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两周年反思】公益行业应居安思危，保持“自救”心态

撰文/浮琪琪

2019年12月，“不明肺炎”爆发，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

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505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

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

具体到公益领域，两年的疫情对公益机构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面对当前环境和形势，公益行业又该如何应对？

我们专访了三位公益从业者。

张伯驹，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张伯驹

银杏基金会作为面向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的资助型基金会，疫情以来支持了银杏伙伴及其他一线行动者围绕疫情的应急与后续行动。

比如2020年，在敦和基金会与南都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我们迅速成立了“抗疫快速反应基金”，在信任和快速研判的基础上，对抗疫一线行动者给予支持。

我们在抗疫行动中支持的公益机构，有的是原本机构所在的工作领域、地域的人群受疫情波及，机构直接面向受影响对象开展服务，比如王奕鸥所在的病痛挑战基金会（ICF），为疫情中受影响的罕见病患者提供了关键药品的通途保障。还有王莹发起的从事临终关怀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李红负责的服务心智障碍家庭的“融合中国”等，他们都在疫情中迅速调整工作方向，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目标人群。

还有一些机构将机构自身的资源、能力平移到抗疫急需的领域。比如从送书到送抗疫物资的“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从支教到提供抗疫志愿者服务的“麦田教育基金会”等。

此外，还有近20位银杏伙伴，大家超越所在地域、机构领域，在疫情爆发初期就迅速组成了“武汉银杏在行动”联合团队，并得到了众多志愿者、机构和捐赠人的支持，向湖北省疫情最紧急的地区第一时间发放了2321台制氧机和3731台血氧仪。

在紧急救助期告一段落后，他们还成立了“新冠肺炎国际救助小组”， 联合200多位专业志愿者，制作了8种语言版本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用建议手册》，传递给多国有需要的专业组织和个人，为身处疫区的人们提供救援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观察到，除了基于弱势人群和社区、基于疫情核心区域和地点而催生的行动，还有围绕疫情的非一线、非紧急救援类型的行动，多是聚焦于后续支持和长期影响力。

譬如益宝推出的“公益人新冠保险”；有一些从事相关政策倡导的机构，譬如自然之友和多家公益和学术机构合作持续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等；还有一些是从事危机后重建修复工作的机构，譬如王愉所在的云南在地自然教育中心和多家自然教育机构持续用自然体验的方式免费为疫情造成影响的人群提供自然疗愈服务。

总体而言，与直接抗疫相关的资源相对较多，而疫情后投入重建、支持领域的资金和资源不够多元和丰富。

今年7月，我们与一批学者和行动者共同完成了两份报告——《我们在行动》、《社会力量参与抗疫救灾行动研究报告》，其中记录了参与疫情的众多社会行动，及其过程中的回顾和反思，也研究了疫情及其对社会、经济、健康、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影响。

简单说疫情对所在机构的影响，这种叙述范式比较单向度。事实是复杂的、有机的和饱满的，因此很难进行一个单变量的分析和叙事，如一个机构到底在疫情中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疫情造成的改变，不如说是彼此形塑。

我们在被这个时代型塑，同时我们也在型塑这个时代。

从2021年开始，社会经济整体下行，社会组织面临的资源挑战非常大。在造成资源预期减少的同时，也会催生更多社会需求，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十几年来形成的公益生态非常难得，而未来经济的不乐观可能会使一些有价值的社会组织走向衰减甚至萎缩，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和公益行业有“自救”的心态和视角，居安思危，而不是依然在高歌猛进的氛围中，不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政策系教授陈友华老师曾分享过几个观点。他建议政府应该强化支援，比如财税减免等；社会组织应该考虑自救，有所行动，比如一些基金会联合起来设立专项救急基金；行业要增加多元资金来源，比如增强市场服务意识，探索更多可能性；个体机构要增强抗风险意识与抗击风险的能力。

疫情是个大考，使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在这过程中如何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继续提供社会价值，这是银杏基金会及更多社会组织需要回答和面对的问题。我们在提供服务和政策倡导的同时，还要叠加思考如何应对疫情下的环境和形势，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依靠自己而不是等待天降大神来获救。

我们是心怀希望感的行动者，但身处风险社会，作为一家组织，组织的基本原则是规避各种风险，我们就应该发挥组织的优势，洞察并应对风险。而比组织更应有前瞻性的公益行业，也应该时时刻刻洞察风险，思考如何应对。

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制造恐慌或误解，而是直面社会结构变化及其风险，思考如何应对它们。

未来，银杏基金会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中，更细心有效地与众多伙伴合作，识别真实的需求、期待、风险和价值点，通过各种支持手段，持续创造价值。

王莹，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创始人

王莹

疫情以来，我们的服务受到很大影响。原本，我们与医院合作最为密切，伴随医院防疫情况的波动，只在2021年六七月份，我们的志愿者被允许进入医院病房，其他时间我们无法进入医院，为病人提供的临终关怀服务被迫中断。

我们将服务从线下转到线上，通过网络提供远程服务。但这受限于医院配备的网络、视频终端等软硬件条件，推广云服务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合作医院的病人难以与外界联系，整体处于一种比较孤单的状态中，大家都期盼疫情尽快过去。

在临终关怀服务之外，我们机构的培训项目见缝插针地稳定运行。同时，我们也参与了一些与疫情紧密相关的抗疫行动，包括银杏伙伴武汉抗疫行动与抗疫行动研究。我也参与了上海浦东社工协会对口支援武汉、襄阳社会工作机构的哀伤辅导，及中国社工教育协会支持的湖北省养老院社工项目。在具体行动之外，我也创作一些知识产出，涉及居家离世关怀、哀伤关怀家属指引等。

受疫情影响，我们2021年没有参加腾讯公益筹款，因为自2020年起，我们便明显感到，疫情下经济下行，筹款量下降不少。目前，我们在尝试于联劝平台做月捐，但整体机构的筹款力度还是偏小。

2021年六月，机构最后一批全职人员离开，大家各奔前程，目前剩余我与创始合伙人黄老师两个人。我不得不在做项目之外，也全盘接手财务、行政等事务，虽然辛苦一些，但还能适应，多亏有志愿者和兼职小伙伴加入机构帮忙。

2021年底，政府释放出许多服务标的，但与临终关怀领域关系不大。我的打算是，有多钱做多少事，即使没有充裕资金，也先做一些事情出来。

疫情两年，我们身处其中，容纳这些艰难的时刻，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的心态从起初的紧张焦虑，日趋冷静平和，接受存在即合理，心怀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不可抗力的尽力而为与随机应变。

同时，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更有信心。疫情使很多人不再回避死亡，开始思考生命与死亡的关系，在世俗事务之外开始探索心灵、意义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地方。

目前，我们计划做一个“临终关怀的千人计划”，打算改变做事的路径，在医院之外也探索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互助小组。同时，我们打算更多发动志愿者的力量来参与服务推动。

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于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这两个领域，涵盖服务、培训、行动倡导、技术支持等多个方面。2021年，在银杏基金会资助下，我们开始研发一个小程序，计划将全国志愿者集中到一个平台，大家共同提供服务，发起行动倡导。

待疫情结束，我们会火速恢复在医院开展的临终关怀服务。我也想出门走走，拜访更多不同文化风貌的地方，与不同的伙伴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死观，围绕这些写一本书，书名我已想好，就叫《一个人的好死》。

孙海燕，商业生态工作室联合创始人

孙海燕

“商业生态”(Business Ecology)工作室是一家社会企业，成立于2011年，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相关内容的制作与传播，涉及气候变化、能源、循环经济、可持续食物等议题，并以杂志、微信、论坛、展览、沙龙、工作坊及商业咨询等方式来推动中国绿色经济的启蒙。

疫情这两年，对我们机构的业务内容、业务模式、营收与组织架构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疫情爆发后，我们做了几个围绕疫情的救助项目。譬如，2019年，作为“银杏伙伴”的一员，我与其他“银杏伙伴”一起筹款，为武汉及周边地区捐赠制氧机；随后，我们团队主导制作了一个面向全球的疫情应对手册。

手册将国内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方法翻译为英文、德文、波斯文等8种语言，为全球多个国家、地区提供深度的信息指导；2021年间，我们组织了3场国际交流会议，邀请国内外NGO分享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例与经验，涉及自闭症、临终关怀、女工等多个领域。

在疫情中，我们策划、执行了一系列与疫情相关的社会议题项目。除了这部分项目，我们主要的业务依旧是围绕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传播、公共教育和赋能。

一方面是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刚刚做了机构的新战略，这让我们更加专注，经过10年的发展，我们机构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另一方面，因为这两年大家对循环经济和碳中和的议题有了更大的关注，这也帮助我们机构推动相关的议题。疫情这两年，我们整个机构的营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疫情改变了机构的业务模式。疫情前，线下的公共展览、多元责任相关方公共对话和工作坊是机构营收的重要部分，疫情后，线下活动减少，收入下降。作为应对，我们将许多工作坊拓展到线上，借助B站、直播等平台与年轻人互动。

疫情也影响了我们的组织架构。疫情中，我们发动全球200多位志愿者制作了疫情应对手册，参与的志愿者既有留学生，也有来自于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苹果公司的设计师。

这个项目是一次非常新颖的大范围网络社会协作的尝试。通过网络，我们发动志愿者力量，协同不同语言、工种的陌生人跨越边界做同一件事，效果非常理想。这次网络协作启发我们扩大了机构的合作模式，我们开始招募实习生，也吸引来加入团队正式工作的留学生。

潜移默化间，疫情使大环境少了一些浮躁与急功近利，人们反思生命，似乎变得更有耐心，更在意长期主义，更有深度。以往，机构的一些生产内容的项目，获取资助并不容易，资金很少流向内容领域。但疫情以来，合作方开始支持我们生产长期的、有深度的调研报告、访谈创作等内容产品。

然而，疫情成为新常态，随着商业下行，流向公益慈善的资源可预见地会减少，好在国内公众的公益慈善捐赠意愿还未被完全激发出来，公众在公益慈善认知教育、参与度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弱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同理心，更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在推动使社会更融合，推动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的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机构的愿景，并提高响应、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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