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 | 论语言的经济效应：理论、经验与启示

张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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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的经济效应：理论、经验与启示

摘要

探索语言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应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人类特有的交流媒介，语言具有一些显著的经济特征，这使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合适对象。本文讨论了语言的经济特征和属性，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分析梳理了语言的经济效应。微观个体层面，语言表现为依附人体的语言能力，较高的语言能力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产生工资效应；宏观国家层面，个体语言能力加总构成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对外交往中克服语言障碍的先决条件，具有贸易效应，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探讨语言的经济效应，对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生活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语言；语言能力；经济特征；经济效应；

基金资助：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国语言扶贫的经验成效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ZDA135-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1BYY200)；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2.06.012

文献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0(06)

北大核心 CSSCI AMI 核心

作者简介：张卫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外语教师教育中心客座研究员。

基金资助：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国语言扶贫的经验成效及相关理论问题研究”(ZDA135-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1BYY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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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为解决种种复杂的语言问题，[1]语言学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跨学科倾向。一方面，语言学与诸如社会学、心理学、计算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产生交融，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其他学科理论和工具被直接借鉴或应用到语言研究之中，经济学便是其中之一，这也直接催生了语言经济学或语言的经济学分析这一研究领域。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始于经济学家 Jacob Marschak, [2]他研究强调语码信息传递等语言内部沟通效率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球经济与贸易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引发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动激增，加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之间跨地域交流的需求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语言沟通效率不仅仅是单一语言的内部问题，人们需要了解使用何种语言沟通更有效，即在不同语言之间找出最优的语言关系，使沟通效率最大化。因此，语言经济学分析的重心向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方向转变。

本文在讨论语言的经济特征和属性的基础上，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分析梳理了语言经济效应研究(主要包括工资效应和贸易效应)的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并讨论了它们对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生活研究的启示。

1

语言的经济特征和属性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其最主要的表象是人文性，但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些经济特征和属性，这使其成为经济研究的合适对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

语言的第一个特征是其交际性。此为其最基础和最主要的特征，即人类活动必须通过交流才能进行，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可以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例如，团队成员合作必须要相互理解，商品或服务交换必须信息共享和相互认可，跨境贸易必须建立在交流与沟通的基础上，等等。相反，当人们在上述情况下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时，活动效率是低下的。语言学上，这体现了语言的交际价值；经济学上，则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经济效用。

当然，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语言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其文化性。语言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群体的身份象征和文化表达。如果语言的唯一目的是促进交流，那么最优的解决办法是世界范围内只使用一种语言。但是很明显，现实社会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现在还没有),许多国家或民族群体都在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群体的文化特性。任何一个种族群体的历史和传统都嵌入在他们特定的语言之中。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语言承载着文化认同。对于一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例如阅读书籍、观看影视作品等),人们也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经济价值观。

语言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具有资本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是个体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满足人力资本构成的三个要素条件： 其获取需要成本；能给人们带来收益；依附于人体。作为人力资本，语言能力与教育和培训中所获得的其他技能并没有本质区别。以其成本为例，学习一门新语言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包括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显性成本),以及那些因学习语言而放弃的原本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隐性成本)。那么，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的成本，为什么还有人去学习语言?经济学的解释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语言学习是为了未来的收益，比如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更好地去创业，以及获得更高的薪水，或扩大个人的消费品集合。语言作为资本的观点在语言学中的语言企业家精神[4][5]和语言市场论[6]都有过精彩的论述。

语言的第四个特征是网络性。语言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数。当人们决定学习一门语言，这一行为不仅影响学习者本人，还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行为。[7]讲一种语言的人越多，这种语言对其使用者来说价值就越大，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该语言与更多的人交流。经济学上称之为语言的网络外部性，是无数群体成员大规模网络协调博弈的结果。语言 Q 值理论[8]则专门计算了语言通用度和其使用人数之间的关系。如果结合前面谈及的三个特征，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有些人一方面可能很重视自己母语的文化特征，但另一方面，如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使用另一种语言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如交流更顺畅、更容易找到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等),他们大都会主动或被动地改用该语言，而将母语只保留在本民族成员(如家庭或社区)内部使用。这种现象在跨国或跨地域的移民中尤为明显。

综上，语言与其他经济商品和服务一样，其价值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受相关的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语言却做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国家会倡导并制定这样或那样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经济结果。

2

语言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个体层面的语言经济效应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语言能力与劳动力市场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因此，很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都对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2.1

相关理论

人力资本主要指那些体现在劳动者身体上的资本，是蕴含在人体中且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力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储备。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之初，其概念主要应用于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语言在其中并没有被提及。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力资本被扩展到其他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活动中，比如人体健康或人口迁移和流动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活动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交流，沿袭这一思路，研究人员开始关注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追溯可查文献，Breton[9]首次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来描述语言学习活动，Vaillancourt[10]、Grenier[11]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了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被广泛地应用到语言技能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具体研究请参见下文“经验证据”部分)。

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值(present value)。它基于货币的时间价值理论，对企业或个人投资活动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算，用以反映投资的内在价值。通俗地讲，现值是指将未来某一时点上一定量的金钱折算成当今的价值。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就是基于这种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现值展开分析。在进行任何一项投资时，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最大限度地估算其成本和收益。一般来讲，成本是在项目投资一开始甚至是开始之前就已经产生的，而收益则往往是投资过程中或结束后才产生的，因此必须采用现值折算的方法才能比较出这种跨期投资的具体收益值。

人力资本理论区分了私人的和社会的成本及收益。

前面提到，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应用于教育和培训领域。教育的私人成本是由受教育者个人支付的，其私人收益建立在他们纳税的基础之上。教育的社会成本则既包括政府支付的成本，也包括个人支付的成本；社会收益包括所有的政府收入。从政策的角度看，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接受教育不仅可以为他们自身谋求福利，而且可以为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可能远远不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教育活动都由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财政补贴，并通过征税为这些服务埋单。

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语言学习中。

虽然语言课程通常也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更多的语言技能也可能是从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环境中习得，比如在工作中习得，或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习得。事实上，真实的情况可能更糟： 那些只在学校里学习新语言的人其学习效果可能并不好，因为他们不一定有机会进行课后练习。因此，要想精通一门新的语言，需要有语言环境，需要周围有人与学习者交谈。理想的状态是，语言学习可以在工作、购物、游戏等社交活动中完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语言外部环境。

Chiswick 和 Miller[12]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学习的影响因素，即接触、效率和经济激励。前两个因素是指学习成本。一个人接触到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学会一门新语言。能否接触到一门语言及其接触频率取决于讲该语言的人群规模，以及学习者与该群体接触的时间长短。而对于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效率来说，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讲，孩子和年轻人接触一门新语言之后会比老年人学习得更快，效果也要更好。Chiswick 和 Miller 还指出，一门新语言的语法结构与学习者母语的语法结构越接近，学习起来就越容易。第三个因素(经济激励)指的是学习一门新语言所带来的收益和好处。如果一种语言在劳动力市场和特定社会的其他经济活动中被广泛使用，学习它显然是有金钱价值的。因此，理论上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可以产生正向影响。

2.2

经验证据

现实社会中，语言人力资本的观点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即实证研究发现，

微观个体层面语言具有工资效应。

这些研究(见下文基于各国的实证研究)大都是基于 Mincer[13]提出的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及其扩展方程。该方程主要用以解释收入是教育、经验和其他个人特征的函数。它可以很好地模拟劳动力市场运作以及收入分配，因而也得到了语言经济回报研究人员的青睐。具体地，人们对那些与语言技能相关的特征进行变量刻画，并赋予相应的指标，然后添加为收入方程的自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根据不同的数据样本，变量可以是母语能力、第二语言能力、方言能力以及工作中使用的语言。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关注加拿大语言群体的经济地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魁北克省的法裔和英裔居民之间的工资差异。[14]基于当时的统计数据，人们发现法裔居民的收入明显低于英裔居民，而这与法裔居民英语能力相对不足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情况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得到较大改观。[15]继加拿大的研究之后，美国也陆续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与加拿大的研究不同，美国的研究主要关注西班牙裔人口和其他族裔移民的英语使用问题。[16][17]此后，有关语言能力与个体劳动者收入关系的研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得以开展，如英国、德国、西班牙、荷兰、土耳其、印度、南非等。[18][19][20][21][22][23][24]近年来，中国的本土研究也不断增多，[25][26]特别是基于我国语言扶贫理论与实践的语言与贫困治理成果为国际范围内的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27][28][29][30]

总之，大量的语言与收入关系研究发现，语言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给人们带来经济收益；语言能力越强，该收益越大。

由于研究样本人群、国别数据、语言能力变量定义以及分析中要求控制的其他变量等存在着不同，研究之间会有很多差异，但总体而言，在控制了个人背景特征的差异后，精通劳动力市场主导语言的人和不懂该语言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 5%至 30%之间。[31]

教育是人们最重要的一项人力资本，将教育与语言的回报率进行比较，或许能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语言在劳动力市场及其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多接受一年教育通常会带来 8%左右的工资上涨。[32]如果我们将语言回报率设定在 12.5%(取上文中语言回报率变动区间高值和低值之差的中位数),约等于一年教育回报率的 1.5 倍，这意味着在一定的教育水平下，对于那些必须学习新语言的劳动者来说，大约相当于要额外花一年半的教育时间才能达到同样的经济效果。

3

语言对国家间经贸往来的影响： 国家层面的语言经济效应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个体层面上语言能力对于劳动者的收入非常重要。而在国家层面上，个体语言能力加总构成国民语言能力乃至国家语言能力(关于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界定及区别，请参见注释(33)中的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赘述),[33]承载着国与国之间交流与沟通之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层面上的语言能力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各种交流的保障，特别是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个体层面的语言能力工资效应研究相比，国家层面上的语言与国际贸易研究是近年来才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Carr 曾指出语言和货币之间的相似性，认为使用同一种语言可以降低国家间的贸易成本，其方式与拥有同一种货币类似。[34]这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专门讨论语言与贸易关系的经济学文献。不过，Carr 所设想的共同语言只是国家间贸易协作的一种理想状态，因为真实世界里具有相同官方语言的国家毕竟还占少数。但这种分析并不妨碍它为后续的相关研究设定了理论基调，

即语言具有贸易效应，语言相通可以促进贸易发展，而语言障碍则是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

3.1

理论机制

理论上，语言之所以具有贸易效应，主要因为： 第一，作为交流的工具，语言使交流更加便利，而贸易双方使用不同语言，沟通无法展开，将增加贸易谈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不利于贸易的达成；相反，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共同语言或具有第三方语言的直接沟通能力，有利于贸易双方获取更多信息，减少了信息搜寻的成本。第二，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学习掌握贸易国语言有助于了解其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还可以增进不同文明和价值观之间的信任、理解和互动。

因此，语言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机理在于： 由于语言直接影响着贸易双方交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通过学习贸易国或第三方语言，一方面交流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得到缓解，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增强贸易双方对彼此文化及价值观的了解与互动，从而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35]

衡量语言贸易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其大小，常用的做法是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贸易引力模型将国际贸易(类比引力定律中物体双方的吸引力)和促进或抑制贸易的因素联系起来，其基本指标包括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和距离等。在基本指标之下，还有二级或三级指标，如经济规模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代表；距离可以是地理距离(包括是否接壤)、文化距离、制度距离、语言距离等。模型中常常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如汇率、是否为内陆国家或者岛国、是否具有贸易协定，或者是否有共同的宗教、殖民关系或法律渊源等。

3.2

经验证据

国家层面语言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衍生于贸易边境效应研究中对共同语言效应的考虑。[36]Helliwell[37]验证发现，贸易中确实存在着共同语言效应，这使得语言和贸易关系的研究从定性转向定量分析。与语言工资效应研究相类似，语言与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采用了多种语言变量形式，除了共同语言之外，国家语言沟通能力、第三方通用语言、语言距离等都被发现对贸易产生影响。下述研究不仅强化了语言互通有利于贸易的观点，还为语言在双边贸易中所发挥的其他作用提供了证据。

共同语言(主要指是否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是语言与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个变量。研究中测量该指标的方法也很简单，即设置一个二元虚拟变量(如果有共同语言，变量取值为 1,没有取值为 0)。在共同语言的贸易效应上，Frankel 和 Rose[38]发现，使用同一官方语言的两个国家之间贸易额往往是没有共同语言国家间贸易额的 1.8 倍，这一数值与贸易的边境效应影响基本相当。反过来，有研究发现，语言障碍对贸易的负向影响相当于征收了约 7%的关税，[39]大于贸易中其他与信息相关的成本所导致的约 6%的关税。Egger 和 Lassmann 则采取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研究发现，共同语言与双边贸易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其影响约在 33%至 44%之间。[40]

除常规的共同官方语言之外，Melitz 和 Toubal[41]以及 Egger 和 Toubal[42]还对共同母语(common native language)、共同口语(common spoken language)和共同官方语言(common official language)进行了区分，并基于 195 个国家 42 种共同语言的分类数据研究了语言对贸易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在上述三个变量指标之中共同口语的作用尤为重要。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会增加各国之间的贸易量，但是有时候使用一种贸易双方官方语言之外的第三方通用语(lingua franca)同样可以实现交易(比如中国和韩国之间贸易谈判时使用英语来交流也是可行的),那么此时之前用来刻画贸易双方是否拥有共同语言的二元虚拟变量指标便不再适用，非常有必要对一些通用语或非共同语言的贸易效应也进行测度。

Hutchinson[43]尝试使用国家人口中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人数作为通用语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讲英语的人口比例越高，该国与美国的贸易流量越大。Melitz[44]引入了语言“‘开路’沟通”(open-circuit communication)和“直接沟通”(direct communication)的概念，将一国 20%以上人口都在使用的语言称为“开路”语言，4%以上人口使用的语言称为直接沟通语言，研究比较了两种语言对贸易的不同影响。他发现，直接沟通语言对贸易的影响比“开路”语言的影响大三倍以上，这表明语言的贸易效应并不一定因其使用人口比例占优而增加。

Melitz 还考查了英语是否比其他语言对贸易的影响更大。结论与其之前的发现大体保持一致，即英语和其他语言相比并不特殊，它对贸易的影响统计上与其他语言的影响基本相同。当然，也有研究提供了反例。Selmier 和 Oh[45]使用了与 Melitz 相同的数据，发现英语是四种主要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中对贸易影响最大的语言。Jan Fidrmuc 和 Jarko Fidrmuc[46]认为，语言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官方语言，只要一种语言在两个国家中都有足够广泛的使用，无论它是否具有官方语言地位，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都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产生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国家间的贸易与双方国民能使用英语交流的随机概率成正比。这也与 Ku 和 Zussman[47]利用托福成绩来估计英语作为通用语对贸易影响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新近还有一些研究引入了语言距离，考查语言的相似度对贸易的影响。Hutchinson 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其贸易伙伴国官方语言与英语之间的语言距离越大，双边贸易量就越低。[48]在某种程度上，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越远，交流中产生语言障碍的可能性便越大。Lohmann 利用世界语言结构地图集(WALS)构建了一个语言障碍指数，发现语言障碍指数上升 10%可能导致两国贸易流量下降 7%至 10%。[49]Isphording 和 Otten[50]的研究也支持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发现语言相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多，但是和共同语言以及通用语的作用相比，语言距离对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

以上所有经验证据表明，

语言在国家层面存在着贸易效应，语言相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发展。

4

结论与启示

语言问题之所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语言问题与一些国家的历史背景、资源禀赋有关，还因为它与个体经济活动和国家经济运行密切相关。语言无论是作为一种交流工具或文化元素，还是作为人力资本，都具有经济价值，其经济效应不仅作用于劳动者个体，还包括更广泛的社会效应。本文从个体和国家层面对这些经济效应进行了梳理。

个体微观上，语言经济效应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语言工资效应，主要是指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语言能力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可以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掌握社会主流语言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国家宏观上，它体现在国际交往中语言贸易效应上，个体语言能力加总构成国民语言能力乃至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对外交往克服语言障碍的先决条件，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和发现语言的经济效应，其实质在于： 通过将经济方法应用于语言问题研究，促进人们对语言及其作用的理解。[51]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们丰富了语言生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尤以将经济学计量回归分析引入语言问题研究为甚。语言工资效应和贸易效应的区别则在于： 前者(语言与劳动力工资收入)侧重于语言变量对微观个体经济地位的影响，而后者(语言与贸易)侧重于语言变量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因此，探究语言经济效应，对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和语言生活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是关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个体语言技能方面的启示。

作为劳动力市场上一项重要人力资本，语言能力可以说是劳动者个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种基本能力。现有证据表明，语言能力和工资收入正相关。而对于我国现实国情来说，普通话、外语甚至是城市方言能力都会促进相关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其中，普通话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在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的设计和制定上，政府有理由继续鼓励人们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力度；流动人口密集地区则需要制定相应政策，为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语言服务，以保障他们适应新的语言和工作环境。2018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这是一项典型的以“服务社会需求为核心”的语言政策。语言扶贫举措将语言经济理论转化为实践，以推普助力脱贫攻坚，是中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一大创举。下一步国家层面需要深入思考和规划的是，如何巩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成果，如何转化现有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形成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为世界范围的语言政策和规划贡献中国智慧。恐怕这些问题绕不开对语言经济效应的深入挖掘。

其次，关于当前“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方面的启示。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将“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列为现阶段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加强和鼓励国民多语能力的培养，提高国家外语能力，增强国际事务中语言应对能力。上文提到，语言的价值通常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口数量，学习一门语言不仅对学习者自身有利，也利于他人。一方面，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各级公立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向学生提供官方语言教育，将新知识、新技术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通过国家通用语言传递给社会所有成员。另一方面，国家还应该鼓励人们积极地学习和掌握外语，提高国家外语能力。我国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但外语资源却非常匮乏，掌握的外语种数也极为有限。新的历史时期，语言竞争已成为当前各国竞争的新热点，外语实实在在地成为稀缺资源。如果储备不足，会制约经济发展，影响国家安全。[52]相反，为了争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扩大本国产品和服务在海外的市场，国家需要鼓励国民学习外语，特别是最常用的国际通用语。上述是个体语言能力加总成为国家语言能力并给国家带来益处的体现之一。语言学以往更多地从国家政治和文化诉求方面来分析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的经济效应研究，可以为上述研究增添来自经济维度的证据。

第三，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中“语言先行”“语言铺路”方面的启示。

这与语言贸易效应密切相关。语言贸易效应实质上在强调语言互通，它意味着在国际事务和经贸谈判中沟通更容易，可以更好地了解贸易伙伴的文化，有利于解决国际争端。在语言学框架下，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本身就有着很好的理解。然而，语言的贸易效应更加凸显了语言在国际经贸往来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使得我们对“一带一路，语言铺路”[53]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经济学意义上，语言互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双边贸易。语言贸易效应研究强化了人们对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认识，不仅如此，经济学利用计量手段还测度出语言对贸易的贡献度，这些经验和证据正是政策制定者所需的，对于制定融入语言的经济政策和融入经济的语言政策都有现实意义。

第四，关于通用语学习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面的启示。

这一问题涉及语言规划中的语言趋同和语言多样性。虽然语言的工资效应和贸易效应能从经济上给个体和国家都带来利益，但一味地追求语言的经济价值也会给语言规划带来新的挑战——通用语学习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困境。一方面，语言趋同能给个体和国家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人们对通用语学习趋之若鹜，致使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数越来越少，有些甚至存在着消亡的危险；另一方面，语言承载着文化，出于保护民族文化和保护多样性的目的，各国又都在想方设法地保护本国语言，特别是保护那些濒危语言。这是语言经济价值规律与语言规划建构两种不同力量的角力。不过，从经济和政策双重角度来看，语言的趋同性(强调交际)和语言的多样性(强调文化)之间存在着权衡。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确有助于交流，但这可能以牺牲其中一些人的文化认同为代价。事实上，尽管存在着冲突，语言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通过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鼓励外语学习、提高人们双语或多语语言能力来实现共存。语言经济效应研究并不单纯主张语言的经济价值，也倡导语言的文化价值，鼓励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并存。这对于语言政策制定者来说，可以帮助他们在存在潜在冲突的语言政策目标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

最后，在语言生活研究方面，考查语言的经济效应可以丰富语言生活研究的内容，在现有基础上增加经济的维度，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54]语言经济效应研究中所涉及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与运用、学习、研究语言文字、知识和技术等各种活动具有广泛的交集，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经济效应研究也是语言生活研究的一部分。例如，语言工资效应所强调的语言人力资本观已经被应用于语言与贫困治理、语言与健康治理、[55][56]语言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57][58]等领域。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语言服务乡村振兴是语言生活研究的新热点。[59]语言如何服务乡村振兴?它与语言扶贫有着什么区别和联系?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振兴”中，语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离不开对语言经济属性及其效应的研究。因此，考查语言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将相关研究的宏、微观层面结合起来，突出语言对个体、对社会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对语言生活域和语言生活研究界面的补充，其目的是促进人们对语言、语言生活以及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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