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杉杉||《暗夜行路》乱伦叙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暗夜行路》乱伦叙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介绍

谭杉杉，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湖北省作协签约青年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与比较文学，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日本白桦派文学的伦理书写研究”，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摘要：《暗夜行路》围绕时任谦作家庭中的三起乱伦事件展开，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其叙事的性质是伦理的。谦作与祖父小妾阿荣之间的乱伦倾向是伦理混乱的产物，又使伦理混乱进一步恶化；母亲与祖父姻亲乱伦使谦作陷入伦理身份危机之中；妻子和表兄阿要血亲乱伦导致伦理悲剧再次发生。乱伦破坏了社会正常的伦理秩序，时任谦作在伦理困境中自省、反思，最终回归自然并获得伦理救赎。

关键词: 志贺直哉；《暗夜行路》；乱伦叙事；伦理困境；伦理救赎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责任编辑：杨建。

引言

《暗夜行路》是志贺直哉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时任谦作家庭中的三起乱伦事件展开。时任谦作将祖父的小妾阿荣视为性幻想对象，甚至试图与阿荣结婚，虽然没有实质性的乱伦行为发生，但二人之间的乱伦倾向既是伦理混乱的产物，又导致了伦理混乱的进一步恶化；因结婚受阻，时任谦作的身世被揭露，他是母亲与祖父乱伦所生的孩子，这一乱伦事件使谦作陷入伦理身份认同危机之中；当他试图建立新家庭、重新确立伦理身份时，却发现妻子和表兄阿要通奸，乱伦导致家庭伦理悲剧再次发生。可以看出，乱伦破坏了社会正常的伦理秩序，谦作面对生活中的乱伦事件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甚至神经衰弱。他先后两次离开东京前往尾道、京都，希望在新环境中开始新生活，并求助于宗教，但都失败了。最后当他隐居深山，在远离尘嚣的自然环境中重读《临济录》等禅宗经典时，谦作超脱生死，放下执念，在深夜爬山的过程中顿悟，用宽恕和仁慈获得了伦理救赎。

可以这样认为，《暗夜行路》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谦作努力在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之间挣扎，最终“从动物变成人”（中村光夫147）的过程。谦作努力寻求的目标，就是“面临由性欲引起的不幸与黑暗，如何从中逃遁出去，这是贯穿《暗夜行路》全篇的主题”（岩上顺一14）。本文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聚焦小说中的三组乱伦叙事，探讨主人公时任谦作所面对的伦理关系混乱、伦理身份危机、道德恐惧、特定伦理困境下的伦理选择，以及最终获得伦理救赎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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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谦作与阿荣：乱伦倾向与伦理选择

从家庭关系来看，时任谦作自幼丧母，其后离开本乡的家和祖父一起生活，与父亲几无往来，祖父去世后与祖父的小妾阿荣相依为命，只有哥哥信行偶尔与他联系；从社会关系来看，谦作虽然和阪本、龙岗等人来往但又不相信他们，与多个艺伎保持暧昧关系，随心所欲地嫖妓。从谦作混乱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他身处病态的伦理关系之中：与血缘意义上的家人关系淡漠，没有真正的朋友，对女性有性无爱。

祖父的小妾阿荣是谦作唯一的心灵慰藉，对阿荣的依赖起初是为了弥补母亲去世的伤痛，阿荣的关怀和照顾给了他渴求已久的母爱，阿荣是他的避风港，在他心中阿荣意味着家。随着年岁日益增长，尤其是祖父去世以后只有他们俩相依为命，此时的阿荣不仅仅扮演了母亲角色，作为女人还承载了他对性的渴慕。自从嫖妓之后，谦作在夜里邪念丛生，对阿荣产生非分之想。阿荣比谦作大二十岁，又给谦作的祖父当过长时间小妾，如果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肉体关系，毫无疑问是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要求的。然而随着生活的混乱和头脑的浑浊，谦作对阿荣的胡思乱想越来越厉害了。“他幻想自己走过她的房前时纸屏突然拉开，她一声不响地把自己带进那漆黑的房里去”（97），^①“主人公对于祖父、父亲皆没有一丝好感，但是对于阿荣，他却给予了自己一厢情愿的‘爱情’并难以自拔，这是一种‘恋母情结’的自然表露”（吴光辉 64）。此时的谦作已经滑向了乱伦的深渊，如果任其发展，必将把自己引向毁灭。谦作对这种乱伦倾向非常苦恼，一方面，他的自由意志怂恿他罔顾道德，一味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情感的慰籍；另一方面，他的理性意志又在约束他的自由意志，警醒他不要违背伦理禁忌。在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冲突中，乱伦还是遵守伦理秩序，时任谦作深陷伦理困境，面临伦理选择，其选择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谦作既无法抵抗内心对阿荣的渴望，又隐约意识到乱伦的可怕，此刻的他没有明确的伦理意识，不知道何为正确选择，所以只能逃避。于是，谦作接受哥哥信行的建议，离开东京前往尾道。然而他的内心并没有得到安宁，写作不顺利，生活单调苦闷，常常陷于对阿荣的思念中无法自控，在逃避中谦作越发觉得孤独。“父亲也罢，母亲也罢，兄妹也罢，都不是自己一家人。[……]他的孤独与现在醉倒在寒空下的那个乞丐的孤独毫无两样”（145）。不仅仅是因为性欲，还有对孤独的惧怕和对亲情的渴望，促使兽性因子占据上风，谦作心中的天平逐渐偏向了阿荣。

在第二阶段，谦作决定顺应本能与阿荣结婚，使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合法化，这样似乎既符合自由意志的要求，又不违背理性意志的约束。“当然，和做过祖父之妾的女人结婚是件怪事。然而，他觉得既已在心中玷辱了阿荣，倒不如在实际发生关系之前和她正式结婚，这也许要好得多”（146）。此时的谦作认为只要结婚就规避了乱伦，事实上，这个选择是自欺欺人，是非理性的。他的非理性选择直接导致他的身世被揭露，与父亲（实际上也是哥哥）彻底断绝关系，也中断了与其它家庭成员的往来。

在第三阶段，为了终止谦作与阿荣的不正常关系，信行写信给谦作告知了他的身世：谦作是父亲出国留学期间祖父和母亲乱伦生下的孩子。获知身世之后谦作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了乱伦导致的恶果，他将自己视为道德缺陷的产物，视自己与阿荣的关系是一种可怕的遗传，邪恶的不道德的遗传。谦作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与母亲、父亲、祖父、阿荣之间的关系。“对于命运的某种恐惧——祖父和母亲、祖父的妾和自己，这种重叠的阴暗关系将把自己引向一种可怕的命运，这种漠然的恐怖正在他心中逐渐扩展开来”（191）。从对阿荣产生非分之想到获知身世后转换了对阿荣的心情，谦作所说的“对于命运的恐惧”，实则是他的伦理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是谦作摆脱兽性因子支配的结果。

谦作与阿荣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肉体关系，但二人存在着乱伦倾向，从逃避、兽性因子占据上风到人性因子复归，这是谦作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也是他的伦理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谦作认识到他所面对的道德败坏和对道德规范的背叛，他甚至认为自己的邪恶天性（对女性肉体的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性冲动）继承了人类的原罪。谦作与阿荣的乱伦事件因谦作的醒悟而得以解决，然而因为身世被揭露，谦作陷入了更深的伦理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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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亲与祖父：乱伦与伦理身份混乱                

时任谦作自记事起就隐约感受到自己在家的特殊处境：父亲对他一贯冷淡，从不关心他的生活；母亲虽然爱他但又常常责打他，从不肯与他亲近；母亲去世后他被迫离家与祖父生活；成年之后他想与心仪的女子结婚又被莫名其妙地拒婚。谦作对此一直心怀疑虑，但他并不知道原因。全书分为前后两篇，然而在真正进入谦作的生活之前，志贺单独写“序（主人公的回忆）”。“我得知我自己有祖父，是我母亲产后病逝两个月，他突然出现在我跟前的时候。当时，我六岁”（1）。全书用第三人称讲述谦作的生活，唯独“序”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了谦作初遇祖父、离家跟随祖父生活的不愉快往事。回忆中充满了不合常理的细节，比如谦作六岁才第一次见到祖父，父亲为了逼迫谦作认输用衣带捆住他的双手双脚。通过“序”，志贺直哉给读者设置了《暗夜行路》最大的一个悬念。随着其后的阅读，我们发现，正是谦作离家与祖父生活的这一年，谦作接近了他的身世之谜：他是母亲和祖父乱伦的私生子。

由于祖父与母亲的乱伦，人的理性原则遭遇了严重挑战，家庭和社会的伦理关系被打乱，谦作在得知真相之后陷入了伦理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作为乱伦的产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梦。更主要的是，首先是自己这个人——他觉得过去的自己犹如烟雾，越飘越远，消失了”（154）。“过去的自己”消失了，消失的当然不是谦作本人，而是他过去的伦理身份。现在的谦作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父亲的兄弟；既是哥哥的弟弟，妹妹的兄长，又是兄妹们的叔叔；既是祖父的孙子，又是祖父的儿子。伦理身份的混乱使他陷入了一种伦理两难：一方面，他无法接受母亲、祖父的行为，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母亲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这对他是一个打击。事情的结果生出了自己。要是没这回事，就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一点，他是明白的。但他不能因为这种想法就默认母亲所做的事情”（155）。另一方面，谦作认识到无论如何厌恶母亲与祖父的行为，自己与他们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上的牵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说不上来。不过，总之，这是一种亲骨肉之爱。尽管这是讨厌的，但作为他自己的生身父亲，他怀念他”（183）。既痛恨不道德的出生，又不得不接受母亲和祖父不道德的事实，在两难境地中谦作与父亲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也不得不断绝了与本乡的家人、朋友及所有人的关系。“所有的人都离得很远很远了。这是真正的孤独滋味”（159）。谦作虽然自我安慰自己从此自由了，但是从内心而言，他非常惧怕这种莫可名状的寂寞和孤独，也无从抗拒阴暗低落的情绪。

在新的伦理困境中谦作尝试求助宗教，但经过思考，他认为禅宗和基督教都无法帮助他。谦作的哥哥信行迫于家庭压力抛弃爱人，在工作中也完全没有存在感，于是他辞掉工作去参禅。不久之后信行变成一个地道的居士，他给谦作讲述了很多高僧得道的故事，谦作深受感动。以谦作特别提及的德山化缘为例，德山在化缘时困于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而不得清净，外面黑正是他当时的困境，然而在手中烛火被点亮又被熄灭的过程中德山得以顿悟，他认识到明亮或黑暗，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人的清净本心不应该被外在的明或暗迷惑困扰，只要固守本心自然能够明心见性。谦作之所以被感动是因为他同样处于黑暗的心境当中，德山的经历使他落泪也是因为贴近他自身处境引起共鸣所致。然而他没有接受信行让他前往镰仓参禅的建议。“他讨厌跟禅师修禅。并不是禅学本身不好，而是他讨厌在当今自以为大悟大彻而妄自尊大的那些和尚们门下修禅”（208）。谦作对禅宗本身并不抵触，但他对日本当时的修禅环境却心存疑虑。在谦作眼里，混迹于世俗之中以劝人修禅谋利的禅宗已经是伦理混乱的一部分，真正的修禅应该到禅宗的圣地——高野山或是睿山的横川，然而这些圣地并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之地，此时的谦作也没有下定决心远离人群，在当时的情况下禅宗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给予他实际的帮助。

谦作对基督教则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由于伦理身份的混乱谦作认为自己的罪恶生而有之，因此他曾经寄希望于以忏悔化解伦理身份危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质疑忏悔、反感基督教，这也是志贺直哉反感基督教在文本中的反映。志贺早年信仰基督教，后因性苦闷而陷入对基督教的怀疑，此后志贺告别了信仰多年的基督教。在《暗夜行路》中，谦作看到“蝮蛇”阿政因为忏悔得到世人的谅解，“把自己的罪过编成戏剧巡回演出，那肯定完全是一种戏剧。忏悔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只是演戏而已”（203）。忏悔本来是因为对道德完善的向往，是为了道德自省、改过，但是阿政只是将忏悔作为谋生的方式，她机械地表演自己的罪过，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观众得到快感，阿政得到的只是伪善。谦作认为忏悔只有第一次有意义，第二次以后就没有第一次那种感动力量了，如果忏悔只是为了免罪，为了被原谅之后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那么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看似真实实则虚伪的结果。因此，忏悔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谦作的身份危机。

乱伦的出生导致时任谦作伦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伦理身份危机处于道德焦虑之中，想要确定自己的伦理身份，想要遵循道德规范，然而谦作无力自救，亦无法从宗教中获得救赎，他再次选择离开东京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是他的伦理意识继续强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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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妻子与表兄：乱伦引发的道德恐惧与伦理困境

“古老的土地、古老的寺院、古老的美术，接触到这些古老的事物，他不知不觉地被带到古老的时代。[……]他认为，这里不单是一个避难所；以前，自己对这些事物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是未尝不可的”（225）。远离东京，定居京都这个古典美、传统美的象征之地，谦作痴迷于古代绘画、雕刻、庭园等各种艺术珍品，与此同时，他认识了一位美丽姑娘直子，她完全符合谦作对于美的认知——健康、高雅、远离尘嚣的超脱感。与阿荣、艺伎们不同，直子对谦作的吸引力不是因为官能的驱使，而是她与谦作想象中的美重合了，他将直子称为“羽毛屏风中的美人”（295）。抱着这种想法，谦作和直子结婚了，这无疑是谦作为了构建新的家庭、建立新的伦理关系做出的努力。事实上，婚后的生活一如预期，赏樱、舞会、念佛会，与直子结婚带给谦作的幸福感在火把节到达顶峰，而谦作和直子的孩子——新生命的诞生更是给他的沉沉暗夜带来了一丝光明。他也确立了新的伦理身份：直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然而这个新的家庭在构建之初就有隐患，谦作在考量自己对直子的感情时自比堂·吉诃德式的爱情。杜尔西內娅是堂吉诃德想象中的公主，完美女性的化身，谦作认为在堂·吉诃德心中发展并净化了的爱情使这个尊贵的骑士更加尊贵、更加勇敢！很显然，在谦作心中，直子扮演了杜尔西內娅的角色，与其说谦作爱着直子，不如说谦作爱上了想象的妻子和理想的妻子，这与真实的直子存在差异。实际上，谦作在与直子刚刚交往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有一次他们一起观看狂言，直子完全无法投入，她的表情是百无聊赖、无精打采、呆呆的。但谦作一厢情愿地将直子与自己的理想之妻重合，这固然有他过于主观欠考虑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急于摆脱乱伦导致的伦理困境。在堕落的生活与正常的生活之间选择后者，这是他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在这期间谦作似乎进入了新的生活状态，也满足于自己新的伦理身份。然而安稳的生活并不持久，出生一周的孩子患上丹毒，发烧一个月，在短暂的生命中受尽折磨最终离开人世。“走过漫长的黑暗的道路之后，本想获得新的光明的重生，正当迎来新生活的曙光之际，值得庆幸的初生子的出世反而使自己蒙受痛苦，在这里，他不能不感到一种肉眼所看不见的恶意”（364）。

雪上加霜的是直子也被表兄阿要诱奸了，屏风美人终究只是想象。直子和阿要的关系，老早就不能说是完全天真无邪的，虽然出嫁前没有发生很深的关系，但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心和冲动却做过猥亵的“龟鳖”游戏，当阿要和直子烤着被炉拥抱在一起时，直子虽然迷迷糊糊却感到了性冲动。在其成年之后，直子和阿要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因游戏而萌生的性冲动却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因此当谦作远行，直子和阿要独处时被阿要引诱终于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兄妹通奸与翁媳乱伦、母子乱伦一样是对伦理秩序的破坏，理想的妻子、理想的生活就此幻灭，谦作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与直子的关系。如果说之前的夫妻关系是脱离现实的，孩子的死亡、乱伦的再次发生使谦作从梦中醒来。

夫妻失和、孩子夭折是伦理关系崩溃的表现，时任谦作再次置身于伦理困境之中，此时的他在道德焦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了深深的道德恐惧，这种恐惧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恐惧乱伦的恶果祸及后代。谦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就夭折了，因为父亲是不道德的产物，孩子也是不道德的产物，新的生命在理性丧失、伦理混乱面前表现得脆弱无力。第二，恐惧自己与妻子日益恶化的关系。谦作一方面仍爱着妻子，想宽恕妻子；另一方面又经常歇斯底里冲着妻子大发脾气，甚至用剪刀把妻子的和服剪烂。“作为夫妻，虽说一方面病态地相互吸引，另一方面仍留有一道难以弥补的隔阂。而且，越是病态地互相吸引，到头来越是不妙”（407）。第三，恐惧自己的再次堕落。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激烈冲突中，谦作冲动地把妻子推下了已经启动的火车。这种失去理性的行为使谦作觉得难以面对妻子，他想离开妻子，但他又惧怕离开妻子之后会回到从前混乱的生活状态。

经历了三起乱伦事件，谦作还是没有放弃寻找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深陷道德恐惧中的谦作认为，“从我和她的关系来说，既然发生了过去从未发生过，或者说，我认为毕生不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有必要重新组织夫妻关系。说一句极端的话，就是要建立一种即便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也不会动摇的关系”（406）。《暗夜行路》感动读者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一点，小说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人物在伦理困境中的伦理选择引导读者因为恶而认识善，通过不道德走向道德。在强烈伦理意识的驱使下谦作又一次离开了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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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谦作与自然：禅宗启示与伦理救赎

综观《暗夜行路》整部小说，除了时任谦作深陷伦理困境难以自拔之外，所有人都被抛入沉沉暗夜，如背负私生女身份的荣花私奔、杀子、沦为艺妓，信行迫于家庭压力随意抛弃自己的爱人，阿荣为生计奔走却一次次被欺骗，人财两失……然而时任谦作在伦理困境中自省、反思，最终回归自然并获得伦理救赎。

在一系列痛苦的寻找、抉择之后时任谦作决定远离人群，于是他再次远行，这一次不同于之前的尾道之行和京都之行，他远赴伯耆大山，把这次远行当作“出家”，“目的在于精神修养或是恢复健康”（420）。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谦作借宿在微暗森林中的寺院，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虽然无法彻底摆脱俗世困扰，有庸俗的和尚为了让他腾出借宿的厢房与他纠缠，照顾他起居的阿竹也深陷老婆与人通奸的伦理困境之中，但是当他“回顾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的无聊的交往中浪费掉的过去，更感到在他面前展现出更为广阔的世界”（441）。与此同时，谦作一点一点读了从信行那里借来的《临济录》、《高僧传》等书，“虽说他一点儿也不懂佛教，但他对以涅槃或静灭为乐的境界不禁感到有不可思议的魅力”（441-442）。日本禅宗强调“见空性”，强调要在尘世生活的纷扰纠结中保持内心平衡，提倡克制忍受，重视“顿悟”，追求“物我同一”、“物我一如”的境界。^②一方面，远离尘嚣的自然给谦作提供了静心修禅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自然本来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因为谦作用禅意的眼光去看待自然，自然又赋予他禅宗启示。

在宁静的夜晚，谦作独自一人攀登伯耆大山，他坐在山上，星光之下感到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前此以往的感受，都与其说是溶入毋宁说是被吸入；尽管有某种快感，同时又总是自然产生对此进行反抗的意志，而且由于难以抵制这种感觉又产生不安。然而，现在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他心中没有一丝反抗的念头；他无忧无虑地感到听其自然地溶入大自然的快感”（471）。日出之后谦作回到借宿的寺院大病一场，在病榻上他“切实地感到自己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得到了净化”（475）。得到净化的谦作超脱了生死，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对己对人都抱着宽容、仁慈的心态，他能够用理性的方式去面对自己所处的伦理困境，最终获得了伦理救赎。这种伦理救赎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自然和解，认识欲望并控制欲望。谦作曾经将人类和自然置于对立的两面，“他想到由此引起的人类的骚动——或者是人类被它灭绝或者是人类把它打倒的骚动”（138），也“赞颂过人类征服海上、海中、空中的意志”（441）。然而当谦作避居伯耆大山，近距离地接触、观察自然，他开始反省他曾经推许过的人类意志。谦作逐渐意识到人类的主观意志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其实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人类这种无止境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要把人类引向不行吧”（441）。无止境的欲望会使人失去理性，这恰恰是所有人被抛入沉沉暗夜，陷入伦理困境的根源。此后，谦作在内心与自然和解，不再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而是将自然视为“始终、根源、故乡”（须藤松雄290），他在自然中静心禅修，从自然中感知禅意，并深信只有回到自然，重新与自然融为一体，才有可能恢复理性，然后对欲望进行最严格的控制。

第二，与自己和解，重新确认伦理身份。谦作曾经将孩子的早夭归咎于自己，认为是自己不道德的出生祸及后代；他也将无法宽恕妻子的责任归咎于自己，认为是自己自私自利、并不宽大的想法造成的。这些认识令他痛苦，迫使他离开妻儿，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也逃避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伯耆大山中静修、顿悟，与自然和解、有意识控制自己的欲望之后，谦作的心情趋于平静，与自己和解并获得了一种从伦理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我能够相信我对己对人都不再是危险人物了。总之，我已感到谦虚心情（不是对人而是对己）带来的喜悦”（452）。他不再纠结于生活中的乱伦事件，重新开始关心妻儿，重新确立父亲、丈夫的伦理身份，并尝试着承担作为父亲、作为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与妻子和解，重建伦理关系。当谦作听闻阿竹的妻子与人通奸之后，也曾经忧虑过妻子与阿要再次发生乱伦之事，然而在控制欲望、与自然和解之后，谦作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失。对于妻子与表兄的乱伦事件，谦作认为“对直子无意中犯下的过失如此耿耿于怀是不值得的，为此而使两人陷入更深的不幸则更划不来”（451）。谦作给妻子写了一封表达和解之意的信，而直子收到信之后立刻赶到谦作借宿的寺院，两人重新牵手，病中的谦作“默默地用眼神抚慰着直子的脸庞，只顾看她。直子觉得自己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这种柔和的、充满爱情的目光”（479）。而直子则想“不管有救没救，反正我要永远不离开他。哪管事跟到天涯海角！”（480）夫妻和解，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重建，这无疑是伦理救赎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体现。

“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线同伦理结是紧密相连的，伦理线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纵向伦理结构，伦理结可以看成是文学文本的横向伦理结构”（聂珍钊20）。《暗夜行路》的伦理主线是时任谦作确定伦理身份、获得伦理救赎的过程，三起乱伦事件构成的三个伦理结是小说的核心伦理结，自始至终主导着谦作的思想和行动，他不断地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又不断地寻找出路。伴随着谦作的道德恐惧，对谦作及我们的阅读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不是令人厌恶和无法理解的乱伦和不道德，而是他在伦理混乱中的苦苦挣扎，在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冲突中做出的伦理选择。谦作最初的伦理意识无论多么幼稚，但是他知道他必须从伦理混乱中走出来，知道遵守道德规范和建立伦理秩序对于人类生存和繁衍是多么重要，在伦理困境中他的伦理意识不断强化，而这也就是《暗夜行路》给予读者最重要的道德教诲。

注解[Notes]

①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志贺直哉：《暗夜行路》，孙日明等译（南宁：漓江出版社，1985年），下文只在括号内标明作者及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②参见刘毅：“禅宗与日本文化”，《日本学刊》2（1999）：79-9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岩上顺一：《志贺直哉》。东京：三笠书房，1955年。

[Junichi,Iwagami.ShigaNaoya.Tokyo:MikasashiPublishers,1955.]

须藤松雄：《志贺直哉的文学》。东京：樱枫社，1963年。

[Matsuo, Sudou.ShigaNaoya’s Literature. Tokyo:Oufuu Publishers,1963. ]

中村光夫：《志贺直哉论》。东京：文艺春秋社，1954年。

[Mitsuo, Nakamura. Discusson Shiga Naoya.Tokyo: Bungeishunju Publishers,195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and Terms.”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1(20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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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Guanghui. “HamonicMood of Nature and Life-on Literal Presentation of Shiga Naoya’s ADark Night’s Passing.”ForeignLiterature Review4(2002):41-46.]

责任编辑 | 张连桥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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