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用笔重塑女儿的生命（三）
星期三
陌上美国
意外让纽约蓝蓝与我们天人两隔，而兰兰妈妈黄阿姨的文字却让女儿永生。
前文：《母爱用笔重塑女儿的生命（二）》
奇葩的年代自然就有许多奇葩的政策，其中有一条便是“子女的户口随母亲”。这样制定政策的原因应该是为了杜绝村姑小姐嫁给城里人，然后再把生下来的小孩变成有户口的城里的人，享受国家提供的物资供应，加重国家的负担。所以兰兰虽然在贵阳市出生，但是她被默认为农业人口，她的户口必须随我到人民公社去登记。
六九年的二、三月份，兰兰滿月以后，她爸爸借着到贵阳看展览的机会，匆匆来看过我们就赶回去上班去了。
兰兰在我和她外婆及祖爷爷的照看之下，吃着他爸爸从兴义带来的鸡蛋和大家挤出来的口粮，过着不知忧虑的日子一天天长大。
一晃到了秋天，到了生立队分粮的季节。经过家里反复商量，决定让我妈请了假为我带一天女儿，并让才从月亮山回来的大弟弟借辆单车，送我去离家十余公里的东风公社为兰兰报个户口，顺便去生产队讨要我们娘俩一年的口粮。那是一个需要粮票布票的年代，没有户口别说长大没有学校收你读书，没有粮食，连长大都成问题。
择一日还算凉爽的天气，我和弟弟一早出了门。那时到烏当的公路坡度陡峭，路面不平十分难行。遇到上大坡，我就下来和弟一起推单车；下坡的时候，单车在石包上弹跳也是非常地危险，弟只能不停地捏刹车。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总算在中午时分汗流浃背的到达了公社（乌当）。
我找到当天在家值班的卢书记，带着卑微到尘埃里的口吻，哀求着说了我要给女儿上个户口。这个还算是同情我们知青的公社书记挠了挠头皮说：上面没有政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先回生产队打个证明来，说明他们同意让你的女儿上户口我们才好处理下一步。
其实这就是一句为官之道的托词，当时幼稚的我却信以为真。于是我和大弟顾不上吃饭，便匆匆赶去了2公里之外的赵家庄生产队，我下乡插队的地方。
我们先找到生产队的队长，他的回答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他们事前已经有过商量的结论。没想到村里这些和我们朝夕相处，平时对我们挺照顾挺同情挺帮助的这些乡亲，在为我女儿上户口的这个问题上，纷纷投了反对票。他们的回答很直接，不是说上级有没有政策的问题，而是说“女儿的爸爸不在生产队劳动种粮食”，而上了户口就是要分粮食的。他们认为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这个证明不能开。但是他们又安慰我说，虽然生产队不给我女儿报户口，但是“政府给的票证我们都会帮你办”，看来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
女儿的户口是报不成了，最后好说歹说队里答应把我的那份口粮按当年的分配标准给了我。想想我生小孩回城去了一年没有参加劳动，白来拿粮食的确是亏欠了生产队。
一星期后我又回去了一趟，称得一挑谷子，请了后所的一个男同学，帮我挑到乌当街上去找了个机房打成米。我把米糠送给那里的一个对我们知青极为友善的农民邵伯伯，然后扛着米搭了农民拉粪的牛车到了新添寨，再坐公交车回到贵阳家里。现在想起来，若不是仗着当时青春年少，如何能吃得下这长途搬运的苦力活啊，此是后话不提。
总之，跑这一趟的结果是女儿的户口不能上，但是政府给的优惠可以拿。娘儿俩只能分一份口粮两百来斤谷子，理由是女儿的爸爸不在生产队种粮食。
于是兰兰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国家生养她的土地上当起了“黑人”，这一当就是近三年，直到我转点去他爸爸工作的兴义当工人。
兰兰出生以后一直和我住在我爷爷的家里。这是一处位于贵阳市中华北路主街旁的房产，除了当街的店铺早已卖给了做面条的王师傅，里面一共有三进房屋三个院子，还带有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后花园。经过50年代的私房改造之后，政府给我们留下了堂屋和南侧的一楼一底供我们祖孙三代六个人（那时奶奶还在）居住。最早是我妈和我住楼上，后来隔了一半作为我的婚房让我结了婚。生了兰兰以后，就由我带着兰兰和我妈住在楼上。楼下的房子中间放了一张超大的梓木床，那是我爷爷和他几个孙子睡觉的地方。
堂屋本来具有客厅的功能，但在那种时候我们家早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再有胆量的人进来找我爷爷办事，也就是点个头，赶紧说完话就走人。当然居委会和派出所来人的时候说话还是很高亢的，而且想要讲多久就会讲多久。堂屋中央有一个极其沉重的紫檀木的大方桌，所以这里也是我们几兄妹小时候写作业练大字背古诗词看书的地方。左面靠墙放着两个大书柜，上面陈列的四卷大部头的《文学大纲》，让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堂·吉诃德和他的瘦马。书架旁边还有一个被弹簧撑破皮面的破沙发，兰兰出生之前，我常常坐在那里静悄悄地看书打发时光。
堂屋的正中靠墙放有一块大黑板，那是我的父辈小时候在家补习功课用过的东西。奇怪的是搬了那么多次的家，我爷爷居然还把它留着，或许他是想让我们世代都做读书人吧。黑板的上方挂着一幅贵阳画家李兰生的作品，黑糊糊的画面上有一个人在拉小提琴。由于时间久远没顾得上保养，颜料如同眼泪般已经流淌凝结在一处。
堂屋的右边是一个通道，过路的邻居可以随时监视我家是否有出格的行为。
兰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她初到人世的第一年。所有的亲人用爱铸成坚实的外壳，不让她受到当“小黑狗崽子”带来的挤压。
那时候我妈妈在服务站扎鞋垫忙着挣钱，爷爷年纪大了，偶尔外出办点杂事。两个弟弟就成了买菜做饭的主力。做好饭，小弟弟就会给我妈送到北横巷的“车间”里去。有时弟弟们还会帮着我给兰兰搅“奶糕（米糊）”，然后抢着“刮锅”可以吃点附在锅内残留的“甜食”。仗着我青春年少强健的体质，我哺乳兰兰直到10个月以后才给她加了副食。
总之，那段时间除了兰兰的爸爸偶尔来贵阳看我们，兰兰几乎整天都贴在我的身上。或背或抱，或坐在我的膝上拉着她的双手，唱着“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陪她舞蹈。或是把她放在紫檀木大桌上换尿布，被爷爷说我“糟蹋圣贤”。
有时候我也会把兰兰打扮得漂漂亮亮上街去招摇：让她穿上我妈妈向别人讨要的劳保手套织成的棉纱裤子，用我在裁缝铺里要来的布头拼做的花衣，外面还套一个我妈省下的粘鞋垫用的碎白布拼做的苏式围裙，前胸还不忘绣上一个红色的“忠”字。你可不要笑话我当年的傻气，这个“忠”字便是当年的时髦，表达了对领袖的崇拜和忠诚，而且字形也并不难看。
69年发生了许多大事，除了珍宝岛事件，大概就数4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了。这个大会通过了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从此全国人民除了高喊一个万岁，还要多喊一句永远健康。而欢呼领袖语录发表的几率也几乎增加了一倍：白天传来消息，白天遊；晚上传来消息，晚上遊；随时随地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还有高音喇叭的高频广播，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如果你实在无法想象，请参考北朝鲜铿锵有力的播音。
所以只要兰兰一吵闹，我就说"看热闹去，看热闹去”，抱着她一路小跑走出大院她就不闹了。我们站在街边稍等，不是右边来了一队带着红袖章高喊着口号的队伍，就是左边来了一群举着红旗锣鼓喧天的大队。这样的热闹让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似乎哄孩子也变得好简单。当然偶尔也会出点意外，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喷水池看热闹，突然开过来了一队杠着木杠钢钎的文攻武卫的818兵团。这时候有人从贵阳饭店的楼上往下扔砖头，短兵相接眼看就要打起来，吓得我们急忙闪身躲进一个北门桥头的水果店铺，慌乱中老板上铺板，竟把兰兰的一只小胳膊卡在了外面！
但更多的时候这种红旗招展的喧嚣往往会在瞬间吸引兰兰，她不再哭闹而是睁着一双大眼看着马路上汹涌的人流。受到此起彼伏口号声的感染，她也会举起双手使劲摇摆，并发出持续的尖叫而兴奋不己。行文至此我突发奇想，追本溯源兰兰长大以后这么喜欢热闹不惧人多恨不得天天开party，是否与当年她初入人世就看多了这些热闹的游行有关联？
七O年春天我妈在革命熔炉里经过反复的锤炼，认识到必须和我爸离婚划清界限，虽然这个时候已经晚了点，但是革命不分先后，离了总比不离好。法院很支持我妈的革命行动，在我妈提出申请不久就缺席判决了离婚成立。于是我妈就搬出了我爷爷家，和人换房带着我们三姊弟和兰兰住进了合群路朱家巷的一个小院的二楼。将就原来房主的分隔，我和我妈、兰兰住前面，两个弟弟住后面。
就在我们搬出去不久，为了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不但知识青年大批下到农村，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号召之下，我爷爷随着我的三姑妈一家“下放”到独山，几个文人挽起裤腿当起了业余农民，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却和农民去争口粮。
朱家巷的房子是属于房管局的老宅木板房，多走几步，嘎嘎的响，楼下就会抗议。所以我只好把兰兰放在床上玩，把一本从很多美术杂志上拆下来的彩页装订成的“画书”，让她翻来覆去的看，直到最后把它翻得稀巴烂。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靠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铁炉子，熬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季。
第二年一开春，在兰兰一岁多的时候，我就背着她，在我大弟弟的护送陪伴之下，半程坐车半程步行，回到距城十公里外的生产队老老实实下地劳动挣工分，以便秋后分粮食。
在那个彩色胶卷拍出来画面都是灰色的年代，人们除了只求活着，任何多余的想法都是奢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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