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案例 | 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五）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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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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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朋友

亚非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难得的与其他国家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周恩来、陈毅、廖承志、叶季壮和章汉夫等，十分注重根据不同对象，想方设法与他们接触，探讨相互关心的重大问题，吐肺腑之言，消除隔阂与疑虑，增进了解和友谊。

周恩来频频地开展会外接触与交往，使他结识了几乎所有国家代表团的团长，赢得了亚非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

周总理与西哈努克

4月20日，周恩来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设宴款待有美食家之称的西哈努克，以及柬埔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宴会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在亚非会议第一天的友好发言表示欣赏，希望在中柬关系中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西哈努克从周总理尚礼好客的举动中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是柬埔寨的朋友，他明确表示：柬埔寨拒绝接受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同西哈努克建立的友谊，促进了中柬两国关系的发展。

日本代表团团长为高崎达之助（左二）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主动接近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并与之进行了两次使对方终生难忘的会谈，并最先对日本关于和平的宣言给以坚决的支持。后来，高崎在周恩来逝世15周年所写的《在亚非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文章中说：“这次万隆会议，使我的一生发生了转变。我对政治、外交产生兴趣，实际上是从这次万隆会议开始的。”

当年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以后自己的《万隆会议的意义》一书中说，当年参加万隆会议的目的就是为捍卫自由世界。但在1985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他却动情地说：“周恩来是我过去时候的敌人。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受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万隆会议期间的周总理

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仅十分重视出席其他国家代表举行的宴会与会晤，而且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出席自己举办的宴会和会晤，将其作为消除隔膜和融洽感情、增进了解与友谊的一种好形式。因此，他总是尽可能多地出席一些宴会，同时，他也在短短几天内尽可能多地举办一些宴会。这些活动有的早上七点半就开始了，有时凌晨一两点还未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邀请了二十余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他举行的宴会，其效果是远远超出预期想象的。这种随便、轻松、惬意的会外接触与交往，往往能取得正式会谈所不能获得的效果。

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中，有两项是在会外取得的。

首先，经过平等协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其次，通过和一些国家坦率地交换意见，消除了这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误解和疑虑。

在出席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仅有3句话、69个字的简短声明：

“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

这个声明：表明新中国是真心实意想同美国缓和关系。

这个声明震动了万隆，并波及了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对亚非会议最终达成一致协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外，周恩来对弱小的国家也一视同仁，非常尊重。这一系列诚挚而友好的举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赖和友谊。

总之，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新中国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形象。

4月24日晚6时35分，亚非会议在独立大厦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会议一致通过历史上第一次以亚洲、非洲29个国家的名义发出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四、启 示  

万隆会议是周恩来总理一生外交工作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周恩来总理正是在深刻洞察历史潮流的方向、充分把握战后国际形势的前提下，力挽狂澜，为此次亚非会议的最后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十分明显，万隆会议的巨大成功，有力地促进了战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同时，也为后来在世界上发挥重大作用的不结盟运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通过研究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这一案例，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启示：

（一）统揽全局，把握历史的大趋势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他统揽全局，把握了历史的大趋势。1955年，两极体制确立，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与此同时，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亚非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虽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毫无疑问是一股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的发展会削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力量，对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亚非会议的举行本身就是这股潮流的表现，所以，周恩来总理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理超越了意识形态，充分肯定了民族解放运动进步的本质。亚非会议是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逐渐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分明显，会议的成败对今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影响巨大。

周恩来总理胸有全局，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把准了会议的脉搏，排除干扰，适时地提出能够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成的妥协方案，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就是在亚非会议后取得独立的。

（二）求同存异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会议进行期间，各种观点之间的辩论十分激烈。有的直接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指向中国。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在于，在各方存在巨大分歧的情况下，他善于找出各方之间的共同点。

1955年4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被一些代表称为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把大家的意见总结了七大共同点，实际上是高举了和平、独立、平等的旗帜。周恩来总理采纳了日本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周恩来总理所总结出来的与会代表的共同点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能接受的。

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七大共同点的基础上相互磋商，形成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意义重大。这十项原则就是亚非国家开展合作的基础，也成为正在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

世界上的国家数量很多，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国之间存在分歧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如果把注意力总放在分歧上，国际合作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大家的共同点上，加强合作，就会使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和增多。共同利益发展了，共同点增多了，反过来又会促进国际合作继续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方针。

求同存异、发展共同利益在万隆会议上获得了成功，这个方针在后来的中国外交工作中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威力。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邓小平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方针是“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十六字方针是求同存异、发展共同利益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美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化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极大地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然而，世界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矛盾和分歧，如何推进国际合作？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倡导的求同存异、发展共同利益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所表现的高超的外交智慧是中国外交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利用多边外交舞台开展首脑外交的典范

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参加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万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然而，周恩来总理敏锐地看到，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聚集一堂，这是推进首脑外交的绝好机会。会议期间，周总理先后举行了20多场宴会款待各国领导人，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

在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从1949年至1955年4月，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在亚非，同中国建交的仅5个亚洲国家。亚非会议后至1959年，同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达到15个，增加了6个亚洲国家和4个非洲国家。

今天，中国的多边外交搞得有声有色，成果显著。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为后来推动中国外交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外交案例》吴建民著（出版于200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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