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坦福大学首位华裔女院长当年掉的坑说起
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
陌上美国
本号前文曾经提到，近些年，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多了几座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大楼。比如来自百度的李彦弘马东敏科学博物馆，阿里巴巴的吴蔡神经研究所。这显示了海内外华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日隆，不过，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捐赠者的财大气粗和乐善好施，硬实力是有了，软实力还不足。
最近，更让人激动的消息传来，斯坦福久负盛名的化学工程学院，任命著名华裔女科学家鲍哲南教授为院长。这在斯坦福的百年历史上是一个突破，也是中国留美学人的骄傲。
来自picswe
鲍教授曾就读于南京大学，本科期间随父母移民美国。芝大博士，贝尔实验室顶尖科学家。2004年加盟斯坦福，成为终身教授，2015年被英国《自然》杂志评选为年度十大杰出科学家，2016年才四十多岁就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成为斯坦福院长，可以说是名至实归。
读了这样一份辉煌的简历，你除了自惭形秽之外，或许不会想到，如此彪悍的学霸人生，居然也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血泪史。
著名的《自然》杂志，提名鲍哲南为2015年度世界学术十杰，这并不是鲍教授的名字第一次和“科学十大”相挂钩。只不过，上一次的“十大”，并不是鲜花和荣耀，而是充满了屈辱和冤枉。
那是在将近20年前，2001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纳米论文，题目是《自发聚合并具有场效应的有机分子单层晶体管》。在这片石破天惊的文章中，晶体管这种半导体工业的核心元件，不用硅，而是用有机分子构成。更神奇的是，这种晶体管薄到只有一层分子那么厚。
这个工作有三位作者，其中两位是刚刚年过三十的青年才俊：旅美的德国科学家杨·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和刚刚在朗讯崭露头角的纳米才女鲍哲南。
他们的论文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他们的方法，芯片将会小到原子和分子水平，让真正意义上的纳米机器成为可能。人类的电子工业，将从笨重昂贵的硅时代，进入全新的有机塑料时代。
文章的第一作者杨·舍恩，更被国际物理界公认为不出世的天才。2001仅仅一年里，他每八天就有一篇新论文问世（作为共同作者），人们在预期着一位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诞生。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顺理成章，只有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虚幻，是杨·舍恩伪造的。
舍恩纳米卫星上天之后，全世界的纳米能工巧匠，却发现自己操碎了心也无法重复舍恩和鲍哲南论文中抛出的惊天结论。
于是贝尔实验室和学术期刊开始了艰苦的调查，这一查不要紧，揭露出杨·舍恩是一个疑似患有作假强迫症般的学术骗子。他的试验记录是无中生有，他的观测数据是用电脑炮制，他的单分子晶体管仅仅存在于他的幻想中。
来自维基
最后，舍恩罪有应得地身败名裂，贝尔实验室调查团得出第二个结论：鲍哲南是无辜的，作为化学家的她，职责是制备高纯度的材料。然后由舍恩施展魔术师般的法力，点石成金，把单层分子拉成晶体管。这一步是最关键的，所以舍恩是文章首席作者，东窗事发后，当然就是罪魁祸首。
如果他们的文章有哪怕一点点真实的话，就是鲍哲南制备的高品质材料是切实存在的。
舍恩丑闻，迄今为止成为科学界十大造假案件之一，维基百科还有专门词条记录。鲍哲南作为共同作者，她的大名出现在那篇遗臭万年的假论文上，对于一个在学术上冉冉升起的新星而言，当时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早期学术生涯近乎耻辱的打击，并没有把她击垮。相反，鲍哲南在之后的小二十年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斯坦福终身教授和工程院院士，还一口气拿了43个科学大奖。所以，斯坦福能请她出山担任院长，既是鲍的荣誉，也是斯坦福的荣幸。
在学术合作中，遇人不淑反受其害，中外都不乏这样的血泪史。美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著名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生理奖获得者巴尔的摩教授。他在洛克菲勒大学期间，其合作者有伪造数据的嫌疑，但是身为校长的巴尔的摩却过于爱惜羽毛，而没有采取坚决行动。真相大白之后，他不得不辞去校长职位，挂冠而去。好在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巴尔的摩后来又出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
很多年纪大一点的留美中华学人，都听说过陈章良的大名， 他在1994-2002年是北大副校长。期间，一篇由他署名在倒数第二位置的转基因植物论文，发表在荷兰的《植物分子生物学》。结果，一位国外同行一读此文大惊，这摘要和导论怎么和我们的行文一字不差，别不是抄袭吧！
眼看事情闹大了，北大赶紧掏腰包把杂志主编请到中国，好吃好玩兼参观实验室，主编大人在北大转一圈后才发话：中国学者的科研实力OK！可惜他们英文写作不成，才拷贝了同行文章的段落。这样，科研造假的大丑闻才转化为“不告而借”的文字抄袭问题。即便如此，陈章良在北大的前途也蒙上了阴影，未能更上层楼，而是在以后几年转到了农大，慢慢与学术无缘了。
这么一闹，那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因为这个剪刀加浆糊，国也没出成，北大也不让他继续主持国家项目，就干脆跑到深圳办公司去了。祸兮福所依，经过这多年的历练，此人现在是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界红得发紫的人物。再插句闲话，他的好师妹，倒是顺利进入美国名校，博士大公司一路走下来顺的很。可福兮祸所依，如今身背一个科技间谍罪名，在美国吃牢饭。人生的际遇，真是难说的很。
如此看来，大名登上世界著名学术期刊，是风光与风险并存。不过，科学研究署名权自有学术规范，如果人家对科研成果确有贡献，不给署名，也是有悖学术道德的。
这让我想到几年前，我读著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简称JAMA）。有一篇文章题目叫《美国的医疗改革，目前的成就及其展望》，作者的地址非常不同寻常，竟是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作者只有一人，法学博士奥巴马。
你若以为这是一篇坐而论道的政论文你就错了，文章的结论，是基于精美的图表，详尽的数据分析，严密的统计回归。
可是，文章读到最后的鸣谢，作者奥巴马在文尾，感谢了很多博士，说这些人在“文章写作”和“数据分析”方面“提供了帮助”。看来，繁忙如奥巴马总统，本人是不可能坐在电脑前挥汗如雨搞那些数据分析的，文章的定量分析，必是另有高手所为。不过，这些干活的人没有拿到署名权。
这样的做法在政府部门也许是常规。比如，每年的总统预算(President‘s Budget), 简称PB，那里也是数据图表一大堆，附录里有时也有复杂经济模型或统计分析的结论，但署的就是总统一人的大名。
但是，既然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那就应该依据学术规范。既然数据分析者对文章整体的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他们应该成为作者之一。
奥巴马一时不察，产生了这一点争议，那么他手下干活的博士们，肯定是学术圈厮杀出来的，是不是应该善意提醒一下？
在这事上，奥巴马有点领导责任。
这可能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文理差异，当律师，当政治家的，也许把数据分析作图画表，当成了秘书助手类似的活。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作者文章
《加州大火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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