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抚养费纠纷：34条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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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女抚养费纠纷的34条裁判规则

01、以增加抚养费为由提起诉讼的，原告须举证证明有需要增加抚养费的“必要”——李某诉李某军抚养费纠纷案

无论是父母离婚时协商一致约定的还是经法院判决确认的子女抚养费数额，原则上短期内不作调整。但是，若父或母负担能力确实因工作变动、身体健康等客观原因暂时性严重降低的，可综合考虑原抚养费标准、子女实际生活所需以及父母另一方的负担能力等因素，酌情给予支付抚养费的父母一方一定时间的过渡期，仅在过渡期内适当降低抚养费数额。

03、审理离婚案件中确定子女抚养问题时应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家庭暴力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离婚后再婚再育以及由此可能导致家庭负担产生变化这一情形，一般应认定是父母离婚时已经或应当充分考虑以协商确认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重要因素。父母离婚时约定较低的抚养费数额或者免除非直接抚养一方支付抚养费的，应理解为双方就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应分担之抚养费达成一致，该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履行。子女虽然依法享有“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的权利，但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再婚再育、家庭负担重并不符合该“必要时”的要求，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子女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或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经济能力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增加抚养费将导致子女难以维持正常生活。

05、男方不愿意生育，女方坚持生育，男方是否应当承担抚养义务？

虽然我国婚姻法将探望权的主体规定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但在未成年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死亡的情况下，依照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代替自己已经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子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尽抚养义务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主张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07、基于委托而行使的监护人（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与未成年人父母的监护权发生冲突时，应首先保护后者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权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一条的规定：“抚养权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养费。”结合上述规定，从便于执行出发，抚养费的给付期限宜表述为“直到十八周岁时止”。

（1）关于婚姻家庭纠纷中子女的抚养费，有明确的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对上述规定，应当遵照执行。在法定幅度内，审判人员可以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从子女出生时起，至子女成年时止。此期间，被父母抚养的权力是一种持续性权利，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因抚养义务的持续性，受抚养子女的抚养费请求权亦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制定过程中曾写入子女追索抚养费，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讨论中有观点提出，审判实践中对该问题认识不一致，有些法院认为，既然抚养费请求权为一种法定债权，债权即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在抚养费案件中，采纳上述观点对案件作出判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规定追索抚养费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可能会导致大量抚养费纠纷案件诉至法院，客观上不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不宜就此作出规定。基于上述第二种观点，同时考虑到审判实践中对此问题意见不统一的实际情况，《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后定稿使删除了子女抚养费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但在具体审判案件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作出公正裁决。

案例文号：（2019）渝0117民初7112号 （2019）渝01民终10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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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其子女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的奶奶对未成年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向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主张支付其垫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未成年子女的奶奶请求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支付其抚养教育费，但是该教育费明显超过未成年子女父母负担能力之外且未得到父母一致同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郭某1针对本案所提其母陈某从2016年6月起至2020年5月，每月应给付2000元抚养费，合计96000元的上诉意见，经查，郭某1之父郭某2在本案审理期间，认可郭某1之母陈某系2018年12月从家里搬出后与其正式分居，陈某亦认可该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实际分居的时间，结合陈某未提供证据证实分居后其对郭某1尽到相应抚养义务，以及考虑郭某2在分居后独自抚养郭某1，承担郭某1生活、教育、医疗等全部费用的情况，认定陈某应给付2018年12月起至2020年5月期间的抚养费，并无不当。

案例文号：（2020）京民申4408号

关于逾期支付抚养费的利息，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抚养费的给付义务具有人身属性，系基于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而非父母之间的约定，并非普通的金钱债务，故不宜直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违约金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父母之间本身仅有抚养费支付时间而没有迟延履行后果之约定时，对抚养费迟延支付利息之诉请，不宜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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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父母对已经年满十八周岁，身体、智力状况正常，且完全具备劳动能力的子女，不承担法定抚养义务——小刘诉刘先生抚养费纠纷案

案例文号：（2020）赣民申964号

22、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当负担子女的抚养费——谢女士诉吴老汉抚养费纠纷案

24、学前教育培训等并非国家义务教育范畴，不属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必要生活开支。

26、离婚时约定了子女的生活地点和探望方式，但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子女送回老家由亲属代为抚养，亦未能配合另一方探望的，另一方能否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裁判规则】：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应既包括物质经济上的供养和生活上的照料，也包括精神上的引导以及情感上的陪伴。双方共同遵守离婚时关于子女生活地点和探望方式的约定，应包含在对其是否尽到抚养义务的考量当中。父母一方擅自改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地点，客观上增加了另一方探望子女的难度，若父母一方或代其抚养子女的亲属还存在其他阻挠探望的情形，则不仅让未成年子女与父母身心处于长期分离状态，还让未成年子女在不得不面对父母离婚带来的生活变化后又再次面临生活教育环境的不稳定，此种情况应认定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具有重大影响。此时，遵循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角度考虑，宜在综合父母抚养条件、子女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对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请予以支持。

案例文号：（2022）京民申195号

28、原定抚养费数额已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时，应当适当增加抚养费——杨某诉王某抚养费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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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对于子女抚养费的确定，要能够确保其与子女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不能仅因支付抚养费一方的工作变更而降低抚养费——马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

31、家庭负担重不能成为妨碍子女要求变更抚养、教育费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王某甲诉王某乙抚养费纠纷案。

【裁判规则】：

①存在明确约定的情形

父母双方就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标准、支付条件以及支付方式存在明确约定的，即便该约定明显高于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原则上不应予以推翻。

对于实际负担能力的标准判断，应从义务人的收入水平和财产状况两方面予以考察。其中，义务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客观上可能存在浮动性和不确定性但合理范围内的波动不应对抚养费的支付标准产生影响，有无负担能力不能单纯考察某一时间结点的收入水平，而应对支付义务人的整体收入能力进行判新，短暂性的工作调整致使收入减少并非必然导致抚养费标准的调低。支付义务人存在固定资产或存在其他财产性收益的情形下，也应视为具有负担能力。

在现有法律条件下，代孕所生子女应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代孕者为法律上的生母，有血缘关系的委托父亲实际认领的，应认定为法律上的生父，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根据婚姻法关于“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这一条款之立法目的及立法意图，其子女范围可扩大解释为包括夫妻一方婚前婚后的非婚生子女，以同时具备以父母子女相待的主观意愿和抚养教育的事实行为为形成要件，故与子女生父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养育母亲，可基于其抚养了丈夫之非婚生子女的事实行为及以父母子女相待的主观意愿而与代孕所生子女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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