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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谷文学创作五十年研究论坛／陕西文学2022第5期
陕西文学的兄长——和谷文学创作五十年暨《国风》增订版李国平
和谷是我的学长、兄长，是我尊敬的前辈，但今天不谈这些。更重要的，和谷是陕西文学的兄长，如果说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们是陕西文学的父辈。那么，和谷和和谷们，就是陕西文学的兄长。和谷文学创作五十年，从 1972 年到今天，如果我们以党的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划界，和谷的文学写作，跨越两个时代，半个多世纪，跨越许多重要时期。和谷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陕西的第一代作家，是陕西作家群的主力，这一代作家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和谷也是重要代表，历史越往前走，我们今天看，我们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坚定地认为，和谷也是陕西文学的旗帜之一。
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的创作开始于一个变革时代的前夜，和谷的创作，开始于一个时代变革的前夜，是什么打开了他们的视界，给予了他们上升的空间，让他们有了新的文学认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是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因此，和谷的文学，以扎实密集的叙述，以广阔的幅度，以诚实的身心感受，以向土地乡村，普通生活者和创业者致敬的感情，书写了现实的生活，历史的冲动和进步。这个，《国风》里的主人公和“关中民俗博物院”的前世今生，就是一个证明。和谷真正的创作，始于改革开放之初，和谷第一阶段的创作，就给陕西文学树立了高度。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获全国文学大奖的作家作品我举几例，贾平凹的《满月儿》，陈忠实的《信任》，莫伸的《窗口》，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谷，是陕西最早获全国文学大奖的散文作家。我说的作品是 《无忧树》，那个时期的文学奖，像“民俗博物院”的顶级藏品一样，十足的含金量。和谷他们，把起跑线和高度连接在了一起。和谷获得的其他荣誉和奖项，我不举例。
在陕西，和谷是展现了广阔度的作家，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舞剧、历史人物传记等等，他是单打选手，也是全能选手，而且是全能选手里的种子选手。在陕西，和谷属于多才多艺，题材宽广、体量丰厚，成就突出的作家之一。如果让我继续说，他是人格和文格统一的作家，是低调、内敛，但有资格内心骄傲、自信的作家。和谷的小说，我们关注少了，他的小说，蕴藉、内敛、含蓄深长，无夸饰张扬之气而蕴味悠远，地之子的感情和时代在土地上划过的印痕，和超出个人人生的生活哲理、伦理充溢于日常叙事之中。在报告文学领域，和谷是全国一流的，而且至今是一线的、一流的的报告文学作家。《市长张铁民》《春归库布其》《照金往事》《寻找雷锋的蕉萍》《绽放：梦桃小组》，还有这本《国风》等等，我不例举。它们获得的荣誉，在此省略。
现在让我说一下和谷的《国风》。和谷1952 年出生，王勇超 1957 年出生。同代人，他们有重叠的人生，共同的命运，伴随着同样的时代，他们对许多事情一定有同感共振。所以，《国风》是两个人的书写，《国风》的书写，也是时代文化发现，文化重建，文化复兴的剪影。《国风》为什么开阔、大气，因为它展示了背景参照，又聚焦于个体生命实践，立足于主人公的人生历程，真实的创业、转型和颇有传奇的人生经历的书写，活现了一个勤劳、善良、柔软又血气义气的性格。展现了一个文化情怀的成长，一种文化思想的上升。
再往细点说，和谷和王勇超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农家出身、草根子弟，现在有个词叫资源，他们哪里有资源，最大的资源就是田野和乡村，就是天空和土地，还有勤劳。如果有机遇，这个机遇也是一线窄缝，是时代的大环境打开了机遇的大门。他们后来体味愈深，接受愈多的东西，乡村的伦理背景，关中大地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艺术世界里来自不同方向而又有重叠相交的趣味。所以，我说《国风》是眼力、识力、精神和格局的相遇。我说“格局”的时候，大不大，不大。让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样问，我们在《国风》中已经读出了《国风》主人公的动机、理念、思考。正如和谷在文学写作中不断接受文学塑造一样，《国风》的主人公也在不断接受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有形的器物的塑造，关中民俗博物院，是民间的，是个人财富，但它早已超越了这个意义，而上升为公共价值。王勇超今后把这个具象的关中民俗博物院带到哪里去，当然，要带到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中去。这些，原谅我说，在《国风》中表现的并不是很充分，但已经可以读出。
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国风》的修订本、扩展版，我想说，《国风》这幅承载着民间历史文化，人文理想的卷轴正在打开，那么，关于《国风》的记叙、书写，一直会继续下去。
作者简介：李国平，男，原《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
张阿利
和谷先生是我亦师亦友的学兄，多年以来，我读他的作品，敬佩他的人品，向他请教问题，和他谋划影视项目，与他多次交往中，感受他的宽厚，体味他的敏思，眼见他的勤奋，受益匪浅。
今天，很荣幸参加和谷先生 70 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 50 周年的这个小而精的特殊纪念活动，在此我要表达一份特殊的敬意！同时，也为和谷先生记载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王勇超院长守护民俗文化故事的《国风》一书由西安出版社再版而表示特别的祝贺！
50 年来，和谷先生参与创造了陕西文学的辉煌历史，他是半个世纪以来陕西文学发展的经历者、参与者、缔造者和见证者，他更是陕西文学的常青树和独特地标，历经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不同时期陕西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要发展节点。在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贡献方面，和谷先生功不可没。他 20 卷本的文集、60 多部各类作品、1200 多万字的笔耕不辍，宛若一座座文学的丰碑，无言诉说着这样一位作家的勤奋和成就。尤其是和谷先生在纪实文学创作领域，他积 40 余年不懈探索，苦心孤诣，无论是以人物记述为叙事主轴的《红烛：罗健夫纪事》《市长张铁民》《音乐家赵季平》《阅读徐山林》《真书风骨柳公权》《国风》等，还是以重大事件为叙事经纬的《中国百年油矿》《1983 安康大水灾》《照金往事》《春归库布其》等等，这些作品立意高远，视野宏阔，涉猎范围广泛，题材差异巨大，和谷先生都能够运筹帷幄，从容驾驭，笔底生花。这些作品，其独特的纪实文学表达和艺术探索，已经形成富于他自己风格特色的纪实文学表达方式，代表着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的国家高度，引领着中国纪实文学的发展走向。
和谷先生不仅在诗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领域具有如此之多的丰富成就，还在其他艺术领域多有涉猎，他是大家公认的跨界高手。他的书法，他的绘画，他的小提琴演奏等都技惊四座。他在舞台剧方面也有着辉煌的贡献。1993 年，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横空出世，从此以后，关于这部作品的各种版本的移植和改编络绎不绝，而较早并唯一以舞剧形式演绎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的就是和谷先生编剧的舞剧《白鹿原》，这部作品 2007 年先后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北京大学、西安人民剧院等，受到广大观众喜爱，更得到陈忠实先生的肯定。2008 年，当全国大型实景演出已经风起云涌之时，陕西旅游集团打造的《长恨歌》却显得姗姗来迟，但后来者居上，这部由和谷先生编剧的大型实景古装舞台剧，完全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和人物在真实的场景中加以艺术还原和演绎，实景现场演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时尚化景观呈现，经过不断完善，该剧一跃而成为中国实景剧演出的国家级标准化制定的依据蓝本。
我与和谷先生相处，更多是在影视项目的合作方面。可能大家对于和谷先生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了解较多，对于他在电视剧、电影艺术领域的成就贡献了解较少。其实，他还是陕西电视剧发展早期的一位重要的开创者。当年，我在撰写博士论文《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时就曾向和谷先生多次请教。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陕西电视剧发展的重要时期，1991 年，西安电视台拍摄的根据和谷先生报告文学改编的 5 集电视剧《铁市长》，编剧就是和谷先生本人，导演是万盛华。该剧以张铁民市长主政西安，励精图治，改革进取，为老百姓办实事，为城市谋发展的真实故事改编。这部作品作为庆祝建党70 周年全国电视剧展播优秀剧目同年 7 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反响强烈，该剧也是陕西电视剧第一次同时获得全国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的重要作品，对于后来陕派电视剧的发展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近些年来，承蒙和谷先生抬爱，几乎凡是有他主导编剧、策划的影视项目我都受到邀请参与谋划、论证和出席相关活动，或是参加研讨会，或是参加启动仪式、开机仪式、首映仪式等，无形之中，我们相见、相交的机会也比过去频繁了许多。这其中，有由他担任总撰稿的电视纪录片《道北 70 年》，有由他编剧的电影剧作《归宿》《薛家寨保卫战》等，也有他热心帮助的其他朋友的影视项目等，尤其他对于反映故乡铜川历史和文化题材影视剧的支持，更是责无旁贷，尽心尽力，令人难忘。我们也在谋划，如何将他近年几部重要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
今天，在这里还有一大主题，就是关于和谷先生《国风》一书的再版。我注意到，在屈炳耀社长的带领下，近些年来，西安出版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部书的再版就是又一例证。《国风》能够紧紧抓住王勇超院长生动、感人的故事，书写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几十年来执着于民俗文化保护，甚至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乃至冒着生命危险，硬是凭着一腔情怀，建构起以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为地标的“民间故宫”。阅读这本书，王勇超先生的事迹让人可歌可泣，和谷先生的文采令人荡气回肠，西安出版社的精心打造跃然纸上。在曾经的周秦汉唐国风之地，在历史与当下的交错辉映之中，阅读这部《国风》，我觉得实在有着特别丰富的感觉和深刻的意义。当然，我也期望，在现代影视艺术和大众化视频传播已经普及的时代，大家应该携手合作，将这些纸质图书里的故事转化为可视可听的故事，让更多的接受者领略王勇超和他的博物院的故事，让陕西民俗文化保护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作者简介：张阿利，男，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黄土地、黄土原与母亲河的三重变奏
——和谷文学创作五十年论刘 宁
和谷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并笔耕不辍的当代陕西与中国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从1972年至今，半个世纪文学创作，七十年丰富人生经历使他始终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同频共振，其根基深深地扎根在乡村和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而其头颅和精神却伸向广袤的天空。
一、农耕文明图景与乡村生活画卷
首先和谷以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摹出一个较完整的当代中国乡村生活及其社会结构，表现出一位农裔作家从乡土中国中汲取营养，又回归田园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生活轨迹和创作历程，就此而论，和谷对中国农耕文明书写功不可没。
八百里秦川是中国农耕文明重要发祥地，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边缘地带的渭北高原的黄土台原上是和谷的家乡，1980年代和谷的散文大多描写的是这片黄土台原地貌。这里黄土深厚、气候干燥、沟壑峁梁纵横的地貌表明已是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山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相融合，和谷还将这片黄土台原向西延展到陇东高原，向北与鄂尔多斯高原连在一起，最南端横亘在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绥德漫步》《两匹骡子》《塞上》《黄与黑》《照金记》《薛家寨的红石子》《柳宗元与华原柳》等作品里展现古风犹存的原阜列峙。我曾在陈忠实作品里见到过对原峁的惟妙惟肖描写，在路遥文本里目睹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展现，如今在和谷作品里也看到黄土的地貌，无疑，当代陕西作家对自己脚下土地的熟稔使他们反复为这片土地吟唱与高歌。除却黄土台原与高原这些西北黄土地上最常见的地理景观，和谷文本里还有年降雨400毫米农牧交错地带的长城、塞上古堡群，黄土台原地特有的窖、泉、井，使人感到干旱使这里的水显得尤为珍贵，窖水有淡淡的泥土味，不禁使人想起周作人所讲土的气息，泥的滋味。
无疑，和谷的文本从黄土地的自然地理地貌写起，到大自然节气物候、大地物产的描摹，于是，一轴简朴却耐人寻味的乡村图景徐徐在我们面前展开。那是《乡间夏雨》《故乡柿子》《萱草》《原上草》《蒲公英》《茵陈》《皂角》《母本》《牡丹》《母亲的黄花》《原上花》《寒露草木》《葵花》《桂花》《桃花》《苜蓿》《红山楂》《花与菜》等篇章组成大地上的绚烂；那是《村槐》《无忧树》《南凹古槐》形成的乡村的绿荫；那是《我的心呀在周原》《苹果熟了》《屋后田地》《立夏的园子》《园子》《故园石羊》展现的故乡的田园与土地。沿着这条田园生活的道路而上的是晋时陶渊明、唐代王维走过的路途，和谷为田园生活而歌。《石磨忆》《山中磨盘》《石器》《碾盘》这些农具描写展现的是农业生产与生活记忆，以及对手工艺的怀恋，《赶场》描写了八百里秦川麦收季节的劳动场景。从原下的渭河边到原上，麦子次第成熟，赶场人踩着金风，由东向西开始开镰，然后晒场、碾打、入囤，一幅热闹非凡的乡村劳动场面将渭河平原与渭北高原的农耕生活表现得淋淋尽致，曾经故乡迷人的夏收风景，而今代之的是机器化大生产场景。
还有纷繁复杂的乡村人物谱系与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前者以乡医、老老姑、小堂妹、姑母、父亲、母亲组成故土人脉，后者以《老姑的民歌》《耕读传家》《傍晚村景》《送嫁》显现黄土高原上的婚丧嫁娶民俗，还有《旧窑院》《古村落记》构建起乡村建筑。如果说和谷展现出了完整的农耕文明图景和乡村生活画卷已经了不起了，那么当他走出黄土地，在外漂泊多年，最终又回归到黄堡的这片黄土地上，重温农时节令，找回简朴的纯真和善良的心性，贴近大自然，然后精神皈依，对耕读传家文化赞许，对天人合一理念认同，对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礼赞，那么他笔下乡村的一切都可成为写作对象。放置在今天，当工业文明在中国走过百余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存在严重对抗的情形下，传统的农耕文明中蕴含的生态意识与观念带给我们新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和谷身上还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乡村文化建设思想和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在近花甲之年和谷毅然归田园居，不仅重建家园，而且重建乡村文化。他曾经给铜川市长写信为黄堡文化产业发展建言，提议对黄堡古寨保护与开发、盘活流失国有资产改建黄堡书院，建设孟姜女故里，之后，一座弥漫着浓郁书香气息的黄堡书院建成，和谷以回归乡村的实际行动，以半乡半城的双栖生活方式实现着城与乡之间的地域转换，他归田园居本是促进了乡村文化繁荣。
其次，黄河是和谷文本的另一个主角。大概是家乡的黄土台原缺水，致使和谷始终对水情有独钟。众所周知，黄河从内蒙古托克托县进入晋陕峡谷至韩城龙门出峡谷，然后进入平原地带，因为峡谷中受两山夹持前行，黄河形成九曲十八弯的壮观景象，再至陕西潼关因受秦岭阻挡，折向东流，至河南形成一条中华民族文明轴。和谷的黄河文学绝大多数就写的是这一段黄河中游的样态，形成两大主题：一个是对母亲河蕴含的民族精神、民众力量的赞美；另一个是对晋陕黄河流域中国革命的讴歌。1930至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黄河流域将中国革命与农民，以及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连接在一起，1938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创造了中华民族顽强抗争，积极创建人类新文明的意象。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进行工农兵文艺创作，从此产生了农民文艺，并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主流。和谷对黄河及其支流的深情书写，以及对黄河流域民众生活风俗的展现，表明他继承了延安文艺的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写作。《又是潼关夜》《关城暮色》《访潼关古渡》是为千年关城潼关所写，潼关是黄河大转弯的地方，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之地，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战争，如今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生机。《船歌》《黄河岸边的村野》《母亲河塑像》等作品写黄河上的扳船拉纤，船工们唱的《船夫曲》，《流凌》里表现黄河告别冬天迎迓春天时发出一阵深沉而自豪的呼吸，《黄河古渡》描写延水关古渡口是母亲延安伸出的手掌，扳水船的壮观场面激荡人心。他还写了《渭河札记》《渭河流淌》《漆河的水声》黄河支流上关于民族发祥、发展的故事，《延河的声音》描写延河风景、毛主席在南泥湾、杨家岭情境。和谷对我国著名画家石鲁作品的描述，展现出其他作家从未反映过的黄河艺术题材。1960年代石鲁曾经先后完成《东方欲晓》《延河饮马》《转战陕北》等作品，《南泥湾途中》表现黄土高原的壮阔，《禹门逆流》显现黄河两岸黄土高原的山石结构，黄河滚滚浊浪和激流的情境。河流孕育了文明，河流也滋养了文学，和谷的黄河散文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融合在一起。
不言而喻，中华民族是黄河文明的创造者，泾渭河冲积出的关中平原因为河流灌溉从而五谷丰登，今天在华阴双泉村遗留下军事粮仓，源自黄河还产生了黄河老腔等民间打击乐，其苍凉悲壮足以感天动地。
二、都市景观与西安之西
但凡陕西作家几乎都会对西安这座城产生深厚感情，并倾情书写它，和谷认为，“自古乃帝王之都的西安，是一只古老而年轻的船。史册中，它屡经颠簸沉浮，兴衰变迁，震惊中外的事件是历不胜数的。华夏民族的繁衍史，黄河流域的歌与哭，周秦汉唐优秀文化的痕迹，几乎遍布这终南山下、泾渭之滨的每一寸土地。”为此，在他离开乡村进入西安之后，他为这座城写下大量散文作品，《桨声灯影护城河》《城河沿听戏》《西安老城墙》这些作品清一色写的是西安城墙及其环城公园周围景观和事件，西安这座承载着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与风姿流韵的古都，城墙是它最具有农耕文明特征的建筑，围绕着巍然耸立的城，这座城里的那些底层人艰辛的生活样态也是和谷描摹的对象，《补衣妇》《人市》写出了这座城市的民间色彩，街头文化特征。《古都杂记》里和谷以概览的方式向读者推荐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长安梦寻》是进入历史情境与发生在长安城内外人与事遥相呼应，《老巷》把西安城市改造事件纳入视野中。不言而喻，作为西安城内的文化人，和谷还记叙下诸多这座城里文化人的文化活动，像《南院门取书》《在陕西青年的日子里》《神禾原上柳色青》的地理空间从南院门到莲湖巷，再到城南神禾原上的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埋骨之处，它们构成了西安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内容。
在和谷的城市书写里还有海南岛与欧洲诸国城市。1990年代在中国掀起下海潮时，无数文人从不同省份来到海南创业，和谷也乘着这股潮流来到海南，客居八年。在中国最年轻的省份拥有最大海洋面积的地方，感受生命奔流，以故都的文化背景为参照，琢磨腹地与岛屿两种文化的融合、冲突，寻找时空杂交的种子。《客岛札记》表现与海亲近，红树林、阳光雨、海岛雨，沿街椰子树，热带草木，之后他又到中国香港及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领略这些国家的著名城市巴黎、柏林、罗马，感受到它们与关中平原上那座千年古都的不同与相同。
和谷城市写作的另一类是丝绸之路的西部之城。2002年和谷陪同老作家李若冰走上丝绸之路，而距离1954年李若冰第一次随石油部领导前往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采访，写出《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山湖草原》，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和谷走上丝绸之路，将西安与中国西部诸城联系在一起，在广袤的丝绸之路上他看到汉唐文化在中国西部延展，看到一座座荒城废墟和新建的城市散落在丝路上。
三、与时俱进与“为生民立命”
五十年文学创作和谷写了大量报告文学，这是他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文学作品。他以报告文学针砭时世，反映现实，使其成为时代风向标，这类作品分三类：
第一类：为社会重要人物立传，为民间文化保护人物树碑。1985年发表于《延河》杂志的《市长张铁民》是和谷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也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上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该作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改编为电视连续剧《铁市长》在央视热播获飞天奖、首届五个一工程奖。这部作品反映了1980年代初期时任西安市市长张铁民改善古都西安市容面貌、市民交通和社会服务等问题，给予西安崭新的城市生命，报告热情讴歌了铁市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献的感人事迹。
《国风》表现的是传主王勇超几十年如一日创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竭力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存的故事，其中渗透着关中人那种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北宋张载在创立关学时曾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风》正是这样的一部为生民立命的作品，写的是一个民间草根文化人物的成长史。在我看来，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立传，即是为民族文化立传。因为馆中所藏的拴马桩曾是北方数千年来民族共存与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赵家门楼、梨园门楣等明清民居古建是民间建筑密码，而在这些民居建筑上镌刻的凝秀、源远、巧固、和顺、康宁、廉耻、山明是中国文化内涵的真实体现，是中国儒家文化深入贯彻到民众生活中的呈现。自古以来，在关中周公制礼，老子在楼观台写出《道德经》，佛教在长安历经千年完成它的中国化，蓝田三吕制定的乡约深远影响乡土中国千年。和谷将这部描写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及其院长王勇超的报告文学命名《国风》，其用意就在于民俗即国风，以民间文化承载国家文化。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依靠的秦岭、终南、南五台展现的是华夏山河祖脉之美。
第二类，从工业文明写作到生态文明书写。和谷的家乡黄堡唐宋时期陶瓷业发达，陶瓷业的技术交流、贸易来往使这里很早就发展起手工业及商业文化，到1930年代陇海线修通，有了咸铜支线，煤炭外运使民间煤窑发达起来，成为抗战物资的后方，新中国成立后转变为现代煤矿，它们是和谷所写陕西最初工业文明的基础。2006年和谷写出报告文学《陕北油气田：上帝给贫瘠的补偿》，2010年完成《中国石油的源头》和《“磨刀石”精神》，这几部作品都展现了陕西石油的开采过程。延长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源头和发祥地，它在西北黄土高原深处点亮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星火，而位于延河岸边的长庆安塞油田，在世界能源角逐中也引人注目。毋庸置疑，在陕甘宁盆地和鄂尔多斯台原这个神奇的地域，中国石油的梦想薪火相传。陕北沟壑纵横，生存条件差，但是造物主却赋予这块土地丰厚的能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同时能源开采存在生态忧患。
在2006年和谷写作《你好吗？渭河》时，他就已满含河流治理意识了。渭河与黄河是关乎中华民族文明史，周秦汉唐朝代更替，文化精神演进的两条河流。然而50年前的渭河岸边的人们还在河边洗菜、淘米和洗衣裳，现在河水却变臭、变黑了，流域内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从泾渭分明到黄黑分明反映了渭河的被污染的程度。2012年和谷写下《库布其，绿色琴弦》一文，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在河套平原几字弯的黄河南岸，它的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到2019年和谷出版的《春归库布其》是全面反映黄河河套治沙问题，反映生态文明的著作。多年的生态灾害，沙尘频繁袭击北京、西安等城市，致使鄂尔多斯奏响绿色生态文明建设之乐曲。在库布其沙漠北缘的黄河南岸，如今亿利资源集团依托立体式绿化方式，建成了一道全长242公里的防沙锁边林带，人们用绿色屏障锁住沙漠，遏制了数亿吨飞入黄河的流沙，同时探索引进先进技术，变沙漠为良田，发展沙漠现代农业。和谷还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反映秦文化、陕北油气田、大唐长安城、作家柳青精神的大块文化随笔，在写作这些题材中，和谷敏锐地发现了环境保护和人文精神的重大命题。
现代化问题是近百年来困扰中国与世界最为深刻的命题。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富民强，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当前的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工业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因此保护自然与人类和谐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谷敏锐地把握到时代发展的脉搏，以报告文学介入时代社会生活，并展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形成的新文明形态，这种文明会促进和提升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推动人类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绿色转型，是绿色文明，有幸和谷率先创作了这类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报告文学作品，发出时代之声，被称为生态文明的中国模式。
四、不俗风骨与醇厚韵味
在我看来，和谷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最初是以诗歌敲开文学大门，之后写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电影电视剧、舞剧、歌舞剧、纪录片，从而走出纯文学创作范畴，而成为一个跨界创作的优秀作家。纵观和谷五十年文学创作，尽管广泛涉猎多种文学题材多样，并写出不凡的作品，但我总觉得他的根子是在散文和报告文学上，尤其是散文篇篇精心打磨，很多篇目都有名家的影子，其特点在于：
其一，讲究起笔不凡，开篇先声夺人，整篇讲究谋篇布局。他的《故乡的夏》有郁达夫《故都的秋》的味道，《又是潼关夜》里引用了杨朔的名篇《潼关之夜》的故事内容，并和自己的潼关夜比较，显得颇有呼应。
其二，和谷的语言干净、节制，有情有韵、有诗的意境。贾平凹在《黄土论语——读和谷<原野集>》里曾这样评价和谷的艺术风格:“它美得雄壮，美得深沉，美得不艳，乍而常看常新，愈看愈出醇味。”这是对和谷作品最精准的评判，你看他笔下的“夏夜，雨声淅沥。伏案窗前读书，忽听得谁的笛子在呜呜地吹，呜呜地吹。”景观描写画面感很强、很有情景，一下就能将人带到一种情景中。
其三，和谷的作品往往是小视角、大境界，没有明显的说理，但其思想是可感觉到，品味的出。他的情感是内敛的，笔力稳健而不凝滞，表达充分而不张扬，因此形成一种醇厚绵长的审美意味。
作者简介：刘宁，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文学博士、研究员。
和谷：文坛常青树
钟海波
和谷先生是文坛常青树，自197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50年来，他一直保持持久、旺盛的创作活力，已经出版诗集2部，散文集21部，报告纪实传记18部，长篇小说4部，舞剧4部，影视剧4部，煌煌20卷，总计约1200万字，收入课本试卷选本30篇，获全国及省级奖20项，被翻译为英法俄文作品4部，代表作有《黄河古渡》《市长张铁民》《柳公权传》《李子洲》《音乐家赵季平》《国风》《春归库布其》《照金往事》等。无疑，他是当代中国重量级作家。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谷先生有担当，有情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传承五四文学精神：为人生、为社会写作，非为艺术而艺术，非玩文学。他为当代英雄写传，为传奇人物画像，他写赵望云、写赵季平、写民间实业家王勇超、写治沙英雄、写小芳，写出他们的感人事迹，感人故事。
他像沈从文一样是文体作家，他用不同文体写作，也跨文体写作（小说中融入诗歌、散文的笔法），创作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剧本、小说，其创作历程是从诗歌、散文到报告文学、戏剧，再到小说。和谷老师实现了由前期抒情文学到后期叙事文学的转型。在经过充分的艺术准备之后，和谷先生推出厚重扎实的史诗般叙事性作品。他也是跨界作家，其书法、绘画水准堪称一流。
和谷先生叙事文学的亮点在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是报告文学“由附庸到蔚为大观”的过渡期，那么，80年代中后期则既是它“如潮似海”、“惊雷震天”的迅猛发展期，又是其躁动不安、探索尝试的重要变革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从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题发展为高潮：另一方面，从80年代中期开始，问题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很快成为文坛热点与社会热点。徐迟写了《哥德巴赫的猜想》。黄宗英写了《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和《小木屋》，柯岩写了《船长》《特邀代表》和《癌症≠死亡》。和谷是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领域实力派作家。八十年代高潮之后，报告文学步入低谷，门庭冷落，而他是这一领域文学的守望者。
和谷是当代戏剧领域重要作家。八十年代，高行健有《绝对信号》《车站》《彼岸》《生死界》《夜游神》《对话与反诘》《周末四重奏》等，魏明伦、刘锦云的创作也影响极大。新世纪以来，陈彦有《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大树小树》数十部。和谷戏剧创作影响极大，《白鹿原》《长恨歌》《孟姜女》等作品搬上舞台后深受观众的喜爱。由他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改编的电视剧《铁市长》是陕西电视剧的开山之作，也是扛鼎之作。
近日，和谷先生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国风》增订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作很能体现和谷报告文学的风格。
首先，具有极高的思想性。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2021年9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又说：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风》通过民间企业家王勇超的感人事迹，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次，具有新闻性。《国风》介绍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成就及成立过程。文中写道：自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建成开放伊始，便积极发挥博物院的教育功能，在未出现研学之说时，就已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大中小学学子前来参观体验学习。至2020年，该院已被评审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中小学生校外综合教育实践基地等重要研学场地。学子们踏入这所博物院，可参观的项目繁多，自然园林、拴马桩军阵、汉画像石等各类石雕艺术品，古民居建筑群、文房四宝、度量衡、兵器、铁钟、佛像、谷车等，以及关乎千百年来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民俗器物。尤其是享有“地上兵马俑”美誉的8600多根精美拴马桩，是关中地区数千年来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增添了重要内容，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基因仓和标本库。该作具有纪实与新闻性。
再次，具有时代性。《国风》描写时代英雄、反映时代生活、表现时代面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转型，即由过去的政治中心转为经济中心，商人成为时代弄潮儿。《国风》以文学形式表现时代生活，描写商人的沉浮。作品中写道中外领导人参观关中民俗博物院及王勇超与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交往透露出时代信息。再如，《国风》写2010年4月30日晚，中国上海。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院长王勇超，作为嘉宾，出席了举世瞩目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开幕式。与王勇超一起受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邀请，代表陕西省出席世博会开幕式的，是王侠、张锦秋、赵季平。这也是时代性事件。
最后，具有文学性。《国风》故事感人至深，人物形象生动，呼之欲出。报告文学成功塑造民营企业家王勇超的形象。他从不自觉地收拢乡间古物，到自觉地抢救保护民族民间遗存，历尽磨难，以至建造了一处实际上属于社会公众的旅游文化景观，把爱好变成了彰显人类文明进步的财富，升华为铁肩担道义的大事业，名震天下，不啻是新世纪时代精神与心灵归宿的一种健康的指向。他的情怀、他的远见，令人尊敬，启人深思。该作引经据典，文献丰富，言必有据，真实可信。该报告文学标题以四言句为主，如文化传播、故土长安、书画名家等整齐典雅，文字优美，语言简洁，诗情浓郁。
和谷先生的创作有精品意识，其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表现时代主旋律，弘扬真善美，没有粗鄙语言，没有龌龊意象，没有色情暴力场面，追求美的境界和雅的格调，充满正能量，文化品味高，有超越性。他的作品给人美感，给人鼓舞，给人教育，给人向上的力量。这些作品将会穿越时空，经过历史的检验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作者简介：钟海波，男，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风泱泱 和风习习
——致和谷先生的“七十岁”和“五十年”张念贻
和谷先生七十岁了。莫道“人生七十古来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欣喜地看到身体依然健朗，精神愈加矍铄的和谷先生，饱满的写作状态和始终炽热的赤子情怀感染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由此相信和谷先生，“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今日，写王勇超创建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业绩的新版《国风》》在手，不禁可叹：国风泱泱兮，和风习习；国风浩浩兮，和风猎猎。
世上作家万千，即便穷尽一生，依旧籍籍无名；世上写作种种，即便爆得大名，也或非议种种。人和人的性格不同、命运不同，态度不同、主张不同。谁能真正知晓谁，谁又能够真正读懂谁？当“文学依然神圣”被镌刻在石头上时，有多少人把它真正铭心刻骨。一个作家的一生，时也、运也、命也。毫无疑问，创作需要个性，但是眼下的时代与社会，当个体价值不断膨胀，人心逐利不断突破底线的时候，还有谁在追求共性和公共价值，换句话说，“小我”写“大我”绝非“我小”谋“我大”之辩。何其庆幸，在我的阅读和写作中，遇到了和谷先生，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清正文本，他一路走来，有诗歌、散文、小说，拓展到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纪文学，包括影视剧、舞台剧、解说词，他的种种探索与尝试，给了我极其有益的启示。
和谷老师，是距离我最近的文学先生、写作榜样。再次重申，向文学致敬，向先生致敬。
我读先生何其久矣。从少年时代的零散阅读到后来的系统阅读，从业余闲读到因公细读，从素昧平生到过密甚从，十余年的交往中，我对先生的反复阅读，看到的是一条完整、清晰，有迹可循又合乎情理的文学路径，我知道我的阅读依旧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相信这种心领神会是高度契合的。
诗歌是和谷先生的文学初心，陈忠实先生的《诗性和谷，婉转与徘徊》，一语道破玄机，如陈先生所言，诗性不是学而得之。而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一种追求熏陶出来的气象”，由诗而散文的过程，和谷先生笔法清正骨力绵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在想一个历经过纸上耕种，手写文本，再到电脑写作、键盘码字的作家，如何完成自己一生的散文构建、从早期的《原野集》《无忧树》《野生地》，和谷先生笔下满满的都是南凹、是耀州、是铜川，饱含乡村记忆和乡土挚爱，忠实摹写着大地风物和农耕文明，是清新的、纯净的；在他求学、工作到了城市，他的内心眷顾着西安，《寻梦西安》《秦岭论语》，他在为这座城市、这片土地寻找一种东西，一种散文美学，是真诚的、坦率的；当他从青年到中年，行迹所至，风华必至，在《独旅》《远行人独语》《巴黎望乡》中，所抒写的游子与乡愁，以君子慎独对故乡与他乡的回望与审视，是悠远的、深沉的；而在多年以后，他的《还乡札记》《归园》，有着陶渊明“归田园居”的恬淡，有着“归来依旧是少年”的鲜活，以阅尽沧桑、如话家常的笔触，再次倾注对故土、故人的深情，是朴素的、真纯的。
报告文学是和谷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报告文学繁盛的年代突破重围的文学巅峰。一个响当当的《市长张铁民》《铁市长之死》，以文学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城市发展的拓荒期，把一个市长与一座城市的变迁与变革豪迈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又因为亲自执笔改编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赢得全国广泛影响，如陕报记者袁秋乡老师当年的报道《人民肯定了他的作品》。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和谷先生的眼界和视域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了影响时代进程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重大命运上，从“红烛”罗健夫，到多年后的“红桃”赵梦桃，似乎是一个奇特的闭环，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他写刘志丹，他写石鲁，他写赵望云，再后来他写徐山林、写赵季平、写王勇超、写柳公权，写孟姜女，写寻找雷锋的蕉萍，他写影响时代大人物，也写人间苍生小人物；同样，他写《1983：安康大水灾》，他写《渭河，你好吗》，他写《渴望黑河》，他写《照金往事》，他写《中国百年油矿》，他写《春归库布其》，他写《国风》，他写风云变幻大事件，也写寻常巷陌小变革。因为种种机缘，我在撰写陕报八十年报史、在先后策展陕西省改革开放四十年、建国七十年、建党一百年重大展览的间隙，阅读和重读和谷先生的作品，多次感慨，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与时代心灵震荡的郑重书写最终保留在作品中，几乎被历史所淹没，比如《长相思，在长安》中，那个阔别大陆几十年后，毅然逃离台湾，辗转回到故土陕西的国民党老兵种志斌，他写曾经鲜为人知，却又写出家喻户晓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
写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尤其是重大事件重大人物，对于有过类似新闻写作经历的我来说，深知其中的难度，写好、写活、写成，绝非易事，尤其是要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并尊崇自己内心向度的写作实在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写成，出版难，出版之后，取得反响之后，甚至依旧伴随种种误解，我知道和老师的多半著作，出版过程前前后后的艰难曲折，很是感喟和谷老师挑战的难度。当然，以我对和谷先生内心的共振，我也认定，许多事、许多人，无论古今、无远弗届，写作的靶向是天意与宿命，没有他，完全就是被荒芜的一段历史，被遗忘的一个人物。
先生惠我何其多矣。论理，就文学说文学，无需过多关注作家本身，往往谈及交往难免有携私之嫌，但是我依旧要说出我对和谷先生的敬重有嘉、感佩如初。相识十余年间，我和先生的实际交往并不算多，通讯往来也因时因事频繁，平日并不干扰。先生的许多书，尤其是早期众多作品，都是从旧书摊上偶遇所淘，我对先生的作品仰之弥珍，早期的《野生地》《还乡札记》《古都记事》是淘来的，后来的《音乐家赵季平》是买来的，阅读过程中，我深知要写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人，难免不为人知、容易牵一发动全身的内容变通处理，尤其是抱着善意秉笔直书，为时代立言，为人物立传，就要接受历史的考验，我在与先生的交谈中，常常听闻先生为许多人、许多事鸣不公、鸣不平。
和先生的交往，历来没有应酬式的俗交，参加会议、活动，先生对人对事对文的细心、精心，对后学恪尽提携，不遗余力推介，仗义执言，热情鼓励，总是令人春风如沐。当然，令我尤为敬重的是先生对自己的梳理，继2006年出版六卷本文集之后，2019年推出14卷本文集，给了读者一次完整阅读的机缘。即便是在望七之年，先生依旧勤勉如初，去年推出的《寻找雷锋的蕉萍》，今年即将推出的《绽放：梦桃小组》《西安道北人口述史》，都像是沉静岁月中的孕育的爆发，这是他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倾注的所有的热爱与深情。
国风泱泱兮，和风习习；国风浩浩兮，和风猎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2年8月18日晨西安城北青门作者简介：张念怡，男，评论家，陕西画报社创意总监。
一一和谷文学创作五十年暨《国风》增订
谢勇强
我家有本十年前和谷老师出的《国风》，十年之后又见《国风》增订本，证明了这本书旺盛的生命力。对比两本书，我感觉新书比原版书薄了、图少了、字深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弱化了宣传意味，增强了文学价值。但是，更纯粹、更文学，也走的更远。
在过去的近十年间，我一直关注着和谷老师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以《国风》为开始，和谷老师的创作进入第二次高峰冲剌期，他连续出版了一系列的好作品。在2019年，和谷老师的作品《春归库布其》获得当年的中国好书奖。从题材讲，他一直在拓展着散文写作的空间和边界。我和和谷老师，是在他退休以后联系反而紧密起来，从《柳公权传》开始报道他的写作动态，在作为记者报道时，我很感佩他创作的勤力。等我进入文学领域以后，就更加体会到一个作家保持如此旺盛创作力的难度，持续的产出与稳定的创作水准背后，是作家多年的积累与对自己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和谷老师和贾平凹老师是同龄人，西北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又是多年的同事与好友。他们都是早早成名，至今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且还不断地挑战着自己，寻找着机会创造下一个可能的经典。我一直想，陕西的这一代作家的成绩，正是因为有这种良性竞争氛围存在，才能彼此鼓励，相互成就。归田园居已经十年，和谷老师以铜川作为自己创作的基地，辐射到西安的关中民俗博物院，乃至遥远的库布其沙漠。虽然被冠名以新乡土文学的践行者，也的确早早用行动推动着山乡巨变，但他并没有被这一名号所局限。
在铜川，和谷老师建立了黄堡书院，以他的文化影响力，书院的活动不断。他的作用也早已超越了乡贤，对当地的民风与现代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我看来，乡居来源于他的乡愁。但乡愁只是作家情怀的一部分，和谷的事业早已超越了陕西，他的作品都是有着全国的定位和追求的。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和谷老师的作品《寻找雷锋的焦萍》《照金往事》和《春归库布其》三部作品入选。虽然，早在1985年他的《铁市长》就获得了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但这次入选本身就是对他过去十年创作成绩的一种认可。
作为目前陕西关中地区的代表作家，和谷老师创作《国风》，有其必然性在内。他选择将王勇超先生和关中民俗博物院作为主角，恐怕也与关中民俗博物院所代表的关中人对自己的使命感的一种体验相关。《诗经》的国风中有终南一篇对应着终南山，国风或者说是秦风，正是通过民间的文化自觉所形成的风气。和谷老师通过采访体察，将这一风气进行了开掘和弘扬，并让更多人感受到，来实现移风易俗，把根留住。在我看来，关中民俗博物院的建设早已是关中乃至全国的一绝。这里的收藏，都是当年王勇超先生慧眼独具，凭一已之力保存下来的民间文化遗存。从个人角度，我希望关中民俗博物院，不仅仅停留在对实物的收藏上，也应尝试着将传统的民俗活化，拥有民俗的现代活力，需要能打通传统与现代。正如《国风》书中所定义的那样，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是启鉴后世的文化创造，想要有新的创造，就不能停留在对古的缅怀上，继承已不易，创造更难。这恐怕也是王勇超先生所面对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作者简介：谢勇强，男，《美文》主编助理，资深媒体人。
向心而歌五十载，为民书写正芳华
——为和谷先生文学创作五十年暨《国风》新版座谈会而作张 翼时光流转，由暑入伏，瓜和籽实共同包蕴理想的光感，大地的喜悦只有劳作者能够体味。有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理想的实现，就是对理想的讽刺，而理想作为彼岸王国的意义，不在于终点遥遥无期，而在于每向前迈一步，就无限趋近，那是一种只有坚定者跋涉者才能够懂得的幸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这一论述，可以用来解释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路向，也可以用来接榫于大明王朝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还不妨作为一个引子，来尝试挂一漏万地解读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之旅。
20世纪末的骄阳普照在读到和谷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组发表在《诗刊》上的诗歌时，我自己内心忽然对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态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在我的印象或者强烈的信息旋流所带给我的第一印象中，八十年代的文学或者文学的八十年代，似乎就是大家熟知的食指、北岛、顾城、海子们的摧枯拉朽，就是贺敬之、柯岩、公刘们的仓皇退场。似乎全都是意识流、现代派、朦胧诗的一统天下，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着力追求让人看不懂，并且自信满满地宣称读者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知识水平低，是因为没有经历欧风美雨的一场更深刻的触及灵与肉的洗礼。他们执着于这种语词的自造迷宫式的游戏，虔诚而执迷，像一首民谣歌曲里面唱的那样，“听个小诗人说，饿死我也不写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和谷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里，居然读到了那种“光昌流丽、春暖花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作法。
“啊，红艳艳的山茶呀，点燃年轻人理想的火焰，踩着前辈的脚印走呀，邮包装着那鲜花盛开的春天”（1977年，《红山茶》），“我轻轻地，轻轻地推动磨盘，像和前辈侃侃而谈。怎样把自己的力量汇入革命洪流，推动者历史的车轮飞转，飞转。”（1978年7月31日，《磨盘的传说》），“献给祖国的大厦，这又一批顶梁柱”（1979年，《竹》），“花瓣上闪烁的是青春的光彩，花蕊里怒放的是爱情的火花……”（1980年12月，《玫瑰花》），“山村的晒场啊，是庄稼人的手掌，正把一个沉甸甸的夏天掂量。”（1981年，《晒场之夜》），“你在深情回首黄土高原吗 黄河”（1982年，《黄河咏叹调》），“我采的是含金的矿石 不在我的私囊里 而透出心口 融入美丽的阳光”（1982年，《答问》），“无定河呵 从陕北高原 注定要纳入大河的河。”（1983年，《无定河》），“这是一方窄窄的舞台 一条神奇的充满生命力的河流 高跷，啊，高跷”（1984年内，《高跷》）“为你，为你，早晨哟 创造者们才肯在孩子们上学去的时辰 迟迟归来，迟迟归来”（1985年，《煤都》）“季节有常而无常 晴晦鲜明而混沌 失望与希望 都不必怪罪土地的墒情”（1986年，《我的信》），“有一盆炭火多好 有一个人作伴说话多好 水壶里有虫鸣，窗子流着泪”（1989年，《下雪天》）。……
笔者有意地按照诗歌见刊的年代排列如上，这样看起来更方便。在如此清冽而醇厚的诗句中，我们仿佛是在重读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还有何其芳，又似乎是在新读柯岩、李瑛、光未然、汪国真。“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看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唐人王梵志的比较“哲学”研究着实俗中带雅，颇有从伦敦到纽约的每一个地摊市侩哲学秘籍之精髓，可是，在上述诗句诗意诗境诗情诗心中，只要痴心公允，我们所能看到的分明是一种三十年未变之真、三十年未改之诚、三十年未怠之韧，用诗人自己的话说，那就是
“沐浴着二十世纪末的艳阳 我羡慕黛色公路上的汽车 但我却丝毫不自卑于我赶的牲灵儿”（1982年，《高原脚夫》）
在这里，笔者有两处是感到了由衷地阅读的惊异和遐想的。一处是“二十世纪末”这个多少会有些陌生而新鲜的时间概念，出现在1982年的诗歌“江湖”里，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迥异于你侬我侬、杯水风波的宏大叙事。据我们有限的了解，在此之前的几年内，我们更经常听到的一个时间短语是用于回顾往昔的“半个世纪”，正好是五十年，大体是从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建党以来推算的，这里的“半个世纪”，毫无疑问和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7版所刊载的那首著名的《时间开始了 · 欢乐颂》所表达的那种时间意识极为形似，而其神韵所在，却是一个崭新的人类生存新选择、人类历史新纪元。
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们总是忍不住要说，我们芸芸众生，都只有历时性的看似隐入尘烟实则暴裂无声地苟活，而英雄人物和苍茫大地则是历史性地呼风唤雨一跃千年地生活。这种带着多少带着中世纪行将就木阶段骑士哀伤格调的说教当然与我们的时代语境并不相符，恰恰相反，不管是半个多世纪里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彼此不分的基本等式（“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还是今天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及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都在表明，俱往矣，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时间正以一种更具生命体温感和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展现其窾坎镗鞳、訇然中开又温润敦厚、润心无声的一面。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有关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一个词叫“本世纪内”，事关今天可能并不为众人所知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走设想，那就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显然“本世纪内”就是二十世纪内，而这是一个弹性空间还比较大的时间跨度，不妨提前，不能退后。
等到党的“十一大”，本世纪内的表述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第一次抛出了“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课题，只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述，如何去“跨”。而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则第一次出现了“二十世纪末”的表述，从行文看，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工农业生产等各项指标和目标的具体罗列，更像是为了给“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是关键的十年”这样一个侧重点蓄势和张本。随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关于“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更是广为世人所知。
好了，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和谷先生这里所说的“世纪末的骄阳”，一定是四个现代化，而这四个现代化的行文起点，应该追诉到公元1899年2月第121期的《万国公报》，19世纪末的这期杂志上，在“老大”的东方古国读书人的阅读视野里第一次赫然出现了“英人马克思”五个大字。正因为这五个当时可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兴趣的大字，此后几年中一种全新的人类命运和世界前景的可能性才被彻底打开，更多的文字译介工作的存在的确是一个颇具铺垫性的时间在先的事实，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论断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为基于逻辑在先的历史的思，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叙事的奥妙所在。靠读书和抄书，不管是读古书，译新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是读不出、抄不出一个新天地、新纪元、新时代的。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目不识丁的人口始终保持在80%，读书不如种地、上学不如当学徒，读书无用论普遍流行于民间社会，唯有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世纪末的骄阳，就是这样具有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星火初绽，经过延安文艺的催化助燃，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助燃，八九十年代的接续，前后相续、不断发展，一脉相承、辩证统一，迄今依然活泼泼、鲜亮亮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同一纵深的“柳青时刻”这里，请允许笔者再稍稍“大胆假设”一下，这里的“牲灵儿”，始终回荡着某种响鞭之声，那就是1965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上映的电影《青松岭》中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所唱，“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而这一点，又与和谷先生、路遥同志、雷抒雁同志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写的诗歌中的情绪和意象深深嵌合，从而成为一种精神风力的见证。人们经常讲大历史、长时段、宽视野，只有稍稍放开眼界，知所从来，方知所之。
这里，不得不提到和谷先生过往的五十年创作历程中至为重要的一位文学精神和文学技术引导者——柳青同志。
我们都知道，从1950年到1965年，新中国的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多部红色经典小说，其中孙犁的《风云初记》，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和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赵树理的《三里湾》，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 》、刘流的《烈火金刚》，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三家巷》、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下卷），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浩然的《艳阳天》等，至今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魅力、历史品格和精神力量。
去年七一前夕，为了庆祝建党百年，中国作协推出了一套《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据说这是在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对红色经典初版本进行影印出版，收录了60部红色经典。当然包括有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上述十多部典范之作。
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北京、沈阳各地有过多次印刷，而此后的最新印刷本，应该是是1965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本，现在能够找到的连环画版本是天津美术出版社1964年6月版的。理论上，这本书还有过至少10次印刷，因为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时明确地说，他们出的这一版是第11次印刷。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挪回一点。在1975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西湖边，专门借阅过《创业史》。
据2013年12月22日起公开发行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578页记载，1975年2月8日至4月13日，毛主席在杭州休养期间，为向身边工作人员讲 中外文学史，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和《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有北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写文章说，借阅《创业史》的时间是当年4月13号，这并不确切，因为这一天是从杭州返回北京的日子。后面只是给出了一个大致区间，并没有具体阅读内情的记载。笔者无意也没有能力去做更详尽的考证，但这件事情对于文学史特别是柳青《创业史》的研究是独具钩沉索隐之价值的。
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写法？横向上，可以不可以把1960年新中国的柳青和1936年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切尔、1830年法国的司汤达、1845年法国的大仲马对照阅读？可不可以在唐诗宋词的大背景下，重绘柳青的文脉源流和精神地图？完全可以大胆地问一句，为什么不是其他红色经典，不是“三红一创”中的那“三红”，而非得是这一“创”被选中？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时势的必然？是时事的万里烟云，还是文学的审美共情？柳青同志终其一生，是不是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独属于他的“阅读与欣赏”时间？更为现实的问法或许是，当一部1960年《创业史》摆在1975年新中国领袖的案头时，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继往开来的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的“时刻”或世纪的华丽门楣，即将开启？
无独有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点赞和推介柳青及其《创业史》，是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就在去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引用了柳青同志的两句话，“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这就启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有朋友统计说，在这篇七千多字的讲话中，提及了李白、茅盾、柳青、列夫·托尔斯泰四位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家。如此表述可能并不完全准确，这篇讲话先后直接提及并引用其话语的诗人、作家，有毛泽东、茅盾、托尔斯泰、柳青、马克思和李白，除此之外，直接引用其话语并间接提到的诗人、作家，还有唐代韩愈的门生李汉、明代的洪应明、南朝的刘勰、唐代的李翱、晋代的陆机、清代的叶燮、汉代的王充、近现代的鲁迅。持定这份大名单，用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的解读法来重新挖掘柳青的价值坐标，或许会别具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价值。比如，1840年以来的鲁迅、茅盾和柳青，等等。
恰好，这样的知识背景和阅读视野、文学训练，也恰恰是和谷先生的亲身经历。也许正因此，神气相通的类似钩沉爬梳，和谷先生本人在《文学命途——柳青》（《延河》2021年2期）一文中已经作出了卓有深度的开示、突破和掘进，可堪欣慰的是，不管是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在去年推出的“新创业史”丛书征集，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刚刚启动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都在表明一种不自馁、不遗忘，接着写、向未来的态度，唯待后来人、更多人一起“给咱们农民写书”、书写咱们农民。
浑融之美的深度辨识和谷先生另一位文学精神、文学技术上的引导者，应该李若冰同志。李同志的代表作《神泉日出》直到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一种生机盎然、活络通达的体验，因为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浑融之美，即物又及心，所以，不同处境和心境的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可能的某种审美慰藉。
之后，我们再读和谷先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以及最近几年的《谷雨》《赵季平》《国风》都会有这种浑融的触感。甚至很多时候，可能散文、小说或报告文学体裁划分本身及其背后那些关于如何起承转合的教条，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平淡唯真的运笔生风，并非曾经沧海之后的万念归根，而是自然天成的心性使然，这是装不出来，某种程度上也“修”不出来的。恰如我们听大学者说话，看真大师文章，都是如话家常、娓娓道来。从白居易到赵树理、柳青，以及更多当代始终沐浴在延安文艺之光感中的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追求这样一种明白如话和平淡自然。存心静若处子，用笔动若脱兔。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只有拼音文字系统的字母，或者表意文字中的单字，比如汉字，才是唯一真实而有意义的存在，附着其上缠绕其中的思想及价值皆是虚无。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的文学作品都能够像赵树理、柳青一样，让大字不识的乡村老太太听懂了、会心了，获得审美愉悦了，那么，一个作家或文字工作者，也就足以让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不再是单纯社会身份和阶层流动的象征和踏蹬，成为普罗大众精神审美与美感触达的障碍，而是成为汉语言文字系统始终扎根大地、回报母亲的中介，成为中国文学和时代状况深度嵌入又彼此成就的工匠，成为饮食男女柴米油盐与都市飘零的营养。
五大向度的挚诚创变
与此同时，绝不停留或自足于自先秦民歌、盛唐元白新乐府到延安新文艺传统经典所达到的“以文化人”的水准之内，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创作，至少在五个向度上，实现了或实现着全新的进阶与创变。
其一，以古朴自然的书写，拆解主体性的僭越与谵妄。无法否认，现代化的凯歌高进，“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舌头乐队：《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可是，精神生命足可诗意栖居的那个家园到底在哪里？“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万青乐队：《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那样一种恬淡悠远的生活情境，如何再版？和谷先生笔下陕北那个淳朴的女娃娃和他同样憨厚的老父亲，又将在哪一块山岗上若隐若现而后了无踪迹？实际上，笔者几乎可以肯定，和谷先生笔下自己少年时代所遇到的陕北大山里的放羊女子的形象，一定和沈从文笔下边城里的翠翠一样，是一个缥缈的理想化的人格形象，是多重精神意向的叠加聚合。是曾经的过去未去，更是可能的未来将来。技术利维坦的傲慢与偏见，毫无遮拦地进入文学书写的脆弱芳草地，算法凌乱的大数据打翻了字斟句酌的田字格，我们太需要一种虔敬的文学态度，面对黄土大塬、面对玉米的欢歌，面对老母亲的一声声古音长调，来书写世道人心的骄阳似火。
其二，以面向事情本身的真挚，破解无限牵蔓引申的想象。传说仓颉造字成功的那个夜晚，雷声大作、鬼哭狼嚎，风急天高猿啸哀，天阴雨湿声啾啾，太过具有隐喻性的这一幕，逼真写下古人对于文字出世那一刻的惊恐、战栗与可怕的预见。后来的孔夫子在表述“文不在兹乎”的感喟时，眼前所具象闪现的，或许并非那依然斑驳的丝麻制品上比自己周游列国的道路远为平滑的纹路，而是削删春秋之时，那一笔一划下的雷霆万钧、予取予夺、生生杀伐。而这一点，在庄子看来多少有些过于单向和凝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与其说在讲述大小多少、因何作文的鸡汤哲学，毋宁说是在呼唤一程从“小说”通往“大达”的曲径通幽。
于此，晚唐书法家，有个叫柳公权的铜川耀州人，就处理得很好。笼统地讲，小并不小，“瓜李之嫌，何以户晓？”，九个字——“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直白地说，则是“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旧唐书·柳公权传》）和谷先生在《柳公权》一书中，给“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所作出的解答，独具一格，从纯粹的其本人有深切运笔体验的角度出发，认为无非说出的是一个书法训练的基础问题，而且很具有现象学那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色彩。笔者理解，作者未尝不是没有看到有关史料，而是有意要做这样一种“纯学术”的解读，就是要给文学艺术打造出一个尽可能宽裕的解释维度和腾挪空间。这一点，在今天依然独具现实价值。为文用笔，纯而又纯或是索隐过度，都是问题，而后者所造成的问题更大，曾经大路朝天的红学，不就因为无边无涯的牵蔓和引申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三体学、新玄学了吗？
其三，以感性的直观抵达人性的本真，中和表层化的精致型书写。大潮涌动，身处在一个曾经有过光荣工业历史时期的城市，我们或许已经能够感触得到，马克思当初所看到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不管是在西安东郊的各大工厂区以及闻名遐迩的纺织城，还是铜川这样的工业重镇，这种感触会更加强烈。至于说人们会不会还像马克思在1844年所描绘的那样，“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答案似乎应该更乐观一些，21世纪第三个十年期的我们，历经百年甘苦，总会比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人要“聪明”很多。这一点，从柳青同志与农民们一起在麦场上、田野里吸着旱烟袋聊着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圆融场景中，可以看得出来；从路遥同志与煤矿工人们坐在井口抽烟聊天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来。也能够从那些亲历了旧社会黑砖窑的矿工们用满腔血泪，吼出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中听得出来。自然的，跟能够从和谷先生围绕铜川矿务局的有关文章和专著中读得出来。
但笔者依然倍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业题材作品，不管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显得并不那么显眼、抢眼。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确实曾经购买过一本最近还比较热门，并且口碑相当了得的关于西安军工变迁的长篇小说，惭愧，那种始终浸淫在领导干部权利得失层面的叙事风格，以及套着某些文件定论的调子凑拢戏份的情节推动，着实让笔者这样的“平庸之辈”难以共情，从而也就不太能够看得到当巨大的厂房或者仓库以及苏式风格的住宅楼轰然倒塌、灰飞烟灭之际，那种表现在每一个普通老工人身上无声而惨烈的怆痛，了无痕迹，更多的开基立业者 “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如博尔赫斯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所写真的，“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但是有一点还是必须肯定，这样的书写本身是必要而有意义的，是文学对当代生活和眼跟前的沧海桑田应有的本能反响。而如此书写的向度探索，在《铁市长》一书中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事实上，一个基本的大逻辑，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南沿海重新开启了资金和技术引进的工业化飞跃，而大西北城市功能定位从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端倪初现，发力于“古色古香”实则是产业升级和民生转向在文学建构上的一个自然反应。而从数万市民群众参与修建兴庆公园到几乎同等数量民众参与西安城墙及护城河体系重建，那样万人欢聚的工业大场景几乎就此唱响了“难忘今宵”。个中况味和历史遗响，直到今天依然值得在重读《铁市长》的时候深深品味。这也再次证明和谷先生在关于柳青同志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个基本观点，历史之河从来都没有断流过。正是五十年代的倒影刻写在八十年代的波心。当然，关于全新的工业化特别是建筑业摧枯拉朽的进程更多的展开，或许会在和谷先生另一本即将推出的关于七年海南生活的新小说中得到呈现。尽管今天的海南致力于现代服务业和消费场景的打造，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海南，无疑是要有一段资本不断增密的初期工业化历程，这方面，和谷先生是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有尽情书写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四，以扎根在地的秦腔吟唱，来拮抗围猎乡土的隐形书写。更为严峻的挑战，则是一方面是当代城市的自我表达系统存在着太多的纠结与缠绕。一方面，不断地声称、标榜，每个人所处的每一处城市，其身份是新的，是大的，是中心的，是现代化的，是国际化的，想方设法通过各类媒介，试图以洋面孔、以洋名字、以白屋顶、西服领带和高楼大厦、灯火璀璨、红男绿女来彰显城市的时尚、现代、青春和全球化，生怕露出自己的古旧与土气来；另外一方面表现在文学形态上，不管是纯文学的期刊还是报纸副刊以及网络纯文学公号等，似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类型的都市“怀乡病”。所谓新乡土文学，实际上是一大批生活在灯红酒绿、空调房里的文艺中青年聊以暂时摆脱或暂时忘却“内卷”而选择的一个躺平策略，说是回忆文学可能都有抬高之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另类的回避现实的想象文本或玄幻文学，甚至不乏“二舅”这样带着浓重精英文化消遣和俯视特质的小资文本。却很少涉及到就活生生打拼在都市街巷、棚户区和留守在乡村大地的普通农民的真实生活。那个看上去美不胜收或是无限哀愁的乡下，不排除有一小部分是从对于《创业史》《艳阳天》到《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的吃力模仿或反向构拟而来，更大多数的，恐怕是在抄袭《乡村爱情》《马向阳下乡记》《山海情》等经过加糅处理的镜头感，或是追随《小时代》为代表的那种不见一个泥腿子的都市题材影视剧的纯粹感。即便是一些地方不断重复的城市宣传语，实际上也是某种颇具农业时代文化遗迹瞻仰与招揽意味的“社交”辞令，因为更多的游客去消费打卡的内容，并不符合教科书定义的那个古籍，而是如假包换的当代人造景观，更准确地说就是成年人玩“不想不想长大”的儿童游戏。我们似乎再也太多闲情逸致去重温真纯的乡愁，比如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兰亭修禊，山川临眺，泛舟江上，中流击水，田野歌咏的逍遥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谷先生一系列乡土题材文学作品的出席和在场，才是重要而醒目的。从《秋声》到《谷雨》，从《春归库布齐》到《寻找雷锋的蕉萍》等一系列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可以印证时代履痕，特别是当代生活实景描写。这是非常难得的，这固然与讲求真实度和时效感的媒体文学，包括通讯文学、报告文学、副刊文学所独有的活力向度本性使然有关，但更多的依然与创作者的心性品格和文学追求紧密相关。“听书看戏劝人方”，乡土民间社会对于文学艺术的认知，是包括评书、秦腔、民歌、社火等等综合性文艺形态的，不是纸上的子曰诗云、炫技的琴棋书画，能否对民歌民俗民风民间文学保持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敬仰，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发心纯正的基本前提。于此之际，观察和谷先生所主编的《孟姜女故里丛书》，会对此更有觉解。从学术的知识考古的角度去认证孟姜女传说的真实度，其实是一种基于西方科学主义的测量法或试剂法，并非没有意义，只是这里所显影的无非是文学真实的一类，而不可以历史真实的卡尺来框套。令笔者印象深刻甚至颇为感动的，是和谷先生与老农民老同学石民全的诗歌唱和，以及为其诗集《农夫的诗》所写的评述。这种互动关系，又是前辈作家与王老九等农民诗人平等对话交流之历史画面的接续演绎。同时要着重强调的是，和谷先生的“回老家种苞谷”，组织孟姜女文化研究，创编孟姜女舞剧，不仅是在活跃乡村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乡土面貌，要更动乡村经济乃至于治理生态，是直接的参与共富进程，而不是从旁观察记录甚至利用性地窥测和消费或消遣乡村生活。
其五，以古今中外的整体观照，来实现生生不息的美美与共。“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两千多年封建王朝，这三个足可标举一时之文采风流的时代，有两个，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无可比拟的印迹。人们熟知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出现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的春天，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刚刚爆发不久，唐玄宗的身体还很硬朗，只是已身在别处听潮声。盛唐从来都是一种气象，而不是一个段落。
正如和谷先生的一本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唐朝”，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背影”了。然而这个背影，却如同幽灵一样，始终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告别不了，更亲近不得、把捉不住，这才是最让人感到煎熬又心痛的地方。比如在大唐王朝的通化门，既是皇帝和百官为大臣践行、送公主出嫁、举办大型庆典的所在地，也是一处客流和物流的中转站，专门有供车工休息的长店，而今天我们在通化门地铁口听见“澄县，澄县差一位”的短途运输叫客之声，看到成群结队的快递员，真是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同样的，回望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92年，京辅三河，也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河南西北部、山西西南部地区，因为百姓受田不足、民生受困，而隋文帝派大臣到各地去“均田”而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长安和京辅三河地区“功臣之地”及世袭贵族之地名目之繁多令人瞠目结舌，如永业田、奴婢部曲受田、赐田，以及作为官员部分俸禄的职田以及官府公用的公廨田等，而留给百姓的受田当然少之又少、捉襟见肘。再翻看和谷先生在《徐山林》一书中有关处理水库建设与农民土地之复杂关联的情节，会更有破壁而出的了解之同情。从几千年的因袭中走出，是需要一番又一番、一代又一代的撞破铁屋、筚路蓝缕的。卓越的作家在笔端含情并不难，每个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们似乎都难免情动于中、嗟叹咏歌，而能够以诗情和私情而同情和共情，催人振奋，使人向上向好向善向未来，则殊为不易。
时代的节律惊涛拍岸，文学的钟摆江洋翻覆。飞机飞过天空，在灵动的潺潺缓缓中绽放文学的情思，大地苍茫如新，在对于欧风美雨西洋景的“反刍”中，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现实主义的底色和浪漫主义的格调之间，葆有一番童真之念、一颗赤子之心。和谷先生五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恰是立足中国大地、向着天下苍生的向心而歌。当斯蒂芬·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提出“哲学已死”的时候，他想强调的无非是一种学科的自信，“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步伐。”顺应西方文化消费需求的哲学工作者所谓历史的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随着世纪末一场过早而错误的狂欢而先后烟消云散、成为笑谈。文化本身是体用不二的，“中体西用”如果不是一种营销策略，那就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自信百花园里，新时代的精神面向始终奔涌。巍巍秦岭，悠悠终南，关中民俗博物馆是青山绿水中一处极为厚重神秘而亲切如斯的存在，中央水塔之下的文化宝库，与国家版本观西安分馆文济阁一样，都堪称中华文化的基因库，使其古今交融、美美与共的文化文化辐射力、润适度能够福泽更多国人、造福后来人，既是《诗经·国风》中民族情感的隔空响应，更是新时代文艺使命的自觉践行。那么，借着此次和谷先生的《国风》修订再版，让这场新中国文化赓续创生之猎猎劲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人生七十古正当年，向心而歌五十载，为民书写更芳华。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明天会更好，而正好的，一定是此刻，是当下。“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让我们一起珍惜拥有、祝福万有、期待所有。
作者简介：张翼，男，宁夏彭阳人，八零后，青年评论家，现就职于西安某单位。
半个世纪的求索
——文学写作五十年暨《国风》座谈会致辞
和 谷
五十年前的 1972 年秋天，我二十岁，从一个采石场的农民工变成了就读汉语言文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写了六首《实习小诗》，在《西北大学》校报印成铅字，自这篇处女作始，凭着青春朝气，潜入了文学写作的汪洋大海，风吹浪打，击水到了年逾古稀的人生岸边。时运无常，文命各异，当坦然才是。从写诗到写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到涉足影视、舞剧及书画习作，顺时势而为，上下求索，思想境界与美学追求渐进，构成了自己杂花生树的文学艺术世界。从编辑《陕西青年》《长安》《特区法制》《新大陆》到参照公务员的职业称谓，文学写作一直是安身立命的手艺，生存与理想的寄托，在如此生活方式中不曾懈怠过，尽力把事情做好。曾远离故土客居海南岛八年，游历西欧，也效仿苏东坡北返，终了像是陶渊明归去来兮，回到年少时出发的地方黄堡南凹，种豆南山，晴耕雨读。这也便摆脱了没有故乡的孤魂野鬼的心理遭遇。在还乡的十多年里，半乡半城，关注时代律动，偶尔也游走京沪深或丝路大漠，或踏勘周秦汉唐遗踪和红色根据地，或采访达官名家和草根平民，敬畏生生不息的土地和大自然，记叙当下农村的乡愁记忆和风情物语，书写历史长河与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事。梳理斑驳的文稿，集腋成裘为《和谷文集》20卷，宽慰了一颗立言的寸心。出自游子良知，参与打理书院，挖掘地域宝藏，竭力做一个知行合一的新乡土文化的实践者，可谓疲马三嘶，志存千里。《国风》也便是我十年前与王勇超先生心灵对话的真实记录。柳青《创业史》的梁生宝后裔，是这样大有作为的。他所创建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是一所大学校，蕴含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审美精神，也是突破社会阶层固化的根脉，一块东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西安出版社推出的这个新版本，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版的基础上，接续了近十年的成长轨迹，也可视为一个纸质的拴马桩，去经受时光的砥砺。感谢与会诸位知心文友的鼓舞与鞭策，谢谢主办方的美意，伴我度过七十生日这愉悦的一天。2022 年 8 月 18 日于五台山下
长篇小说《还乡》
作者：和谷（作家出版社 2017年9月版）签名本 40元（包邮）《人民日报》版散文集《秋声》
作者：和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年1月签名本 50 元（包邮）
联系电话：191 0919 0056（微信同号）
来源：陕西文学 2022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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