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 框里框外：走回大山的寒门贵子
年轻的支教老师要离开时，孩子们聚在一起把老师们的行李箱藏了起来，而得知汽车要到时，他们又自发地把藏起来的行李箱拿到汽车停靠站。回忆起五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刘雪婷怎么也无法忘怀她和十几个同学在车站陪支教老师等车的画面。
高中毕业的那个假期，唐佳平第一次站上高考励志演讲的舞台，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公益支教路程。2020年教师节，他意外地收到了一条自己教过的孩子们发来的祝福视频，这是刘雪婷联系一些当年的老同学一起制作的。视频内容简单而温馨，画面中那些稚嫩的面庞如今已成熟不少，他们带着自己的梦想离开了村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向。唐佳平在个人公众号上感慨：“我们何德何能，只教了你们十五天，却让你们牢记了五年。”
唐佳平是在他高考那年村里唯一“走出去”的大学生。多年后，他以支教老师的身份重新回到生长于斯的土地，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像自己一样，打破从出生起就被设下的人生框架，走入更宽广的世界。
电视剧《山海情》
在这条路上，唐佳平并非一个人。
意料之中考上家乡教师编制的那个暑假，即将离开杭州的张华涛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句话：“我要把我的天赋带回来。”这是他模仿詹姆斯转会时说的话。说这句话时，他也有着同样的自信。
他们都是大山的孩子，不断思索着自己与大山的关系。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还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框”的世界
唐佳平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了湖南耒阳的小乡镇。
“对寒门贵子来讲，这么说是走出去了，但是你要走到哪里去？”大学毕业多年，对于该如何去走大山之外的路，唐佳平仍然有些迷茫。
以前在小镇求学的经历，唐佳平形容为“只要沿着‘框’边走”——接受高考规则，靠题海战术考高分、上大学。“框”像是一层镀膜的滤镜，分隔开了小镇青年试卷上的青春和真实的未来。一旦稳妥安全的“框”被打破，这些年轻人便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世界。
回忆起在农村上学期间的生活，唐佳平的记忆仅限于学校和家的两点一线。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初中以前，唐佳平的课余时间常与土地相连，文化娱乐生活基本是一片空白。高中之后，学校的教学目标奔着高考而去，偶尔会对学生有一些兴趣方面的引导，但是也不会有更深一层的培养。
高考后志愿的选择，是唐佳平心中的“框”破碎的前兆。唐佳平从小就喜欢看书和写作，但世俗的看法让他担心传统文科类专业的就业限制会更大，最终选择了会计金融类专业。当时他对这个专业唯一清楚的是：学了有“钱”途。
“反正就是学，进去再算，肯定想直接选个金饭碗。至于喜不喜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唐佳平看来，眼界的限制往往让农村孩子们很难在深刻思考后再去做出选择，“小时候都没接触过金融和计算机，你能说对它是否感兴趣吗？”
进入大学，“框”突然消失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们、与山区生活截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思想和生活的差异带来的冲击让小镇青年们“跃龙门”后松下的那口气再次提起来，重新审视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失意。
张华涛是走出乡村的芸芸学子中的一员。他在自己的豆瓣上写道：“穷，是一种病。”由于家庭条件欠佳，物质层面带来的自卑感让他甚至不敢去尝试一次恋爱。唐佳平也觉得，自己与那些更敢于去尝试的同学相比，有一种“红灯思维”，“如果一件事要投入10块钱，你有1000块觉得无所谓，但我只有10块，一投进去就没了。”在他看来，这种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先去权衡试错成本的思维惯性，就是“框”在这群“破框者”们性格上刻下的烙印。
支教的过程中，唐佳平有时也会在孩子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孩子们自卑和内敛的性格，让他仿佛看见了高考后在新环境面前无所适从的自己。
电视剧《山海情》
王毅是山东师范大学19年毕业的学生，同样经由高考的独木桥走出了大山，他也对这段从小镇到大城市的适应阶段印象深刻：“你好像除了学习之外什么都不会，兴趣爱好的特别少，上台也不会讲话，你看城市里的孩子各种能力都非常优越，就会非常的自卑。”
去云南支教时，王毅接触到一些初中孩子，和当年的自己一样，更擅长可以靠训练提升的数理化，不擅长需要阅读积累的历史和语文，很晚才接触到外语。“到教育岗位上去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很多人的教学方法和经验与曾经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老师（的素质）怎样，就知道教书的成果大概会怎样。”而这一切最终的结果就是农村孩子与更好条件的同龄人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
正是因为这些“破框者”们理解到乡村教育的一些缺陷束缚着他们的发展，他们才更明白农村教育究竟需要什么。于是，那些曾经期待着外面世界的“破框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重返乡村、支援当地教育的道路。
支教陪伴，弥补“框”中孤独
“你们能不能不要回家就抱着手机，多陪陪我们吧。”
她在讲台上站得笔直，两只手背在身后，代表同学们向家长们提出建议：希望父母答应过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不能答应了孩子期末要带他出去玩，但是因为孩子成绩没考好就毁约；希望在外打工的家长带回家的除了玩具和零食，还有给孩子们实实在在的陪伴。“这才是孩子们真正想要的。”
张华涛的值周班长在家长面前演讲
这个穿蓝色校服，扎高马尾的五年级女生是张华涛的值周班长，她发言时条理清晰，面对一个班的家长也没有表现出紧张。可能是这些话她已经想说了太久，却没有和外出打工的父母好好交流的机会，也可能是这一次在台上说出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想法，还有更多农村留守儿童的心声。
张华涛大学毕业6年了，在城区和农村都教过书，对城市和农村学生的差异，他有着深刻的体会。“你对城区的小孩子他们好，你爱他们，他们的反馈更加明显，会更加亲近你。而农村里的小孩子可能是性格或者是家庭环境原因，你对他们好，他们的反馈却不多。”他猜想也许是因为这些孩子们不善表达，有什么话都憋在心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事，他们都很少向人倾诉。沉默是他们的常态，也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独特方式。
17年支教的时候，王毅遇到了小海，他说话很大声，身上带点痞气，“一看就是坏孩子的感觉”。后来和小海的一次聊天中，王毅才知道他来自单亲家庭，还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农村，这样家庭情况的孩子很容易被同龄人欺负。小海平时举止粗暴，故意表现得很凶的样子，是为了让别人害怕他，保护自己和妹妹。
唐佳平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
支教的过程中，王毅有机会走近孩子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故事。但看过的故事越多，他对自己有限的能力也越感觉无奈。他能做的，便是陪伴。
支教期间，王毅会选择利用周末时间带同学们去爬山，或是去同学们家里陪他们做事；每到有同学生日时，王毅还会把其他同学都组织起来，一起办一个生日晚会。在他看来，对于这些家庭情况特殊、不擅沟通的孩子，支教老师的出现提供了另一种有温度的陪伴，“组织学生做一些这样的活动，也算是弥补他们父母在这一方面的缺失吧。”
王毅曾跟小海聊过几次，劝他说话的方式可以更平和一些。令他欣慰的是，后来他布置学生们写下自己的十个愿望，小海愿望的其中一条正是“努力让自己做一个谦谦君子”。“和他们说的话，他们都是有回应的。”这些孩子就像曾经年少的他们，身上都带着缺乏陪伴所产生的敏感，共情让支教有了别样的温情。
支教的明与暗
从学业到课余生活再到人生规划，如唐佳平这样“破框者”们的所见所闻只是农村文化、教育资源匮乏现状的一个小小缩影。
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显示：35个基本均衡实地核查县中，有25个县不同程度缺少音乐、体育、美术、英语、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共缺2095名，此问题在农村学校更为突出。这也反映了目前乡村教育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教育部介绍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有关情况时指出，338个县中有257个县不同程度缺少音乐、体育、美术、科学、外语、计算机教师，共缺2.8万名。如此，文化教育压力就被分摊到了其他学科老师的身上。
数据来源：李晓露,吴美茹,华方园,李拴王.大学生短期支教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及改进策略探析——以陕西省为例[J].教育评论,2014(10):75-78.
张华涛目前在学校中主要承担数学学科的教学任务，兼任体育老师，时不时还要客串一下美术老师。但他从来不上美术课，一是因为自己没有专业美术知识的支撑，再是很多孩子回家没人监督，扔下书包就不写作业了，他只好空出美术课的时间给孩子们写作业。
而公益支教这种来自编制外的短暂补充，或许是破解农村音体美教育匮乏问题的一条明路。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行，山区老师和孩子们对素质教育的需求提高，支教的方向和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来自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网的民间支教报告（2016）显示，支教的趋势会由“主力支教”逐步向“补充支教”发展，也就是强调音体美的教育。支教理念也由“让孩子能上学”逐步转向“让孩子上好学”，注重山区孩子们的多方面发展。
到广东汕头的一所小学做支教后，王毅在学校里组建了一支足球队。过去放学只能回家看电视或在村里闲逛的孩子们开始跟着王毅学习踢球。由于一到五年级都有支教老师任教，这些年级的孩子们都可以参加到足球队里。后来，举办一些活动时，王毅发现一到五年级的孩子们往往更积极，敢于上台展现自己，六年级的孩子们则相反，“（他们）在以前的那种教育模式下，感觉非常的害羞，不敢去尝试。”
另一边，唐佳平支教时所在的衡阳市大学生联合会（现更名为南雁基金）的支教团队很注重孩子们视野和知识的扩展，不仅给孩子们带去舞蹈、美术等课程，还会让孩子们了解机器人之类的科技产品。很多家长在他们举办的一些文艺汇演中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孩子还有这样的才艺和能力。
唐佳平组织的趣味运动会
近几年，蓬勃发展的支教既给农村带来了素质教育内容和教师资源的补充，背后潜在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项针对甘肃成县及会宁20所学校短期支教项目点的调研结果显示，近62%的校长坦言，先前支教的大学生给学校带来了些不良影响，致使他们不再信任大学生支教，不得不找借口来推脱；78%的受教学生为大学生哥哥姐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感到遗憾和苦恼。网上流传的一则《哥哥姐姐们，请你们不要再来支教了》的帖子更是将短期支教给孩子们带来的创伤展现在大众眼前，让人不得不质疑短期支教的意义何在。
作为正式任教的老师，张华涛对于传统支教的作用也持消极的态度，“引导这个步骤很多老师都是做不到的，更何况这些下乡来支教的人，他们是帮不上忙的。他们来学校支教，讲难听点，往往就是自我陶醉。”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音体美等活动的支教确实对学生的发展有所帮助。
电视剧《山海情》
重回“框”中，支教者何以扎根
对于这些回乡支教的“破框者”来说，走出去很难，走回来也不简单。家人对于公益的担忧和个人未来发展道路的模糊像两座新的大山，一直横亘在他们心中。
唐佳平做公益的那几年，家里的亲戚不止一次想让他放弃，“你有这个时间做公益，为什么不去学点技能赚钱？”面对这些疑问和家中父亲不佳的身体状况，唐佳平心中时常充满了矛盾。同样，王毅面对身边人询问工作时的回答，是自己在广东当老师，说不出的“农村教师”几个字，是外界偏见加之于他的无形压力。
唐佳平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
除了外界的压力，他们内心对未来的焦虑也在与日俱增。王毅在“美丽中国”为期两年的支教项目将在明年七月份结束，他已经在寻找接下来的工作岗位。虽然“美丽中国”的“示范校”模式可以让他后续不以支教老师，而是以员工的身份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但是较低的津贴还是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想留但还是要看机遇”，王毅无奈地说道。
“支教是一个理想化的职业”，如王毅所说，回到农村支教需要太多的妥协和热情的投入，但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需要更多人去这样做。“有这样一个机会，选择让自己拖这两年的时间，让你感觉乡村教育有一部分改善了。”
看完《我和我的家乡》之后，王毅让班里的学生写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校长”。电影里的一个学生画了一幅画，后来他真的把学校建了出来，那么如果是写一篇作文呢？王毅想知道，这颗小小的梦想种子是否会在学生的心中发芽。
他想，未来回到农村的可能是一位老师，可能是一位村干部……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家乡一定会因为这样的回归而充满活力。他明白，支教老师终究还是会走的人，能够解决乡村的问题的人，还是曾经在这里生长，最了解这片土地症结的人。
王瑞雪 范诗琳 | 采访
王瑞雪 范诗琳 | 撰文
受访者供图 | 图片
张芷菲 蒋敏玉 | 责编
巫沁睿 | 排版
（封面底图及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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