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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科祥：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07月
说其醒目，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者是圈内最具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该出版社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遍请全国研究路遥的专家，为此书组织了一场大型推介活动。参加活动的专家有三十余人，包括臧永清、周明、白描、李建军、程光炜、吴俊、赵勇、鲁太光、仵埂等。吴俊从“批评家的眼光”“作者为人”“写作伦理”三个方面，对航宇给予高度赞扬（参见《老朋友们齐聚忆路遥》，“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10月23日）。周明则说得更详细：航宇身为路遥的同事和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如亲人般照顾路遥，也见证了路遥病重期间最后的无奈、沉重和抗争，记下了他对人间痛苦的承受与搏斗。由于作者与路遥的特殊关系和特别友谊，本书讲述了路遥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可以作为研究路遥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取材和描写客观公正，为广大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路遥。（《还原真实的路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10月25日）
一些专家把这本书重点叙述的“兄弟失和”事件作为路遥研究的新话题，或专门强调，或著文讨论。李建军率先在《中华读书报》刊文《路遥有没有说过那句话？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委》，直接认可“兄弟失和”的故事并加以张扬。白描继续加码：“哥俩不是失和，是反目。”（白描：《什么是路遥的精神？》，《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6期）程光炜在《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上发文《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认为《时间》是“这方面的又一新成果”；尽管他指出航宇“有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漏洞”，但“根据就近观察据实写出，不存在作家亲属所说给天乐名誉抹黑的不良用意”，并且对笔者已经厘清的王天乐关于五千元钱用途的结论继续存疑。赵勇则对航宇在《时间》中描述路遥婚姻和兄弟关系的言论全部采信：“……从此开始，路遥对王天乐似再无好感，王天乐对路遥似也颇多成见，兄弟二人的情谊也就此终结在西安医院的病床上。”（赵勇：《路遥有其复杂性——遥望路遥之一》，《博览群书》2019年第12期）
2019年10月23日 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座谈会（涉论《路遥的时间》）
在《时间》的首发式上，高建群也说了一段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具有文学史料的意义。路遥最后走的那几个月，路遥是怎样的状态，最后见了什么人，航宇是最权威的见证者。所以航宇把他的这种经历最后变成一本书，这也是给咱们当代文学研究、给读者的一种奉献。（见《航宇：我写出了真实的路遥》，“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9年7月31日）按说，从新资料中引申出新的话题是非常正常的学术行为，但滑稽的是，这些专家对此书不认真、详细地阅读，对其所依据资料的真伪不进行必要的辨识，对书中太多明显的漏洞视而不见，对作者的底细不进行探查，却反过来为写作伦理甚至写作资格都存在严重问题的作者吹喇叭。据笔者初步甄别，此书中的错讹内容至少有四五十处之多，具体表现为或明显不实，或自相矛盾，或令人生疑，甚至有拼接和虚构某些关键细节的行为。航宇打着“非虚构写作”的名头，以所谓亲历人的身份，采用小说的笔法，玩弄了一出杜撰故事的把戏，不但使许多人竖大拇指，而且连严肃的组织机构和著名的路遥研究专家也争相为之背书，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悲哀或笑话。《时间》的爆料难以为据
受篇幅限制，《时间》中太多的错讹，恕难一一列举，这里只以最核心的问题为例，对航宇爆料的不实与自相矛盾现象加以指谬。1、用半真半假的思维欲造作者在场的证明，致使路遥与王天乐的所谓“断交”背景出现错位，时间也不吻合。
按航宇的记述，“断交”时间大概在1992年9月23日或9月29日左右。之所以有两个时间，是因为航宇在1993年出版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日子》）中提到的时间是9月23日（《日子》第125页），而到了2019年的《时间》中，则成为9月29日；背景是路遥妻子林达离开西安，他奉路遥之命从医院回作协落实其女儿找保姆的事情（《时间》第334-336页）。但王天乐提供的时间节点则是路遥逝世前二十多天，亦即1992年10月25日左右。
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见马一夫等编：《路遥纪念集》，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10月25日左右”这个时间，在航宇的叙述中也得到支持：
也许，九娃（即王天笑——笔者注）还不知道，在他离开医院后，他的两个哥哥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直至现在，他哥的病房里再没有出现过他四哥（即王天乐——笔者注）的身影。（《时间》第344页）
在这里，王天笑离开医院回老家的时间成为一个关键的参照点。正好远村对此有明确的记录：“10月18日，他的小弟王天笑回陕北老家给他寻些粮食去了。”（远村：《病中的路遥》，《喜剧世界》1993年第5期）从以上三人分别的描述所得到的互证，不难推导出路遥与王天乐兄弟所谓“断交”的时间是10月25日左右，而不是航宇所说的9月23日或9月29日，背景则是九娃回家，而不是林达去京。可问题是，航宇为了证明自己当时在场，却硬生生地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一个月左右。这种做法显然是对事实的扭曲，也是对当事人与读者的不尊重。2、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拼接或虚构作者与路遥两人1992年11月14日在病房里整整谈话一天的故事。不会有同一天同一个时段，航宇陪路遥说话、远村陪路遥睡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而且关键是，这一天照顾路遥的是远村而不是航宇。可航宇却这样记述：我说，你输液也不输液，电视也没好节目，这一天在病房里做什么？总不能这样干坐着？路遥说，咱俩可以说一会儿话……（《时间》第346页）
路遥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快十一点了，现在吃饭还有点早，再等一会儿。路遥说，我给你把我的恋爱故事讲完再说吃饭的事情……（《时间》第364页）
路遥差不多已经跟我说了一上午的话，很快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时间》第372页）
远村记述：
11月14日上午，路遥又开始不能进食，他要我给霍世仁挂电话，说让他来请中医科的一位大夫给他看看胃……路遥在这一天没有输液，上午睡得很香，醒来之后，问我他睡着了没，我说睡得鼾声震得房顶响，他说睡了多久，我说两个多小时，他就一脸轻松地说：“啊，舒服，睡美了，一满不要吊针多好。”（《病中的路遥》第56页）
特别是，航宇自称的他与路遥在这一天合影的照片，拼接痕迹明显。他这样记述这张照片的由来：
路遥那忧郁的心情，一下让这些女大学生渲染得烟消云散。可是病房里没有专业照相人员，我主动担当起了摄影师的角色，为路遥和女大学生们一一照了相。就在我给这些漂亮的女大学生照相的时候，路遥挥着手喊我，让我到跟前来。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赶紧走到他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说，咱俩也照一张，患难相处。就这样，我俩拍下了这一珍贵合影。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张珍贵的合影竟是我们永别的留念。（《时间》第382页）
照片的真实性可能问题不大，但拍摄时间绝非他强调的1992年11月14日下午7时，因为同时同地的其他照片中的背景、路遥的睡姿、口罩都与之不同。在总后女实习生以及九娃与路遥的合影中，都没有输液杆，但在床头柜上有一盆黄色的菊花，而且路遥未戴口罩，仰面躺在床上。航宇与路遥的合影中，床边有输液杆，且正在输液，无黄菊花，路遥还戴着口罩，并且是侧躺着。另外，航宇记述他拍九娃与路遥的合影时，路遥特意要王天笑搂着他的脖子，但实际的照片中，王天笑并非这个姿势，而是把手放在路遥的头边。
总后女实习生与路遥
天乐说，你不知道，路遥现在一满就不是一个正常人，是个疯子，刚才我去医院，还没顾得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狗血淋头地把我臭骂了一顿，把他写小说的那些精彩语句全部用来挖苦我，说我背叛了他，他没我这个弟弟，以后再不想看到我，而且跟我断绝了关系……（《时间》第335-336页）
航宇自己说：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翻江倒海一般，觉得天乐如此反常让我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搞不清楚。应该说，九娃是你亲弟弟，在路遥痛苦的日子里，他承担了全部责任，甚至化解了兄弟之间的矛盾，你理应感激他。（《时间》第445-446页）
航宇明确指出，九娃在路遥活着时，就已经帮两位兄长化解了矛盾；也就是说，不存在“兄弟失和”的情形。但他又要把此事作为最大的爆料，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4、假托九娃和路遥之口，企图抹黑王天乐，不料自己却替天乐解了围。
九娃说：其实我四哥做事也有点过分……一去医院就跑到洗手间洗手……好几次我哥在我跟前说，你看你四哥一满变得不像亲弟兄了，别的朋友来医院看他都不这样，就天乐一个人嫌他，好像他的病就传染给他了。（《时间》第387页）
但前文，航宇却描述他亲眼看到王天乐给路遥满头大汗按摩后背的情节：
我从病房门外走进去，看见王天乐正在床上给他哥的后背按摩，而且按摩得非常卖力，他的头上已经是汗水淋漓了。（《时间》第306页）
这种自相矛盾的描写，使我们不明白，航宇到底要借九娃的口传达什么？
5、有意篡改路遥从延安转院西安时搀扶者的姓名，想不到航宇早先的记录出卖了自己。这段话曾被李建军专门引来作为路遥“兄弟失和”的证据：路遥觉得天乐对他不像原来，怨气越来越大，而他的这种怨气和不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就在从火车站的广场往停车场走的时候，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时间》第304页）
但这个情景在航宇1993年2月出版的《日子》中，却是如此记述的：路遥由晓雷和王天乐搀扶着艰难地走下了火车，向来被称为大姐姐的李秀娥，看着疼痛而呻吟的小老弟路遥，止不住泪流满面，不停地重复：“他怎成了这样？”（《日子》第118页）
同样的场景到了2019年7月出版的《时间》一书中却变成：
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她紧紧地跟在被她称为小老弟的路遥身后，看着消瘦且不停呻吟的路遥，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他怎成了这个样子？（《时间》第302页）
相同的内容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为什么搀扶路遥的“晓雷和王天乐”要悄悄改为“晓雷和林达”？这不就是为李建军所引用的那段特意虚构的情节做铺垫吗！
无需再列举了。核心事件的描述尚且如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甚至有篡改事实或虚构情节的故意，其他内容就更可想而知了。笔者不免奇怪，这样一本不合格的书，竟能得到顶级出版社的认可，甚至还要专门召开全国性的高级别研讨会为之推广，路遥研究专家们又确信不疑并大加赞赏，说什么作者是“权威的见证人”，取材和描写“客观公正”“真实”，是“研究路遥的第一手资料”，等等，这难道不滑稽吗？如果笔者再进一步指出，此书的作者曾发生过被路遥兄弟赶走的情形，估计很多人更要大跌眼镜了。航宇作为“亲历人”身份质疑
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这样写道：
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他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路遥纪念集》第337页）
如果说航宇与王天乐两人有“积怨”，王天乐的话不能完全相信，那么，王天笑的妻子雷竹梅的一段话，则从侧面证明王天笑也曾表达过对航宇的不满；或者说，王天笑与王天乐两兄弟共同证实了航宇被赶走的事实：
我是文中路遥五弟王天笑的妻子，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十分愤怒……以这个航宇为例，本是省作协派去照顾路遥的工作人员，在路遥病情恶化后懒散怠慢，而后被我丈夫赶走，却装作他是陪伴路遥最后的人。诸多事情我不一一列举，总之希望各位关注路遥的读者可以明辨是非，不要被这些人混淆视听。（摘自雷竹梅在李建军2019年8月28日《中华读书报》刊文下的留言）
除了老九还有一个文联的人陪护了很久，不记得真名，笔名叫航宇，好像是他写了《路遥最后的日子》；对，还有一个是远村。两人都是守在床前的，一个陪了一段时间他们不太满意，我记不很清，应该最后陪着的照顾他不错。我记得当时长期住在病房陪路遥的只有三个人，远村、航宇和老九。（录自笔者与康文臻的微信聊天记录）
魏兰娉也说：“我模糊地记得路遥当时对陪护问题有些心寒。”（录自笔者与魏兰娉的微信聊天记录）再结合前述相关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出，航宇恰恰就是先照顾路遥而被远村替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只照顾路遥四十六天，即延安医院二十一天，西京医院二十五天。航宇1993年版的《日子》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可算作他对自己照顾路遥全部时间的一个部分招认：“9月29日下午，路遥因诸多事情，情绪变得异常糟糕，饭也不吃，悲苦地流着眼泪。这种情绪延续到1992年11月14日。”（《日子》第126页）为什么一笔带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笔者以为就是由于航宇这段时间不在医院。在《日子》和《时间》两书中，从9月29日至11月14日之间也确实未见航宇任何记述路遥在医院的文字。航宇亲自承认，他在九娃到达医院大约半个多月后，被路遥派去陕北，为他的文集出版征集印数：“九娃来西安没半个月的时间，路遥就交给我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去一趟陕北。”（《时间》第314页）“路遥在我回陕北以后，又在西京医院传染科住了有十来天的时间，他现在的一切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同前，第321页）更主要的是，接替航宇照顾路遥的远村在两篇文章中，把航宇离开的时间说得特别具体：
我是在（19）92年10月2日开始每天去医院侍候路遥，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我只照顾她女儿的生活，每天只是抽时间去医院看看他。10月1日路遥打发航宇去陕北，一方面跑他的五卷本《路遥文集》的征订，另一方面去搞偏方。所以，路遥就要我去医院看护他。（《病中的路遥》，第54页）
路遥在西京医院最后的47天，是我和王天笑(九娃)两人侍候，路遥给我俩分工，晚上由九娃照看他，白天由我来照看，好让九娃去休息，吃饭……（远村：《路遥说：写作跟种地一样》，“远村诗书画”，2020年5月1日）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1992年9月30日之后，航宇已不在西京医院照顾路遥了，所以，他此后关于路遥在西京医院中的叙述，就只能是虚构或道听途说。不排除他偶尔去看望路遥的情形，但每天坚持陪护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航宇根本谈不上是路遥最后日子的亲历人；换句话说，他连回忆的资格也不十分具备，因为他缺乏最基本的非虚构写作伦理——客观记录，朴素叙述。
路遥研究中的失范与当今学术的浮躁之风
单凭此书爆料“兄弟失和”事件存在造假的事实，以及航宇使用多种小儿科的伎俩有意误导读者这两点，任何稍有常识的普通读者都会对此书的写作伦理产生严重的怀疑。然而，蹊跷的是，那些著名的路遥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却对此书的内容完全采信。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当今学术的浮躁。
二十一年前，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所提到的陪护人被赶走的信息，路遥研究专家们不应该没有留心，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与《时间》产生必要的联想，并做进一步的探究？《时间》中无数叙述的前后矛盾，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但是却没有一个专家指出；相反，几位专家却把这些难以为据的资料或文学化的描写当作宝贝，以为找到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打招呼”或“劳务费”，竟然让这些专家学者随意发出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赞语，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瞬间瓦解。“孤证不立”的学术信条无法阻挡专家学者兜售自己的不成熟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不值一驳，他们也不以为耻。不认真阅读全书，不对新资料进行必要的辨识就盲目轻信、引用，学者的基本素质荡然无存……这一切，太令人惊诧和悲哀！不能说学者们丧失了良知，也不是专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他们抢占资料、争发文章、急出成果的功利欲望过分强烈。作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如果只是为了实现这种狭隘的功利目标，甘愿被一个业余作者不负责任的文字所愚弄，那就会有损学术研究的公正性，不只会贻笑大方，甚至会被外行讥嘲！作者自述
我仰慕高山，但从不惧怕权威。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坚信事实胜过雄辩。我尊重批评，但讨厌油滑。愿与诚恳者为友，接受所有公平的质疑之声。在学术研讨中，对事不对人，呼唤清正之气，弃绝浮躁作风，把“无一字无来处”当作自己为文的理想，与同道共行。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3期。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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