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所谓的“圣召危机”

就因为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普通人的生活、工作甚至健康和生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威胁，但也因为停摆的高污染交通工具、跨国能源公司、消费行业等，大自然开启了自救模式，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昨天，我还特别为世界各国的军火企业因疫情而不得不停产、滞销、裁员、转行的报道而从内心深处“感谢了一下疫情”。还好，迄今为止，赞同我甚至和我一起说“谢谢”的人不少。这是社会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了，那教会生活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这几天，我看到了不少教会历史学家、神学家、灵修学家纷纷撰文，展望疫情后的教会生活。在此只列举一二，并略加发挥，作为引玉之砖。

由捷克神学家多玛斯-哈里克（Tomás Halík）神父撰写的文章，题为《在患病期间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 in a time of sickness），引发很多人的共鸣。作者呼吁教会未雨绸缪，坚定地回归福音光照下的教会理念和牧灵福传模式，义无反顾地推行滞后多年的改革。否则，新冠肺炎疫情当下的“空荡教堂”可能会成为疫情后的常态——就像过去几十年来，即使没有疫情，许多的教堂、修院、修会不都空着吗？因此，不要把导致“教堂空了”的责任推给“外力”，而应该找到“内因”才是成熟、有效的做法。对此，我鼓掌赞同！

另外一篇发表在法国《十字架报》的文章题为《病毒和圣召：为什么“圣召危机”是胡说八道？》（Virus and Vocation: Why the "vocation crisis" is nonsense），作者为来自英国的历史神学教授多玛斯-奥劳夫林（Thomas O'Loughlin）神父。我只想摘取其中几个要点和大家分享。

奥劳夫林神父首先感叹说，疫情当下，曾经人们认为非常重要、特别能赚钱的工作，如各路明星、高档服务、金融行业等，基本偃旗息鼓了，但平时不为人关注，赚钱远没有大款、明星们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快递员、警察等，却成了冒着生命危险，要么把许多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要么维系着社会基本功能的“顶梁柱”。同时，在隔离中的我们，突然意识到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连出门购物、坐车时保持一定的距离，都成了互相关心和爱护的表现，且不说其它彼此帮助、支持、鼓励的行为。因此，疫情让很多人突然发现，我们本来就是如此关联着的啊，可以前怎么就不觉得呢？

鉴于刚刚过去的主日天是教会礼仪年中约定俗成的“圣召节”，奥劳夫林神父遂指出说，当天全球教会都特别为“圣召”而祈祷，希望有更多的男女青年响应天主的召叫，献身牧灵福传的使命，但，不论是宣传画报还是祈祷意向，我们看到和听到的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首先为司铎，其次才是为修士、修女们的圣召祈祷、加油的内容。这本身也无可厚非，可如果再回到疫情当下，当传统的教会运作模式被打乱甚至停顿时，我们却突然发现很多平时可能懒得读圣经、勉强去教堂、很少个人和家庭祈祷人们，竟然积极主动地寻求信仰小团体的支持，甚至开始自觉地学习和探索神学与灵修知识了。而有不少平信徒发现自己正在以前或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圈子中（网上、网下都有）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提醒大家注意收看教宗的直播弥撒、传送每日圣言的反省内容、发布与防疫有关的小常识等等。这样的现象，难道不能让我们意识到，“圣召”绝非仅限于神职人员、修会会士们，而是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圣召吗？教会需要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结合到一起，作者认为：就像疫情让我们意识到了社会生活中平时“不重要的工作”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人类社会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关系”，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教会生活中，平时“不当作是圣召的圣召”。因此，他总结说：“如果我们相信圣神在受洗者的团体中工作，‘圣召危机’就是胡说八道。危机只在于我们未能够看到、训练和赋予（不同圣召）能力！”

看到这里，如果有人觉得奥劳夫林神父的话有些偏激，请回顾一下五十五年前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怎么说：“每个领过洗的基督徒，都分享了耶稣基督先知、司祭和君王的三重身份与职务”，“每个基督徒都蒙召走成圣的道路”，“婚姻生活和修道生活都是圣召”。

结束之际，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上述哈里克神父和奥劳夫林神父的的看法，和我不久前的两篇反省小文不谋而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阅读：《疫情之殇会如何影响修道生活》，《我为什么不希望疫情过后的教会回到老样子》。

我们在“感谢”疫情迫使人类社会在按下暂停键后，开始反省过去、重新规划未来的同时，不也该“感谢”它督促教会“划到深处去，撒网捕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