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

张医生与王医生

作者：伊险峰、杨樱

译者：金芳旭

出版时间：2021.10

出版方：新经典 | 文汇出版社

伊险峰（左图），媒体人。出生于辽宁海丰张，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2008年创办《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创办“好奇心日报”，也写东西。

杨樱（右图），媒体人。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内容提要

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摆脱了掉队的命运，实现了阶层跃升。可是，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们的人生，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并审视二人知识、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我们将会厘清，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

这本书的特别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为线索，呈现了过去三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即促使人们精神腐败的社会因素。

目录

序言  “社会”与沈阳人的精神世界  李海鹏

第一部分   20世纪

第一章    我们的主角

第二章    走进奉天

第三章    张家

第四章    王家

第二部分   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一

第五章    王医生的高光时刻

第六章    张医生的门诊

第三部分   工人阶级子弟的成长

第七章    “我们”和“他们”

第八章    “社会”与奖学金男孩

第九章    男性气概和它的消逝 

第四部分   家庭

第十章    父亲的角色

第十一章   母亲的社会

第五部分   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二

第十二章   王医生抓住了机会

第十三章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座坟墓”

第六部分   社会人

第十四章   “熟人社会”

第十五章   社会里的成功男人

第七部分   张医生与王医生之三

第十六章   王医生的房子

第十七章   张医生的爱情

第八部分   知识，尊严和自我

第十八章   缺失的人文

第十九章   王医生重入社会
第二十章   不能独自进晚餐

说明及感谢

节选

第七章 “我们”和“他们”

王平的奇耻大辱

1982年秋天。开学有几个月了，大家也都熟悉起来，三三两两找到自己的玩伴。开始是同桌或者小学同学，接下来的玩伴多种多样， 玩得开心的或者更有话说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初一四班的付同学在周恩来雕像下与两个同学聊天玩闹，顺着周恩来端起的右手方向，他看到了山里红。

山里红是山楂的变种，比山楂树高大，野生的多，据说可达六米。秋天九十月份结红果，果实有人认为更宜吃，有人认为不如山楂。但不管是哪一种，都酸，观赏大于食用。

那山里红没有什么味道，两个同学也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付同学回到教室，等下午的课。

下午上课前，王老师叫出付同学，问他是不是偷吃了学校的山里红。付同学承认了。王老师在班级里公布了这一违纪事件，据称，付同学做了深刻检查。然后，王老师重申了爱护公物的纪律。

付同学现在是商业成功人士，全球数一数二的人力咨询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说起旧事，付同学觉得王老师基础教育完成于“文革”，喜“大鸣大放”，不像现在讲教育心理学。好在事件不大，也没有太多疾风暴雨。

三十六年之后。

在微信“六中初一四”这个三十五人的群里——这个班最多的时候有七十多人，相当于只有一半的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人说话，偶尔有几个爱说话的同学发些励志鸡汤，有几个爱点赞的同学发些中老年热情闪烁的表情，没有做微商的，也过了晒娃拼富的年龄，还没有混到养生的地步，张罗聚会之类的也少有。总之，这个群没有什么波澜，直到 2018年7月1日。

那天，一位同学参加党庆活动，来到六中缅怀先贤，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群里。群里突然开始怀旧。有人回忆起山里红树，枝繁叶茂， 还有人被老师抓住了。

“举报的应该是王平同学，追求进步嘛。”付同学说。隔了两分钟，他组织好了语言：

感谢这次举报带来的伤害，我理解了某些人为了获得利益会牺牲战友和同学。当时上午我与王平、张强在一起聊天，顺手摘了山楂。下午就被老师要求写检查。之后我与这两位同学都渐行渐远了。那个年代“文革”结束没几年，互相举报邀功也是常态， 乃至后来我上公安大学，也看到很多同学为了攀附，而丧失人格。

事后他说，摘山里红的时候王平在旁边，张强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所以他一直怀疑是王平举报的。

王平迅速回应——以后来我对他手机输入能力的了解，响应速度可能达到了最高等级：

申明一点，这种小人之事王平从来没有干过，也永远不会干， 从来如此。

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一种是自大狂，另一种可能是情绪激烈——几近于拍胸脯。王平属于后者。

未几，付同学继续直抒胸臆：

今天在这里说这些，也是对少年时代的困惑有一个交代。后来我离开公安部，应该也是因为看不惯这些事情。从商二三十年， 从未做过类似事情，就是有当年的体验。

80年代戛然而止、苏东相继巨变、中国重入改革语境——多种原因作用之下，诸多体制内精英人士进入商界，世人称为“九三派”。付同学毕业于1992年，正逢此时，也算顺势而为。理想青年当年更有广阔天地做大事的雄心壮志，不以稳定犬儒为追求目标，体制内公务员不像如今炙手可热。付同学是初一四班公认有个性之人。王新宇—— 六中初一四班当年的班长，高中时与王平和张晓刚两位主角继续同班、继续做他们的班长——回头看这位付同学，觉得他的选择相当不凡。

但即便如此不凡，把这缘由记在王平身上，王平当然不能容忍， 遂继续申明自己的态度：

我凭自己本事吃饭，那些偷鸡摸狗之事，从来不曾染指，也是当年没被保送原因之一吧。虽吃过大亏，但依然保持至今，宁折勿弯。时至今日依然靠技术吃饭，坦坦荡荡。

微信群里，大家观望之后，纷纷跑出来和稀泥。付同学继续希望举报者能把少年事做个了断，王平则回忆起曾经请付同学帮忙买火车票的往事：“至今心存感激，不知道您心里还有这些隔膜。您还是比我虚伪些，依我的性格，对谁有意见的话，我可能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 最后总结陈词也掷地有声：“我解释到此为止，信不信由你们吧。”

私下里，有同学暗笑：这一班都是神经病吧，过了三十多年居然还在拷问灵魂。

一番争执以班长王新宇高屋建瓴的总结做了尾声：

经历就是成长，经历多了就成熟了！回忆也是美好的！我们初中同学大部分也都是高中同学，下周高中同学就要聚会了，举杯释然！同学友谊常在！

我和王平多次探讨这个问题。王平每一次都情绪激烈，每一次都要用相当书面的语气自况：“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怀疑我是一个告密者，对我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你才是积极分子

远离官方，主动或者被动，这是王平为自己贴的一个重要标签。

“从小到大，最冤枉就在这儿，我要会沟通，会打小报告，我就不是今天这样了。”王平自动把“会沟通”与“会打小报告”画上等号，在他的认知体系里，这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替代。“初中高中大学，我为啥不是班干部？我把这个当人格缺陷。”王平点评当年自己。

“我没感觉到我有存在感，影响力。那个时候我啥也不懂，不会观察别人，不会看。高中也差不多，跟老师走得不远不近。这个距离保持着。他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批评你。”

在日本馆子里，王平试图完整地把这个逻辑展现出来。

我的同学中，肯定有一个人做了告密者，我没办法判断王平是不是那个人，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王平对这种告密行为确实持否定的态度。

我们在他的申明中会看到这样一些特征：

——告密是“小人之事”，这是一个基础判断；

——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靠告密这种龌龊行为混社会，解决生存之道，而我是有一技之长的人；

——我是一个宁可吃亏、宁折不弯的人，那些偷鸡摸狗的机会主义者才会趁着这个机会表现自己，试图占些便宜；

——告密确实能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带来收益，但我不屑为之。我要是同流合污，早就飞黄腾达了。

“好大夫”年度大会的颁奖和互联网时代新医生的身份，为王平的风骨作了技术意义上的脚注。但在此之前，他也对来自官方的奖赏不以为然。就像平时他不怎么说科主任是领导，即使他对其素质、运筹帷幄的大局观钦佩有加。在评价与主任的关系的时候，他更强调一种江湖道义，以及对大哥的服膺。这是王平自觉很“社会”的那一面。

在很长时间里，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把江湖气当成沈阳文化的一个特点，视为前现代社会的遗存——一种来自民间的、与“庙堂”相对应的体系。这个人“想当官”“想往上爬”，必然与民间的小团体产生矛盾，他可能是一个潜在告密者，是一个未来要管理“我们”的人， 他与“我们”不是一伙的。

这是工人社会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并非单纯来自于沈阳或者东北的文化。工人群体对于自己小团体的忠诚大于对管理者、对机构的忠诚。美国工厂中有一种人被称为“卖命干活的人”（rate-buster），这些人更愿意从工厂和资本角度去考虑问题，通常被工人小团体所孤立和敌视，受到“集体压力”（注：安德鲁·G.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1988年版。[图源：ucpress.edu]

在中国的工厂社会中，“积极分子”与“卖命干活的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也不尽相同。因为“单位”所有制，国营工厂对资源拥有更强大的支配权，单位在个人生活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一个在单位中“吃得开”的人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欧美工人团体中一个表现积极的“异类”。魏昂德在70年代末对天津一所工厂的工人访谈中， 一位工人强调：“积极分子有各种各样的，他们与普通工人的关系也彼此有差别。最招人痛恨的是那些同领导拉关系的人。用这种方式从领导那里得好处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工作好得了提升， 大家便愿意接受。不过大家还是不喜欢那些想当官的积极分子。”

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稀缺性如此显著，但凡一点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差异，也会被放大为重大差别。一个工厂或单位里的“积极分子”遭遇的羡慕、嫉妒和鄙视，也会因之被放大。

王平医生在2018年7月1日受到的怀疑让他如此不安，是因为这是对底线的挑战。这个底线是整个社会对“正派人”的要求、对“坏人”“小人”的定义……挑战这个底线就是挑战工人群体里社会角色的定位。

一个“正派人”，就是要对权威或者机构保持一种距离，因为，一旦表现出特别“上心”的感觉，可能就意味着你是个“积极”靠拢权威的角色。在这个文化当中，“积极”与“假积极”的区分并不明显，甚至不屑于做出区分，一个正派人应该保持洁身自好。所以当付同学 “打小报告”的指责突然而至，那就值得王平为它赌咒发誓。

我是在了解王平与女儿相处的过程中，才一点一点梳理出他的这种思维特色的。我们第一次见面说起他的女儿王子琪，得到的信息包括：青春期，偶尔跟妈妈吵架；当时正准备中考，目标是直升育才；经常指责王平思想落后。

王平太太李丽也表示出对女儿的不理解。在他们的完美计划中， 王子琪应该出国完成学业，但女儿很快将这个计划归结为父母“落后” 的表现：“中国这么好，你们为什么总要我出国呢？”她着急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俩怎么讲一些事情，不行， 不能说中国不好。网上有一些小文章，说美国其实不好，然后她就可信了。我说这写得比较片面，你长大就明白了。她不行，就不对，现在还是这样。这个不能争。最后就不说了。”

不说归不说，王平继续他的不理解。在聊过多次之后，王平的态度大体如下：他对国家没有反感。与很多这个年龄的人一样，他保守而且听话，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分辨能力，不想对这事表现得过分上心， 也不大在意分析事情的能力，你要跟他较起真来，他可能还要表现出犬儒的那一面。他不理解的是王子琪为什么这么“劲儿劲儿的”。

 “劲儿劲儿的”应该是沈阳或者北方方言的一个词，一般来说，会用于表达特别有劲地去做一些本来没有劲的事，不在常人理解范围之内：（1）又不是他自己的事；（2）又不是赢房子赢地；（3）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联系到前面我们说的积极分子的表现，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王平的疑问在于这种基于工人社会背景的解构主义：在遇到“大” 的东西时，采取解构的态度，解构神圣高尚和假装神圣假装高尚的东西，指出其虚弱的一面，让人看到其虚弱的本质——有的时候确实如此。

而且还有一点可能特别要强调，就是王平医生这一代人在受教育之时，恰好“文革”刚刚结束，革命式教育，或者说假大空式意识形态教育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但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基本上还在既有框架里持续，所以教育者本人也会对自己所教授的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这种潜于其中的“不必当真”的判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教育者，就是王平这一代人。它有很强的玩世不恭的风格。前面说到对积极分子的态度、解构各种庄严和“大”的家伙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态度在里面。

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生观：保持距离。与积极分子保持距离，与当官的保持距离，你是普通人，普通人应该有普通人的操守。与之相反的，是错误的价值观：他们喜欢“舔”领导，他们是“假积极”—— 在沈阳的民间语境里这样的词还有很多，这些人在假装自己要求进步， 以获得更好的站位，获得更多的人生收益，最后演变为机会主义，成为不择手段攫取自身利益之一种。在王平那里，这实际上是一种庸俗。

王平在用自己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庸俗。

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人生观，到最后，其巅峰表现就是明确表示“我上初中也是入团最晚的”，更没有入党。他要保持距离。

“假积极”“要求进步”“与老师和权威走得太近”“像一个积极分子”“舔”“喜欢跟‘大’的概念和存在混在一起”……王平习惯于把各种概念之间画上等号。毫无疑问，正是因此，他才会担忧地看着王子琪：“我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矛盾的另一面——王子琪，与我们想的可能也不完全一样。她“劲儿劲儿的”热情，与王平理解的当年工人群体文化还占主体的“假积极”当然不是一回事。王子琪已经远离工人群体那种粗犷的文化， 在价值上的取向与她现在受到的单一价值观教育有关。王子琪还有不 一样的地方。

与她的父亲不理解她“劲儿劲儿的”一样，她也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庸俗——对，同样是庸俗。只是在王子琪那里，父辈的庸俗更具体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很“社会”的那些东西。

在王平和李丽的世界里，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沟通能力和社会处世能力不如人，磕磕绊绊，远谈不上人生赢家，唯有靠手艺吃饭才能让自己保持尊严和竞争力。与此同时，与他们当年从父辈那里习得的人生经验一样，他们要告诉给王子琪的，一是远离社会，不要过早被社会污染；二是社会险恶，社会复杂，你抢我夺，没有公平公正可言。而他们所能给予女儿的，看起来就是能保护多久就保护多久，能保护到什么程度就奔着最高级去。

王子琪的不理解其实只有一个：你们为什么总是把社会想得这么坏？她认为，这种想法可以被标记为“上一代人”的庸俗。

双方都在反对庸俗。波希米亚派觉得，反对庸俗就是反对社会钻营，要凭本事吃饭。新一代的年轻人认为，反对庸俗就是反对“社会一片阴暗”的偏见，相信世界光明，父母爱我，每个人心想事成，社会和谐而伟大。

父辈与儿女一辈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不是弗洛伊德信口开河的说法——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当中应该确实存在。但可能也只是在目睹王平与王子琪这对父女的冲突之后，我才明白另一个道理：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庸俗与不庸俗的对抗， 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凡而对方存在庸俗的嫌疑。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反面其实未必是通常理解的自由派，可能只是父辈的庸俗。

回到王平的山里红事件。为什么是“奇耻大辱”？与担忧女儿一样，王平担忧自己被划到“他们”的界限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得了“先进工作者”本身可能还挺高兴的，但其中来自官僚体系的认可，有损他淡泊名利的形象，与他多年培育的“自我”形象——那个受尊重的、有尊严的、来自于民间的“我们”的形象——背道而驰。这是一件让人恐惧的事。

“我们”是谁？凭本事吃饭，有一技之长，光明磊落，从不偷鸡摸狗的工人阶级光辉形象。“我们”是在野的力量，不会与“他们”为伍。

2018年7月1日，张晓刚在微信群里开解他的要好朋友王平：

山楂的事我都不知道，年纪小被老师收拾，确实不容易忘， 那时候都小，没啥原则上的事。大学还专门有匿名学生量化小组记录自己同学的鸡毛蒜皮违纪事，现在谈起来，都当笑话听了， 都奔五了，根本不算事。相信现在体制内的同学也能遇见各种更甚的奇葩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存之道，不能强求别人，太较真了没必要。

后来王平夹枪带棒地指责付同学的虚伪时，张晓刚又说：“不是比你虚伪，是比你成熟。”

不成熟的、较真的、工人阶级传承中的王平视张晓刚的批评为一种赞美。只有那些社会上的人才是成熟的：积极分子、告密者、单位里与你打呵呵的、官僚、官僚的跟屁虫、喜欢玩弄形式主义的——那些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用嘴皮子和动心眼子的人；警察、税务、城管、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霸凌者——那些以为可以借身后的庞大机构来霸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人；可能还有生意人、南方人、各种中介——那些以为自己脑袋很好使，可以去算计别人的人……他们组成庞大的社会，王平医生、张晓刚医生，这些曾经的“奖学金男孩”，这些孤傲的认为自己凭本事吃饭、不同流合污的不合时宜的人，挣扎其中，经年不止。

在经典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者眼中，这个另外的人群被称为“他们”。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中表明，“他们”与代表工人群体的“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存在。这个世界就其本质来说，是“他们”的世界。

一般而言，看待“他们”，就像看待警察一样，基本的态度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不信任；与这种不信任相伴而生的是，人们对以下事情不抱幻想：“他们”会为一个人做些什么，会以那种复杂的方式——显然是不必要的复杂方式——做些什么，而且在这种复杂的方式里，如果接触到他们，“他们”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多年来，工人阶级人民体验到了在劳工介绍所里、在咨询医生那里、在医院里的排队等候。

无论是有理还是无理，他们都通常抱怨那些专家，以便得到他们自己背后的某些东西，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啊，要是那个医生知道他在做什么，就绝对不会失去那个孩子了”。他们怀疑，公共服务不会非常轻易、有效地提供给他们，不会像那些能够打打电话或发封语气强硬的信函之人所享受到的那样。

这是理查德·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社会里“他们”所具有的特征的一个总结。理查德·霍加特是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文化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工人阶级的热爱和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深入研究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识字的用途》书影，1998年版。[图源：routledge.com]

沈阳的工业基础雄厚，工业人口众多，所以“他们”的负面清单也特别庞大。随着城市日渐衰落，这个名单不断扩大。最典型的是当官的——可能来自于单位，也可能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机关；接下来是给当官的使唤的，在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和社会暴力的现场，这些人很容易被发现；再之后是专业人士，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那就意味着“自己”可能会被蒙在鼓里或者是被欺骗；然后扩大为所有交易的对方，而偏偏随着社会的市场化，交易的频率越来越高，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再接下来，所有市场参与者，不管是不是跟你有交易关系，都会成为怀疑对象。

有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荒诞。

沈阳的“他们”中，有一群人叫“南方人”。改革开放之初，沈阳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还是像盛世恐龙一样的存在，不着急拥抱市场化， 当然也没有特别像样的机会拥抱市场化，有开风气之先者总是在算计着沈阳与南方的差距，久而久之，就像总是被逼着学隔壁家榜样的青春期少年，演变出了一种逆反心理。最后完成了沈阳人与南方人的对立。

与此同时，还有一群生意人在沈阳一点点做大，多半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他们也成为榜样的一种。而且，很多有这种素质的人同时有着南方人的身份，这事就麻烦了，它放大了“他们”的感觉。

如果又是南方人又是生意人，那基本上会被认为是“到沈阳来抢钱的人”，基本上要面临绝境中的三个终极问题：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干啥；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好，你敢铤而走险，到底包藏什么祸心；我要更加审慎严格地判断与你的合作可能。后世之所以对沈阳和东北营商环境有微词，其实都要归咎于这三个灵魂拷问的变种，它们分别是：你们是有罪推定的对象，可能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者；我在交易过程当中，必须与你斗智斗勇，偶尔还要斗狠，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会因此而有道德上的负担；我会严格审查你的合同、资质和其他所有的东西——通常这些已经是各种官员做的事了。

“我们”和“他们”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随时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和自我定位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保持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洁净，同时——这可能确实不是很好——能在“他们”的世界里出入平安。

当然，人经常会处于错位的状态，有的时候，因为参照系不同， 人也会不断变化自己的位置。作为大东区腹地背景深厚的工人阶级子弟，王平的出身及其接受的家庭和社会教育，决定了他与工人群体的天然接近性。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使得他完成了自己的阶层跃迁， 成为一位专业人士，所以很大概率他会被划到“他们”那个范畴中。

在最初的时候，王平不会意识到这种从“我们”（注：工人阶级）到“他们”（注：另外一个人群）之间的变化。一切都是以很合理、很顺畅和高歌猛进的方式进行的。理查德·霍加特最不喜欢的“工人阶级的背叛”当然是阶层跃升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在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中完成的。

*本文节选自伊险峰、杨樱《张医生与王医生》第七章“‘我们’和‘他们’”，新经典 | 文汇出版社，2021年10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

〇编辑：岛民 〇排版：一介

〇审核：绿箩 / 花椒

往期新书回顾

社會學會社【新书推荐栏目】
2020年，社会学会社推出【新书】新栏目。新栏目旨在推荐高质量的社科类新书，推送内容主要为该书的简介、书摘或书评。新栏目秉持会社一贯方针，为非盈利性纯公益栏目，不会收取任何推广费用，力图为读者推荐高质量社科学术类新书。如有意合作，欢迎各出版社联系本公众号小编（杜谔）微信洽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