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卡尔博格（Stephan Kalberg, 1945 -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德国研究小组共同负责人。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还写有 The Social Thought of Max Weber 等许多韦伯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他是继T.帕森斯将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之后的第二个英文译本的译者（2002年）。[图源：bu.edu]本书通过对韦伯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提炼出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模式，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了他对中国儒学、印度种姓制度和古代以色列一神论的分析。作者还利用韦伯这一分析范式解剖了四个现当代案例：美国政治文化的独特性，现代公民的文化基础，19世纪德国的文化悲观主义以及“工作”在当代德国社会的“位置”，展现了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理论的有效性、持久性和在今天的实用性。第一章 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分类：理性化历史进程的分析基础第二章 观念的“动态自主性”对社会学家是否重要？马克斯·韦伯论彼世救赎宗教的起源以及当代美国社会群体的形成第三章 世界观对过去与现在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论一个被忽视的社会学概念第四章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过去与现在恒久而紧密的交织第五章 宏观比较：防范措施(precaulion)、可能性、成就与限制第三部分 重构韦伯作品的重要进展：儒教、种姓制度与古犹太教的兴起与发展第十章 禁欲新教的遗产和美国人的独特性：美国的政治文化第五部分 应用韦伯Ⅱ：多因果分析与脉络——遇合分析第十二章 文化悲观主义的起源和扩张：20世纪早期德国公私领域间的关系第十三章 当代联邦德国的文化和对工作的定位：一项韦伯式的型构分析和比较分析附录Ⅰ 社会诸领域在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中心地位：维尔纳·桑巴特的挑战
附录Ⅱ 马克斯·韦伯的情感社会学：一个初步分析
能够被称作符合每种“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是清教禁欲主义······（它）使得信徒能够激发出“持久的动机”，并照此动机行事，特别是信徒通过践行禁欲主义而“训练”自己抵制“情感”（2011: 131/117）。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分析模式不同于所有结构主义理论，无论这种理论更多地出于埃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抑或格奥尔格·齐美尔。首要原因在于韦伯社会学的主观意义取向和解释性理解。该方法注意到了行动的各种动机，包括情感。在此，对于探究情感性行动如何牢牢根植在韦伯社会学中来说，其主要的系统性论著《经济与社会》（E& S; 1968）是主要原始资料。在这方面，这部三卷本巨著界定了几个核心概念。不过，对于这项扼要的研究来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E; 2011）事实上也举足轻重。在考察“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源的过程中，这项研究分析了情感以何种方式在各类宗教群体中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强度。韦伯声称，在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道路——清教主义——而出现的主要担纲者群体（Trägergruppe）的拥护者中间，情感性行动遭到了严重的压制。这一“禁欲新教”在很长一段时期都很有影响。韦伯认为，它的轮廓即使在工业时代的世俗化表现中也依稀可见。虽然方式不同，但《经济与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给出了有助于划定情感在各式社会环境中的强度和定位的分析。一个普遍的观点，即韦伯社会学仅关注理性行动而忽略情感性行动，必须被修正。《经济与社会》：四种行动类型、社会关系和卡里斯玛型支配
《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该书于1921年首次出版，原著共两卷。该书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韦伯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作了详细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分别又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图源：archive.org]
情感对于韦伯的重要性在《经济与社会》中体现得很明显。在这项研究中，他主要在三部分独立的讨论中关注情感性行动：在其“四种行动类型”的类型学中，在其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以及在其支配的类型学中。
四种行动类型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不论外显或内隐，不作为或容忍默认。“社会的”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1968: 4/1；译文有改动）
这个定义促使韦伯形成了其基础性的“四种社会行动类型”。对他而言，社会行动加以概念化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参考这四种有意义的行动类型之一：手段-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行动、价值理性（wertrational）行动、传统性（traditional）行动或情感性（affektuell）行动（见1968: 24-26/12-13）。在每个时代和每种文明中，这四种类型全都可以找到（1968: 399-400/245, 422-423/258；见Kalberg, 1994: S. 44-5）。如其所述，基于情感的行动是“通过行动者当下的情感和感觉状态所决定的行动”。它可以是“对于一种异常刺激的非控制的反应”。此外，“行动如果满足了那些直接报复、感官享受、挚爱、沉思的喜乐或者宣泄情感上紧张的需要，那它就是情感性行动”。（1968: 25/12）有了这一定义，韦伯在其社会学研究中确立了情感性行动的绝对重要性。不过，他还以两种更进一步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的。
社会关系
对韦伯来说，社会关系“就其有意义的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取向”（1968: 26/13）。这种关系的内容可以包罗广泛、各不相同，韦伯强调：它的内容或许差别很大：冲突、敌对、性爱、友谊、忠诚或市场的交换等。它也可以是对于协议的履行、规避或破坏；是经济上、性欲上或其他形式的“竞争”；或是身份的、民族的或阶级的共同体成员身份（假如它能导致社会行动的话）。（1968: 27/13；译文有改动）
因此韦伯认为，除了四种行动类型，社会关系还为情感性行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某种社会关系——共同体关系（vergemeinschaftete）——以一种特别稳固的方式做到了这点。这种关系是基于“参与者的能主观感受到的感觉（不论是情感性的还是传统性的），即他们属于彼此”（1968: 40/21；译文有改动：黑体字为原文所加）。韦伯举的例子包括“宗教上的兄弟情谊、性爱关系、个人忠诚关系、民族共同体、军队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1968: 41/22）。家庭尤其代表了这种关系类型。据他所说，“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类的特质，同时在某些程度上也视结合的特征而定”（1968: 41/22；黑体字为原文所加）。即便是在纯粹计算的商业关系中，诸如在零售商和顾客之间，情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滋生：每种超越了追求直接的共同目的的社会关系，若发生在长时段内和同一群人中，而且不是一开始便限定在技术上必不可少的活动范围之内，多少会出现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例如，像在相同的军事单位、相同的学校班级、相同的工厂或办公室这样的联合体中，总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尽管程度不同或者差别很大，但是（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1968: 41/22；译文有改动）
韦伯再次将情感性行动牢牢地锚定在他的理解社会学中。最后，当他开始研究支配的类型学时，他的做法如出一辙。
卡里斯玛型支配
就《经济与社会》和韦伯社会学普遍而言，支配的类型学居于核心地位。回望过去并横跨各大文明，韦伯确定了经常出现的三种支配类型。它们的正当性基础可以建立在：“理性的特征”（确信颁布的法令、规章或法律的正当性）或“传统的特征”（基于对日常生活习惯的信赖，及对悠久传统之神圣性的确信）或卡里斯玛的特征（基于那些受召唤之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基础行使权威）。（1968: 215/124；译文有改动）
此处引起（我们）直接关注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明显不同于传统型支配和“法理型”支配。它的特征是，一个群体对群体中特定之人的普遍信奉，这些特定的人被赋予非凡的特质、额外的权力和不同寻常的人格。在此种信奉的基础上，他们所发布的宣示和命令得到服从。有关卡里斯玛这种属性的例子，可见于宗教领域（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佛陀[the Buddha]、《旧约》先知[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s]和穆罕默德[Mohammad]）和世俗领域（列宁[Lenin]、希特勒[Hitler]、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不仅如此，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是这种支配类型的基础；事实上，这种情感纽带让这种关系变得异常强烈，并构成了“卡里斯玛共同体”的基础（1968: 215/124, 242-246/140-142, 1112-1148/654-680）。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是一位美国牧师、社会运动者、人权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也是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主张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争取非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成为美国进步主义的象征。[图源：wikipedia]
总而言之，这些韦伯主要分析性论著中的基本概念——情感性行动、社会关系与卡里斯玛型支配，为将情感（置入）其社会学中打下坚实而系统的基础。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情感在韦伯社会学中的概念定位的关注（不足）大大缩减了它们对韦伯的全部意义；它们在其比较历史研究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经济与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将情感的减少和边缘化与韦伯社会学中的核心主题联系在一起进行描绘的：城市的、工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现代西方的独特性，以及其奇特的发展道路。该主题有必要进行简要考察。我们先看看韦伯对工业的西方的一般描述，再转到他所分析的、西方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突出的因果性力量：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是与第一个主题有关的主要资料；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与第二个主题有关。资本主义的、城市的和工业的现代西方：情感的边缘化
韦伯认为，若干主要生活领域取得了独立的因果解释能力——或曰自主性(Eigengesetzlichkeit)，并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兴起达到了一个显著的程度。比起通常会发生在农业和封建社会中的诸领域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在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中，经济、支配和法律领域在更大程度上指涉“他们自身的”问题和两歧困境（见附录Ⅰ）。
明确的工业化始于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图为1860年时，德国伊尔默瑙的一家工厂。[图源：wikipedia]对韦伯而言，前工业时代中这些领域里的关系纳入了一种个人化的要素。例如在封建制支配中，农民熟识采邑的领主。不仅如此，双方的权利和责任都被封建契约具体规定下来，该契约尽管对权力有明显不对称的分配，但仍不可侵犯。如果统治者行使其权威的方式超出了公认的习俗和惯例设定的界线，农民就会直接反抗主人——诉诸由来已久的途径。事实上，由于这种关系的个人化特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情感纽带能够发展起来，并能够用以规制这种关系。类似地，尽管同样不对称，在封建经济中一种个人化要素也能够被经济关系显著地囊括其中。前工业的法律关系的特征也是如此。对高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详细审查，可以揭示出其独特的转型。韦伯认为，在经济、支配和法律领域，非个人化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市场法则决定了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解雇。无论是个人取得住房抵押还是生意申请银行贷款，决策都是参照“功能性”标准做出的。这里凸显出来的是信用报告、过往还款记录、预算费用和收入水平，而非人格化的关系或人格特质（1968: 346/205, 584-585/353, 635-640/382-385, 1186-1187/709）。韦伯认为，“这个工具化了的经济秩序是一个缺失了爱做根基的结构”。类似地，在法律领域，法官参照法律判例和（在某些国家中）宪法做出判决。案例必须“符合”司法规章，并严格与之“一致”。“不考虑人”的形式理性程序必须占上风（见1968: 852-855/492-493; 见第一章，第24-25页[英文页码]）。官僚组织也以一种极端非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操作。牢固的等级制、命令链、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和划定好的“位置”和“职务”，把责任和任务牢牢固定住。履职要根据特定的工作描述，而则要依照不偏不倚的标准。类似地，证书、考试成绩和规定程序决定着雇佣和晋升。公务员、“专家”和“管理人员”全都被置于这一饱含规则、规定和规章的社会环境之中。对人们——他们独一无二的品质、人格和情感——的评估已经不重要了：官僚制发展得越是完善，就越是“去人性化”(dehumanized [entmenschlicht])，就越是成功地在正式事务中消除了爱、恨和一切不可计算的、纯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情感的要素。这就是为资本主义肯定的特殊品性（1968: 975/563）。
韦伯认为，随着工业主义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兴起，支配、经济和法律领域循着这些路线经历了一次大规模转型。功能性的与联合性的（vergesellschaftete）关系和决策模式走到前列。在所造成的其他后果中，他强调这一变化意味着情感在这些领域中的普遍边缘化。在由巨型官僚制支配的工作场所中、在法庭上以及在工厂主、金融家和银行家的办公室里，情感关系被制度化的评估标准和一种“胜任工作”（get the job done）的精神气质排挤到一边了。对韦伯而言，结果很明显：同情和深厚感情，在支配、经济和法律领域被界定为功能障碍（dysfunctional），而只能在充满亲密友情和家庭温暖的私人领域强烈地搏动。遭此严重威胁时，情感遁入这处庇护所：无怪乎在今天······惟有在最小的圈子里，在私人与私人的关系间······才有某种东西······在搏动；换到以前的时代，这个东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扫过各大共同体，而将它们融结在一起的先知的狂热。（2005: 339）
韦伯对此种影响深远的转型所做的、全面的因果关系讨论涉及一系列模式化的行动取向、过去对现在的重大影响以及多种行动模式间的动态-遇合互动（见第四至六章）。它避免了涂尔干（不断增加的“道德密度”）和帕森斯（不断扩张的分化）的线性解释，以及马克思关注的重点——资产阶级的绝对权力以及它利用新技术深入剥削无产阶级的能力。尽管韦伯的多因果和多维度分析必然有待于更广泛的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归因于“深层文化”诸取向的主要作用。随着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清教主义（的发展），它们以纯粹的形式凝结起来。现在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他对这种禁欲新教以何种方式严格约束情感的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清教徒逃离（flight from）情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韦伯在该书中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图为此书最初德文版本的封面。[图源：wikipedia]
出现于17世纪的清教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群在英格兰以清教神学家著称的牧师和神学家对约翰·加尔文（公元1509-1564）的预定论教义进行修正的结果（2011: 158-179）。据此教义，全知全能、不可测知的《旧约》上帝，明确地永久定下了只有少数选民会得救（见2011: 115-117）。然而，尽管似乎已成定局，这个强烈的宗教时代里的虔诚信徒继续对下面这一强烈的、高于一切的问题寻求着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是得救之人吗？”现在，有了清教神学家系统阐发的修正教义的基础，信徒获得了希望。什么样的活动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如何强化或约束情感？劳动与追求利润和财富来到了清教徒生命的中心。信徒知道，上帝“命令所有人”有条不紊地工作。此外，为了荣耀上帝，短暂的一生必须参与到上帝的事业中去：建造一个正义而富足的世俗王国。要成就这一任务，定然只能通过按部就班的工作。不仅如此，清教神学家认为，坚持不懈的劳动有效地约束了卑下的冲动、生物性的嗜欲和原始的情感，以及信徒关于救赎问题挡不住的焦虑。因此，它有助于把思想和能量的焦点放在上帝及其诫命上面。然而，驯服欲望并不断工作是难以持续的。在这个宗教时代，少数成功做到的人把它们围绕工作组织其生命的能力，理解为必然是上帝的大能在他们里面的结果——而信徒也知道，这位庄严的神只对得到救赎“选民”施以援手。最后，那些致力于上帝王国的富足而获取财富的人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并非偶然：他们用这种方式赞美上帝荣耀的能力本身就构成了万能的神干预他们的确证（evidence [Beweis]）。而且他们相信，只有选民才以这种方式受到偏爱；记号（sign [Merkmal]）启示给他们了。韦伯称，财富和利润借此就进一步神圣化了；他们获得了一种“心理加成”（见2011: 158-179/163-206; 1968: 1198-1200/718）。这种社会心理动力导致了工作、利润和财富的重新定位：清教主义把所有这些置于生命的中心。不但如此，日常活动取得了一种严格的、有纪律的——有条不紊的——形式。如韦伯引用16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所说的那样，通过将其全部生命有系统地组织起来，信徒“变成了僧侣”——不过他们现在是入世生活而非身为出世禁欲者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2011: 132/120）。而这种对救赎全身心的追求，这种强烈聚焦于劳动、利润、财富和得到救赎确证的追求，认为情感毫无价值。的确，它们对于一切坚持不懈的为救赎而进行的奋斗来说，都是制造混乱和障碍的。虔诚的信徒相信，为了这一首要目标，严守纪律、努力约束情感性行动必须得到彻底践行。韦伯认为，由于以一种极端严格的方式面向任务、目标、持续的工作和财富，这种“新教伦理”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2005: 270）。它还对清教主义传之既久的世俗后裔——“资本主义精神”——有显著贡献。先是各教派、后由各教会所担纲，这种心态（frame of mind [Gesinnung]）在18、19世纪变得尤其广布，不仅仅在新英格兰。韦伯称，它有助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官僚制的兴起（2011: 158-179; 1968: 1200/719, 1209-1210/726）。确实，这种“精神”引发了一种完美适应现代工作场所节奏的人：“组织中冷漠的、就事论事的特征，对把个人精准地安排进群体所追求的工具性任务，起到了推动作用”（2005: 232/319）。韦伯认为，工业时代的各个外在方面（其官僚组织、形式理性的法律程序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内在特征（往往基于清教主义的种种价值）都与情感处于对立关系之中。而且他认为，所有高度官僚化了的社会不仅约束并边缘化了卡里斯玛领袖的影响，还严重缩减了为培养社会多元主义和群体忠诚不可或缺的、价值之间的竞争。一旦得以稳固，这些忠诚就唤起了对一项“事业”的情感认同。无论在哪里，韦伯认为只要社会缺乏这种动力，趋利的严格功利主义取向就会扩张到各个社会领域。接下来，一种以个体自身的利益和实用主义计算为核心的“实用理性主义”就形成并扩张了（见第一章，第24-25页[英文页码]）。没有了价值和情感，它就会变得无处不在。尽管做了这样的分析，韦伯也不能被归类为一位热切渴望回到纯真过去——那里在设想中是更人道更正义的，其中的关系既以人为本又情感深厚——的浪漫思想家，虽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相反，他对一个工业的、城市的和资本主义的现代，一个以非人格化的功能关系为特征的现代的矛盾心态，是足以得到证明的。韦伯敏锐地意识到，官僚制组织自身在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生活标准的基础上，取得了高水准的效率。不仅如此，他还为法律规则辩护，无论它执行起来多么形式化、非人格化，依然坚定不移。而尽管有其“机械基础”（2011: 177/204），但他声称，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还是会比社会主义有更大的可能性去促发社会多元主义和群体忠诚。社会主义创造出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大规模的官僚制（1968: 1399-1403/328-333）。韦伯在他生命最后十年所做的无数演讲中，都在不屈不挠地为这种开放性论证。为了面对——甚至推迟——对立于社会多元主义和基于情感关系的高度官僚化社会的发展，韦伯发觉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在可持续基础上培育强力领袖的制度。他相信，强大的议会能为卡里斯玛人物提供一个训练场。不同于公务员和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将植根于价值采取立场、作出决定；领导技巧在此过程中将进一步得到培养。此外韦伯认为，领袖对基于价值的伦理之清晰阐发将唤起“投身于一项事业的激情”。这样一来，价值就拥有了直面管理人员的形式理性和实用理性的生活样式——它普遍凸显在这个“现代制度化秩序”中——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下述广泛趋势将受到控制：谨慎的官员和公务员以形式程序和规章为取向，去扩大他们对政策问题的影响力。最后，无论何处，只要领袖在公共生活中代表基于价值的立场，个人责任——一种“责任伦理”——都将被唤醒。由此，事业将会进一步得到辩护，忠诚得以形成，情感认同得以强化。韦伯断定，政治不只是基于利益和计算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还必定会卷入这一充满激情的“价值斗争”之中（1946a; 1968: 1381-1462/307-406）。他坚称，生活样式的实用理性模式和面向价值和情感性行动的行动取向之间的对峙，必将变成长期的、有节制的冲突。照此方式，被引向价值组合的积极公民将会逐渐兴起。在适当的时候，公民就会从“像羊群一样被带领”的被动趋势中摆脱出来（1978: 282-264）。韦伯提供的分析承认宏观社会发展对于“情感的命运”的重要性是常态化的，这在社会学家中是少有的。他称，由于某种“内在和外在”的形态结构，情感愈益缩减并边缘化，而要它们再度复兴和发展，则是另一些“内在和外在”的型构发生的结果。*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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