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罪与其他采用欺骗手段实施的犯罪及民事欺诈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审判实务中的一个难点。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浅探讨。

一、常见诈骗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

这虽然是针对金融诈骗罪的归纳，对于其他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也有重要意义。

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若干争议问题解析

如果经营者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借入资金并携款逃匿，或将款项隐匿、挥霍，则可以认定为诈骗。但是，这种情形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因为行为人携款逃匿或将款项隐匿、挥霍，而不是因为其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借入资金。

2．借后债还前债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借后债还前债不能成为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充分理由。

3．签订、履行合同收取对方交付的货物、预付款、服务费用后不履行合同或不切实履行合同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不符合前四项的，再考虑是否属于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根据同类解释的规定，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当与前四项规定的情形性质相当。在前四项情形中，行为人不仅采用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了他人财物，还有逃避返还财物的行为。因此，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也应当是采用欺骗方法非法占有并逃避返还财物的行为。如果合同当事人取得他人财物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但没有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携款逃匿、挥霍赃款等逃避返还财物的行为，则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一情形，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4．在交易过程中夸大其辞甚至欺骗，抬高商品、服务的价格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认为，只要买方知道商店的地址，交易后商店仍正常营业，则买方可以存在重大误解或交易显失公平为由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买卖合同，要求对方返还价款。如买方不主张权利，则商店对字画价款的占有属合法占有，不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这种情形应认定为民事欺诈，字画买卖合同可撤销。这种情形也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能够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5．在交易过程中将低价值商品作为高价值商品销售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不赞同上述观点。将砖头冒充彩色电视机卖给他人，显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必定会采用化名、携款潜逃等手段逃避追赃，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毫无障碍。将黑白电视机冒充彩色电视机出卖给他人，如果出卖方在交易之后并未实施携款潜逃等逃避返还财物的行为，则买受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主张权利，不应认定出卖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将这种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也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出卖方将黑白电视机冒充彩色电视机出卖给他人后逃匿，则可以认定出卖方对黑白电视机与彩色电视机之间的差价款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定性为诈骗；但这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会发生，出卖方肯定会用价值更低廉的物品代替黑色电视机以降低犯罪成本，故讨论“将黑白电视机冒充彩色电视机”的情形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6．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弄虚作假骗取拆迁补偿利益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正确。首先，将骗取拆迁安置利益、经济适用房认定为诈骗没有法律依据。法律、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这种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种情形与骗取财物后逃匿、挥霍赃款等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也有很大差别。其次，即使采用了欺骗手段，安置对象与安置方签订的拆迁安置合同、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也不是非法的、绝对无效的。安置方在发现安置对象采用欺骗手段获取利益后，不收回安置房屋、经济适用房，一般也是允许的。安置对象基于拆迁安置合同、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而取得安置利益或经济适用房不属于非法占有。第三，安置对象通常有固定的住所和家庭财产，即使存在安置方应当追回安置财产的情形，也可以通过民事的、行政的手段加以解决，没有必要作为诈骗罪进行刑事追究。第四，骗取拆迁安置利益、经济适用房的行为通常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诱发的，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大多是善良守法的公民，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真正的诈骗犯罪分子有很大差别，大多数人也难以意识到这种行为属于诈骗犯罪。因此，在拆迁安置、申购经济适用房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现象比较常见。如果将这种行为作为诈骗犯罪予以打击，会有很多人受到刑事追究，给许多家庭带来灾难，刑事追赃和巨额财产刑也将使涉案家庭的合法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拆迁安置、经济适用房等利民、惠民举措反而会使人民利益受损。因此，不宜将骗取拆迁安置利益、经济适用房的行为定性为诈骗。

7．在从事农业经营开发中弄虚作假领取国家农业补贴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这类案件中，农业经营开发企业是否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享受补贴条件，应由执行政策的有关部门作出解释，不能由司法机关自行解释。

8．一物二卖能否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准确把握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该条规定的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四种常见情形也不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判定标准。不能认为具有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等情形，就足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采用前述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的，不构成贷款诈骗罪，而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

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认定，必须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关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关于有价证券诈骗罪的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规定均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构成这些罪不需要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该条规定的“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等情形，一般足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法条没有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但确有证据证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不应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对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能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应当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的完整意思，准确地加以理解。例如，司法解释规定有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情形，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凡有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行为，一律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结合相关条款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的本意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提供虚假担保、携款逃匿等手段逃避返还骗取的财产的，能够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为人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提供虚假担保、逃匿等行为不是为了逃避返还财产，则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用普通人的直觉判断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犯罪属于自然犯，是一种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犯罪。它区别于违反法律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法定犯，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普通人不需要借助于法律知识，凭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就能判断哪些行为属于诈骗。因此，对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直觉和经验的作用比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大得多，也更加准确。例如，对于拆迁安置过程中弄虚作假获取安置利益的行为，如果单纯地进行概念分析，它似乎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可以定性为诈骗罪；但是，如果运用普通人的直觉进行判断，我们将会发现这种行为与常见的街头诈骗、电信网络诈骗以及经济生活中的诈骗相去甚远。这时，我们应当相信普通人的直觉而不是概念分析。因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很多法律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什么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什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什么是“财物”，都会产生歧义。法律推理的过程布满陷阱，有的概念很容易在推理的过程中被偷换，把推理引入歧途。因此，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必须接受经验的验证，未经经验验证的逻辑结论是不可靠的。

近年来，一些司法机关常常脱离法律规定，不尊重长期形成的司法经验，根据办案人员对法律理论、法律概念的片面理解来分析判断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把一些普通人不认为是诈骗的行为论证成诈骗，把一些新型经济业态说成是新型诈骗，诈骗罪的打击范围越来越大。这种做法违背常理常情，司法机关的执法尺度超越了普通人的预测可能性，使得一些毫无诈骗犯意的普通人也面临被刑事追究的风险，给普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遭受巨大威胁。这种倾向是应当引起重视和加以纠正的。

司法解释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都是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办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对普通人直觉和经验法则的尊重。事实上，司法解释规定的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携款潜逃、挥霍赃款等情形已囊括了常见的能够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司法机关办理绝大多数案件，只要严格执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能对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正确认定。司法机关应当克制权力扩张的冲动，不随意创制非法占的目的的认定标准，避免办出奇奇怪怪的诈骗案件。对于少数特殊案件，需要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其他情形”的，也应当遵循司法解释的精神，尊重普通人的直觉和经验法则。

3．欺骗行为造成的损失能够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诈骗并不泛指一切采用欺骗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只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有较大社会危害的骗取财物行为，才构成诈骗。刑法之所以把诈骗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他人财产权益，犯罪分子骗取他人财产或者隐匿了身份、住址，或者没有留下被害人主张权利的证据，或者将骗取的财产挥霍、藏匿等，被害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民事救济途径维护其权益，不采用刑事手段制裁不足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正是在民法不敷用的情况下，才产生了刑法。因此，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行为。欺骗行为尚不严重，不影响被骗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应认定为诈骗犯罪。

将能够通过民事途径救济的骗取财物行为排除在诈骗犯罪之外，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当然，能否通过民事途径救济是针对一般情形而言。在某些特殊案件中，被诈骗的财产也能够通过民事救济途径予以追回，但只要采用该种欺骗手段造成的财产损失在通常情况下不能通过民事途径加以救济，就不影响诈骗罪的认定。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无疑应当适用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但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确的案件，能否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则存有争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的案件也应当适用疑罪从无的原则。该《意见》要求：“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企业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涉及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的界限，准确把握经济违法行为入刑标准，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防范刑事执法介入经济纠纷，防止选择性司法。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我认为，对于罪与非罪法律界限不明的案件，不急于将其纳入刑事打击的范围，先观察一段时间，等一等，看一看，等对相关问题研究透彻、考虑成熟后，再决定是否入罪，才是审慎的、稳妥的。对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业态，司法机关未经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就急于表态、妄下结论，轻易动用刑罚手段，这无论对于保障人权、保护产权，激发社会活力，鼓励民众创业创新，都是不利的。就诈骗案件的办理而言，当前电信网络诈骗、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案件多发，危害十分严重，司法机关应当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多查办这些典型的诈骗案件，而不应扩大刑事打击犯罪，把一些不规范的经济行为都解释为诈骗。

转自：法治的言说    作者：虞伟华 ，浙江省高院   文章来源：刑事法库  成都夏虎律师团队【版权声明】凡本公众号注明"来源”或“转自”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仅供大家学习参考，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利，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