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话 | 关系逆转（下）

  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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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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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10年

中苏关系在1970年下半年有所缓和。

1970年10月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到任。

1970年11月

老红军、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大使赴莫斯科履新。中苏关系由事实上的代办级恢复成大使级。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苏联深感被动和震惊。美国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

1972年3月20日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首次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苏中关系，而以前苏方根本不接受这个原则。

毛主席在处理中苏关系时总是从战略全局着眼，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回首中苏对抗的历史，最需要认真体会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如何运筹中苏、中美关系，如何拿捏分寸，掌握好收放的尺度。

1973年6月14日

勃列日涅夫访美前夕，向我方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就此举行高级别会晤。毛主席不置可否。

到年底，中方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苏方要从蒙古撤军，撤到赫鲁晓夫时候的水平；二是苏方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1974年3月

苏方有一架直升飞机迷航误入我新疆境内，被我们当作间谍飞机抓获。

1974年12月

苏联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司长在与中方私下谈话时，要我们看在苏联人民的情面上释放苏联机组人员。毛主席看了使馆报回的电报后，批示外交部研究是否可以放人。

外交部同有关部门研究后，仍建议按间谍飞机处理，将机组人员驱逐出境，飞机没收。

毛主席仔细了解情况后作出批示：“三人无罪，罪在上级。缺油、误途、迷路。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欢送回国。”

1975年元旦前夕

中方通知苏方，经过调查，关于机组误入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现予释放，飞机交还。我们当时这样做，主要着眼于争取苏联人民。同时，即使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出于全局考虑，适当时候也可在策略上体现灵活性，使两国关系不要绷得太紧。

1975年1月

毛主席谈到苏联试探双方举行高级会晤的可能性时说，我们不把话说绝，必要时可以恢复。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继续释放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但中苏关系实现转圜的条件还不成熟。）

1976年1月18日

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向中国国防部长叶剑英传口信，希望改善苏中关系，争取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1976年9月

毛主席逝世，苏联方面认为这是改善苏中关系的重要时机，主动停止反华宣传，勃列日涅夫也向中方发来唁电。

1977年4月

华国锋同志视察东北三省，指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一定要做好战备工作。

1977年8月

中共召开十一大，华国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这是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提法中首次公开把苏联放在美国前面。当时的判断是，苏联仍是我们的主要威胁。

（毛主席逝世后，苏联对华总体上仍采取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略。）

1978年2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曾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发表一项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联合声明，并为此举行较高级别的代表会晤，中方没有同意。

1978年5月9日

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军舰侵入中国水域，苏军登上中国江岸，打死中国居民。中苏两国再次面临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中国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却实现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

1978年8月

中日两国签订包括反霸条款在内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12月

中美两国达成于1979年1月1日建交的协议。远东军事政治秩序形成新格局。

苏方后来对我们说：“你们不只在口头上讲反霸，而且付诸实施了，使我们产生了被包围的感觉。对此，苏方不得不得出相应结论，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了。”

1979年1月

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

1979年4月3日

中方通知苏联方面，中方决定不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建议就改善中苏关系举行谈判，此后双方互换备忘录。至此，在法律上正式终结了中苏同盟关系。

对中方而言，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中，中苏持续对抗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客观上为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门提供了良机。

苏联对我们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很着急，反复提出希望进行苏中高级会晤，但是我们都不急于做正面回应，也没把门关死。毛主席生前是怎么考虑的，我们现在无法推测。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中方想打开同美国和西方关系的大门，就需要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给他们一点想头，把美国及西方国家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门外交艺术，需要统筹兼顾，尤其是要掌握好火候，恰到好处，不然的话，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可能煮成一锅“夹生饭”。

谈判10年

当然，在改善同西方关系的同时，也必须从战略高度处理好中苏关系。如果在我们的北方一直是重兵压境、黑云压城，那我们的战略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同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我们就开始琢磨如何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苏双方直到1979年才开始启动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路，提出“不结盟”，力求同苏美两国都发展关系，但均不搞战略关系，中苏关系才重新真正趋向缓和。

1979年10月17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开始前，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幼平（右）和苏联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交换证书。

1979年9月，老红军、老将军王幼平副外长作为中方团长，率领我们一批人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首轮谈判，主要谈苏联从蒙古撤军等问题。谈判进行了两个半月，未取得任何成果。当时我们只有两个条件：一是苏联从蒙古撤军，二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紧接着，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原定1980年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因此搁浅。这也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新增了一个条件，就是众所周知的消除“第三大障碍”——苏军撤出阿富汗。

记得当时我们去莫斯科谈判乘坐的是苏联伊尔-62型飞机。飞机飞出几十分钟后，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被迫返回北京机场，另换了一架飞机。

回顾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苏两党、两国矛盾不断升级，关系一步步恶化，最终进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其中的历史恩怨情况十分复杂，有对方的原因，也与我们当时对苏联国内情况的估计出现偏差有关系，比如说苏联变修、已复辟资本主义等。另外，中国外交在“文革”期间受“左”的干扰很大。

但不管怎么讲，我们为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苏联控制与威胁而进行斗争也是很有必要的。没有这个斗争和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难以形成，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后来，中苏领导人都承认，双方对于这段历史都有责任，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双方都变得更聪明了。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探索来讲，把这一段历史研究清楚，对于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是很有意义的。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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