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文科同志商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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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众号即日起不定期发布《与吴文科同志商榷》系列文字，敬请关注，并欢迎各界朋友不吝赐教，提供资料。

郑重声明：由于本系列商榷文字是针对吴文科同志文章进行商榷的，也难免涉及到吴文科同志评价某艺术家的文字。本文仅就作者的文字进行商榷，丝毫不愿也不会损害所写艺术家的艺术，同时本人觉得只有对吴文科同志的文字进行学术上的商榷，才能更好的保护其所写艺术家的名誉。希望各位艺术家不要误解，如果您觉得我的文字对您有所冒犯，欢迎您及时指出，本人一定修改并致歉。

同时，也请那些想借题发挥的吴文科同志“仗义”的朋友们，收起“别有用心”，免开尊口。

今天，我们来看看吴文科同志在2015年出版的《曲艺综论》中《“全球化”时代的曲艺传承与传播问题》一文。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下何为“全球化”？

通过百度百科的解释（虽然不一定被公认或者正确），我们可以粗略了解一下什么叫“全球化”。而吴文科同志并没有开宗明义，解释他文中“全球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当然，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你这是咬文嚼字，作为针对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章商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咬文嚼字”。我们连“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明确了，生发出的一切批评议论都是无的放矢，甚至是不知所云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不知吴文科同志对其自己文章里列举的名著是否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反正上来先来一通文字“小贯口”，在下面注脚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其“转述”的出处：邹启山主编：《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接下来：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特别是大陆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的深刻变迁，这种传统的传承方式与方法基本走向式微。”

这句话描述的不算完全错误，但是根本问题就是抹杀了复杂性和历史真实性，以当下的结果推导过去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天津市曲艺团发展情况来说，这句话就存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错误。以王佩元、马志明、赵伟洲、张志宽、刘春爱等一大批至今活跃在舞台上的相声、快板、京韵名家来说，这种20世纪50年代之后，口传心授的教学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包括“文革”后，进团的刘亚津、王宏、郑健、戴志诚等都是这种培养教学手段。如何20世纪50年代以后酒了“式微”？而艺术传承可以用集约式的教育推广吗？吴文科同志混淆了普及与提高、介绍与深造，我们当下就是缺少具有专业水平的师资力量，才艺术学院成为了蒙事骗钱的地方。

接下来：

吴文科不无自豪的又提到了当年自己参与编纂《中国曲艺志》的工作。但在这里不得不说，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当年参与编纂的人士，他们对吴文科同志当年的“霸权”作风记忆犹新。吴文科同志1987年才接触曲艺，1990年就竟然执笔《编纂审稿手册》了，不知当年的主要领导这种草率的决定是出于何种原因考虑的呢？而吴文科同志作为责编总有“吴氏”体系表现，作为当时资历尚浅、对于曲艺还不摸门的吴文科同志给地方撰写者下体例要求，跟着就是拉着主编去找局外人写综述，一派目中无人的作风。造成《中国曲艺志》编纂良莠不齐，破坏了历史文献的严肃性、严谨性。

其实，本来治学品质与做人品质，本来不是一回事，也没有必要混为一谈，但是出于知人论世的传统研究方法和探寻其学术上出尔反尔的深层原因，就自然而然的发现了其品质上的问题。所以，特此声明，本人此次商榷，只是针对其学术问题，如果不小心在文章里涉及了吴文科同志的品质问题，应当看做副产品，或者实在绕不开的绊脚石了本人确实不愿对其进行人身攻讦。

吴文科同志这一段对“全球化”的描述，真是令人不知所云。（您说，不咬文嚼字行吗？）

“全球化”是指科技发展带来的脱节？还是外来文化对内的冲击？还是民族文化的对外推广？我们民族文化推广困难，那么外来文化就不怕水土不服？

吴文科同志又在那里煞有介事的“警醒”着我们。

吴文科同志非常喜欢以救世主的口吻、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救赎着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这些迷途小羔羊特想请教吴世主同志，您算有知无知呢？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