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悲剧中的预言与犯罪: 重读《麦克白》

郭雯：伦理悲剧中的预言与犯罪——重读《麦克白》

作者简介：郭雯，文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内容提要：本文试以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解读《麦克白》，重新探讨女巫预言的作用和犯罪的过程，指出戏剧实质为伦理悲剧。女巫的预言对于伦理结的预设起了重要作用，麦克白听信了女巫的预言采取行动，使整部悲剧围绕“弑君篡位”这条伦理主线展开。而在这条伦理主线上，又逐渐生出其他伦理结，比如麦克白杀死班柯、追杀班柯后代、杀害苏格兰贵族麦克德夫家人，以及马尔康替父报仇等，内容涉及到伦理选择、伦理禁忌、犯罪、复仇等。因此，悲剧根源并非来自女巫预言，而是斯芬克斯因子在人物道德构建和伦理选择中作用的结果。同时，论文指出：女巫、鬼魂等神秘、恐惧的暗恐描写与伦理表达相关，对于理解犯罪过程、人物心理具有独特的作用，从而加强戏剧性与道德教诲之间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麦克白》；预言；伦理结；伦理选择；犯罪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批号：13&ZD128】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责任编辑：杜娟

正 文

纵观莎士比亚《麦克白》这一戏剧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女巫、麦克白、麦克白夫人的研究颇多，视角丰富多样。有学者认为女巫和麦克白夫人都体现了“歇斯底里症与恶魔的关联性”(Levin 25)；有人将女巫解读为“对男权社会的威胁”(Newman 58)，也有人认为该剧是莎士比亚对英王詹姆士和他政策支持的体现^①等等。而从“道德善恶”分析麦克白行动的论述较多，比如黑格尔曾评论道：“女巫们预言的正是麦克白自己私心里的愿望”（394），也有学者认为该剧“描述的是如何在混沌的不确定中善良地生活”(Bristol 659)。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女巫语言的押韵、语调、矛盾性、重复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麦克白语言与她们的一致性，指出“喧闹的声音可以表示善恶悖论”（Kranz 383）。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三个女巫是麦克白“恶”的外化形式。^②然而，这些评论未从叙事结构来探讨艺术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教诲功能。女巫和麦克白之间的关系在叙事结构上有何联系？为何在这部悲剧中要有预言？麦克白“弑君”、“弑兄”、“谋杀”等罪行真的是由女巫决定的吗？女巫的出现只是为了增添气氛，还是在叙事过程中另有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重新解读女巫预言和麦克白犯罪之间的关系，通过寻找和解构“伦理线”与“伦理结”，阐释麦克白人性因子丧失的行动过程，并探讨这部悲剧的伦理价值。

(图片来自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一、女巫预言对伦理结的预设

莎士比亚的诸多戏剧中都有描写巫师和巫术的情节，如《亨利六世》、《暴风雨》、《奥赛罗》等，而对于“女巫师”形象描写最多的当属《麦克白》。女巫(witch) 通常被解释为“一种被认为具有魔法的女人，她们用魔法伤害或者帮助其他人”（普洛克特 2990），或“在非正式的场合，指令人厌恶的丑老太婆或恶妇人”（维斯理2285）。虽然女巫存在善恶两种形象，但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丑恶女巫主要体现了当时欧洲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扭曲：她们“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面目可憎的老女人，专杀邻居家的猪猡，如果水手妻子不给她们栗子吃，她们就会报复”（Bradley 341)。^③这种恐怖意象的创作与莎士比亚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占星术、魔法等伪科学在人文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麦克白》的创作就很可能受到了当时一次演出的影响，即“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在马修格温博士的主持和指导下，为出访牛津的詹姆士一世献演过三个女巫的故事。”^④《麦克白》第一幕第一场中，伴随着“雷电”、“烟雨”、“毒雾妖云”，“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111）^⑤出现在荒原上。女巫营造的气氛使戏剧一开始就笼上了一层阴暗恐怖的感觉。这种气氛正是许多哥特小说、奇幻小说、科幻小说中常用的“暗恐”^⑥描写。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最初运用于人类心理问题的探讨，而文学中的恐怖、黑暗、神秘、超自然、闹鬼、分身、诅咒、厄运、死亡等母题直接关乎人类心理世界，从神秘、怪异和恐惧中探讨人物心灵和作品主题。尽管女巫具有人类的形象，然而她们“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13），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这些脱离人类现实的外在特征在观众与读者之中制造了陌生感，并且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效果：她们似人非人，像人类一样对话，让我们看到了既像人类自己，又不是人类世界一员的形象。这个暗恐效果从感官与心理上增强了神秘感和恐惧感，进一步带领人们思索即将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情。

通过第一幕第三场中女巫们的对话，我们看到了三个女巫的邪恶性：从借助妖风追赶“猛虎号”的船长，到捡到殒命舵工的手指，她们无恶不作。可见，她们并不是西方世界的好女巫，有些童话故事（如《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灰姑娘》）和奇幻故事（如《地海传奇》）中的女巫是善良的、助人为乐的形象，不同于《麦克白》中丑恶的女巫形象。这三个女巫不具备与人类一样的伦理意识和善良品质，其“工作”就是颠倒众生，混淆光明与黑暗。她们看见麦克白后随即上前，蛊惑其心，预言他将成为考特爵士和未来的君王（15）。这是女巫做出的第一次预言。预言让麦克白动心，连班柯都惊讶于麦克白的表情，问他“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15）。显然，作为战功显赫的苏格兰军中大将，女巫的预言戳中了麦克白潜意识中的骄傲感和野心，从他的心灵触动可以推断，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称王。他出神地听着女巫的预言，思考着自己未来的尊荣与远大的希望。

其实，首次预言又可以分为两个，既是对麦克白的预言，也是对班柯子孙的预言（麦克白死后，班柯后代成为君王）。女巫的预言让人联想到《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谕”（oracle）。“神谕”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对其选定的人发出的指示，对民族、家族或个人的幸与不幸做出的判断和预言，具有宗教性或推演性。^⑦“神谕”和“预言”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麦克白认为这三个长着胡须的怪异女巫“就像先知似的”（75），但她们不是神明，预言也脱离了征兆和外力，缺失事物的关联性，不是对未来富有智慧和洞察力的劝告，更不具备“神意”或“天意”。

那么，女巫预言究竟有何力量？从内容上来看，关于“未来君王”的“预言”推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从叙事结构上来看，“预言”是对内容的预叙，即预设了一个伦理结（ethical knot）：麦克白只有通过杀掉自己的表兄——国王邓肯，才能实现预言。而这个伦理结的预设引出了贯穿全剧的一条伦理主线——“弑君篡位”。“弑君”又触犯了一系列伦理禁忌，因为国王邓肯既是一国之君，又是麦克白的表兄。从君臣的伦理关系及血亲伦理关系上来看，麦克白的行为必将引发伦理秩序的混乱。

围绕着“弑君篡位”这条伦理主线，其他伦理结也随之产生。首次预言中关于班柯后代的预言既是一种预设，又是横向生成的伦理结。因为在麦克白精心策划完成“弑君篡位”后，他意识到班柯的存在是对他延续权力的威胁，从而产生杀念：“她们把一顶没有后嗣的王冠戴在我的头上，把一根没有人继承的御杖放在我的手里，然后再从我的手里夺去，我自己的子孙却得不到继承。要是果然是这样，那么我玷污了我的手，只是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75）。女巫预言点燃了麦克白的怒火，于是他下达了追杀班柯及其后代的指令。可见，“追杀班柯后裔”正是围绕着“弑君篡位”这一伦理主线延伸出来的伦理结的解构过程。

剧中还有第二次预言，也促使新的伦理结生成。而这次麦克白不再是预言的被动接受对象，他在犯下两起谋杀罪行之后，主动寻找女巫，预知未来：“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99）。女巫身边的幽灵告诉他：“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除非勃南的树林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否则麦克白便将立于不败之地”（115）。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幽灵和女巫一样，不具有人的头脑，即人类伦理意识的象征，因此他们的预言不以理性为基础，也没有对伦理禁忌的敬畏。女巫和幽灵所预言的内容是违背人类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这些暗恐的“异类”具有一定的蛊惑力，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示麦克白采取行动去杀害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孩子，即使“有人伤害麦克白”正是麦克白自己的担忧，他并没有能力预测到第二次预言。他的“自信”源自利欲熏心后的偏执，他解构伦理结的过程便是新一轮的谋杀，只有通过杀戮才能满足野心。

可见，预言所预设的伦理结，使“弑君篡位”的伦理禁忌构成了整个悲剧的主导伦理结，而其他伦理结也需要逐个解开，每一次解构的过程都会引发新的犯罪。没有未来君王的预言，麦克白就不会突破伦理禁忌，弑君后被蒙蔽真相的人们推举为王。没有班柯后代称王的预言，麦克白就不会进一步解开伦理结，除去眼中钉肉中刺，极力追杀班柯及其后代。没有幽灵的预言，麦克白就不会为了巩固业已攫取的果实而视麦克德夫为障碍。虽然之后的几次谋杀行动使麦克白陷入了选择两难的境地，最终他还是逾越了道德的束缚，成为刽子手。因此，《麦克白》剧中的女巫形象不是莎士比亚“为了艺术而艺术”添加的角色，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是作家扬善抑恶的表达方式。女巫及其预言体现了邪恶，但仅仅看成是麦克白的心理幻象、欲望象征，从而导致悲剧，甚至被当作操纵麦克白的命运之神，这些观点都稍显狭隘。女巫的设置达到了暗恐的效果，女巫的反复出现增添了黑暗而神秘的色彩，而且成为全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巫的预言是对伦理事件的预叙，为探讨人物行动和伦理主题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图片来自The Arden Shakespeare Third Series）

二、犯罪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与恐惧心理

尽管从表面来看，女巫的预言似乎加快了麦克白欲望膨胀、促使他采取行动，但绝不是悲剧的决定因素。预言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报，并不涉及未来事件的实现途径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女巫的预言蛊惑人心，但却从未指导麦克白采取具体的行动来实现预言。可以说，预言考验着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加速了伦理结和伦理主线的生成，却不能决定人物行动。预言只能预设伦理结，却不能解构伦理结，最终的解构还是由人物自身决定。亚里士多德的“行动中心论”指出：悲剧是行动的摹仿，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是行动。人物品质由性格决定，而幸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⑧人物对“预言”内容的选择正是对预设伦理结的解构，解构的行动过程就是个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体现了剧中人物不同的伦理意识。在麦克白本人、班柯和麦克白夫人的身上，斯芬克斯因子决定了他们的伦理选择和行动。“斯芬克斯因子”指的是个体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抗衡前者即伦理意识，其意志体现形式为理性意志；后者即人的动物性本能和原欲，其意志体现形式为自由意志。^⑨ 这两种意志正是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而“文学作品中这两种意志相互对立，能影响人的道德行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8）。这两种意志、因子的交锋，表面上呈现出一个性格矛盾的麦克白，实际上体现了在伦理选择中的矛盾心情，也丰富了人物形象。

麦克白“弑君篡位”的过程充满了各种伦理选择，而正是伦理意识与权力欲望之间的对抗，让他陷入了伦理两难。从叙事过程来看，一开始，麦克白的两种因子和意志的对抗比较明显，“我不敢”永远跟随“我想要”（37），这种言语上的矛盾反映了麦克白身上两种力量的冲突和制约。一方面，麦克白很清楚自己的伦理身份，明白君臣之义、血亲之理，他知道“弑君”是一种罪孽深重的伦理犯罪：“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35）。另一方面，从麦克白夫人口中可以发现麦克白天性善良，“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27），但他野心勃勃，“希望做个伟大的人物”（27）。可见，女巫的出现并非在他的野心萌动之前。他的“贤内助”十分清楚丈夫的善良与野心之间不可兼容的矛盾性。正如她对丈夫的抱怨：“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27）。麦克白的天性多忧正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冲突对抗的表现。理性意志告诉他不可逾越身份、违背伦理道德，而自由意志却让他选择满足内心欲望，从而逐步付诸行动，最终使预言变为事实。

当国王邓肯宣布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并册封他为肯勃兰亲王时，麦克白开始表现出焦躁不安，因为这意味着王位与他无望。对王位的强烈渴望和对伦理秩序的遵守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体现了伦理两难。从君臣关系来看，麦克白身为爵士，应当服从于储君，弑君是触犯伦理禁忌的大逆不道；而从血缘关系来看，马尔康是麦克白的表侄，骨肉相残是违背人伦的极大罪孽。麦克白的内心独白生动地说明了他在欲望和伦理意识冲突之间的煎熬状态：“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25）。泛滥的自由意志使麦克白变得六亲不认、道德沦丧。而大将班柯则与麦克白形成鲜明对比，展示了理智与道德对自由意志的束缚。当麦克白企图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引诱班柯，说服他一起谋反时，班柯的立场十分坚定：“为了凯觎富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干的；要是您有什么见教，只要不毁坏我的清白的忠诚，我都愿意接受”（45）。班柯恪守伦理身份、坚守道德底线。这种强烈的意志对比让麦克白意识到了诱惑无望，随后决定除掉对手。

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不容忽视，即麦克白夫人。从出场到结束她表现得俨然是个“恶女巫”，但在面临伦理选择的时候她也出现了伦理意识的混乱。作为麦克白的“贤内助”，她实则就是帮凶，协助麦克白策划谋杀。这样一来，她也触犯了伦理禁忌，违背了君臣与血亲的伦理准则。她看似没有经历麦克白采取行动前的内心挣扎，甚至反复劝说麦克白不要优柔寡断，但当她独自一人时，也显得不安：“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81）。其实早在她评价夫君“天性”的时候，她就显示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交锋对抗时的矛盾性，可是在犯罪过程中，兽性因子使她变得冷血无情、与兽无异；独处时的内心独白又体现了伦理选择时的顾忌，以及对于伦理后果的恐惧。可见，她时而挣脱伦理束缚、时而又控制着兽性因子，深知任何伦理犯罪都要赎罪。

围绕着“未来的君王”这个预设的伦理结，麦克白和夫人的“解结”方法就是“弑君篡位”等一系列的谋杀。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举麦克白成为新国王，这似乎应验了女巫的预言。“解结”后的麦克白由臣子转变为国王，伦理身份发生了转变。“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 的产生”（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21），麦克白身份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混乱与恐怖事件。在犯下弑君重罪后，掌握大权的麦克白仿佛杀红了眼，此时兽性因子和自由意志成为他行动的主导力量。在日益膨胀的欲望驱使下，他继续疯狂地策划更多的谋杀。在追杀班柯和麦克德夫家人的行动中，他显然意识到恶念已经占据了他的思想：“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121）。

国外有学者引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无自制力现象”（akrasia）的不同观点对该剧进行评论，认为麦克白并非不知犯错，他的无法自制是因为欲望蒙蔽了理性认知^⑩，这一点与斯芬克斯因子之间的对抗有相似之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麦克白及夫人虽然在行动上无所顾忌，却并未完全忽视人性因子和理性意志，换言之，他们内心深处对伦理道德留有一丝敬畏，正因为意识到伦理犯罪及谋杀等多重罪恶，才会出现极度恐惧的精神状态，甚至疯癫，但明知故犯，为时已晚。麦克白甚至对自己的罪行进行道德自辩：“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99）。“疑鬼疑神、出乖露丑”实际上是自己由于内心恐惧而呈现的丑陋形象；“未经磨练、缺少经验”是一种诡辩。看似自我安慰的语言实则都是疯话，是知道自己犯罪既恐慌又不想承认的精神分裂。

实际上，麦克白夫妇的斯芬克斯因子对选择与行动的决定性构成了悲剧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主要“指靠了艺术表现从怜悯和恐惧中产生的快感”（鲍桑葵 87）。观众和读者融入角色，既同情具有野心、原本善良的麦克白，又对他残忍的伦理犯罪感到恐惧。伦理犯罪是人类从伦理禁忌开始最严重的犯罪，而发生在亲属之间的杀戮是最为可怕、可怜的行动，让人产生恐惧和怜悯之情。它的道德告诫在于：“缺乏审慎的行动令人恐惧，同时我们同情他是因为人类知道毫无节制的情感能让人自毁”（Langis 51）。恐惧或怜悯的戏剧效果不仅让情感得以宣泄，而且使人思考净化道德的必要性、形成伦理意识并洗涤心灵。

然而，最大的恐惧不在于麦克白的杀人过程中，也不在于观众目睹杀人的情景中，而在于遗留在犯罪后的心理活动中。第二幕第二场中，麦克白与夫人共同谋杀了国王，突然有敲门声。敲门声不仅让麦克白魂飞魄散，而且也给观众和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感。麦克白听到敲门声，感到极度的害怕和恐慌，这正是对“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repression）产生的心理暗恐，压抑于内心的某一令人担心的人或事再次出现，而感到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不是因为不确定，而是因为时间[……] 正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令人恐惧并不是因为哈姆雷特不确定它是活的还是死的，而是因为这个鬼魂既是过去的又是现在的”（Withy 26—27）。同样，麦克白夫妇在宫中设宴时，麦克白看到班柯鬼魂，突然疯言疯语与他对话：“你[班柯] 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45）。“染着血的头发”从语言上增强了恐怖感，同时麦克白直接称呼鬼魂为“你”，混淆了“过去的”被害者与“现在的”班柯复影，并且担心班柯复仇。他惧怕被害者复现与复仇，这个描写也从侧面说明麦克白夫妇虽然没有恪守伦理禁忌，但并没有完全丧失伦理意识，他们仅存的一点伦理意识使他们“看到”了行动的可怕后果。

（图片来自DTC Publishing, London）

三、犯罪的后果

戏剧的反讽性很大程度来自于麦克白及其夫人双重人格的描写，或者说人物在斯芬克斯因子对抗中的价值判断。在面对伦理犯罪时，他们表现得时而沉着勇敢，时而胆战心惊，正是他们的伦理道德缺陷导致了内心的恐惧和疯癫。在蜕变成为穷凶极恶的罪犯的过程中，女巫预言的蛊惑力已然不大，在众多伦理结的生成和解构中，麦克白犯罪的动机令人毛骨悚然，而戏剧的道德教诲也愈加明显。任何犯罪都要遭受惩罚，无论是古代，还是人类生存的当下，伦理犯罪都要受到道德谴责和严重的惩罚，因为犯罪往往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麦克白犯下弑君的伦理大罪后，苏格兰王国陷入了混乱，混乱带来的灾难仅仅是秩序上的，而更大的灾难在于人物精神上的混乱。

麦克白夫人成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者，终因游走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而逐渐沦为疯癫的罪人。精神分裂是由于两种因子始终处于一种激烈的争斗中，她不能变成一个十足的坏人，而是逐渐演变为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她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表现得勇敢坚毅，但是一旦犯了罪，又表现得很胆小，这实际上是由于犯罪带来了巨大的伦理恐惧。她的可悲之处在于一边果断地实施谋杀，一边惧怕承认罪责，而这种伦理恐惧本身就是对伦理犯罪的一种惩罚。犯下的罪行越大，所受的惩罚越重，内心越煎熬。她的心灵煎熬体现了自我的道德惩罚，然而，她不接受道德救赎又导致巨大的精神痛苦。麦克白夫人命令通宵点灯火，说明她惧怕鬼魂找她报仇，也说明她惧怕以死谢罪。“反复洗手”这个行为就是疯癫的真实写照——“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147）为夫人治疗的医生最终道出了惧怕的本质：“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151）。看见鬼魂、血迹都是暗恐中的“复影”（double）现象，内心害怕而压抑的东西反复出现，映射出人物内心的虚弱。这与她之前冷静的处事态度截然相反，使戏剧极富讽刺意味，而麦克白夫人的形象也是对每个人伦理选择的反映，如果一个人在欲望面前明知故犯、无法用理性意志控制自己的邪念，就会使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失衡，从而落入无底的深渊。因此，人物自身的道德缺陷导致精神分裂与疯癫，最终因恐惧犯罪而被吓死。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形象通过自我毁灭，得到了最大的伦理惩罚。

有学者甚至将麦克白夫妇出现的失眠、幻觉等现象归结于一种称为“克雅氏”（creutzfeldt-jacob disease）的心理疾病，认为对于他们心理活动的描写“要么就是莎士比亚的想象，要么来自他对身边人的观察”（Norton, Paris and Wonderlich 299）。无论如何，麦克白夫妇已成为斯芬克斯怪物、恶魔，女巫或幽灵已不是造成人物悲剧的力量，麦克白夫妇自身就是“坏巫师”，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斗争和失衡，他们沦为欲望与邪恶的奴隶，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最后，麦克白深陷绝境，不禁感慨：“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161）。“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在接二连三的伦理犯罪过程中产生了连贯一致的效果，即解构伦理结的过程体现出麦克白胆大妄为、自命不凡的个性，同时又在伦理两难中挣扎、恐惧。当麦克白逐渐演变为丧失理性的疯癫人物后，他不会为夫人的死亡而痛苦，甚至镇定自若，冷言冷语：“她应该迟一点再死；现在不是应该让我听见这一个消息的时候”（163）。这实际上是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背离了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本应悲伤哭泣却显得麻木冷静，这个暗恐效果让人对麦克白的冷漠感到害怕。麦克白漠视死亡、丧失人性的描写与他之前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张力，更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可叹。他终于在两种意志对抗中分裂，挣脱了理性意志的束缚，摈弃了人最基本的“善”性，让欲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题，在一片混乱中失去了人生真谛。

根据戏剧的叙事结构，在众多横向生成的伦理结中还有最后一个伦理结要解开，即马尔康替父报仇。尽管国外也有学者认为“马尔康虽然是一位好儿子，但他的复仇行动是暴力的轮回，他也不比麦克白好”（Kranz 381），但是复仇是王位继承者唯一的伦理选择，是他行使儿子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成为未来名正言顺的君王的必然行动，无可厚非。麦克白终于在众叛亲离中走向灭亡。他这样总结了自己的人生：“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63）。成功与失败、得到与失去之间所有对立意义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甚至消解。正如女巫上场时念念有词：“败军高奏凯歌回[……] 美即丑恶丑即美（when the battle’s lost and won[…]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5），成与败（lost and won），美与丑（fair and foul）本身都是一对矛盾的语义，形成一种悖论，暗示着麦克白人生的意义，这是对麦克白最大的讽刺。更颇具意味的是，在第一幕第三场中，麦克白凯旋而归时感叹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13），“阴郁而又光明”正是“美与丑”（fair and foul）这两个词，似乎早已预示了自己即将选择的人生。

尽管20世纪以来的《麦克白》研究历经了新批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众多视角，而且西方悲剧研究主要聚焦于在人物与命运、性格、社会的矛盾和挣扎中，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麦克白》反映了个人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激烈交锋的结果，在本质上是一部“伦理悲剧”。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女巫的预言看似是对故事发展情节的预先提示，实则是对剧中一系列伦理事件的预设。麦克白在面临伦理禁忌时做出的选择及其后果不仅应证了女巫的预言，也以生动的实例展示了触犯伦理禁忌、挣脱人性因子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起到警戒的作用。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指：“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交锋与转换，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怎样抑制和引导自由意志，让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8）。麦克白的道德缺失从反面对世人进行道德教诲，让人思考如何恪守伦理身份，以理性制约欲望、冲动等兽性因子，并且遵守社会伦理规则与道德规范，避免自我迷失甚至自我毁灭。

(图片来自SeaWolf Press)

注解【Notes】

①   See Sharon Alker and Holly Faith Nelson, “‘Macbeth’, the Jacobean Sco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Union,”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47. 2, Tudor and Stuart  Drama (Spring, 2007): 379-401; George Walton Williams ,“Macbeth: King James’s Play,” South Atlantic Review 47.2 (1982): 12-21.

^②关于女巫是麦克白内心欲望的外化表现，详见王艳芳：《诱惑·欲望·毁灭：试析三女巫在< 麦克白斯> 中的作用》，《江西社会科学》3(2003): 115—116。张建宏：《咒语、女巫及斯芬克司之谜——试论莎士比亚悲剧< 麦克白>》，《外国文学研究》4(2000): 48—52。

^③布莱德雷还认为，莎士比亚创作《麦克白》时也受到了雷金纳德·斯科特（Reginald Scott, 1538—1599）的《巫术发现》（The Discoveries of Witchcraft, 1584）的影响。详见Bradley 341.

^④参见阮珅：《< 麦克白> 导读》，莎士比亚 7—12。

^⑤本文所有《麦克白》引文均出自朱生豪译，阮珅主编：《麦克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 年）。

^⑥详见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3)123-34. 弗洛伊德提出的“暗恐”也译作“恐惑”、“非家幻觉”、“怪怖”，本文目前主要引用国内通用译法，即童明教授翻译的“暗恐”。关于“暗恐”译法可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暗”字旨在突出uncanny 词义中“隐秘的”、“压抑的”、“秘密的”意思,某种“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repression），但uncanny 绝非仅表示“恐惧”。另外，关于“双重性”（double）的翻译还参考了童明教授的译法“复影”，参见童明：《暗恐/ 非家幻觉》，《外国文学研究》4(2011): 106—116。

^⑦关于“神谕”对于文本中伦理结预设的观点，参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13—14。

^⑧参看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31—32。

^⑨参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21—23。

^⑩See Langis 44-5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

[Bosanquet, B.. A History of Aesthetic. Trans. Zhang J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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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 陈礼珍  审校 | 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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