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今年是德日进神父（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诞生140周年。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在相关的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作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和耶稣会会士，他又因奥秘主义的（mystic）视野和灵修思想而广为关注，尽管在某些教会人士和组织的眼中颇具争议性，甚至可以当作“异端”来对待。在德日进度过了他人生黄金时光的中国教会内，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环境，他的名字可能有不少人听说过，但不见得了解他的主要思想和洞见。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幸运地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他的生活和他的一些作品，在自己受益良多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微薄的努力来帮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他。基于我的个人经历，本文就德日进的视野和思想目前在中国的复兴状况，以及对教会和社会可能的启发与帮助予以简要说明和评析。（*原文为英文，这是译文）我和德日进的“缘分”二十多年前，当时我还是神学院一年级学生时，我就听说了德日进的名字。我的神学教授只是简要地提到说他对“原罪”、“物质与精神”、“教会性质和司祭职”等等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当然，我也知道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我的祖国中国生活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至于他详细的生平事迹、奥秘主义的视野、对宇宙基督和奥迈加点的深刻理解，我几乎没什么概念。在过去十五年中，我曾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如神学院教师、教会媒体专栏作家、慈善机构的主管、偶尔的本堂神父替身等，忙于牧灵与福传工作。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困惑，甚至矛盾，有些来自我遇到和服务的人们，有些则来自我自己的内心：如果天主是全能和仁慈的，为什么祂会让无辜的人受苦受难？为什么祂要把那些“有罪的”人罚入永远的地狱？如果祂确实只花了六天的时间就造好了宇宙万物，我们又如何解释宇宙不同阶段之间的巨大时差，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形式的持续变化呢？科学发明和发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我不停地研究教会的教义和东西方的其他哲学思想，以寻找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我遇到的是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大约十年前，我开始认真地阅读德日进的著作。随着对他主要神学思想和灵修洞见的深入了解，我对创造、救赎、圣化、神-人关系等，开始有了比较全面和完整的理解。我意识到整个受造物，正如圣保禄所说的那样，都“在基督脚下”且“完全被基督充满”（厄弗所书1：22-23），而“天主教会”应该是一个“根据整体”的教会【1】，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和一个教派”【2】。然而，这种新的思想和洞见，不但我自己不容易完全理解和实践，也不容易传达给那些像我一样，被“脱利腾后”（Post-Trendentine，1563-)和“梵二前”（Pre-Vatican II，-1962）的神学和灵修思想培养长大的人们。
（2017年10月16日在北疆博物馆的第四次德日进研讨会合影） 让德日进重返中国的使命随着我不断阅读德日进的作品，并通过网络关注“美国德日进协会”和“基督生成中心”组织的一些活动【4】，我也从一些信息渠道中了解到，在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德日进生活和思想的研讨会。最终，我被邀请参加了2016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德日进研讨会。从那时起，在汪晖博士和其他几位学者推动下的“让德日进重返中国”的使命，也成为了我的使命。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德日进研讨会并做个简短的主题分享外，我也经常通过撰写、演讲和翻译等方式，向更多人介绍德日进的生活、视野和思想。所获得的反应自然是不同的。虽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摇篮天主教友”听到和读到我公开捍卫和传播曾经被教会当局认为有问题的德日进思想，难免感到不解和惊讶。但对于许多年轻一代的天主教教友们，尤其是爱学习、勤思考的，反应是积极和热情的，因为他们真诚地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灵修和愿景，不仅可以和科学发现，也可以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对话、连结。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进化宇宙（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整体理解，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欣赏天主从阿尔法到奥迈加的永无休止的爱，并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爱和创造过程的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生活有了更光明的意义和目的，向上向前走向德日进所说的奥迈加-Ω-点。 由于德日进的许多作品，如《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神的氛围》、《人的现象》，都是在中国写成的，多年来，我也要么独自、要么与朋友，参观他生前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如天津北疆博物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宁夏水洞沟文化遗址等。每当我站在德日进在恶劣条件下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时，我都会禁不住这样想：如果德日进多活了十年，直到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后，他的生命会以一个更快乐、更令人满意的音符结束吗？对于一个坚信“天主的缓慢工作”的人来说，德日进绝不会介意他在1955年复活节那天突然去世，因为他的遗产，即“思想意识”（consciousness），仍然活着并在进化的流程中。虽然由圣座信理部针对他的作品在1962年发出的“警告”（montitum）尚没有因宗座文化委员会全体成员在2017年的一致要求而被正式解除【5】，教宗方济各则已经在他的《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通谕中明确认可了他的“贡献”【6】。而这，正好佐证了德日进的信念：天主确实在缓慢但稳步地工作着！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自1563年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都在按照脱利腾大公会议的许多法令（Decrees）在管理、运作。阅读这些法令文本，包括《原罪法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当时对神学、灵修和教会生活的理解、解释，体现出来的是明显的“二元论”和“法制思维”。中国的教会，从1582年的利玛窦第一次进入中国，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被驱逐，也是如此。礼仪之争就是例子！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教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机会、新可能，那些从监狱和劳改农场中返回家乡的老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平信徒们，急切地开始了复兴和重建教会的重任。只不过，他们在神学和灵修思想方面仍然是“脱利腾后”的一代，但他们却是培养和影响了下一代的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的不二师长。即使到了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如所谓的“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冲突、被追求地位和特权驱动下的“神职主义”思想和作风，都反射出十六世纪因“反宗教改革”而留下的争斗与“维权”痕迹。这种令人心痛的状况，尽管不能排除其它因素的作祟，但在我看来，依然是“二元论”和“法制思维”带来的直接结果；二者更接近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典的精神，而不是源自福音的教导，即正义、仁爱、慈悲、宽恕、共融和在圣神内的喜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教会虽然在外在的硬件、礼仪和日常生活方面，已经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步入了二十一世纪，但在神学、灵修和观念上仍然留在“脱利腾后”时代，迫切需要德日进视野的引导和助力，好能跳出上述的“二元论”和“法制思维”，来重新理解“天上的-世间的”、“属神的-属人的”、“精神的-物质的”、“神圣的-世俗的”等概念。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方向和目的地是清晰而明亮的，因为作为终极能量的爱所有的“向上向前”的吸引和推动力是无穷的，而这爱不是别的，就是天主（若望一书4：8）。结论正如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和哲学家屈原（公元前340-278）所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中国广阔的土地给了德日进生活、研究、探索、思考和写作的机会。现在，是时候让他的视野和洞见，不但在中国，也该在全世界，获得更清楚、更广泛地了解和接受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我们，正在手握着从阿尔法点便开始传递的“接力棒”，跟随像屈原和德日进等人的脚步，继续着同一场赛事，直到奥迈加点。这本身就是在不可阻挡的进化流中不断增长的意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能让我们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多么无偿的特权和祝福啊！问题是我们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并欣然接受且发挥了这白白得来的特权和祝福呢？______________ 1. 根据美国方济各会修女，也是德日进思想专家的伊利亚·德里奥（Ilia Delio）的讲座，“天主教会”的英文Catholic的原意就是“根据整体”（according to the whole），因为它是由两个希腊词kata (according to)和holos (whole)合成的。讲座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qnHh6rc9M
2.在一封于1926年6月27日写给他的好朋友奥古斯特·瓦朗山（Auguste Valensin, S.J.）神父的信中，德日进这样写道：“我不得不说，对那些被视为是基督信仰的形式、希望和利益的东西，我内心有一种天生且强烈的反对。你能期待什么呢？由我们的教会文件和其它表达或概念所呈现出来的‘基督宗教世界’中，‘我感到快要窒息了’……我们实际上不再是‘大公教会’了；我们在捍卫一种体制，一个教派。”见Ursula King, The Spirit of Fire: The Life and Vision of Teilhard de Chardin, NY: Orbis Books, 2015: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