斯为主角而非以女性为主要的主人公，因此，本文将主要论述“红字三部曲”中的以白兰为主人公的《S.》。对于《S.》，厄普代克曾说过，“我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一部由男人所写的女性小说”(Rothstein)。该书出版的时候，封面就是粉红色的，厄普代克说，“它对我来说是色调极为鲜亮——是一种娇柔的、充满希望的和新鲜的粉红色”(Rothstein)。《S.》是用书信体写成。女主人公叫莎拉，是一位来自麻省的42岁女人。她因为丈夫的不忠愤而离家出走。这部由书信组成的小说，中间杂有 “录音” 的记录。小说从女主人公莎拉在飞机上给丈夫写信写起。我们渐渐了解到：莎拉因为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亚利桑那州沙漠中心的所谓的印度教避居地。逃离了枯燥和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莎拉，在一夜之间，似乎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充满了激情。她在避居地潜心修行，发掘自己精神乃至肉体上的内在潜能，企图摆脱精神上的荒原。但后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又 “出逃” 到巴哈马的一个小岛上。《S.》的写作有着较为复杂的个人创作与社会时代背景。一方面，在其早期的创作中，厄普代克对性爱描写之狂放风格，不仅招致非议，更遭到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其认为厄普代克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为此，厄普代克曾表示要重新塑造新的女性形象。《S.》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S.》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内容又与自20世纪中叶之后的30年间的女权运动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女权主义运动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人类文化、万事万物 (包括女性本身) 所持有的男性视角，同样也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到后来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在美国曾有 “欢迎回家” (Welcome Home) 的风潮。这股风潮来自人们对数十年女权主义运动后果的反思。在 “清算” 女权主义运动的 “胜利成果” 时，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虽然表面上略有提高，但经济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原因在于：女性离家出走之后，她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大多数女性还要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而无 “赘”一身轻的男人们不但经济上的收入相对增多了，更是自由自在地、迅速地从一个女人 “走向” 另一个女人。因此，《S.》可以说就是厄普代克对这一时代现实的深刻反映。翻新历史题材，大都是古为今用、借古喻今。从《红字》到“红字三部曲”中的《S.》，厄普代克所要讲述的实际上是清教徒在当今美国的故事。这无疑透露出作者的一个思考：若是《红字》的故事搬到今天，这些清教徒的命运该是怎样？所有受到惩罚了的三位主角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S.》的女主人公莎拉离家出走的选择，是对过去《红字》中白兰的隐忍，想与丁梅斯代尔一同逃离而未能成功，最终选择忍受苦难的最好回答。同时，也呼应了20世纪初《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同理，厄普代克对经典之作《哈姆雷特》的大胆重构，同样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洞见与对历史的思考，《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讲述的则是哈姆雷特的母亲格特路德和其叔叔克劳迪斯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结束的时候，恰好是莎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的开始。在这部小说中，厄普代克把《哈姆雷特》中哥特路德传说中与克劳迪斯之间的通奸，写成了动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暗示是哥特路德怂恿克劳迪斯杀死了她的丈夫。在小说中，哥特路德变成了一位渴求爱情但却被丈夫忽视了的妻子，克劳迪斯也成了一位华丽活跃可爱的青年，而老哈姆雷特则成为了残酷的强盗杀手与冷血的政治家的结合体。在小说中，哈姆雷特大部分都不在场。但当故事要结束的时候，他从丹麦的赫尔辛基回来了。克劳迪斯感到，这位愤怒的年轻人可以被驯化成归顺的王子，与欧菲莉亚 (在剧中变成了一位漂亮但很空虚的年轻女人) 挺般配，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延续这个朝代⋯⋯
作为历史翻新之作，如果说《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关注的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地位，那么，《S.》则深刻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女性的生存状态，对她们的生存困境做了真实的描述与思考。
首先，作为借古讽今之作，厄普代克自然是要思考与霍桑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人的本性与教条相冲突的时候，人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说，霍桑所探究的是人类心灵的真相，那么，厄普代克也不例外。厄普代克认为，“人类的心灵不是在性关系中就是在父辈与孩子的关系中显露无遗”，他还说，“一般来说，我对我们脱下伪装、敞开我们自身的那样一些时刻感兴趣”(Rothstein)。而且，一如《格特路德与克劳迪斯》所反映的现实，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与故事，因为时代的变迁，因为人们观念的变化导致认知与思想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站在历史面前的人们，找不到自己与人类历史间的传承，反倒发现自己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厄普代克在当代看到了不同的答案，那就是：历史已经改变，人物的环境也已经改变，人们再也不会像清教徒那样去生活与选择。当然，厄普代克不忘记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并不知道未来，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类似于这样的人生困境，将依然会留存在当代。其次，莎拉的出走，具有了明显的当代特点。已经完全不同于娜拉的出走。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莎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这正是本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和本世纪中期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要求女性具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应该说，经过几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女性至少争取到了经济上的相对独立。这使得女性在出走之后可以自由地生存，而不至于像鲁迅先生当年预言娜拉出走之后的结果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第二个区别在于，无论是《红字》中的白兰，还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他们无不深受传统道德在 “性” 问题上对女性的极大束缚，而莎拉却获得了“性”的绝对自由：在避居地，她与众多的女人一起拥有她们共同崇拜的教主。当然，厄普代克对于莎拉的选择，也带有怀疑色彩。但本文作者以为，这种怀疑绝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是针对包括男人在内的所有人。萨拉逃离之后的失望、沮丧，都与其“兔子五部曲”中兔子哈里的逃跑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只能去指责厄普代克对女性的不公平创作了。厄普代克女性小说中，《东镇女巫》与《东镇寡妇》是人物与内容有关联、故事具有连续性的两部长篇小说。通常也被称为是 “东镇故事” (Eastwick books)。我们知道，传统女性形象无非两种，要么是圣洁的女神，要么是魔鬼般的女妖。所谓女妖，是被男权社会所压迫、否定后的女性形象。在厄普代克的笔下，这样的女妖拥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在女神与女妖之间，往往缺乏了普通女性的角色，也就是难以找到是人类中的一员的女性人物形象。为此，在本文作者看来，把《寻找我的面孔》与 “东镇故事” 一起阅读，才更可以看到厄普代克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完整认识。 《东镇女巫》在厄普代克的女性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是厄普代克女性小说创作的开始。作为一部带有戏谑特征的小说，厄普代克曾说，它是写给贬低他的女权主义者们看的(Kakutani) 。该小说不仅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被耶鲁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和评论家布鲁姆收进了他所编辑的《西方正典》之中加以介绍 (Bloom)。《东镇女巫》中的三位女性分别是：亚历山德拉、简、苏琪。三个全都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生活中没有找到任何满足感。正在这时，一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来到了这个小镇，他叫达里尔。来到小镇之后，他开始依次向这三个女人大献殷勤。最后，达里尔告诉这三个女人，其实她们都是女巫。但是，当她们三个在达里尔的住处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且都自得其乐，还学习和掌握了一些魔法之后，她们开始担心，达里尔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达里尔与一个名叫詹妮弗的女人结婚以后，三个女人一致同意给詹妮弗施魔法让她得癌症，而且在一周之内就命丧黄泉。然而，就在詹妮弗刚刚去世不久，达里尔就带着詹妮弗的弟弟克里斯托弗离开了小镇。原来詹妮弗的弟弟是达里尔的同性恋人。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三个女人都感到非常愧疚，于是，她们决定离开东镇，各奔前程，而且互相承诺彼此之间再不见面或者见了也永不彼此搭腔。最后小说显示出来，真正的魔鬼是达里尔，他完全是意外地被三位女性给施了魔法。《东镇寡妇》同样写的是发生在东镇的故事，不过讲述的是她们老了之后再次重回东镇、再次聚首的事情。自从三位女人在罗德岛的小镇上施了魔法之后，30年过去了。分别之后，她们各自都结了婚，幸福地生活着，逐渐也都失去了联系。后来她们的丈夫一个个地神秘地死去，于是，她们也就同意再续彼此之间的友谊，这个时候的她们都一个个地成了寡妇。又过了三年，她们三人再次聚集到了东镇。正当她们在各自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时候，简突然死于一个黑色的魔咒，这是克里斯托弗、也就是达里尔的同性恋人给她施的魔法。虽然克里斯托弗的目的是要杀死这三个女人，但他为苏琪所引诱、说服，最后离开达里尔娶了苏琪。这之后，亚历山德拉到新墨西哥去旅行，在那里她遇到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而苏琪和克里斯托弗搬到了曼哈顿，他们也打算在那里结婚成家。从《东镇女巫》中的女巫，回归到《东镇寡妇》中的女人，现在的她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折磨男人了，全都便成了普普通通的女人。她们似乎对过去的罪恶有所忏悔，对来生充满了恐惧，希望一切都能尽快成为过去。像厄普代克过去的小说一样，故事依旧发生在小镇之上，除了男人、女人、性、宗教外，这里还有魔法。所谈的话题是日渐衰落的伦理道德，而展露出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性的共生 (sexual symbiosis)、女性的自主等等，都让人感受到现实中这种种问题的存在。换句话说，从这些细小的关系中，可以见出厄普代克再现和思考问题的普遍性。《寻找我的面孔》一书基本上是两个女人间的对话，一个是79岁住在佛蒙特的画家霍普；另一位是27岁来自纽约的采访者凯瑟琳。她貌似正在写一篇有关霍普生平创作的文章。在采访中，霍普讲述了她一生中的种种事件，特别谈到了她同两位艺术家的婚姻生活。小说讲述了四月里一天从早上到晚上的故事，地点是佛蒙特。凯瑟琳这位年轻的艺术史家和记者，前来采访霍普这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四月的春天，把霍普从今天带回到了她的早期生活，她学习绘画和从事艺术创作的时期，那时的她成为了一些收藏家和画家同行的情人以及妻子，这一幕幕都出现在她的回忆之中。全书主要以霍普的观点为主，当凯瑟琳提问的时候 (她提的既有艺术史方面的问题，也有个人的问题)，立刻就激起了艺术家的回忆和自我的追问。霍普的第一任丈夫叫扎克。在厄普代克看来，扎克的原型是著名画家杰克逊 (Jackson Pollock)——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其作品被视为二战后新美国绘画的象征。而霍普的身上也折射出许多杰克逊夫人李 (Lee Krasner Pollock)——同样是著名画家一一的影子。但是，这并不是一部历史传记，尽管书中也使用了一些真实的艺术家的名字，但毕竟还是以虚构为主，这就使得作者可以大胆地进行创作。霍普的第一任丈夫因车祸丧生，她就和第二任丈夫结了婚，还生了三个孩子。这个丈夫叫盖伊，因其被称作流行艺术风格的作品而大获成功。如果我们倾听采访的话，实际上听到的是一部美国20世纪的艺术史。你就会知道扎克是如何绘画的，会了解行动画派的真谛，会了解艺术市场的凄凉的事实等等。但我们更能通过霍普的讲述，看到了一个垂暮老人在回顾过去个人的全部历史。她很了解世界，对艺术相当有眼光。作为画家的霍普，在其个人历史上所以有名，好像更多的是因为她所嫁的男人们，而不是自己的作品，因为她的丈夫都是著名画家。但在凯瑟琳倾听霍普婚姻故事的时候，她逐渐意识到，霍普是在用颠覆个人艺术才能的方式去支持她丈夫的事业。我们仿佛从这里听到了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的故事。《寻找我的面孔》的体裁非常独特。小说没有像厄普代克的其他作品那样分章节叙事，作为读者在阅读中还可以歇息一下，而这部作品却是不分章节，叙事从头到尾不间断。厄普代克曾经学习过艺术，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一般认为，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向美国的20 世纪艺术致敬。但本文作者以为，这更是一本利用女人的叙事、女人的眼光所描述的女人与男人的故事。 从《东镇女巫》到《东镇寡妇》再到《寻找我的面孔》，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即便是被男人世界所异化了的、拥有无限魔力的女巫，因为时间的演变，最终依然回归到了普普通通的女人。其实，她们原本就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即便是像霍普这样富有才华的女性，她们同样像生活中的普普通通的男人或者富有才华的男人一样，过着各自的生活，从爱恨情仇，最终到生老病死。不能否认，厄普代克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男女关系之时的男性视角与立场是极为明显的。就以《嫁给我吧》(Marry Me, 1977) 中的主人公杰瑞在思考 “究竟哪个女人更适合自己” 的时候，这无疑是站在男性主人公的角度在思考问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站在女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哪个男人更适合自己”呢？凡是读过厄普代克小说的人，应该对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陌生；女性好像始终处于弱势、被动的处境，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如此，我们似乎也应该听听厄普代克本人的声音，看看他对待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态度呢？其实，历史地看，厄普代克对于外界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经历了从震惊，到辩解，到反思，到尝试着改变的一个发展过程。厄普代克说，最开始意识到许多女性对他所塑造的女性画像持反对意见的时候，他心烦意乱。“她们让我很惊讶，甚至觉得她们伤害了我的感情”(Rothstein)，因为他自认为是个与包括家人和同事在内的女性相处愉快、持久合作的男人，对女性很尊重。但当别人指出他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没有工作的女人，从不操心职业问题，好像都是性对象，纯粹是家庭妇女的时候。他说他对自己能有的唯一辩护就是，自己所写作的不过是家庭生活，自己只是对家庭和性关系中的女人感兴趣。他还声称，自己不会写众多的男性商人，也不适合写众多的女性商人 (Rothstein)。应该说，厄普代克在对自己进行辩护的时候，还是带有深刻的反省色彩的。首先，他认为自己“是个白种男人”，身上难以避免地“可能带有一些我所出生的那个年代的和所从事的职业的男人们所具有的某种性别歧视的观念”(Dwight)。“但我不认为我是个厌女症者，而且恰恰相反。聪慧、灵巧、善良的女人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同情并描述我们社会当中女性的困境”(Dwight)。
其次，他也承认自己的观念是传统的，认为男女有所不同，女性就是女神般的人物。他曾说，“女性是敏感的，而男人则是不满足的和笨拙的。在男女之间，每当产生爱的时候，女人当然是爱男人的，但会让人感到女人某种程度上是在管理 (manage)爱，尽管这是事实——在女性的爱当中总是有一种固有的宽仁之心 (forgiveness)” (Rothstein)，与此同时，“我相信，一个男人，当他在恋爱的时候，事实上是把一个女人看作绝对的完美无缺(amazingly perfect)——她就是一个女神(goddess)!”(Rothstein)再次，他承认自己的女性形象大都是传统的居家女子，“我笔下的女人从来不会四处奔波，她们总是男人把她们放在哪里，她们就在那里”(Rothstein)，但他认为，这与作家的身世有关，与自己的经历有关，与自己的所见所闻有关。最后，特别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为了改变自身被误读为“厌女症”的形象，也试图去转变自己对女性的认识与观念，他的确努力在新的作品中去描述新的女性形象，并思考女性在当代的困境以及历史命运等问题。他说，自己很庆幸能够结识很多独立、聪慧、敏锐而又有趣的女性，而且他认为，自己在创作中，始终不断地在努力提升女性形象。他白认为自己的《东镇女巫》，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尝试。他就是要写有职业的女性，哪怕她们都是职业女巫，但她们都比男人有活力多了。他认为，这是自己针对女权主义批评者的一次尝试。他说，这本书可是从头到尾都是女人，我试图表现她已经得到独立了 (Rothstein) 。到了《S.》，他认为，这本书就是要发出一种向女性致敬的声音 (Rothstein)。通过再度关注厄普代克为自己所作出的辩护，不难看出这样的事实：厄普代克是一位愿意倾听人们特别是女性批评家、女权主义者对他作品的批评意见的作家。无论他究竟在创作中有多少体现，效果究竟如何，但他的深刻反省、自我求变与从善如流，愿意从女性角度、女性立场、女性经验去纠正自己过去的观点并为此作出了多年的努力，其创作态度之真诚显而易见，特别是写出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女性小说，这是值得称道的。同时，通过重读约翰·厄普代克的五部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厄普代克不是一位厌女症者，而是一位对当代女性困境与历史命运进行深刻探究的思考者。当然，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将厄普代克定义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所希望他做到的那样，但撕下其被人误贴上的“厌女症”的标签，还厄普代克这位思想者真实反映现实，理性思考当代社会中女性的现实困境的本来面目，则在情理之中。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Riverhead Trade, 1995．Rothstein, Mervyn.“In S., Updike Tries the Woman’S Viewpoint. ”New York Times. March 02, 1988．<http：//www. nytimes. com/ 1988/ 03/ 02/ books/ in. S. updike. tries. the. woman—S viewpoint.>(accessed May 15, 2017)郭英剑:“狂乱年代的经典之作——试论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第87-90页。——：“男人能像女人一样写作吗?——评厄普代克的《S.》”，《河南新闻出版报》，1999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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