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丨治疗犬：疗愈路上的重重阻力

“我们会带着小朋友的手，放到狗狗嘴边让狗狗舔一下，或者是闻一下气味。有的小朋友可能一开始还不敢去接近狗狗，到后面甚至可以去和狗狗拥抱。”金毛犬“花生”的主人说。

“花生”主人口中的小朋友，是患有自闭症的“星星宝宝”。她发现，通过带着“花生”这样特殊训练后的狗狗与自闭症患儿互动，“有不少小朋友会更愿意打开心扉。”

像“花生”这样特别的犬类就是治疗犬，又称精神抚慰犬或陪护犬。它们性情温顺，能够通过肢体接触来陪伴人们、安抚人的情绪。目前，治疗犬会参与到对老人、特殊儿童、退伍军人、残疾人士和精神障碍者等群体的辅助治疗中。

起步：发展缓慢的爱心事业

世界上第一只治疗犬是服役于二战期间的母约克夏㹴Smoky。今天，在欧美国家，治疗犬公益已经是一项相对机构健全、体系完善的事业。美国有超过50000只治疗犬，其最大的治疗犬组织，治疗犬联盟（Alliance of Therapy Dogs，即ATD），在全美有超过15000名志愿者。

治疗犬sugar的主人Rain是一名英国留学生，也是英国治疗犬公益机构Therapy Dogs Nationwide的志愿者。Rain告诉我们，在英国，人们对治疗犬的接受程度很高，治疗犬公益被认为是一件神圣、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医院、养老院都会开设治疗犬项目，有的学校甚至会在考试前夕专门提供治疗犬服务，为学生缓解压力。

Sugar与在校学生互动，提供治疗犬服务

国内情况则有所不同。1991年，亚洲动物基金会发起了亚洲第一个动物辅助治疗项目“狗医生”。2012年，动物行为专家吴起带领团队创立“中国PFH治疗犬”，这是中国第一家将动物辅助治疗应用于自闭症、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的宠物培训机构。

到今天，尽管治疗犬项目在中国已有了近十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应用仍然很少：全国被认证通过的治疗犬只有200只左右，服务对象也基本局限于特殊儿童和老年人，这与欧美国家覆盖了多种人群的治疗犬公益网络相比仍显不足。作为从西方传入的新型公益，治疗犬公益在中国发展推广的道路上，还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治疗犬主要服务对象

培训：更加艰难的“求学”历程

金毛犬“花生”在2019年顺利通过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项目的考核，成为一只治疗犬。“考试要求不能跳，不能护食，给吃的能从嘴里拿出来，扯它身上的毛不吼不叫，能随便摸摸它。”“花生”的主人在谈到狗狗参加考试时笑道，“我本来以为它过不了的，没想到最后通过了。”

为确保狗狗天性温顺亲人、适合治疗犬工作，亚洲动物基金和PFH项目都会要求在狗狗“上岗”前做一系列相关测试。PFH项目负责人吴起称，中国治疗犬的考核标准基本与国际接轨。

但在现实中，中国狗狗想要成为治疗犬，往往面临着比欧美国家的狗狗更大的挑战。

吴起告诉记者：“在欧美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是比较容易让宠物进入的，但中国很多的公共空间，比如商场、学校，还有一些公园，基本上都是不对宠物开放的。所以其实在我们中国，狗进行对应的社会化的难度更大。”

作为一个动物福利机构，亚洲动物基金的“狗医生”考试仅旨在于测试狗狗的天性是否适合治疗犬工作，并不鼓励对狗狗进行过多的行为培训，以免让狗狗承担太多压力。而PFH为志愿者和狗狗们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宠物行为学知识、动物辅助治疗原理、治疗犬活动实践等等，这是欧美国家所没有的。

吴起坦言，在欧美，治疗犬的评选标准直接建立在宠物犬的标准之上，例如服从性，社会化程度等等。而国内缺乏对宠物犬进行家庭训练的传统，许多人对宠物犬也抱有误解甚至厌恶的态度，认为狗狗“不干净”，不能进入公共空间与人互动。所以，从“宠物犬”到“治疗犬”，国内的犬只需要接受更严格的训练。

活动：治疗犬的“就业”困境

“五，四，三，二，一——”

老人们围坐在一处，一边笑一边倒数着。金毛犬阿酷趴坐在中央，身上顶着一瓶矿泉水。五秒钟到，矿泉水纹丝不动，老人们一齐拍手欢呼起来。一位老爷爷拍了几下阿酷的脑袋，连声说：“好棒！阿酷好棒！”

这是PFH在北京朗诗常青藤养老中心举办的治疗犬陪伴活动中的一幕。据《福布斯中国》2020年5月报道，目前吴起团队长期合作的，仅养老院机构及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加起来就有几十家，8年时间服务了近10万人次。

亚洲动物基金也曾在国投健康嘉栖长者公寓进行过一系列“狗医生”探访活动。“很多长者看到‘狗医生’时挺开心、挺兴奋的，会主动上前去和‘狗医生’打招呼。”长者公寓的冯社工告诉记者，“在与‘狗医生’相处了一段时间后，长者们都变成了话痨，与其他长者、志愿者交流、分享很多话题，比如养狗的经验、通过狗狗引申到孩子的教育问题等。一些平时不太说话的长者也会渐渐参与到讨论中来。”

在这些长者中，有一位奶奶给冯社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身体不是很好，平时比较少和别人交流。第一次开展“狗医生”探访活动时，奶奶只静静地坐在场外观看，工作人员邀请她一起和狗狗互动时，她也一直摇手拒绝。

后来冯社工才知道，奶奶年轻时是医生，因为曾经亲眼目睹过狂犬病发病的状况，所以一直很害怕狗。经过志愿者们的科普和示范，奶奶开始愿意尝试抚摸“狗医生”。

有了第一次尝试，奶奶慢慢成为了“狗医生”活动的常客。

冯社工说，奶奶每次都会早早地来到活动现场，还会要求抱着治疗犬们一起合影，“她每次都笑的很开心，与旁人的交流也变多了。”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沟通之后接受治疗犬。在英国做治疗犬志愿者的Rain也偶尔会遇到强硬拒绝甚至赶走治疗犬的病人。在中国，大众对治疗犬的认知普遍较少，对狗狗的安全性和卫生情况比较担忧，这让治疗犬在很多时候难以发挥作用。

Sugar陪伴着重症室的病人

另外，像国投健康嘉栖长者公寓一样，了解、接受甚至主动联系治疗犬公益的机构在中国同样非常少。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疗养院都配有治疗犬，但中国只有不到1%的疗养院有所配备。“一些机构即使知道治疗犬，也会因担心它们不够安全而不愿意接受治疗犬服务”，吴起告诉记者。

运作：“更多是依靠我们的信念来坚持”

“都是志愿者，什么补贴也没有，路费自理，需要治疗犬的地方有很多，但狗主人有时候比较忙，时间有时也不合适，活动地方很远时，没有车的人只能打车，滴滴有些司机也不愿意带狗狗，货拉拉就还行吧……限制因素很多。”

谈及治疗犬所面对的困难，“花生”的主人表现出一丝无奈。她告诉记者，在国内治疗犬还不能上公共交通，很多公园也不能进，“这在以前很让我气愤”。

除了志愿者，治疗犬公益机构在运作上也面临着重重阻碍。

在国外这些机构大都通过基金会或爱心人士的募捐来获得资金支持。在国内，据吴起所述，大众在公益机构的透明度上会存有一些顾虑。目前PFH主要用自身做培训学校赚取的钱来投入到项目的运营，“它的收益并不是真正能够去负担这些，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信念才能把它持续下来”。

Sugar与医院护士

在英国的志愿者Rain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每周五带着治疗犬sugar前往医院看望病人。“特别是重症病区，医生会告诉你这个病人这周情况特别不好，但你看他和狗互动的时候超级开心耶，你看他这周都没有笑过，现在他一直在笑。”Rain说。这也是支持她一直做志愿的动力之一，“就算遇到一些不喜欢狗的病人也没有什么，碰到更多能够得到帮助的人更重要一点。”

此前，由吴起和李佳琦合作开展的治疗犬培训过程被拍成了纪录片《奈娃家族的上学日记》。该片自2020年4月22日在哔哩哔哩开播以来，至今已有355.7万播放量。据了解，在李佳琦代言后的几周内，有1000多位狗主人签署了吴起的宠物治疗犬加入计划。

pfh2020年12月的自闭症儿童探访活动，

孩子们在志愿者带领下与治疗犬互动

“我们要在将来结合一些行业，多做一些行业上的合作，与同行业共同发展，一起去把治疗犬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吴起提出的中国治疗犬公益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距离治疗犬在中国真正得以推广，让“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初心不只停留于口号，志愿者和治疗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斯琦 方伟楠 郭一蒨 丨采访

张斯琦 方伟楠 郭一蒨 苏欣玥 丨撰文

  受访者提供 丨图片

方伟楠丨排版

苏欣玥 郭婉盈 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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