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博格 | 世界观对过去与现在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论一个被忽视的社会学概念

斯蒂芬•卡尔博格（Stephan Kalberg，1945 - ），韦伯研究专家，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德国研究小组共同负责人。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外他还写有 The Social Thought of Max Weber 等许多韦伯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他是继T.帕森斯将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之后的第二个英文译本的译者（2002年）。[图源：bu.edu]

直至今日，禁欲新教各教派和教会，对美国的政治文化所施加的影响，仍举足轻重。美国政治图景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追根溯源，都和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传统本身，以及教堂会众本身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有关。

在同时代的德国学者那里，唯独马克斯·韦伯勘察出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运行轨迹（见2005：277-289；1968：1204-1210）。他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教派精神”对政治文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之上。我们简要地总结一下他为此做出的独特的分析。他首先指出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美国独特的共同体模式的根基在于新教教派和教会，“政治伦理行动”“落在”民社团根基上的方式也深受禁欲新教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会指出这些关键要素在当代的呈现。本研究关注如下三个方面：政府官员候选人身上突出的“道德品性”，一种“能行”的姿态，以及美国普遍流行的地方风格。

美国政治文化的根基Ⅰ：禁欲新教教派、禁欲新教教会和公民社团基础上的共同体

韦伯认为，美国政治文化中所内含的共同体意识，以一种独特方式被建立和体现。在欧洲，国家发挥了中心作用，而在美国，由众多的公民社团保证了美国的团结一致。托克维尔认为，这些无处不在的社团起源于美国社会的平等主义、自由、自由的体制，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政治生活中独一无二的“结合的渴求”，以及一种“公共精神”，韦伯认为它们起源于18世纪早期的禁欲宗派和教会（见Tocqueille，1945，Vol.2：99-113，123-5；vol.1：252；Weber，2005：277-290；Kalberg，1997：209-216）。

在国家和个体“中间”，这些早期的信徒将他们的虔诚深入甚至“细致”地投入到“宗教生活”中。信众一起工作去实现他们在尘世的追求：建立丰裕的“神国”，用它的财富和正义去坚定地赞美上帝的荣耀和伟大。韦伯认为，在这些禁欲苦行的信众身上，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持守虔诚的信仰，并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这些宗教价值，这些行动本身就推动了独立的信众共同体的建立。换言之，如要完成神所交付的大使命，共同的协作和努力是必须的——因而，宗教上的笃信指向了“共同体服务”。因此，共同的目标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信众之间形成一种很重要的连结。这些紧密编织起来的信众，如果他们需要搬家的话，只需从他们家乡的牧师那里取得一张证明，即可加入一个新的教派和教会——至少能够获得新会众和新邻居的完全信任，进而带来了更多的互动（Weber，1968：1206；2005：111-119，277-289）。

韦伯坚持认为，这种强大的“塑造共同体能量”，源于禁欲新教宗派和教会。此外，这种“教派精神”已浸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韦伯声称，难以计数的排他性（exclusive）组织充满了早期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当中，民众不再是无连结个体组成的“沙堆”（Sandhaufen），正是这些排他性组织引入了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塑造共同体的模式（Weber，1968：1204-1207；2011：212-218；2005：277-289）。

19世纪的世俗化进程，并未带来这些宗派和教会的式微，相反它们为公民社团的建立和扩散创造了条件。基于排他性的投票过程，这些群体——韦伯指的是里昂（Lyons）、罗德（Rotary）和吉瓦尼斯（Kiwanis）商人俱乐部，以及其他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如今以世俗的形式，维持了有关个人行为和社区服务的高标准。此外，如在宗派中一样，成员彼此之间相互监督和惩戒。

数代之前的虔敬的信众，背负着强大的重担，以自我监视和“自我提防”的方式，过一种与神的使命相符的体系化的生活，而19世纪公民社团的成员，严格组织他们的活动，以符合如今广泛散布在社区生活中的宗教遗产所确立的准则。“得体的举止”和“受人尊敬的风度”，继续形塑着他们真实的、得体的、可信的、道德的外在标志（见Weber，2005：277-290；2011：209-226）。因此，如今这种准宗教的价值在指导塑造共同体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早期严肃的道德要求仍在持续，如今通过学校和近邻社区等常规的方式继续教化。超越了私人领域的整合价值，以“社区服务”和“公民伦理”的形式继续存在，这点和19世纪欧洲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均不同。

韦伯强调，美国的公民社团，就它们所体现的准宗派气质来说，具有强大的力量使它的成员适应于一套价值体系。这些组织所发起的道德行为，以及在工作和政治等公共领域中表现出的“规范”行为，都受益于禁欲新教的遗产。事实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比家庭和国家法律更为深远。换言之，是这些约束性价值，而非利益（经济的或其他）、传统或情绪，指导了相关领域的行为——事实上甚至包括商人、买卖人和手工艺人的以赚钱为取向的行为（Weber，2011：211-213）。

总而言之，宗派和教会的遗产为美国社会公民社团的生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行动语境。韦伯认为，这种独特的共同体形成模式，最初源于宗派精神和它的遗产，并持续不断地带来长期的影响。

美国政治文化的根基Ⅱ：政治伦理行动的位置和共同体建设的加固

“政治伦理”行动在美国的生根，鲜明地体现在位于分散的个人和国家中间的公民团体身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些“生根”的遗产在当今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依然十分明显。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并壮大的？还要归因于早期的美国宗教传统。

在日常的琐碎事务中，虔诚的禁欲新教徒深切地感觉到有必要严格遵守上帝戒律，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尘世天国的创造，为了上帝的荣耀。此外，所有人都抱有对“被救赎”的渴望，如今这种渴望被放置在单个的信徒手中，这就要求他们更要依靠自己。神和信众之间的中介——牧师——所提供的帮助则不再必要，告解的环节也被弃除。此外，所有的教会和教派成员全面地监视着信众的行为。所有的道德过失都要被避免（2011：119-20，224-6；2005：284）。

强有力的心理动机被附加到了伦理行为之上（至少表面上是）。禁欲新教徒当中真正的虔信者，因他们以明确的普世主义和公正原则对待他人，也会被承认，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通过灵魂而与神相通，因此也会被坦诚相待，受到尊重。在韦伯看来，教派尤其显示出了承载宗教价值的巨大能力，通过这种行动，催生了信徒之间的某种行为模式。他认为，教派正是具备了这种力量，才和僧侣的秩序相抗衡（2011：220-224）。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信徒们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动能，这一方面是教会有能力监控并惩戒信徒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被赋予了宗教意义。譬如，一个人的举止“得体而受人敬重”，表明神赋予了他能量——而神只会在被救赎的人那里才现身。因此，虔敬信徒的行为内外皆受审视，他们就被迫一直行正义之举：难以避免的任何过失，也会被视为一种“失去恩宠”，而非一种随机、可原谅的失误。并且，韦伯强调说，考虑到宗派是“纯粹”信仰者的排外组织，此一组织为捍卫自己的良好名誉，因此任何“坏品行”的暴露都会立刻导致被除名（2011：218-225）。因此，“自控”就变得是一种绝对要求——也即，经常通过那些真挚、虔敬、被预定的少数成员身上所应表现出的伦理行为来检视自身；任何偏离都意味着个人的信仰和整个社会的堕落。这种形塑伦理行为的方式，和教会颁布的权威教条不同，它不显眼，但却更细致而有力（见2005：284；2011：223-225；1968：1206）。如此，禁欲新教作为一种社会承载工具，一系列伦理价值于是渗入到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工具计算关系当中——并进而改变它们。公民的甚至商业的取向，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随着禁欲新教逐渐失去了它对美国人的掌控，这些信众所奉为圭臬的这些伦理价值也开始式微。尽管如此，它们还是经由家庭、近邻、公民社团而传递下去，或者通过普遍正义、公平竞争、社会信任、机会均等这些世俗观念而留存。换言之，它们摇身变成“公共理念”——尽管在日常经验中总被误用和违犯。这些“市民伦理”一直为伦理行动影响经济和政治关系增添着希望，并继续鼓励公民去践行这些价值——有时会导致坚定的行为——为了这些伦理的实现。尽管如今的表现程度已大不如前，然而在当今它们还是可见的。

公民理念的突显意味着这样一种结果：随着美国政治文化更强调个人自由和政府有限管理，此时伦理行动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定位——也即，既不同于以往私人领域的定位，也和世俗权威及国家完全分离（见Weber，2005：277-289）。换言之，曾给美国政治文化带来不可估量影响的伦理行动，如今以难以计数的公民社团的形式，散布到美国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竞技场当中。“政治伦理”理念，接下来有时以更为广泛的形式，不断对所有纯功利主义和利益取向的活动提出挑战。有时，公民价值会扩散到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带来改变，因而强化了美国特色的共同体塑造方式。国家和法律的作用只得退居第二与第三位。

哈佛大学的环保组织在Divest Tulane的影响下发起占领学校办公大楼的活动。[图源：sohu.com]

教派和教会遗产是如何历经考验，在当今的美国政治文化中仍占据一席之地的？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在美国政治图景的根基之上，还有三项主要内容在当代的表现十分明显：政府官员候选人身上突出的“道德品性”和一种“能行”的姿态，以及美国普遍流行的地方风格。

宗派遗产的当代表现Ⅰ：美国选举中的“道德品性”和“能行”的姿态

值得留意的是，直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文化奠基于政治伦理行为之上的这种情况的影响仍然是可见的。教派精神所带来的影响，表现在“道德品性”的突显以及“能行”的姿态。

“道德品性”的突显

新教教派和教会的禁欲主义，强烈地影响了政治竞技场当中的个人行为。如上文所提到的，18世纪虔敬的信众相信全能全知、会愤怒的神会审判人类的全部行为；偏离正义之路的任何犯罪会被信众立马记载下来并加以惩戒。因此，苛刻而“正直的”举止被赋予了“心理回报”（韦伯），人所有的举动既受到内在的（对神所确立标准的认知）也受到外在的（宗教共同体严密的观察）的监视。尽管严苛的宗教戒律一直在指导信众的整体生活，然而——这种禁欲主义——在19世纪有所缓和，但它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仍持续存在。即使不再受真挚信仰和紧密信众的监视，“令人敬重的举止”仍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得体举止的标准（1968：1205；2011：158-179；2005：277-289）。

这种禁欲举止的遗留甚至今日也能找到，只是表现得更为温和而世俗。对于那些想要领导所在的共同体的一批人，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他们的品性来说，必须展示出“受人敬重”的一面。行为举止是道德上严格、诚实和可信的外在表现，人们认为，这种行为能够证明他具有一种能力——一贯地践行坚定的价值的能力。甚至今日也会把行为的一惯性，看做是道德的表示。目标明确、过程清晰等同于直接坦率的做决定，正如坦然得面对神，坦荡地处理人际关系一样。当然，不仅受人敬重的举止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道德品性；规律地参加教会活动，践行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同样的效果。必须表现出模范的生活样态。

图为Donald Trump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虽然美国宪法并无明确要求总统宣誓一定要手按《圣经》，但因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启手按《圣经》宣誓的先河，且迄今为止美国历任总统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手按圣经宣誓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图源：Wikipedia]

禁欲新教的这些遗留元素——坚守价值和标准，长期一贯的延续，“良善的道德品性”以及正直诚实等——在美国的政治选举中有鲜明地体现。在某些情形下，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于国际（伊拉克战争）和国内（经济）事务，另一方面大于专家和专业知识、国际经验和知识以及对政策细节的把控。禁欲新教教会和教派长期的历史渗透，经由公民社团的传递，在当今美国的政治竞技场仍带来明显的影响。

解决问题：“能行”的姿态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禁欲新教教会和教派的成员背负一明确的任务：创造是为了赞美神的威严、正义和所赐予的富足之地。根据神的诫命，要建立大批公正而富足的共同体。此外，那些在商业事务上顺风顺水的人，不只将这份“好运气”归为他们的勤奋，更认为是全知全能的神赋予了他能力与机缘——神恩待他的信徒（1968：573；2011：158-179）。并且神只愿帮助他所拣选的人。商业和职业上的失败也常发生，但虔敬的信徒必要“拽着鞋带把自己从泥潭中救出来”，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做新的努力。

掌握世界（Weltbeherrschung）的个人主义由此而结晶成形。禁欲的新教徒在此世兢兢业业，以完成神的使命，此外，由于要致力于建造神的“山上之城”，以及在心理上对自我被救赎的确信，他们会不畏任何外在的困难挑战其选择的使命。在虔敬信徒那里，问题和困难只是神的“挑战”，以此来试探他们的信仰和奉献是否为真。该做之事就是能做之事。若“能行”的个人确实难以克服困难，继续向前，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主动以团队的力量来克服这大困难完成使命。

个人身上这种解决困难不屈不挠的乐观态度，在19世纪逐渐失去了它的宗教意义——它神圣化的一面。禁欲新教徒围绕任务、工作、竞争、利润而组织自己的生活，韦伯认为，这自然产生了一种生活的秩序性。然而，重要问题退居幕后，诸如“我是否是被救赎的一员”，让位于世俗的关注，即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偏执地不愿承认问题的复杂性，执着于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然而，这种掌控欲的满足，有可能只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有可能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或者要提高技能、管理和技术。当面临的是共同体整体的问题时，这时就需要公民社团的介入；身体力行的团队、团体和组织会勇于面对这些问题。“全身心地去做，你就能做到；你本身就很强大——做出你自己。”个人对现实的认知也会被重塑以契合于这套宏伟的价值和理念。

因此，那些在政治文化中所集中体现的一些特征，历史上受到禁欲新教的强烈影响。事实上，不管这些教派和教会的影响势力影响到哪，但他们都倾向于“过分夸大”克服困难的能力。同样，他们对问题难度低估的倾向也十分相似。参与政治选举的候选人也倾向于如此行事，对结果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并致力于解决问题。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参照和价值观指导下，候选人的这种倾向“实际”而“值得信赖”——大众也倾心那些大声疾呼成功并经由实用的途径和不懈的努力而做到的人。长久地担忧可能出现的挫折，以及描述可能碰到的困难和挫败的剧情，在政治候选人那里都要避开。尽管付诸极大的努力，手头的任务——比如取得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仍遇到很大的挑战时，也要一如既往地坚韧，本着坚定的决心。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这些品性确实发挥出来的话，肯定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候选人和政治官员作为个人，也意识到这种“能行”的态度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独一无二的东西。禁欲新教的后续影响在美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继续存在：美国普遍流行的地方风格就是其一。

教派遗产的当代表现Ⅱ：美国独特的地方主义

想要通过工作来做出个人成就、有条不紊地克服困难，“实现自我”，均是禁欲新教所带来的遗产。强烈的专注，坚持锁定目标，系统地组织生活，均是虔诚信徒身上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看来，“活动”和成就才是值得系统追求之事；散漫的生活不管在神眼中还是在个人救赎方面都无助益（2011：160）。

欧洲的游客200年来总是发出“美国人勤恳”这样的评价。很多游客会疑惑为何美国日常生活的巨大动力并未带来社会混乱。然而，这份能量，它既激发了“机会之地”的信条，和国民财富的大量积累，而且部分塑造了一种广泛流行的地方主义：紧张的生活将它的民众深深嵌在坚实的控制当中。

纽约，美国的经济中心[图源：Wikipedia]

禁欲的新教徒把他的活动和目标定在支配一切的确信之上——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有计划的安排和生活的导引，掌控他自己的命运——这就使得他们对于美国边界之外的人产生了“他者”的意识，并在他们之间竖起了篱笆。因此，尽管美国的地方主义缺乏知识和国际经验，却在无所不包的美国日常生活和自我维持的基础上得以确立。美国人对工作十分投入，这经常成为他们真诚献身的源头。事实上，一个人的工作是他人生意义的基石，对中上阶层的人来说，对职业的投入把对家庭、友情和娱乐的关注驱逐到边边角角。

锚定任务，并在不断丰富自身的基础上“勇往直前”，这种地方主义讽刺性被这样一条经常听到的格言所加强：“我们本质上如此相像”。这种无所不包的精神气质背后的文化根源，还是在禁欲新教的普遍主义这里——信众严格践行教义“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而非来自美国政治遗产，因为它所指向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普遍主义；即，确信世界各地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通常认为，这种支配一切的相似性的道理，如果反对他的那些人——比如，独裁主义者和分裂分子——被驱逐的话，将很快变得再浅显不过。那么，被认为紧随其后发生的，自然是各地人民热烈地追求守卫个人权利和推动人身自由的民主自治政府。任何想要深入了解其他国家文化和历史的尝试，都会被忽视。

因此，美国地方主义的来源，既不以高程度的自我取向，或者低程度对其他文化的知识为基础，也非建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上，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有关种族、人种、民族和宗教优势的教义。相反，出乎意料地，这种源自新教的明确的、普遍的理念构成了它的主要成分。这种结合——美国人沉浸在自给自足式的快节奏和无所不包的日常生活中，这阻碍了他们对其他社会与生活方式如何构建的认识，他们还确信美国基本价值观的全球扩张恰是服务于人们的渴望并代表了全球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教与美国文化的这种结合，有力地将“美国式生活”和“传教理想”推出国门。与此同时，任何对于美国之外广大国家现时复杂困境的理解被排除在了任务之外，因为对解决问题“能行”的乐观态度深深扎根于禁欲新教的遗产中。（见Karlberg，1991，2003；Lipst，1979，1996）。

简而言之，本研究主要关注禁欲新教遗产对美国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至今它仍在继续。就美国本土来说，这份宗教遗产仍在划定明确的界限。

禁欲新教教派和教会，对美国政治文化独特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轨迹，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普遍信仰上帝、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如今和公民社团活动相互影响，并再度复兴了它们。由于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世俗化程度更轻，美国政治文化中原初的宗教成分——通过无数的公民社团——至今仍能与政治文化的现代形式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仍葆活力的教派遗产，以广泛的、准宗教的公民社团的形式，继续发挥着影响。

美国政治文化在根本上是独特的，它和其他诸如法国、意大利、瑞典、荷兰的典型的政治文化很不相同。同样，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也应避免将本国政治文化中与众不同的预设强加在其他政治文化身上。

*本文节选自斯蒂芬·卡尔博格《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今探》第十章“禁欲新教的遗产和美国人的独特性：美国的政治文化”，张翼飞、殷亚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封面图为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约1604-1690）向印第安人传教。[图源：historytoday.com]

〇编辑：盆栽  〇排版：长木

〇审核：兰也 / 一叶

鸣谢
专题策划人：新阳（社会学在读博士生）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