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 “白娘子”和“美人鱼”的斯芬克斯之谜与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张欣，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院长，广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戏剧、比较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在国内外文学研究杂志公开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教研项目多项，主持完成广东省精品资源课程“英美文学”。
内容摘要：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使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白娘子与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显现出高度共生互文的伦理起源和伦理旨归，进而成为中西文学探索人性与伦理建构的经典形象。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赋予“异类恋”文学母题更深刻的伦理意蕴。女主人公“成为人”的伦理诉求在其“去兽形、得人性”的伦理选择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成长历经的伦理混沌和伦理启蒙。白娘子折损千年道行换得“为人”、“为妻”、“为母”的伦理身份，皈依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美人鱼“弃尾”、“割舌”换取了以“失语”为象征的残缺的人性，最终演绎了其在“得人性”的征程上殉道式的伦理悲剧。婚姻作为爱情神话中两性走向道德共同体最神圣的伦理归宿，体现了白娘子弃恶从善，修炼为人的伦理选择，也使美人鱼再现了希腊文学中自我牺牲的“殉情”情节，成为其追求人性之路的“殉道”之举。她们对天性的抑制和对人性的追求展现了在伦理启蒙中的人性至善。
关键词：白娘子；美人鱼；斯芬克斯因子；伦理混沌；伦理选择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3期，责任编辑：黄晖
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白蛇和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形象。二者间高度互文的形象起源使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人兽合体的形象和异类恋的母题在中西文化中都不乏其数。由于上古人类对于海洋和水域的敬畏，使水生生物被寄托了爱惧交织的复杂心理。从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形象，到《山海经》中“人面蛇身女娲”的描述①，从古巴比伦时期的人鱼神传说和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到《博物志》中记载的“鲛人”②，以鱼和蛇为代表的水生生物妖娆的躯体姿态和旺盛的生殖能力，成为性力诱惑和死亡威胁的图腾象征。伴随着人类伦理意识逐渐成型巩固，“水—蛇—鱼”作为一种话语符号体系，沦为阴性和淫邪的文化象征符号，与“女性”、“本能”、“色欲”、“异化”甚至“死亡”等意象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文化意指链条。人蛇/人鱼异类恋也被赋予了违反人伦、异类孽缘的文化隐喻。而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使我们对经典的解读有了更深层次的伦理维度。本文拟借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和方法，解析两个神话形象的共生性。
一、斯芬克斯“人兽“之谜与伦理诉求
人鱼和蛇妖的形象历久弥新,成为中西历代作家的宠儿。笔者对中国文学中“白娘子”和欧洲文学中“美人鱼”的文学形象流变进行梳理发现，清代方成培改编本《雷峰塔传奇》中塑造的白娘子和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虽都源于神话原型和古老传说，但女主人公在褪去兽形和兽性，塑造人形和人性的“变形”升华中，展现出不谋而合的关于“何谓人”的伦理拷问，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斯芬克斯之谜”提供了绝佳的文本诠释蓝本。“斯芬克斯之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之谜，对斯芬克斯之谜的探索也不是泛义的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索，而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伦理选择，是人类在经过第一阶段的自然选择之后所留下的一个伦理命题”（吴笛21）。此外，斯芬克斯的女性性别身份进一步加强了“斯芬克斯因子”与两位异类幻化女性形象的契合度。“就斯芬克斯的女人头部特征而言，她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女人，但是就她的狮子身体而言，她不是人而是兽。她尾部长着的那根蛇形尾巴，就是野兽淫欲的突出象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7）。“是人还是兽?” “何以成为人?”是这两位经典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自始至终不断探索的欲望表达与伦理命题。欲望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性欲或其他生理性的欲望，而是从食欲、性欲到审美与伦理诉求的渊源和本体。饱含生命隐喻的女性欲望，作为伦理禁忌抑制和规训的主要对象，在平衡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伦理选择中彰显了摆脱伦理混沌，获得伦理启蒙，建构伦理意识的诉求。
白娘子的故事原型可追溯到唐传奇《博异志》中的《李黄》篇。该篇讲述了白蛇精化为白衣女子引诱男子李黄与之欢好，致其归家后神思恍惚，身渐消尽的故事。其后蛇精荒淫无度、狠毒吃人的妖魔形象成为神话中的范式。尽管偶有蛇精只求为妻本分，已无害人之心的版本出现，但白蛇之夫仍在知情后惊惧交加，怏怏而亡。直至明代冯梦龙以许宣视角叙述的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娘子的形象才初步定型，其故事情节也广泛被明清曲艺作品所沿袭。但至此白蛇精的“妖性”仍大于人性，“白蛇精”俨然成为对男性贪图女色的文化惩戒原型。源于此因，冯梦龙版的白蛇故事终结于“白蛇永镇雷峰塔”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③清代方成培的改编本《雷峰塔传奇》增加了“白蛇生子”、“求草救仙”、“状元祭塔”等情节，弱化了白蛇精的妖性，强化了其人性，使“白娘子”褪去白蛇的妖精形象，再现了一位痴情女子的形象。④至此才使白蛇传故事由“法海收妖”的灵异故事转为“千年姻缘”的爱情文学。白娘子通过修炼褪去蛇形，与凡人缔结姻缘，历经磨难，为人妻母，从医救人，并恪守封建夫权纲常，以夫为纲，改变了人蛇孽缘的模式，完全皈依了封建家庭伦常。白娘子怀胎诞下状元郎的情节，使白蛇精的故事由“妖”的故事变为“人”的故事。白娘子通过千年修炼换取人的外形后，不断遏制其蛇尾所体现的原欲和兽性，不断尝试和体验人性带来的挑战和困惑，解答自身的“斯芬克斯之谜”。
尽管安徒生把《海的女儿》说成“完全是自己的创作”，⑤但作为安徒生早期童话创作的代表作，有关美人鱼的相关传说和前文本还是不能不提及的，因为这种观照对于更深刻理解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形象多有裨益。这一形象的渊源包括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拥有无可抵御美妙歌喉的海妖塞壬，以及北欧神话中游走于陆地和海洋间的人鱼：“在中世纪时，北欧人相信这些小神常常到陆地山乡村中游戏，有时坐在岸边，梳她们的金色或绿色的长发，弹她们的竖琴”（茅盾293）。此外，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富凯早于《海的女儿》23年出版的《温婷娜》，诗人海涅早于《海的女儿》13年创作的莱茵河畔水妖罗蕾莱的诗篇，都构建了安徒生笔下美人鱼的“记忆形象”。然而，各种前文本中的人鱼形象都是与水域密不可分的，而安徒生的美人鱼却是第一只离开海洋、走入人间的美人鱼。尽管安徒生赋予其笔下“美人鱼”基督徒式的殉道结局，使美人鱼渴求获得爱情从而获得人类灵魂的愿望终告失败，但美人鱼因其善举最终获得了永恒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海的女儿》中的死亡，不仅仅是言说悲剧的生命断层，而是成为了上帝对善行的施恩补偿。然而，读者的记忆似乎被永远搁置在美人鱼投身大海化为泡沫的瞬间。美丽善良、痴情寡言的小美人鱼融入大海、无觅踪影的结局无疑成为故事悲剧性的核心。而这种悲剧性的产生，正是由于美人鱼用其生命不断递减的方式换取了“走入人间”进而“走向死亡”的命运。美人鱼的悲剧性并非人鱼的悲剧，而是人的悲剧，是人在面临伦理困境时艰难抉择的悲剧，“是一个在伦理和道德上自我发现、自我认知和自我救赎的悲剧”（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85）。美人鱼的“失声”换取“人形”走入人间，以及其后“舍生”追求永恒灵魂的抉择使美人鱼传说由“神”话变为“人”语。
“究竟是人还是兽？”这是两部神话故事向读者提出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是“理解人的本质的一把钥匙”（38），彰显了白娘子和美人鱼的伦理诉求，也是使这两个女性形象成为经典的缘由。白娘子和美人鱼对其兽形的放弃和对其兽性因子的压制，为其走出伦理混沌，形成伦理意识奠定了伦理语境，体现了中西文学经典的文学伦理价值取向。海妖和蛇女，原本都是先民对魅惑的女性形象集体想象和创作的结晶。塞壬迷人的歌喉和蛇妖曼妙的身姿都是男性难以抵御的魅力，妖媚神秘而摄人魂魄，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合体，具有无限顽强的生命力。诱惑男性（人类）并毁灭男性（人类）是两者在东西文明中留下的共同记忆痕迹，成为人类自我欲望和恐惧的意象投射。然而，美人鱼和白娘子却有别于神话原型的海妖和蛇妖，她们渴望成为人，并渴求被人爱，试图通过割舍兽形和兽性建构人类伦理意识，获得“人”的伦理身份。她们经历了“去兽（形）性”的伦理启蒙，进行了“得人性”的伦理选择，在为“人”的伦理道路上历尽艰难，解答了“何以谓人？”的伦理命题。美人鱼由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正是其通过伦理选择建构其伦理意识的过程。中国神话中的白娘子得益于千年修炼获得的道行，能够自如驾驭游走于人形和蛇形之间，似乎比美人鱼少了些许悲情，但她折损道行,冒着被法海收服以致魂飞魄散的危险，毅然为许宣诞下子嗣，并在许宣背弃之时恪守妻道，彰显了白蛇竭力“成为人”的伦理修为。
二、“去兽形、得人性”的伦理混沌与伦理启蒙
人作为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其本质在于作为精神生命之核心的伦理价值的追求，也就是美人鱼对所谓人的“永恒灵魂”的追求。白娘子和美人鱼都试图在造物者创设的秩序中寻求一种突破，试图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所欲之物，既人形和人性。作为使两性主体相互趋于完善的爱情，以及作为两性主体伦理关系的婚姻，在女性建构伦理身份中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海的女儿》中美人鱼只有获得人类全心全意的爱，才能获得人类的永恒灵魂。为此，她用自己的鱼尾和言语换取人腿，放弃家人和族人，甘愿沦为孤女和哑女。也正因如此，白娘子甘愿冒着被法海收服的危险，折道行显神通，以维护与许宣的爱情和婚姻。她们渴望“为人”的伦理诉求被不断阻碍和搁置，然而她们为建构伦理身份所付出的代价使她们获得了伦理升华。白娘子和美人鱼以“爱”为名的凄美故事是其摆脱伦理混沌，获得伦理启蒙，进而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伦理身份的过程，是其获得人的道德属性，即善性的过程。尽管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伦理混沌“定义为”人出生后至伦理选择前这个时期的伦理状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7），是获得人的形式之后，“经过伦理启蒙，获得伦理意识，进入伦理选择”（258），进而获得人性的过渡阶段，然而白娘子和美人鱼“弃兽为人”的历程却高度契合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所勾勒的摆脱伦理混沌，获得伦理启蒙，形成伦理身份的人性建构历程，是人类伦理意识建构的神话再现。
安徒生的美人鱼形象源于神话原型，但却被赋予了更完整的人类性格和意识。希腊神话中的塞壬虽是神的后代，却不仅没有人形的躯体，甚至也不具备主体意识，是人类强烈欲望和恐惧共同构筑的自我的投射和客体。而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是海王最小的女儿，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多愁善感、寡言忧郁的性格。从生命之初就被赋予了人的意识和品质。美人鱼的故事始于她对王子美貌和躯体的眷念，源于原欲的驱使，起初投射在洁白的大理石雕像上，进而投射于身着华美服饰、英俊迷人的王子身上。象征热情和欲望的红色成为小人鱼海底世界的主色调。她美丽的红发、茂密生长的火红色的垂柳、发出红色光芒的太阳般火红的花朵，映射了小人鱼懵懂而躁动的肉欲和情欲。美人鱼对“浮出水面”这一成年礼特权的期盼象征着女性突破童年母体环境，踏上象征危险和试炼的成长之路的愿望。对王子之爱和对人类灵魂无限渴求的欲望，实际上是美人鱼渴望“成为人”的欲望载体。这种欲望燃烧着她的理智，使她义无反顾地抛弃家人和族人。处于青春期的小人鱼，心理上一心向往人类世界美妙的两性欢爱，而生理上的缺失使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产生了永久性的主体结构性矛盾。按照拉康的说法，小人鱼在产生自我认同的那一瞬间，“创造出来的统一体，以及后来终其一生不断创造出来的自我，都是些虚幻之物，都是为了化解生存中无法逃脱的匮乏、缺席和不完整性所作出的努力而已”（斯特克罗 137）。在营救遭遇海难的王子时，美人鱼的人伦意识开始萌生。“这条大船在狂暴的大海上航行着：掀起的一排排巨浪，就像一座座险峻的黑色大山，它们想压断桅杆，大船就像一只天鹅在巨浪形成的峡谷之间穿梭。在小人鱼看来，这只是一种有趣的运动，而对于水手们来说，这可一点儿都不好玩。”面对王子落水沉溺，“开始时，她非常高兴。”但很快意识到“人类不能在水里生存” （安徒生 8）。童话的书写空间和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刻意疏离，使美人鱼的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此消彼长，得到了自然的呈现。此时的美人鱼已经开始萌生人类的意识认同，用人类的伦理价值来审视波涛汹涌的海洋景观。对王子的施救使她摆脱了传说中海妖对人类躯体占有的兽欲，人性因子开始显现。
无独有偶，与自唐传奇开始描绘的荒淫无度致人丧命的白蛇精不同，方成培《雷峰塔传奇》中白娘子与许宣的“孽缘”源于“获救报恩以身相许”的中国伦理范式。故事始于伦理，不仅为这段人兽孽缘获得人伦救赎埋下了伏笔，也为白蛇精“人形化”和“人性化”的曲折进程赋予了伦理意蕴。被视为喻指道佛相争的“白蛇传”传说饱含了浓郁的宗教纷争的色彩，神仙道教“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教旨使凡界与仙界之间没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炼形修道以达长生永驻，成为一种不论贵贱贤愚均可得道的途径。因此佛教中用以劝导世人戒色戒淫的狐蛇妖孽幻化为人的叙述，在神仙道教的语境中却被描述成一个境界渐次提升的“修炼”过程。与美人鱼出场时仅十岁的少女身份不同的是，白娘子已有了千年修炼的道行。白娘子用修炼成仙的道行换取幻化为人的姻缘，和美人鱼放弃海底三百年的寿命换取在人间短暂的停留如出一辙。白蛇对许宣前世相救的知恩图报之举，使她与许宣的姻缘摆脱了肉欲和情欲的藩篱，成为中国传统世俗伦理的经典范本。白娘子对这段源于报恩的婚姻关系执著维护，这是其区别于此前白蛇精传说的核心文化内涵，标志着白娘子形象由沉迷于性欲的“妖性”向追求人类爱情婚姻稳定伦理关系的“人性”的本质性转变。白娘子面对许宣的懦弱猜忌和欺骗加害时，仍不遗余力地帮夫、寻夫、救夫的情节线索，强调的正是白娘子对人类稳定婚姻关系的渴求以及对“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秩序的坚守。其后白娘子折损千年道行，为许宣传承子嗣，生子得第，虔诚皈依于以“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完成了“得人性”的伦理选择。
相形之下，刚刚成年的小人鱼没有白娘子的“千年道行”，其“得人性”的道路也显得更为艰难悲凄。在不断获得人性以期“成为人”的过程中，她面临的伦理困境无疑是在“人形”和“兽形”间的取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得不在“人形”和“人性”间置换的伦理困境。精通巫术的巫婆在童话中往往是邪恶的象征，是夺取主人公宝贵财富乃至生命的罪魁祸首。然而《海的女儿》中的女巫并不是美人鱼悲剧的始作俑者或情节推动者。女巫将美人鱼梦寐以求的“行走的双腿”称为“两条支柱”，认为美人鱼指望像陆地上的人那样走路，即可得到王子的爱和永生的灵魂，十足是个愚蠢的行为。女巫试图通过警示和劝阻打消美人鱼幻化为人的念头，也为美人鱼以“兽形”换取“人形”付出的惨痛代价埋下了伏笔。美人鱼毅然决绝地放弃鱼尾换取人腿，而这双腿除了拥有人腿的外形，不具备人腿的真正功能，需要用难以忍受的疼痛为代价才能行走。鱼尾被认为是“兽行”和“兽性”的双重象征，然而摆脱这一“兽形”换来的“人形”却没有使美人鱼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性”。此外，美妙歌喉原是海妖诱惑男性的致命武器，是其兽性因子的象征，但声音言语也是美人鱼获得“人形”后与王子进行语言和心灵沟通的工具，是人性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割舌”使美人鱼能够走到王子身边，但却迫使王子得救的真相被掩盖，迫使美人鱼向王子表达爱意的权利被剥夺，迫使美人鱼获得真正“人性”的道路被阻断。美人鱼对声音和言语能力的放弃使她得以换取“人形”，却为此失去了“人性”。 “割舌”使得美人鱼“为人”的伦理选择成为一个悖论式的伦理两难，“失语”在其人性形成的道路上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她陷入更深的伦理困境。然而，面对伦理两难，美人鱼的态度是决绝的。不论是成年读者还是儿童读者，在读到美人鱼面对的伦理两难时，都不禁会发出这样的伦理拷问：“向往‘为人’的美人鱼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美人鱼通过与女巫的交换离开了海洋，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得人性”的伦理选择，只是加剧了她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而真正的伦理选择出现在故事结尾处。人鱼姐姐们用秀发向女巫换取了复原世界的匕首，使美人鱼在历尽了人间“失语”和“失恋”的苦难之后再次获得了“选择”的权利，获得了让一切回复到原初状态的机会。美人鱼可以选择让王子如故事开始遭遇海难时那样，失去年轻的生命；美人鱼可以选择回到海洋世界，而唯一不同的是，美人鱼将无法抹去一段人间的苦难记忆，一段用亲情的付出（姐姐们的秀发）换取的成长记忆。然而美人鱼最终选择了自我牺牲，这一选择也成为了故事悲剧性的高潮。尽管安徒生为了抚慰读者，设计了三百年后给予美人鱼永恒灵魂的美德回馈，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故事的悲剧性，因为故事悲剧性所在正是缘于美人鱼在“得人性”的征程上殉道式的伦理悲怆。
三、白娘子与美人鱼的女性身份与伦理经典
两性婚姻作为一种走向道德共同体的伦理关系，在女性自我身份认同中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爱情神话和童话中，婚姻成为了两性结合最神圣而美好的伦理归宿，也是白娘子和美人鱼建构自我伦理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人类历史上，伦理性首先体现在对待性的态度上。对于稳定婚姻关系的诉求是两位女主人公摆脱纯粹爱欲驱动，获得伦理之爱的重要表现。然而，有别于绝大多数童话中公主与王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美人鱼的结局无疑是令人唏嘘的。同样有别于中国传统婚姻中郎才女貌神仙眷侣的描绘，白娘子和许宣的婚姻折射的却是中国封建社会底层婚姻的模态。如果以爱情传奇和爱情童话来定义白娘子和美人鱼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两个爱情故事中相对于丰厚饱满的女性形象而言，男性形象则显得单一扁平，较少被提及。两位男性在故事中都是与“兽”相对的“人”的象征，但折射出的人性维度却相对贫乏。安徒生笔下的王子是一座年轻男子雕像的化身，是出现在美人鱼世界里的第一个“人”。他年轻貌美，智慧优雅，善良快乐，和白色教堂、华丽宫殿、欢乐舞会、美好爱情等意象紧密相连，代表着美人鱼对渴羡的人类的完美想象。然而始终温柔儒雅的王子从来没能从美人鱼痛苦而忧伤的目光中或是布满鲜血的双足下看到真相。王子始终游离在美人鱼无声的世界之外，他们一直被一层坚不可摧的隔音罩阻隔开来。相比之下，在故事情节的推动中，许宣起到了相对显著的作用。然而他更大程度上是白娘子“为人”的伦理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他穷困软弱、重利多疑、不明是非，最终成为法海降服白娘子忠实的帮凶。无论是美人鱼和王子求而不得的婚礼，还是白娘子和许宣“千年修得共枕眠”的婚姻，都加强了两位女性“为人”之路的伦理取向和艺术张力。
美人鱼和白娘子的异类婚恋情节表现了中西灵异文学在异类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一致性，其中异类女性的“他者“形象尤为突显。异类女性爱情至上，坚定执著，为爱忍受痛苦和折磨，甚至背叛自己的族群。而异类婚恋故事无一例外的沿着伦理悲剧的情节脉络演绎发展。异类女性往往与谨守礼教的本族女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往往大胆主动，极具个性，面对爱情热情坦诚，勇于主动追求。异类女性背离传统两性伦理，主动示爱求婚的情节往往为悲剧命运埋下伏笔。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番女慕汉将”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母题。求亲番女的“他者“形象折射了中国大汉族主义的深层文化心态，与封建男权社会中白娘子”许身报恩“的形象具有相似的文化隐喻。白娘子的故事中，无论是形象塑造还是叙事结构，都高度契合了“番女求亲”的母题结构和意蕴。首先，白娘子符合主流文化中的性别伦理观念，美丽贤淑、知书达理。而这种合乎主流价值的审美特质往往是以消解异类“他者”特征为代价的。但同时，异类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又显现了更为开放和主动的姿态，颠覆了中国传统儒家礼教中讲求婚姻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伦理规范。而为了实现如人所愿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往往会辅以“前世姻缘定数”等母题予以呼应。白娘子与许宣的姻缘也是这一母题的再叙。白蛇精作为异类女性形象的代表，美丽聪慧、知恩图报、历经万难、委身相许。这实际上是一种形态上、文化上和伦理德行上的理性皈依。无疑，白娘子的主动求偶求亲契合了底层贫寒书生许宣对理想“财色”婚姻的期盼。“白蛇传”传说的叙事空间主要集中在婚姻论财之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已达适婚年龄的药铺学徒许宣，父母双亡，寄居在胞姐家中。显然，在现实的伦理框架和婚育观念中，许宣是无法觅得合适婚配对象的。白娘子和许宣千年一遇的隔世跨界姻缘，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绝佳题材,也是折射明清时代封建世风伦理的一面镜子。“白蛇传”这类“貌美如仙、自荐枕席的异类女性偏偏眷爱无钱无势的穷小子，并以丰盈的物资与超群的才华帮助男人改变自身命运，实现从底层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文学想象，实则是“现实中底层男性的婚姻困难表现在民间传说中的婚姻幻想”（余红艳 124）。而相对于白娘子对人类婚姻关系的坚定追求，许宣则始终把持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备心理。由此白娘子遭受许宣背弃，“断桥”“合钵”的场景就顺理成章了。然而，世俗婚姻波折坎坷，恰恰成为白娘子由蛇精获得为人、为妻、为母的伦理身份，进而完成其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此消彼长的孕育土壤。婚姻作为一种文化母题，成为一种伦理话语的表达，体现了白娘子弃恶从善，修炼为人的伦理选择。
无独有偶，美满婚姻也是西方童话故事美满结局的定式和独特母题。《海的女儿》中能够与王子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是美人鱼倾其所有期盼获得的完美结局。然而，西方童话中的婚姻母题通常并不提供现实婚姻状况，而是仅仅被当作故事的结局，成为获得幸福达到圆满的标志。列维·斯特劳斯说：“童话故事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展开过程，它始于邪恶而终于婚礼、报答、缺乏或危害的消除”（斯特劳斯137）。童话故事中婚姻也往往作为一种对“善”的伦理回报和嘉奖，主人公得到婚姻结局往往是由于他（她）具有善良的本性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正因如此，读者对安徒生赋予美人鱼的遭遇往往耿耿于怀：美人鱼救了王子、牺牲了自己，她的善行却没有获得完满的婚姻回报。美人鱼轻盈曼妙的舞姿和柔美顺从的眼神博得的仅仅是王子的怜悯之情，美人鱼的为人之路布满了血迹和泪水。王子与邻国公主的婚礼带来了美人鱼幻化为海上泡沫的悲惨结局。尽管安徒生在故事结尾许诺他的童话读者，美人鱼最终将获得永恒的灵魂作为对其”善行“的嘉奖，但她对王子之爱和美满婚姻的诉求却始终没有得到应允。笔者认为，《海的女儿》的故事始于美人鱼的欲望和女巫的邪恶，在欲望的驱使和邪恶的协助之下，美人鱼进入了生理缺陷（哑言）和心理扭曲（焦虑）的状态。诚如弗洛伊德所言，《海的女儿》的神秘和恐怖之处，关键在于某种“熟悉的但却受到压抑的东西”（弗洛伊德 295）。这种儿童般的无所谓道德的追求快乐的冲动，被象征权威和伦理规则的“超我”所抑制。美人鱼的奶奶，海底尊贵的女王，给予美人鱼关爱和规则的“鱼伦”权威，正是这种抑制力的象征。摆脱了海洋世界伦理束缚的美人鱼，陷入到生理缺陷和伦理“失语”的焦虑之中，使“安徒生创作的情节背后惩戒主体的隐秘性加强了悲剧成因的神秘感”，使“人在认识惩戒前因后果的同时能够建立起顺应社会规范的道德意识”（杜瑞华 201）。
神话故事和童话故事以其广泛的传播性和接受度，成为再现社会现实最有力的文学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关系被列为五伦关系之一，介于天伦和人伦之间，既是自然关系，也是人伦关系。婚姻的统一性以财产的方式表现为外在形态，以繁衍子嗣的方式达到伦理的内在形态。由此看来，白娘子的结婚产子成为其人类伦理诉求的终极归宿。反观之下，美人鱼情窦初开时的爱情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爱的力量，一种由小爱神丘比特背上的箭囊所象征的盲目之爱。被金箭射中的美人鱼和被铅箭射中的王子注定无法相爱。这种由一见钟情的魔力和单恋的错位所引发人类伦理悲剧，在希腊神话中比比皆是。从掳走海伦的帕里斯王子，到背弃父兄的美狄亚公主，从追随达佛涅的阿波罗，到爱上人间美男子的维纳斯，都为这一箭之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别于中国传统中姻缘命数和门当户对的婚配伦理，西方神话文明传递了一种难以名状、超越理性的超自然爱欲。这种爱的心理快感和现实中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命的深刻思索，也成为西方两性关系的伦理基石。由此可见，美人鱼的自我牺牲既是其追求人性之路的“殉道”之举，也是希腊文学中“殉情”情节的再现。
白娘子和美人鱼从爱情缘起到兽形变异，从伦理命运到人性建构的历程不尽相同，但在寻求人伦归宿的道路上，她们共有对天性的抑制和对人性的追求，成为了非理性虚构文学中的伦理经典形象。人性作为一个文学伦理学的概念，是“对人的属性趋善的描述。人性的内涵就是善、就是道德。或者说，人性就是人的善的规定性，是人的善的集中体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16）。至善，既所谓人性，或称人的伦理性，是人类走出丛林，谓之人的终极理想。白娘子通过稳定婚姻和子嗣传承给予许宣的善，美人鱼通过自我牺牲给予王子的善，都是人性善的集中体现。尽管白娘子最终遭受背弃，被镇雷锋塔下，但读者对于她的同情和喜爱有增无减。后世对状元祭塔、仕林救母等情节的添加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白娘子善性的敬仰。美人鱼无声的殉爱之举所展现的也是人类在面临不可调和的伦理困境时所彰显的善，这使美人鱼在化为海上泡沫的瞬间，已经获得了她所渴求的人类的永恒灵魂。
注解【Notes】
①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这，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度，其腹化为此神”（袁珂 445）。
②据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192）。
③故事载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
④参见傅惜华编《白蛇传集》。
⑤在关于其童话来源的一些论述中（例如1866年版的《著作全集》第21卷第186页），安徒生把《海的女儿》称为完全是自己创作的作品。
引用作品【WorksCited】
安徒生：《安徒生童话》，李永毅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Andersen’s Fairy Tales. Trans. Li Yongyi. Shanghai: Shanghai Triad Bookstore, 2009.]
杜瑞华：“《海的女儿》的惩戒主题与儿童的反复阅读，”《天中学刊》2（2015）：100-102 。
[Du Ruihua. “The Theme of Punishment and Repeated Reading of 'Little Mermaid'.” Journal ofTianzhong 2 (2015): 100-102.]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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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文颖 审校：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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