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 | 失范的分工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所谓“双元革命”的结果，即随着工业经济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逐渐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的观念和物质形态。但这“双元”之间并非完美协调、齐头并进的，而是时常不免于相互龃龉。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在奏响效率凯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产生新的威胁。时至今日，从不舍昼夜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到驰骋街巷享受“虚假自由”的外卖骑手，再到科研体制中意义幻灭的学徒，诸多现实仍提醒我们关注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本专题希望通过追溯这一问题的源头，从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中激活应对现实的想象力。
亚当·斯密作为专题开篇的人物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熊彼特语）”。斯密一方面赞美分工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一方面也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他乐观地诉诸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社会后果的认识，约翰·穆勒大谈分工的利益即是一例。与斯密同时期的亚当·弗格森则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素材，更启发了马克思对工场分工及其所赖以发展的“商业共和国”的质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的大量运用使得劳动分工与斯密想象的别针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后果更为复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异化”“失范”和“理性化”的视角展开分析。作为专题结尾，吉登斯的文章综合比较了社会学三大家围绕分工展开的论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何以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命题。策划人涉猎尚浅，专题不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4.15－1917.11.15），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有《自杀论》《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相关阅读：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反常的自杀；什么是社会事实）[图源：thoughtco.com]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把分工当作一种正常现象来研究。但是，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或者像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表现出了很多病态的形式，这也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的。就正常状况而言，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但是在某些时候，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分工偏离了它的自然发展方向，只要我们无法证明这些现象是一种例外情况，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分工是否会合乎逻辑地产生这样的结果。再者说，对这些偏离形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确定形成正常状态的各种条件。当我们知道分工在什么情况下不再会产生社会团结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它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了。在任何时候，病理学都是生理学的出色助手。我们可以试图把犯罪职业以及其他有害的职业划归到不规则的分工形式中去。这些职业不仅会对社会团结产生消极作用，而且是由许多非常特殊的活动组成的。但是，准确地说，这些活动绝对不是分工本身，它们只是某些纯粹而又简单的分化，这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尽管癌症和结核会使机体组织产生更多的偏向，但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新的特殊的生物功能。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共同功能的分配，然而，在这个有机体内——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却形成了另一种有机体，它为了谋求生存必须损害前者。这绝对不是一种功能，因为只有它在协同其他功能共同维持普遍生活的前提下，这种活动方式才能被称作功能由此看来，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所研究的例外现象划分成三类。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在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形式，只是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形式是最普通和最重要的。
一
第一个例子就是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它们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实际上，它们已经证明，在有机体的某些方面，某些社会功能相互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换言之，随着劳动分工的逐步发展，这些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此。从1845年到1869年，破产现象就增加了70%。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经济生活的发达，因为商业企业的密集程度要比它在数量上的增加幅度大得多。
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劳资冲突。工业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在中世纪，工人还通常与雇主相邻而居，在“同一家店铺和同一条椅子上”分担工作。他们共同组成了同一个企业，共同过着同一种生活。“双方几乎是平等的；至少对某些业务来说，任何人只要完成了学徒任务，并且拥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另立门户。”因此，双方的冲突完全是一种例外情况。自15世纪以后，情况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同业公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共同的避难所，它变成了雇主个人的财产，雇主本人可以决断任何事情……自此以后，雇主和雇工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很深的鸿沟，也就是说，雇工们开始自成一类，开始有了自己的习惯、规范和独立的联合会。”一旦双方产生了这种分离，冲突也就越来越频繁了。“当雇工们牢骚满腹的时候，他们就宣布罢工，或者联合起来抵制一个城市或一个资本家，所有人都必须遵从这个命令……联合会的权力就是使工人们掌握可以与资本家对等抗衡的各种手段。”但是，这种情况“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情况还相差很远。雇工们造反的目的是要获得更多的工钱，或者是要改善工作条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使他们忍辱负重的老板永远是他们的仇敌。他们努力抗争的目的就是让老板在某一点上作出让步，因此这种斗争也就很难一以贯之下去。车间里还没有存在势不两立的仇人社会主义学说还没有为人所知。”到了17世纪，工人阶级的历史进入到了第三阶段:大工业时代到来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裂痕变得更加明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们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他们人尽其责，分工体系也随之完善起来。在旺罗贝（Van Robais）一家雇有1692名工人的工厂里，分别设有卡特怀特织机以及刀具、漂洗、染色、织布和缩绒等专业车间，每个车间的工人也分成许多门类，各自的工作完全不同。”与此同时，随着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人们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他们稍有不满，就坚决抵制资本家，谁要是不遵从共同的决定，谁就会倒霉。”我们就此可以看到，从此以后，工人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了。
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发现，这些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的部分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对现实地位的不满，由于他们不具备任何谋求其他地位的手段，所以只能接受这种控制和压迫。然而，仅凭这种压迫形式还不能完全解释此类现象。实际上，所有继承遗产的人们也同样受到了沉重的压迫，这种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正是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在这个社会里，所有工人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同样的遭遇。在小工业社会，劳动分工还很不发达，我们还能够看到雇主和雇工相对和谐的景象；但是在大工业社会，整个世界全都颠倒过来了。因此，这类现象的产生肯定还会有其他某种原因。
在科学发展史上，人们常常对同样的现象作出其他的解释。直到最近一段时期，科学还几乎没有被划分开来，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人还可以去研究所有的科学问题。因此，人们往往会强烈地感受到科学的一致性。构成科学的许多特殊真理数量还不多，异质性也不强，人们就很容易发现能够把它们连接成为惟一而又同一的体系。由于科学方法具有一种普遍性，相互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人们还能感受到各种方法在不知不觉地产生分歧之前所具有的共同脉络。但是，当科学逐渐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时候，每个科学家就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仅局限于特殊的学科，同时也局限于某类特殊的问题。在孔德时代，孔德就曾抱怨说，在科学世界里，“几乎没有人具有能够把整个科学包容在一起的才智，其实，科学本身也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他认为，“大多数学者只知道孤立地思考问题，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科学或大或小的领域里，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自己特殊的研究和普遍的实证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了。”由此，科学被分割成为许多狭窄的研究领域，彼此毫无联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了。这恰好可以证明，一旦这种缺乏和谐性和统一性的理论普及开来，每一种专门科学都会具有一种绝对价值，每个科学家也会致力于专门学科的研究，根本不考虑它服务于什么目的，发展到什么方向的问题。沙夫勒说道：“知识分工是很令人担忧的，我们害怕新的亚历山大哲学卷土重来，使所有的科学再次破产。”
二
只要分工的发展超出了某个特定阶段，有时就必然会带来这些后果和严峻的事实。有人曾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常常埋头工作，在自己的特殊活动中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不再会意识到在他身边从事着同样工作的同事，他甚至已经完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共同的工作。因此，如果分工进一步发展下去，它真的会成为社会瓦解的根源所在吗？奥古斯特·孔德指出：
每一种分解作用都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分散作用，人类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个人之间的分歧，同时智力和道德也会以同样的比例产生分歧，它们要想共同产生影响，就必须通过同等的和永久的原则来不断提防和阻止不协调的情况发生。从某种角度来说，社会功能的分离能够使探微发幽的精神得到良性发展，否则，人们便很难形成这样的精神。但就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分化会很自然地使顾全大局的精神产生窒息，或者至少可以说会对这种精神产生深刻的阻碍作用。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既可以紧密地依附于大众，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自身的个别活动中去，与此同时，这些活动也常常会使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私人利益，模糊地感觉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同一种原则既可以使社会普遍得到发展和扩大，同时也可以把社会分割成为互不关联的团体，这些团体看上去，或者根本上已经不再是同类事物了。
埃斯皮纳也差不多持有同样的看法：“分工就是分散”。
劳动分工凭借自己的特性可以产生一种分解作用，特别是它的专业化功能越强，这种作用就越充分。但是，孔德并没有在他的原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让社会返回到他所说的普遍性时代，即社会形成时期同质的和无差别的状态。功能的分化是有用的和必需的，但统一性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统一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分化过程中产生出来，因此，要想实现和维持这种分化过程，社会有机体就必须形成一种特殊的功能，并且要由一个独立的器官来代表它。这个器官就是国家或政府。孔德认为：
在我看来，政府的社会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限制和预防人类在观念、情感和利益上的分散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基本的，又是有害的，它是人类进步原则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假如这种分散作用能够毫无阻碍地向它本来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就会在所有重要方面对社会进步产生阻碍作用，必然会给自己带来毁灭的命运。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与政府相应的基本理论和抽象理论的最初实在的和合理的基础。在这里，政府是由最高贵、最完整的科学推论构想出来的，换言之，它是以整体对部分必然产生的普遍反应为特征的，这些反应刚开始还是自发而成的，后来便逐斩受到了规定。实际上，显而易见的是，防止这种分散状态的惟一可行的手段就是把这种必然反应转变成一种新的特殊功能，使它适当地介入到所有社会管理职能的正常运作过程之中，之所以如此，就是要使人们不断回想起整体的概念以及共同团结所带来的情感。
政府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完全是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作用。科学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对科学的统一性的破坏，每到这时，一种新的科学就担负起重建科学统一性的使命。既然细致入微的研究会使我们忽视人类知识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要确立一种特殊的研究体系，去重新发现这种知识，使它凸现出来。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把对科学普遍性的研究作为一门最重要的专业。应该号召一批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不要去从事自然哲学某个分支的专门研究工作，而应该去考察各种买证科学的现状，专心致志地确证每门科学的精神，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连带特征，尽可能地把所有科学的特定原理概括成少数的共同原理……这样，科学分工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不存在任何危险，不管各种知识秩序在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曾经说过，政府机构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尽管两者不是对等的，但至少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性。在社会功能得到了普遍分化的地方，各种机构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相互发生着作用，从而使社会事件更容易得到普遍的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环节类型的消失，它们更容易分散在同样的组织机构的整个领域。根据以上两种理由，控制机构越是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越多，它的功能作用就越会频繁地运作和增加起来。然而，它作用的范围却没有随之扩大。
因此，在普遍的和表层的生活之下，还有一种内在的生活。这是个机构的世界，它们并不完全独立于控制机构，但如果后者不指手画脚的话，它就会不知不觉地，或者至少说是正常地产生作用。这些机构摆脱了政府的支配，它们总是对政府敬而远之。任何时候，政府都很难规定各种经济市场的条件，指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消费需要来确定生产规模等等。所有这些具体问题都会带来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都必须参照许多特定的环境，只有熟悉这些环境的人才能认识到它们的特性。本质而言，如果这些功能已经陷入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那么政府则很难使它们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起来。因此，如果分工真正起到了人们所说的分散作用，那么这种影响就会畅通无阻地传遍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但是，能够为组织社会和有机体产生统一性特征的只能是各个部分之间自发而成的共意状态，这种内在团结不仅像社会上层核心那样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核心只不过换了个花样，好叫人们去膜拜它。因此，大脑并不是有机体统一性的创建者，只是它的表现者，它可以使有机体产生有效的作用。有人常常提到整体必须对各个部分作出反应，但是整体必须首先存在才行。也就是说，只有各个部分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联系，整体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相应地作出反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在社会的整个范围，而不是几个特殊的领域内会不断产生分解作用，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看到的只是不断集中的趋势。
但是有人却说，我们不必纠缠于这些细枝末节。我们只要在必要的时候想起“整个社会的精神和共同团结所带来的情感”就足够了，只有政府才有资格发挥这种作用。话虽然不错，但如果各种社会功能之间不能自发地进行合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太普通了，它根本保证不了这种合作。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因为每个人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用，才把自己当成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一部分吗？然而，这种说法真是太抽象、太模糊了，它总是像那些烦琐的说明一样时断时续、若隐若现，根本无法与那些生动具体的印象相比，我们每个人在职业活动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因此，假如这些活动真的产生了我们提到过的效果，假如我们每天所繁忙的这些职业真的能够把我们从我们所属的群体里抽离出来，那么这种我们很难想起来，在意识里又没占多大分量的观念就没有能力牵制住我们。要想真正感受到我们的依赖状态是很实在的，它首先就必须是连续不断的，除非它与每项特殊功能的运作不发生关系。倘若真的如此，专业化的发展就不会导致这些令人非难的结果了。政府行为的目的难道就是要保证各种职业之间的道德一致性，要“避免社会取向渐渐集中于从事同种职业的个人，使这些人越来越脱离其他阶级，从而使自己的共同习惯和共同思想越来越少吗？”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是借助强力就能取得的，也不是靠违反事物的本性就能取得的。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会带来道德的分化，两者是同时形成的。而且，我们也很清楚这两种现象共同出现的原由是什么。集体感情已经没有能力去限制分工所导致的离心倾向了；一方面，这种倾向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另一方面，集体感情本身也日趋没落了。
同理，哲学本身也越来越难以维护科学的统一性。只要某个人能够同时钻研所有不同的科学，我们或许还有能力去挽救科学的统一性。但是，随着科学专业化的发展，大规模的科学综合最后只能变成不成熟的普遍化思想，因为综合本身所要确认的现象、规律和假设已经多得举不胜举，人类的智力对此已经越来越难以获得足够的精确知识了。利鲍说得不错：“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尽管哲学是整个世界的普遍概念，但是假如有一天，个别科学变得非常复杂，哲学很难摸进它们的枝节中去，那么哲学家们就只能应对那些有关最普通的结果的知识，哲学本身也不免会流于肤浅。到了那个时候，哲学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当然，人们有理由去评说一位潜心从事专业研究、拒绝认识外部事物的学者趾高气扬的劲头。但是，我们要想准确地认识某种科学观念，就必须设身处地地实践这种观念，换言之，就是要将这些观念注入生命。这是因为，即使有那么几个前提得到了明确界定，也构成不了科学的全部。在我们已经获得的现有科学以外，还有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科学还未被认识到，还有待人们去探索：除了人们已经得到的结果外，还隐隐约约地存在着某些希望、习惯、本能、需要和预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它们是那样的强烈有力，有时候甚至会决定学者的整个生活。所有这些都是科学：甚至是最好的科学，或者是科学的绝大部分，因为已经发现的真理总归比未经发现的真理少得多，而且，在我们掌握已经发现的真理的全部意义以前，在理解这些真理的基本内涵以前，趁着它们还没有结晶成明确前提的时候，必须仔仔细细地观察仍然拥有自由状态的科学生活。否则，我们所掌握的只能是些字面涵义，而不是它们的精神。换言之，所有科学的灵魂只能存在于学者的意识之中，并且只有一部分的灵魂才可能表现为实体和可感形式，而它得以表现的公式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容易发生转变。至于那些无法转换成外在符号的科学，情况就不同了：任何事情都是个人的，都是通过个人体验获得的。我们要想参与其中，就必须去从事工作，去亲身经历各种事实。按照孔德的说法，若要确保科学的统一性，只要使各种方法获得统一性就够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各种方法是很难统一起来的。由于它们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所以我们无法把它们从既定的真理体制中完全抽取出来，并分别加以确定，如果人们不去亲身经历它们，就谈不上认识它们。然而，一个人是不可能从事大量的科学研究的。空泛的普遍化只能了解事物的粗枝大叶。而且，如果我们想一想科学家们在发现真理，特别是那些最特殊的真理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持着谨小慎微、专心致志的状态的，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唾手可得的学科对科学家们来说简直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不管这些普遍化哲学有什么价值，科学绝对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它所需要的统一性。这种哲学尽管可以展现科学的共性、规律以及特殊方法，但除了这些相似性以外，毕竟还有许多差异有待综合。人们常说，普遍性潜在地包含了它所概括的各种特殊事实，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它只包含了这些事实的共同之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两种现象都是不同的，哪怕它们是非常简单的现象。因此，任何普遍前提想要掌握事物的主要内容，都不免会遗漏其中的一部分。要想在客观的和同质的单个公式中把事物的具体特征和固有属性表现出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相似性超出了差异性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把这种共同的表现结合起来。在总体的和谐中，个别的分歧渐渐消失掉了。反之，当各种差异逐渐增多的时候，这种凝聚就不那么牢固了，我们需要采取其他手段才能把它们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想像，当各种专门科学连同它们的公理、定理、原理、公设、步骤和方法变得越来越多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一个简短的公式，例如进化律并不足以综合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即使这些概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们所能解释的部分与它们无法解释的部分相比，也不值一提。因此，这种办法并不能改变实证科学的孤立无助的状态。它们所支持的各种个别研究与综合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很大的鸿沟。连接两类知识秩序的纽带真是太纤细、太松弛了；如果专门科学只能在它们所依赖的哲学里意识到相互间的依赖关系，那么这种感觉本身就是模棱两可、行之无效的。
换句话说，哲学就是科学的集体意识，当劳动分工逐渐产生以后，集体意识就会日趋衰落，这是同样的道理。
三
尽管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分工是团结的根源，但他似乎没有看到这种团结不仅是固有的，而且会逐渐代替社会相似性所带来的团结。因此，他注意到了在社会功能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相似性不断衰落的事实，并把这个事实说成是病态现象，认为专业化的过度泛滥会对社会凝聚构成为威胁。他觉得，分工的发展有时会带来协作的匮乏。然而，既然我在上文里已经说明集体意识的削弱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是一种反常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有机团结并不是必需的，这不是因为机械团结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而是因为有机团结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还没有完全实现。
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年－1857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社会学这一学科，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他创立的实证主义学说是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图源：historiadomundo.com.br]
其实，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同时发现一种非常完善的规则体系，它可以确定各种功能的相互关系。有机团结的存在，单靠各个机构在相辅相成的过程中组成一个系统，并以此方式感受到了团结的存在是不够的，即使不在它们的每次相遇中，但至少也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它们必须预先确立相互协作的方式。否则，它们要想彼此获得一种平衡状态，每次都必须进行一场新的争斗，因为它们要想获得达到这种平衡的条件，都要经历一个展转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与其说是个帮手，还不如说是个敌手。如果这种冲突不间断地发展下去，而且双方的责任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都需要重新调整，那么所谓团结也只能是一个空洞的事实。继而，它们会对契约产生一种阻碍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首先，并不是所有社会关系都能够确立这种法律形式的；其次，契约本身也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确定一套规则体系，它可以像契约生活那样，范围变得越来越大，性质变得越来越复杂。再有，任何以此方式建立的纽带持续的时间往往也不是很长。契约只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协定，它只能暂时对敌对双方起到安抚作用。毫无疑问，无论这种规则体系规定得如何明确，都不免要给各种争执留下很多的余地。要想使整个社会生活不发生争斗，这的确是件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的事情。团结的作用并不在于彻底根除竞争，而是在于调节竞争。
而且，在正常的状况下，这些规范是从分工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换言之，它们是分工的延伸。如果分工只能使个人为了交换自己的劳动暂时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不会产生任何规定作用。相反，分工带来的是各种功能，即在特定环境中固定重复着的各种明确的行为方式，这些功能是与社会生活普遍而且恒常的条件有关的。因此，这些功能之间确立的关系便在稳定性和规范性方面达到了同一水平。它们不仅以确定的方式相互作用，而且也与事物的性质相互吻合，并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变成了习惯。当这些习惯变得十分有力的时候，就会转变成为行为规范。过去预先决定着未来。换句话说，当它们确立了各种权利和责任的分配方式以后，它就变成强制性的了。因此，规范本身并没有确立具有固定联系的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状态，它作为在特定情况下的功能，通过一种可感的和确定的形式把这种状态表现出来。同样，神经系统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决定了有机体的进化，相反，它只是有机体进化的结果。神经是不同器官交换波动和交换刺激的途径，是生命为自己开掘的一条始终通往同一个方向的通道，而神经节则是这些通道的交叉路口。有些道德家们还没有认清这种现象，就责备分工不能产生真正的团结。他们只看到了个别的交换和暂时的组合，在个体放任自流的过程中，他们既没有看到过去，也没有看到将来。换言之；他们不仅对社会团结的缓慢过程没有任何感受，也忽视了社会关系在渐渐编织成自己的网络的同时，永久地确立了有机团结。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这种规定既不存在，也与劳动分工的发展程度无关。今天，任何规则都已经不再规定经济领域里的企业数量，不再规定能够与消费水平完全持平的工业产量。而且，我们也不指望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很实在的结论。我并不认为限制性规定是绝对必要的，在这里我也不想去评判它们的是非优劣。我只想说明一点，倘若没有规定，各种功能就不能合理地和和谐地发挥用。尽管经济学家说得不错：因为根据需求的多少物价有高有低，生产也有缓有急，所以和谐状态总归会重新产生的。但是，如果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和谐状态，就必须经历一个打乱平衡、陷入混沌的阶段。再者，各种功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混沌状态自然也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因为在组织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就越觉得有必要扩大规定的范围。
直到目前为止，劳资关系还是一种不太确定的法律状态。雇佣契约在法规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特别在我们考虑到各种复杂而又歧异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它们加以规定。而且我们毋庸多说，所有人在今天都意识到了这种缺欠，并且在竭力作出补救。
方法论的规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法律和道德规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它直接指导着学者的思想，就像后者直接约束人们的行动一样。如果每一种科学都具有自己的方法，那么他所确立的秩序就完全是内在的秩序。这种方法与专门从事同一门科学研究的学者所采用的步骤是可以相互协作的，但与这种学科以外的学者却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原则可以使各种不同的科学协调起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道德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因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甚至生物学还没有割裂到这种程度。但是，法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史学家则各守一摊，好像他们所研究的各类事实属于许多独立的世界似的。但是在现实中，这些事实却无时无刻地发生着联系，相关的学科也同样如此。所以有人说，科学领域普遍存在着混乱无序的状况，这话虽说有点夸张，但对那些专门科学而言，却是字真句实的。其实，这些科学就像是几个互不关联的部分所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些部分根本不可能相互进行协作。因此，这个整体是缺乏统一性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地感觉到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不同的例子就是不同的门类，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那是因为各个机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规定，它们已经陷入了失范状态。
然而，这种状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既然规范体系是各种社会功能自发形成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确定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只要这些机构能够得到充分的接触，并形成牢固的关系，失范状态就不可能产生。实际上，它们在相互贴近的时候，很容易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受到相互的需要，都会强烈而持久地产生相互依赖的感觉。同理，它们也很容易进行相互有序的和频繁的交换；正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了规律，所以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结合起来。最后，在双方可以感觉到最细微的影响的时候，规范就形成了，而且带上了这种影响的痕迹。换言之，这些规范预先确定了各种平衡条件的细节。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双方产生了某种隔膜，只有具有一定强度的刺激作用才会使它们进行沟通。如果它们之间的联系很少，就很难经常重复，也产生不了确定的形式。所以，这些步骤总要不断经历一个展转曲折的过程。如果各种波动只能时断时续地产生，那么它们所经由的途径也就不再会变成一条固定不变的通道。我们至少可以说，尽管有些规范能够持续不断地被继承下来，但由于它们本身是普通的和模糊的，它们只能确定各种现象最普通的轮廓。即使双方近来有了比较充分的接触，这种接触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一般而言，连续性条件是从事物本性之中产生出来的。有机体两个以上的部分如果要共同分担一种功能，它们首先必须要产生一定的关系。而且，在分工形成以后，它们彼此之间就会产生需要，并且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们的距离缩短。这就是斯宾塞所说的动物越高等，它的各个器官之间就越接近，就容易弥补彼此间的裂痕的道理。但是，如果这时候产生了某些例外情况，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目前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环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不同的环节就会有不同的经济市场。因此，每个市场也都是十分有限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很近，非常容易估算出他们所要满足的需求幅度。他们不费多大力气就会达成平衡，生产也可以自行规定。但是，随着组织社会不断发展起来，各种环节就需要把许多市场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市场，把整个社会都包括进来。这个市场甚至超出了原有的界限之外，变成了普遍市场，因为在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以后，民族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了。这样一来，每一类工业生产所满足的对象，即消费者遍及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它们彼此间的联系也不像原来那样充分了。生产者不仅看不到整个市场是什么样子，甚至无法想像整个市场的样子。他已经弄不清楚自己的界限了，因为他已经毫无界限可言。从此以后，生产没有了任何一种限制和规定。它只是在胡乱地发展着，在这个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会偏离出自己的轨道。这样，经济危机就周期性地扰乱了经济功能。地方和局部的危机皆以破产为代表，破产和危机大体上都出于同样的根源。
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大工业出现了，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改变。神经系统的过度疲劳，再加上大城市的迅速蔓延，使社会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了。机器工作代替了手工工作，大工厂代替了小工场。工人被集结起来，成天到晚离开自己的家。他们的住所与它们的雇主相距很远。这些新的工业生活条件自然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变化速度非常之快，各种利益仍在不断发生冲突，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使它们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最后，道德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状态，是因为它们最终被纳入了实证科学的范围。实际上，近百年来，新的现象领域已经为科学研究敞开了大门。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自然取向，在这个领域里或这或那地选择了各自方向。尽管他们所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广，但直到现在他们还彼此疏远，意识不到把他们维系在起的纽带。只有各种科学研究之间建立了联系，并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团结状态，才能彻底摆脱它们离开起点越来越远的事实。科学的统一性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它不是某个公式范围狭窄、内容空泛的抽象统一性，而是整个有机体活生生的统一性。我们要想把科学融为一体，并不需要把眼光死盯在纯粹的意识领域——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看到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觉得自己在齐心协力地完成同一个目标就足够了。
上述说法推翻了所有对分工最严厉的责难。
人们常常责备分工使个人变成了机器，失去了个性。其实，如果他没有弄清楚社会需要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没有把工作和目的结合起来，他就只能去循规蹈矩地进行工作了。他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活动，过着单调机械的生活，没有一点儿乐趣，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工作。他已经不再是活的有机体中的活的细胞，因为真正的细胞不仅能够与其邻近的细胞持续不断地发生关系，而且邻近的细胞也可以对它产生影响或适应它的影响，从而根据环境和需要的变化不断扩张、收缩、弯曲和变形。这样，他就成了一种毫无生机的零部件，只有外界力量迫使他朝着同一个方向，按照同一种方式不断运动。当然，不管人们具有怎样的道德理想，倘若他们见到了人类本性如此败落的景象，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如果道德的目的在于个人的完善，那么它决不会允许个人沦丧到如此地步，如果社会也是道德的目的，那么它决不会允许社会的源泉最终枯竭。这样的灾祸不仅会危害经济功能，甚至会危害所有社会功能，不管它们是否具有很高的地位。孔德认为：“在物质世界里，我们常常去慨叹工人一辈子去做刀柄和别针这个事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但对健全的哲学而言，在精神世界里，我们也应该对人的大脑不断被用来专门解决几个等式，对几个昆虫进行分类的事实感到遗憾：这两类事实，在精神上的不幸是极为相似的。”
针对工人们的这种情况，人们有时候也会提出某种补救方案，譬如，在掌握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同时，让他们接受普通教育等等。但是，人们毕竟认为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分工所导致的，上述方案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分工并不会因为接受了自由教育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如果工人们对艺术和文学发生了兴趣，这当然是件好事情，但他们每天每夜都被当成个机器，这毕竟是件坏事情。而且，我们看到这两种生活方式简直是太不一致了，根本无法调和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人已经习惯去思考广阔的领域、完备的观念和精致的普遍化问题，那么他就会无法忍受把自己限制在专门研究的狭窄界限里。因此，这样一种补救方案即使可以使专业本身变得无害，但终究是不可忍受的，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不过，有一个事实与我们前面的说法刚好相反，也许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分工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结果，并不是它的本性使然，这只是一种例外的和反常的情况。分工要想得到发展，同时又不在人类意识里产生这种灾难性的影响，并不需要用一种相反的力量加以调整。它只要依靠自己就足够了，它并不需要外界力量来改变它的性质。一般而言，每一种特殊功能的运作都不需要把个人专门限制在这一领域里，只需要与邻近的各种功能持续发生关系，意识到这些功能的需要和变化等。分工不需要工人们埋头苦干，而是需要他们意识到能够影响到他，又能受他影响的协作过程。因此，他并不是毫无感觉和意识、只知道循规蹈矩的机器，他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取向有所了解，对自己的工作目的或多或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应该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他用不着在社会领域中占据很大的部分，他只要感觉到它，弄清楚他的活动目标就足够了。这样，不管他的活动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化水平，获得了什么样的统一性，他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都会懂得他的活动的意义所在。如果经济学家们认清了分工的本质属性，不再毫无保留地公开责难分工，如果他们不再把分工仅仅看作是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他们就会看到分工首先是社会团结的源泉。
〇本文原载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三卷第一章“失范的分工”。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54年法国织布厂的工人。[图源：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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