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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文化，你是否认同？
星期五
陌上美国
1999年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４年６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
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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