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村”大邱庄禹作敏：从村书记到“土皇帝”下场凄惨！

明永乐二年，朝廷为了开发中国北部的闲置土地，派了一些移民来到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这个地方滨邻渤海，是一片退海之地，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这便是大邱庄。之所以叫“大邱庄”，是因为第一批移民以“邱”氏居多，于是起名邱家庄，后改名大邱庄。随着人口繁衍和迁入，大邱庄逐渐变成以 张、刘、李、马、禹五大姓为主。

历史上的大邱庄穷人有十难：吃粮难，吃油难， 吃水难，吃菜难，住房难，穿衣难，上学难，治病难，照明难，娶媳妇难。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兄弟4人，他排行老三，正是这个人，使大邱庄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4年，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全国都在学大寨，禹作敏以大寨陈永贵为榜样，四次到大寨学习参观。在三年的时间里，改造盐碱地7000多亩，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的大道。

1976年，四人帮倒台，“大寨模式”成了批判的对象，榜样没有了，禹作敏一时失去了方向。10月，禹作敏独自一人在乡野徘徊，苦思三天，脑袋中有了激情澎湃的想法。次日， 禹作敏敲钟集合群众，发表了一番诚挚的演讲：“ 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

前几年禹作敏在大队书记期间做的一些实事，过人胆识，大家都见识过了，反正一直都是穷着，不如跟着禹作敏干一番事业，因此禹作敏顺利领导大邱庄人民继续前行。

要干事业，先要选定方向，禹作敏选定轧钢厂；有了方向，要有人才，正好村里有一人名刘万明，人称“刘万能”，此人原先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冶炼技术棒棒的。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集资的十万元，以及从其他村借的五万元，一共十五万办起了轧钢厂。刘万明和兄弟刘万全从天津冷轧带钢厂买入一台淘汰的轧钢机，然后又仿造出两台，1978年10月，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

时代是眷顾他们的，第一年下来，赚了27万，第二年赚了60多万。在普通工人月薪几十元的当时，大邱庄村民通过分红，一夜暴富。如此一来，禹作敏发现了金矿呀，赶紧复制，一个厂变成4个厂，收入也翻了多倍。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钢铁是国营资本垄断，钢材来源，销售都是国营企业的事情， 大邱庄的行为是在跟国有企业抢生意，属于扰乱市场行为。那个时候个人“企业”雇佣人数超过一定数量，是要被抓起来重点照顾的，大邱庄这种属于集体行为，比个人要好一点，但还是避免不了一些风波。

1981年，调查组来大邱庄调查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材料。一般的集体遇到这种事情，肯定是服从调查，但禹作敏却很有胆量，组织村民与调查组抗争。调查组跟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禹作敏当即反驳：“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师在你门前敲，日子能过得好吗？”在作敏的带头下，村里的人也越来越硬气，每天都有老头儿拄着拐杖质问调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村里的小伙子也跟着质问：“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调查组每天被这些“人民战争”轰炸得不行，最后实在待不下去了。这一回合，以禹作敏一方胜利而告终，这也是早期禹作敏炫耀的资本。

后来，不少经济学家和官员对大邱庄进行参观访问，一些赞美之词开始慢慢环绕着大邱庄。特别是1985年1月2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下，到大邱庄视察，对其发展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这些使天津市委对大邱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1987年，大邱庄宣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1990年，禹作敏对经营体制进行调整，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儿子禹绍政担任。

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

1992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村里的农民住上了现代化的楼房或别墅，人均住房面积达40多平方米，部分家庭还拥有了小汽车。还登上了《纽约时报》：“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在当时的中国，这的确是让其他地区的农民羡慕。禹作敏似乎是按照当时城市里大企业的做法，把农民们的生老病死都承担了下来，建立了一整套免费的福利体系。包括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医疗、养老等14项之多。禹作敏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把村民们的老房子都扒掉，为每家建起了别墅式的住宅，村里的光棍汉都娶上了媳妇。经济之外，禹作敏也收获了个人最为辉煌的名声和声望，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和大邱庄的事迹，“南有华西村、北有大邱庄”尽人皆知。他还不止一次有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言论。

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大量的人来参观取经， 据《静海县志》记载，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次，高峰日达0.28万人次。到后来，采访大邱庄需要提前10天预约。禹作敏在一栋仿钓鱼台国宾馆的白色别墅里，身上披着皮尔卡丹，像穿羊皮袄一样，带着金丝墨镜，扎着名牌皮带，坐在土炕上，接待着全国各地的朝圣者。

曾有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他既不迎接也不坐陪，当会议结束，官员们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时，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记者的提醒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曾指着记者乘坐的普通桑塔纳轿车说：“你看看你坐的这个车，实在太破了。你知道我的车吗，600万一台，不光我有，我还专门送给了华西（村）的吴仁宝一台。你的车子估计进北京都困难，我的车子却可以一路绿灯，直接开进中南海，停在首长门口。”

人有钱了，脾气也跟着大了，该说的，不该说的统统往外跑。惯性的口无遮拦，不给官员面子，专治的作风，注定无法带领村里走得更远。

1992年5月， 天津市选举十四大党代表，禹作敏意外落选。随后他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举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分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从中不难看出，禹作敏与地方政府关系恶劣到极点。

真正让禹作敏倒台的是两桩命案：一是1990年的“刘玉田案”，一是1993年的“ 危福合案”。

“刘玉田案”中受害人刘玉田与禹作敏是亲戚关系，刘玉田与禹作敏二姑是夫妻，因此禹作敏要喊一声姑父。按照禹作敏胞弟的说法，事情的导火索是刘玉田儿子刘金会强奸了禹作相的女儿，导致其女精神失常。而刘金会三弟的说法是两人确实发生了关系，但属于双方自愿。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人确实发生了关系。

“刘玉田案”人物关系图

身为父亲的禹作相肯定是怒气冲天，随即纠结多人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殴打刘金会，并约定次日上午殴打刘玉田。第二天上午，刘玉田正在院子里整理东西，禹作相带领一群人在门外喊：“二姑父，你出来一下，和你说点事儿。”当时刘玉田的妻子（禹作相的二姑）在屋内忙着，也没多想。64岁的刘玉田出门就被带到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众人轮番殴打，皮带，胶管，鞋子都用上了，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但众人仍不罢手，直到刘玉田奄奄一息，他们才离开现场。刘玉田被送进医院抢救， 肋骨骨折8根，肾组织出血，肝肾破裂，腹腔积血达600亳升，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事情闹大了。

其后，刘家人向静海县公安局报案，局长孙家芝迅即携民警数人赶至大邱庄，了解案情后， 孙与禹作敏磋商并暗示称:“你不让我抓人也行，但你得给我把声势造出去，不造出去，人我必须要抓。”禹作敏心领神会， 为包庇打人者、造成舆论颠倒的现实，大面积组织相关人等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造假动作，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高调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

4月11日下午，禹作敏亲自主持召开大邱庄全村职工大会。会前，刘金会及其兄弟全部被押至台前，一律捆绑并低着头，在此次大会上，禹作敏曾有“刘玉田早就该死，他死有余辜”的言论，并称“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4月12日至4月13日，禹作敏分别两次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声讨”刘玉田，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多种大幅标语。

此后，刘金会兄妹多人乃至刘姓整个家族之核心成员从老到小，全部被禹作敏纳入被监视范围，如许人等甚或连上厕所都有人远远盯着。而禹作敏惟恐有人出村告状，万分警惕。刘金会四弟刘金功曾带着相关材料以及于村口戒严现场拍摄的照片，试图逃出大邱庄寻求司法帮助，无奈，刚出村不久即被禹作敏线人告密并被迅速抓捕回村，扣押在大邱庄派出所长达七天之久。直至刘金会二妹前往派出所处理相关事宜，刘金功跑出来叫喊:“老姐，快去叫人救我！”此时，刘家方知，刘金功并未失踪而是被禹作敏秘密扣押了。

在对刘玉田事件的处理上，静海县原公安局局长孙家芝亦有牵连。1990年9月，即案件处理末期，孙家芝因涉嫌参与“大邱庄打人致死案”事后造假，被天津市政法委强行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拉下并受到处分，之后再无其消息。

如果说“刘玉田案”只是给禹作敏带来了麻烦，那“危福合案”则直接导致禹作敏蹲进大牢。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死在会议桌上，连最原始的财务管理制度都不具备的华大集团陷入瘫痪，浮现出来的是3亿元债务的糊涂账。3亿元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笔巨款，何况是1992年！禹作敏大怒，这么多债务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中间有人贪污？于是华大公司被撤销了，其所属的企业分别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4个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审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禹作敏带领一些骨干成员，在大邱庄总公司的会议室临时开设了“公堂”，这里有各种审讯的工具：录像、录音设备、电警棍、皮鞭等。他们先后对十几名原华大公司职工进行审讯、关押和殴打。

为了使受审者交代问题，审讯者对他们进行私刑，轻则拳脚相加，重则用电棍击、皮鞭抽；另一方面，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那些在审讯、殴打、拘禁无辜职工中的“有功”人员。万全公司汽车制造厂厂长罗德元得到的奖金高达8500元。刘振桐打人表现“勇敢”，当即令人拿来5000元予以奖赏。

“重赏之下”， 终于 发生了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三楼。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危福合否认后，拳脚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这场“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先后有18人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危福合的死亡，使参与殴打的刘云章等人慌了，迅速上报禹作敏。禹作敏和刘永华，禹绍政商量了一番之后，得出一个方案：参与的人太多，难免有人会出岔子，不如让几个可靠人员顶下来，其他人不得承认参与殴打；刘云章、刘绍升（万全公司副总经理）、陈相歧（万全公司保卫科长）、李振彪（万全公司职工）等四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7点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三人去吃晚饭，留下停薪留 职后到大邱庄不到一个月的李振彪负责看守危福合。突然，冲进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一顿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为了让故事更加可信，又伪造了两页审讯笔录，并按上了危福合的手印，并对殴打现场进行清理。然后向静海县公安局报案。

然而他们低估了警察的专业性，经过现场勘查，干警们发现，他们的说辞与事实明显不符：一是没有发现有20多人闯入现场；二是验尸发现，死者身上的累累伤痕并非瞬间暴打所致。在勘查过程中，干警们还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四人的脚印，但公安机关的这一正常执法举动，却在凶手心中翻起惊涛骇浪。禹作敏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安排四人外逃。

同时，禹作敏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接到大邱庄，赔偿6.5万元，让家属将危福合尸体带回去火化，以后不要找大邱庄的麻烦。

出了命案，天津市公安局非常重视，于12月15日晚，派了6名干警前往大邱庄调查。这一举动让禹作敏大为光火，他认为派人调查没有知会他们，于是让几十人包围执行公务的干警，直到天津市长聂璧初的干预下，扣留了13个小时的干警才得以释放。

禹作敏以前跟政府相关人员做斗争的经验，给了他底气，敢公然扣留警察，他以为能够摆平，结果事情的发展却难以收拾。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对刘云章、李振彪、刘绍升、陈相歧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考虑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有15条枪、2000发子弹，还有一批滑膛枪、猎枪，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防备通缉犯外逃。

禹作敏对这一行为极为不满，对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说：“发生矛盾冲突，你们不敢保，我也不敢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稍后，禹作敏开了全村大会，煽动村民对抗警务人员。一时之间，大邱庄进入了“战时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村民守住各个出入路口，将车辆堵住路口，隔绝大邱庄与外界各种通道，同事还煽动说：“市里在大邱庄不同方位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了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他要求群众要“保卫”总公司、“保卫”大邱庄，对“非法行动的要寸步不让！”全村放假一个月，工资照发，禹作敏则“临时辞职”。

大邱庄就这样与400警察对峙着，直到天津政法委下发强制命令，要求必须在19日18点之前进村执行公务。禹作敏终于在17点做出妥协，同意执法人员进村搜查。在这种对抗情绪中，执法人员的工作进展缓慢，禹作敏一方面声称配合工作组的工作，另一方面给通缉犯外逃提供资金，场所等帮助。

禹作敏以为大邱庄顶着天下第一庄的帽子，政府会投鼠忌器，最后会不了了之。然而他低估了工作组的决心，在发动群众举报的同时，他们排查出800多条线索，派出专人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查案犯。从3月中旬开始，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刘云章、李振彪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投案自首。

在随后的工作进行中，禹作敏的包庇罪行也暴露出来了，4月1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禹作敏进行拘留审查。21日，禹作敏被依法逮捕。

事后，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后悔莫及：“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

1993年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

一个强人时代过去了，天津大邱庄也泯然众人。禹作敏个人能力是极其优秀的，但在大邱庄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膨胀，最后导致站在法律的对立面，不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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